1949：和历史约会

初中生

中国的自主能力

导读：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印度距离他们比较近，而中国更为遥远。这不只是地理空间上的远近，而是文化、语言和历史上的远近。

《上海国资》：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这些不足之处，可否在发展的过程中克服，从而超越中国呢？

汪晖：文明的起落是漫长的，看一时一事不大看得清楚。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印度距离他们比较近，而中国更为遥远。这不只是地理空间上的远近，而是文化、语言和历史上的远近。比如中国有很长的文字统一的历史，而印度各地方言差别极大，从来没有统一的语言，直到殖民时代，英语才成为全国性的语言。

在印度学术领域，如果不用英语发表文章，几乎不能得到承认，这也使得印度的文化与学术与西方世界接轨的能力很强。对中国来说，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也让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始终有一种“不能与西方接轨”的焦虑；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恰恰因为这样的“差异”，中国文化上的自主性似乎更强，例如汉语就是中国学术最为重要的载体。

上个月我在印度开会，辛格总理在官邸宴请与会者。一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印度裔经济学家把我介绍给辛格总理。他特别介绍说，在进入全世界前一百名的大学中，中国已经有3所大学，清华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而印度还一所都没有。辛格很谦逊地听他说，并建议他提出方案，同时又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也有责任，我们的许多人才都跑到国外去了。”——因为有语言上的便利，印度最优秀的人才比较容易得到在西方国家工作的机会。而在中国，无论是科技还是人文领域，许多一流人才留在国内。这种“差异”很难说谁好谁坏：印度学术领域更为开放，而中国学术领域自主性更高。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清华大学自动化领域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中国的电子技术方面与美国的差距大概在10年左右，但是随着投入的加大，中国发展得非常快。

此外，虽然印度的软件业发展水平很高，但主要是美国外包，印度并没有开发一套独立的系统；相反，中国自身的市场很大，由于语言平台等因素，逐渐地形成了一套自主独立的系统。

初中生

“东亚模式”解释不了中国

导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某种“依附性发展”相关，而中国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

《社会观察》：也有人把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放在一起讨论，以“东亚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甚至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这样的论述与“中国模式”有何不同？

汪晖：虽然中国一般被视为东亚国家，但我在别的地方说过，“东亚”这个范畴并不能恰当地将中国装进去。东亚地区的国家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国家的角色、家庭及其伦理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影响等，儒教、汉字、律令制和佛教等等在这个区域影响巨大。但要把中国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放在同一个模式下来讨论则未必准确。

离开冷战的背景、中国独特的主权结构、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不同的地缘政治位置，都不可能解释各自独特的经验。

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整个冷战时代，日本、韩国、台湾和东南亚国家，都处于美国主导的冷战框架下，而中国的位置与之完全不同。日本到现在还处在美国军事保护的状态之下，而中国却需要建立一个完整而庞大的国防体系。中日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也极不相同。我曾经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某种“依附性发展”相关，而中国则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只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区域关系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与这些经济体的关系才获得了新的形态。笼统地说“东亚模式”，抹杀了这些国家走过的不同道路。

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价值是社会主义。20世纪的中国革命历史、社会主义历史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悲剧性，但它提出的是让普通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人的价值目标。这个目标凝聚了几代人的经验，它不是抽象的，它渗透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是改革开放不应放弃的前提。

初中生

封闭是自主的反面

导读：在市场化、全球化的前提下，有必要寻求一种新的自主性的形式。

《社会观察》：你提出的自主经常会被人认为是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封闭的状态中去。您如何回应这种批评？

汪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的金融体制和整个经济体制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形态，主权结构也不可能保持原样。提出“自主能力”的问题，并不是说要回到过去那样一个状态中去，这既没必要，也不可能。在WTO给定的框架之下，原来的区域关系、国际关系、经济模式，已经不可能用一个“单一主权国家”的模型来加以界定。因此，我说的是“开放”与“自主”的辩证关系——在市场化、全球化的前提下，有必要寻求一种新的自主性的形式。

自主，首先是指国家和社会不被资本绑架，不被内外特殊利益集团操控。在今天，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的相互渗透程度已经很高，因此国家有没有自主能力，也显示着一个社会的自主程度。

现在有很多人谈“政治改革”。在我看来，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改变“国家、政党与经济关系过于同构，国家和政党的自主能力下降”。——从另一角度说，也就是改变“国家意志受控于资本，而无法反映人民大众的需求”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自主性”的问题就“民主”的问题。

“自主”不意味着“封闭”，缺乏自主性的“开放”，与其说是开放，不如说是依附而已。

初中生

中国国家能力的退化

导读：中国的经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自主的，而不是依附的。

《社会观察》：就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多的时候，中国政府却提出了“发展模式转型”，这是否意味着对此前的模式的一种否定？

汪晖：无论中国革命还是中国改革，都没有一个给定的、可以完全照搬的既定模式。从理论探讨到社会实验，这是一个不断探索、自我否定同时又总结提高的过程。从辩证的角度说，“否定”不是绝对的，它不过是根据时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创造性探索，先前的经验不可能被抹杀。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模式都包含着对先前模式的“否定”，用“螺旋式上升”也许弱化了其间的紧张、甚至断裂，但断裂中是包含着连续性的。

如果说真有所谓“中国模式”，一个“能够自主地进行自我批评、自我否定进而提出新的发展道路”的经验，正是这个模式的关键点之一。但现在来看，这种在实践中自我纠错的能力正面临严峻的考验。10年前，政府提出“结构调整”的目标，但10年过去了，调整的结果怎么样呢？三农问题、社会保障、生态保护等方面都做了一些事情，各级政府对GDP增长目标的重视程度在下降，关注的焦点也从“发展”向“幸福”转变，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未完成。——这都显示出国家自主能力的下降。这次金融危机，既有“市场失灵”的因素，也有“政府失灵”的因素，政府救市的速度很快，但结构调整的速度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提出“中国模式”问题，无论解释如何不同，首要的意义在于从中国的经验中提炼自我改革的动力和目标——中国的经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自主的，而不是依附的。

初中生

“平等”的五个面向

导读：“自主”与“开放”的辩证关系、社会平等的经验、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等，都值得继承和发展。这不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吗？

《社会观察》：国内外目前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最核心的关切点实际上是在于，中国的经验和道路还能不能持续、能不能复制？

汪晖：中国从来都没有遵循一个简单的、固定的模式，始终在调整和自我纠错的过程之中前进。提出“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也是提醒人们注意总结经验、继往开来。“自主”与“开放”的辩证关系、社会平等的经验、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等，都值得继承和发展。这不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吗？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价值是围绕着社会平等和首创精神展开的。着眼于中国的近代经验，我将从五个层面界定“平等”，这五个层面只有以综合的形态呈现的时候，中国才能实现其平等的理想：

第一个平等是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提出的，这就是“机会平等”的概念。“机会平等”也是在法律权利的意义上被界定的。

第二个平等是社会主义遗产，我们在罗尔斯所分析的“分配的正义”概念中也可以看到与这一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的重叠之处。这就是“结果的平等”。这也是权利概念，但以义务为前提。在过去30年的经验里，这一“分配的正义”和“结果的平等”被否定得太多，今天有必要重新找回来加以新的界定。

第三个平等是“能力的平等”。阿玛蒂亚·森对此做过系统的论述。这是在市场条件下综合“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而产生的平等概念。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教育资源的平等分配，就是创造“能力平等”的条件。没有“能力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也没有意义。

在上述有关“平等”问题的三个主要概念之外，我建议提出两个新的“平等”概念加以补充：

第四个平等，即章太炎称之为“齐物平等”的平等，也可以称之为“多样性的平等”。

现代平等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形式的平等”，它只有将人们放在同一法律主体的位置才能被界定，因此“平等”与“多样性”之间总是存在着对立和紧张。

从“形式平等”的角度看，“多样性”常常是“等级”的同义词。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面临的挑战，可以被界定“多样性平等”或“差异平等”的危机，但这也提示我们，在中国的传统、尤其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在制度的层面包含着“多样性平等”或“差异平等”的概念和价值——以平等为前提，尊重多样性，而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是这一概念的核心。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跨体系社会”的基本价值：差异或多样性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形成共同体的前提；差异或多样性也不是本质主义的，它是历史地变化的，但变化、融合、交流等概念并不以取消差异和多样性为目的。

“差异平等”或“多样性平等”的概念是与资本和金钱的同质化倾向对立的，是与将市场的法则作为支配性法则的社会模型相对立的。

现代资本主义的“平等”概念是对“多样性平等”的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也带有“发展主义”的痕迹，未能完成这一“多样性平等”的实验，但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区域自治综合了现代平等观和中国历史传统，创造了一种“差异平等”的实践。即便这一实践并不完备，在今天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这是“中国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多样性平等”的概念不仅涉及文化多样性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生态多样性的问题，它提出的是一个与资本主义逻辑截然相反的“平等”概念。

第五个平等是一种具有国际面向的平等。我在这里谈的不是国家间的平等，而是指一个社会内部的平等中包含着国际的面向。

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国际主义”，也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所谓“全球化”，主要是资本、生产和消费的跨国发展所导致的，它渗透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西方民主是以公民权为前提的，公民权也是平等概念得以建立的前提。但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都将对其他社会的发展模式产生影响，对于像中国、美国、欧盟等超大型共同体就更是如此了。

在目前的“民主”模式下，单一政治共同体之外的人无权参与该共同体的重大抉择，公民权在这个意义上是排他性的。比如美国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因为它是消耗能源最高的国家；美国对别国发动战争，也只需要国会通过即可，但其后果却要全世界承担。在美国现有的“民主”框架下，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

中国的国际主义经验是一个重要的遗产。白求恩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家喻户晓，寒春、阳早、马海德等一大批来自其他国家但却作为中国公民参与中国社会的斗争。我们能否在现代中国的经验之上，寻找一种不仅基于民族国家，而且也基于全世界的平等方向？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以这种具有国际面向的平等为趋向，创造一个渠道、一种机制，走出一条不同于那种“只管自己利益、不管别人死活”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资本输出应当有所节制，力求做到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其他社会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中国的体制中提供一种国际面向的机制，以将其他社会的诉求纳入中国的平等实践。——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创造新的平等观、新的政治模式机会。这就是“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

美国在涉及国际利益时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封闭的条件下作出的，而中国有能力创造一种新的、平等的民主政治模式——它是自主的，也是真正开放的。

这种“具有国际面向的平等”和“差异平等”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差异平等”是跨体系社会指涉的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而“具有国际面向的平等”则将跨社会体系作为思考平等的重要前提。

如果我们能够综合上述五种“平等”概念，并以制度的和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形成一种“模式”，全世界在谈论“中国伟大实验”的时候，心情会很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共识”、“经验”、“道路”或“模式”，又有什么不好呢？

初中生

政府应提高反应能力

导读：我们首先应该从这样的实践中去总结一个政府应当如何提高、扩展自身的反应能力，让它更加开放、有弹性，从而使其反应能力更强。

《社会观察》：最近福山访问中国，也谈到了“中国模式”。福山作为“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承认中国并没有按照“历史终结论”的方向发展，而是有自己独特的道路。这是否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汪晖：福山谈论“中国模式”的主要意图并不在中国，而是批评美国过于单边主义、过于僵化。这也类似于雷默的“北京共识”的意图——当然，雷默的态度更为积极。连奥巴马也一再谈“中国经验”，以激励美国人自我改革的意志。

福山在这篇文章中将中国归为与俄罗斯、伊朗相同的“专制独裁模式”，但他恰恰忘记了俄罗斯与伊朗的政府都是选举产生的，都有多党议会制和总统选举，将他们与中国归为一类，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政治形式”不再是衡量“民主”与“独裁”的尺度——至少不是唯一的尺度—吗？——福山没有这么说，仍然在“民主”与“独裁”的对立框架之下讨论问题，但他无意中透露了这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在他看来，中国虽然没有俄罗斯、伊朗那样的选举和多党制，但政府的管理能力却很高，不仅比俄罗斯、伊朗高，而且比“东亚模式”中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也要高。

他还提到，中国政府经常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但中国政府有了解情况渠道，能够做出迅速的反应。——如果中国政府是一个完全“独裁”的政府，怎么会还有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反应能力呢？

在这些地方，他还是在以“多党民主”为标准来衡量一个政治模式，而没有将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反应能力当做标准。政府的反应能力体现在公共政策的调整上，一个政府政策的公共性很低，就算有“多党竞选”，那又有什么意义？——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可以采用更为开放的政治形式，而是说我们首先应该从这样的实践中去总结一个政府应当如何提高、扩展自身的反应能力，让它更加开放、有弹性，从而使其反应能力更强。

初中生

政党政治的危机与出路

导读：政党如果能够向社会运动开放，就相当于动脉与毛细血管之间重新接通了联系。

《社会观察》：2010年下半年，关于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讨论比较多。不少人认为，如果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已无法推进。您对政治改革有什么看法？

汪晖：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论述，只有一个框架性的想法。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政党政治的蜕化”。我曾经将这一“蜕化”概括为从“党国”向“国党”的转变，即政党的“国家化”。政党本来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延伸形式，但无论在经典的自由主义体制中，还是在经典的苏维埃体制中，国家与政党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具有合一的性质。与“政党国家化”相伴随的是政党失去了它的代表性和政治性，与大众运动完全断裂。这也意味着诞生于19世纪的政党政治，已经遇到了严重危机，转型不可避免。

面对这种政党政治的危机，有两个解决的方向：

一个是宪政民主。但宪政民主的前提是宪法，我们以哪个宪法作为宪政的基础？

另一个是通过“国党”向社会重新开放，不再回到旧式的政党政治。这样做的前提是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运动的合法存在，以及能够提供这些运动进入公共决策过程的机制。这里的关键是重建社会运动与政党的联系。

“政党国家化”的结果，就是无法接上地气，无法形成能够整合各种社会诉求的力量。但积极地看，“国党”很可能是政党政治向“后政党政治”过渡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按照五个平等的原则，让政党向社会运动开放，推动这个过程。

所谓“后政党政治”是与“多党政治”相对立的。我所说的“国党”并不只是指中国的政党体制，也是指西方的多党政治，它们以不同的形态朝向“政党国家化”的方向转型。——比如在台湾，围绕如何产生总统候选人，民进党内发生了关于“全民调”（蔡英文）和“党内选举”（吕秀莲）的分歧和对立，台湾的观察家将之归结为“党内权力斗争”，但没有看到这一争论的更重要的背景是民进党的转型。

吕秀莲代表的是传统的政党政治模式，而蔡英文代表的是“国党政治”模式。“全民调”意味着民进党靠民意、而不是它自身的代表性介入政治，政党只是选举机器，而不是代表性的政治团体。这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呢？

在日本，小泽一郎是传统的政党政治精英，但无法在政治上生存下去；小泉纯一郎走的“全民调”路线——所谓“全民调”，实际上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政治形式。民粹主义在这里并不是指大众民主、人民革命，而是少数精英对民意的操控。泰国的他信、日本的小泉都是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如今的竞选政治全部都是民粹主义的。

政党政治的危机不仅表现为左翼政党的衰败，也不仅是右翼政党的衰败，而是整个政党体制的衰败。美国出现了保守的社会运动，即“茶党”，它标志着右翼政党的代表性危机。我读到一篇美国人的文章，其中心思想是如何形成左翼政党的“茶党”。

在19-20世纪，政党是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血肉相连的。为什么社会运动必须以政党的形式出现呢？因为作为国家机器的议会只向政党开放，政治权力因此被政党所垄断。但伴随着政党的国家化，它作为政治组织的功能大幅度退化，最终与社会运动完全脱节。

我在前面提及，印度有一个特别好的方面就是社会运动特别发达，而且草根性社会运动特别多。但这样的社会运动的作用有限，因为在多党制条件下，议会和政治权力都被政党垄断了，社会运动无法参与到里面去。

政党的结构本身不民主，而社会运动又无法变为国家政策，这就形成一个僵局，政治危机随之产生。印度国大党在索尼娅·甘地的主导下，试图向社会运动开放。国大党长期被认为是中上层阶级的政党，但它却是印度唯一一个向社会运动开放的政党。

在中国，政党就是执政党，实际上已经与国家融为一体了。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能够向社会运动开放，情况就会很不同。全国每年大约有8到10万次群体性事件，事实上对国家的政策产生着作用，但这种作用的产生是相当被动的。如果这些社会运动能够通过“农民协会”等形式合法存在，并通过政治协商或人民代表大会机制，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就是一种民主实验吗？——在这方面，印度有不少好的经验，比如“人民科学运动”。他们不仅以“将科学归还给人民”为诉求，而且直接参与了印度的教育、医疗等改革政策的制定。

政党如同国家的动脉，而社会运动是毛细血管，现在毛细血管坏死了，动脉与人体的关系也产生了危机。政党如果能够向社会运动开放，就相当于动脉与毛细血管之间重新接通了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政党也不再是旧式的政党，而是一种国家整合机制。这不就是一种“后政党政治”的民主的雏形吗？

以前面提到的五个平等为取向，对人民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形成一种综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就是人民自我管理和直接参政的社会主义民主。

研究京氏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6 08:24 AM 發表。
在领导作风上，当时特别讲究“走群众路线”，普遍开展生产问题的讨论，实现“生产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做到上情与下情结合，启发群众的觉悟，让群众懂政策、懂科学​；搞技术革新，一切经过试验，实现领导、群众、技术员三结合。毕竟群众跟干部一样，都是希望高产的，只要是把道理讲清楚，特别是经过试验，让群众亲自参与和了解，那么群众对各种丰产措​施都是会积极接受的。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11129/002110895548.shtml

全文如下：

河北省南就水村民利用微博销售干货

南就水人卖干货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关注了各地多起农产品(14.10,0.10,0.71%)滞销的现象。农民们辛苦一年最终赔本赚吆喝的无奈让人非常痛心。究竟如何才能解开产销之间消息不对称的死结。著名经济学者刘姝威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她鼓励农民利用微博销售农产品，在一个地处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发起了“买核桃、修山路”的活动。

一、南就水人利用微博销售干货

在河北省邢台县南就水村，村合作社社长李河军，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车在村子里转一转。因为现在正是村民们晾晒柿饼的时候，他要拍摄一些村民晾晒的柿饼，然后把照片发到南就水村的网易微博上。

这是村子里唯一能上网的电脑。

南就水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河军告诉记者，每天回家以后，拍好照片发微博，拍是多拍几张选一个比较好的。

在南就水村的网易微博上，记者看到，从柿子成熟到加工去皮，再到村民们晾晒柿子，每一个过程都有李河军发的微博。这些微博不仅有评论，而且还有李河军拍摄的照片，农民制作柿饼的过程一目了然。

南就水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河军说，前几天不是采摘，现在就是采摘完以后，把柿子的皮去掉，然后这样晾晒就行了，等到晾晒好以后，等到成品我们打算用微博适当再少卖一点。

今年5月份，南就水村在网易上开设了微博，同时在淘宝网上也开了南就水村的网店，通过中央财经大学刘姝威教授的微博，发起了“买核桃，修山路”公益活动，以每斤30元的价格预售南就水村的3万斤核桃。在之后的时间里李河军几乎每天都要上网，随时把核桃的生长情况告知网友。

南就水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河军告诉记者，核桃刚开始小的时候，核桃小的照片，刚结果，一点点。这是核桃成熟以后，自己就开裂成熟了。

到了9月中旬，核桃到了成熟的季节，李河军又在微博上发布村民采摘、晾晒核桃的照片。就在核桃晾晒需要太阳的时候，南就水村遭遇一个多月的阴雨天气，核桃只能在屋子里晾晒，这影响了核桃的外观和质量，南就水村微博及时发布了核桃质量下降的照片。

作为南就水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长李河军告诉记者，这小核桃，又发黑，颜色外观就不行。天气不好，没有很好的晾晒。如果太阳好的话，太阳好应该都跟这个一样，它外观就好看。

为了保证发给网友的核桃质量，南就水村进行了严格挑选，核桃发货量由原计划的三万斤减少到五千多斤，那些外观和质量不太好的核桃都留在了村民自己家里。李河军告诉记者，这些剩下的核桃一部分卖给了核桃收购商，一部分留下供自己家里人食用。

南就水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河军告诉记者，咱网上发货挑质量好的，剩下的感觉质量不行，质量不好的砸了自己榨油吃，砸了吃核桃油。

经过了严格的挑选之后，今年10月8日，圆通快递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开着一辆中型货车，驱车近80公里来到了南就水村。经过称重、打包、装车之后，南就水村的核桃通过快递向订购核桃的网友发货。

上海圆通速递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的经理苗冬莉告诉记者，接农产品，而且又是一次性这么多单同时一下发出去的，都是第一次。然后总部也给了我们，就是要我们给农民，农副产品销售出去，以最低的价格，不赚取的利润情况下来去运输这批核桃。

由于一次性要发送近五百单快递，为了保证每一个都准确无误，圆通公司又对每份核桃进行了称重，核对每一个发货地址。从而确保这些核桃能够及时送到网友的手中。

上海圆通速递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经理苗冬莉继续告诉记者，在第二天，一单一单对，然后全公司的人，包括综合、主管，还有会计都在这儿一个个对单。就是10月9日晚上7点，全部装车完毕。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家住北京的刘鸿影就收到了核桃。尽管收到核桃的时间距离付款的时间已经过去几个月，但是她心里还是非常高兴，这是她第一次用这种方式购买农民的产品。

购买南就水村核桃的网友刘鸿影告诉记者，看上去好像没那么美，没那么好，但是一吃起来我觉得是挺好吃的，很新鲜。

刘鸿影说当初购买核桃的想法，就是看到了网易上“买核桃、修山路”的倡议，当时她只是把买核桃当成了公益活动来参与。

购买南就水村核桃的网友刘鸿影说，如果大家要是买它的核桃的话，它就可以用卖核桃的钱修路了，然后这样外边的人也能品尝到山里边最好的核桃。

然而吃了南就水村的核桃之后，刘鸿影觉得30元一斤的价格并没有比市场贵出多少。为了做比较，她专门从超市购买了28元一斤的核桃，虽然这种核桃个头和外观非常好，但是味道却不如南就水村的核桃新鲜。

购买南就水村核桃的网友刘鸿影继续说到，反正这两个对比，我还是爱吃这个，就是特意想看看，想对比一下，究竟是好看的好吃，还是这个好吃。我刚才还发短信，告诉他们说如果明年要定的话，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定，我还要定。

二、成立专业合作社为农民带来经济效益

对于消费者来说，提前下订单付款，第一时间吃到新鲜的核桃，的确有别于普通意义上的网络购物。而通过网络直接将核桃卖到全国各地，对于偏僻闭塞的南就水村来说也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情。那么这种网络直销的尝试，能够给当地村民带来怎样的变化？

南就水村地处太行山脉的深山区，是一个只有80多户，250多口人的小山村。由于村里耕地面积不多，再加上天气干旱，当地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山上种植的果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已经栽种了近10万棵果树。

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村委会主任孙能建告诉记者，整个山上的果木的收入，咱村还是在前几位的。主要就是靠果树、板栗、核桃，就是核桃树，还有柿饼、柿子树，这三种果木。

过去南就水村的核桃、板栗都要到路罗镇销售，这里到路罗镇有15公里的村村通公路。每年秋天农产品收获之后，当地村民就用拖拉机或者三轮车把农产品运到路罗镇，卖给镇上的收购商，销售的价格也是随行就市。

南就水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河军说，自己有车用车，拖拉机拉上，没有车就是找别人帮忙，都到路罗那个集上去卖，那里专门有人收购，价格当然是人家说了算，你可以卖也可以不卖。

每到农产品收获的季节，也有小商小贩到村子里收购，但是村民们却宁愿跑上15公里的山路，花上一天的时间去路罗镇销售。

南就水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河军接着说，那价格更低，中间又多一道经销商，咱自己到路罗，虽说要掏一点运费，但是比来村收的适当还划算一点，比如说每斤能多卖一毛两毛，所以都到集，集上人特别多，有时早上起早走，晚上到深夜十点、十一点、十二点才能回来。

2010年南就水村的果树获得了丰收，全村收板栗8多万斤，核桃3多斤万，晾晒柿饼2万多斤。不过，由于是一家一户的散乱模式，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经营模式和品牌，他们的农产品却没有卖出理想的价格。

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支部书记李全告诉记者，产量多了以后也愁，最愁每年这个板栗，包括核桃愁卖。卖的价格，你价格高我价格低我就不高兴，有些商品信息掌握不住，商品信息掌握不住，东西挺好卖不上好价钱。

去年的12月份，南就水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全村88户255口人全部成为合作社的成员。合作社作为一个法人单位，统一经营和销售村子里的农副产品，而且他们还设计了自己的商标。

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支部书记李全说，合作社成立以后这个后顾之忧就不存在了，这个合作社讲明了，根据市场，要比市场高出两块钱。再一个这个合作社成立以后，在销售方面减少了中间环节，直接对客户。

合作社成立之后，他们做的第一次尝试，也是第一笔生意，就是今年5月份在微博上发起的“买核桃，修山路”公益活动。

用来出售的核桃由合作社从每户村民家里统一收购，收购的价格要比路罗市场高出两元钱，同时社员们在村子里就可以销售自家的核桃。作为社长的李河军也向合作社出售了两百多斤核桃。

南就水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河军告诉记者，每斤13元，比去年好得多。圆通直接过来拉，省得咱往路罗拉，至少咱省这么多运费，感觉这个就是只要质量能保证，这种方式确实太好了。

南就水村村民安银须一家，今年一共收了六百多斤核桃，其中卖给村合作社三百斤，剩下的核桃则卖给了核桃收购商。

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村民安银须告诉记者，往合作社卖的价格还是差不多，就是13元每斤，剩余下的往出去拉一部分，往市场拉一部分，再有小摊贩来收的，那个价格低，那个价格稍低一点，八 九元钱，八元多钱。

安银须一家四口人，只有两亩耕地，这两亩耕地除了种一点玉米和蔬菜之外，大部分种上了果树。另外他们家还有60多亩山林地，也都是栽种的板栗、核桃和柿子树，果树的收入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村民安银须说，一年果树你看，核桃光卖给合作社300多斤，这就是4000多元钱，剩下的300多斤卖8元（每斤），加起来就是6000多元。板栗是卖了3000斤，一万多，就是两万多元钱，柿饼现在还没出售。

安银须家前两年盖了新的房子，最近刚刚装修完毕，准备作为儿子年底结婚用的新房。他告诉记者，今后有了合作社的统一管理和销售，不仅果树可以带来更好的收入，同时他也有更多的时间到外面打工挣钱。

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村民安银须说，除了管理果树以外，把果树管理好以后，等到农忙时节就回来打打核桃，打打栗子，农闲时间就是出去打打工，农闲时间长，把这个时间利用起来。

近几年南就水村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多了，村子里留守的大部分是妇女老人和孩子。每年到了果树修剪的时间，一些村民家里连个劳动力都没有。现在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所有村民一起承担风险、一起分享收益，这样不仅村民之间可以互帮互助，而且对果树的管理也更统一、更科学。

作为南就水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长李河军告诉记者，过去比较零散，没有成立合作社以前，自己想什么时候采摘就什么时候采摘，想什么时候卖就什么时候卖。现在就是管理起来以后，统一采摘，采摘以后去加工，卖的时候咱统一收购。

孙燕青夫妇原来都在外面的煤矿上打工，家里的果树都是交给父母管理，今年初他们回到了村子里，重新开始管理自己家的果树，今年的果树收入让他们决定，留在村子里不再出去打工。

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村民孙燕青说，我觉得种果树在家里，比出去自由。觉得管理好了和外边打工也差不多。这样在家里也能照顾一下家里，照顾家里孩子，早起也得送他上学。

孙燕青的妻子孟何香告诉记者，回家这几个月来说，我觉得加入还是好，老百姓都说好，加入这个卖东西起码基本上方便，再就是说这交通不便路也修通了，这个有车，就是不加入也方便多了。

三、应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

以合作社的名义统一销售核桃，让南就水村这个品牌迅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尽管今年收成不好，但村民们精心呵护着这个透明的网络诚信体系，这让他们的产品依然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通过网络销售，不但村民们增加了收入，也让村集体有了资金来源。尽管南就水村农产资源丰富，但是交通闭塞却是他们的发展致富的重大障碍。在一穷二白的背景下，他们发誓一定要依靠着自己的力量修一条通向外面世界的公路。12年过去了，他们的梦想实现了吗？卖核桃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帮助呢？

南就水村地处深山老区，由于交通不便环境闭塞，至今这里也没有村办集体企业，村集体林地的果树也在1992年承包给了每家每户，当初为了支持村民们多种果树，村里还免除了前面21年的承包金。

作为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支部书记李全告诉记者，按照合同到2013年，(村民)承包果树，包括这山上面积，向集体才缴纳承包费，咱们直到现在，还没有集体资金，集体的收入。

2006年以前，南就水村只有一条通往山下的路，这条路一到雨季往往有半年时间不能通车，村里的板栗、核桃、柿饼等农副产品，就不能及时地运送出去。1994年开始，村支部书记李全带领全村村民，花了12年时间，在太行山上修筑了一条8.5公里的出村公路。

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支部书记李全说，当时说第一代修不起，下一代接着修，定的说是20年，结果12年就完成了，这12年全部是义务工。

这条全长324米的山洞，就是南就水村全村200多口人，历时8年一点一点挖出来的，这条隧道的修通，缩短了南就水村到武安市的距离。村民们运送核桃、板栗到武安，再也不用翻山越岭地爬山上的小道了。

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支部书记李全继续说到，从咱村15分钟就过来了，如果要绕道，整整得两个钟头绕80里地，绕40多公里。就是没有修那个山洞的时候。

2009年，利用政府的村通工程，南就水村对界内的3公里路面进行了硬化，同时对隧道洞口也进行了加固处理。但是在隧道的另一端，也就是武安市界内的隧道口，却是塌方严重。记者看到上面的石头，随时都有掉落的危险。而之前塌方掉落的石块，已经把洞口路面抬升了四、五米高，几乎堵住了洞口的道路。

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支部书记李全告诉记者，上边都是浮土，一年四季一直掉石头，特别到雨季、冬季，有时人就不能过了，这个水这一堵，那个洞里有这么深的水，一直持续到半年人就不能过，这个路就绝了。

南就水村属于邢台县，而隧道的另一边属于武安市，从隧道出来到武安市的牛山心村，还有不到1公里的距离，仍然是没有水泥硬化的土路。

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支部书记李全说，那后边就是这个村，总共不到一公里，这个路修起已经6、7年了，特别是到雨季就不能过车，人走也不能走了，每年还得咱们过来修，咱们过来垫。

李全告诉记者，12年全村人义务修路，已经耗费了太多的人力、物力，至今他们村还欠着50万元的外债。

因为缺乏资金，很多村子里的公益事业也无法进行。南就水村的水利设施修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缺少资金维修，已经多年无法使用了。

南就水村过去十年九旱，村里的水源全部来自山泉水，为了浇灌耕地和果树，全村修了5个大大小小的蓄水池，基本可以满足全村100多亩耕地和周围林地的灌溉。但是现在这些耕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了。

河北省邢台县白岸乡南就水村支部书记李全说，最近这七八年都不行了，特别是责任制以后，集体又没有钱，各家各户它又弄不了，这回刘教授也说了，通过合作社，剩余的钱，以后这个水利设施要加固。

今年5月份，通过“买核桃、修山路”公益活动，南就水村合作社第一次有了集体收入。利用这次预售核桃的部分收益，再加上一家企业捐赠的30万元，南就水村修建了这条通往山上果树区的水泥路。

南就水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河军告诉记者，现在看到这个路，就是今年咱用微博发起的买核桃修山路，刚刚修起的硬化水泥路，原来它就是一个羊肠小道，然后运核桃就是靠人力背。

在没有修建这条水泥路之前，当地村民就是用这样的背篓来背核桃、板栗和柿子。山上最远的果树距离村子要3公里多，背着沉重的背篓，来去一趟往往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南就水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河军说，比方有个1000多斤，你每次只能背100斤壮劳力，劳力不太好就是50斤或60斤，如果有1000斤的话，得多少趟，五六天然后才能运回去。

如今村民们开着拖拉机就可以上山，到了果树成熟的时候，村民只需把采摘的果实背到路边，就可以用拖拉机或者农用车拉回家，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劳动强度，就连平时修剪果树，也可以骑着摩托车上下山。

南就水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李河军告诉记者，成立合作社以后，第一件好事就是把路修了，然后第二件就是要把水利设施修了，再进一步合作社统一管理，修剪果树，一系列配套设施，在合作社管理以后，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中央财经大学刘姝威教授，从2008年开始，以邢台县南就水村为研究样本，进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增加农民收入”的实证研究。正是在她的建议下，南就水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姝威告诉记者，我觉得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我们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一个很重要的步骤。而且经过市场的竞争和市场的大浪淘沙，有一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最后会成长起来现代化农业企业，就真正实现了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但是这个转变一定是渐进的过程，是一步一步来的。

刘姝威教授认为，要想增加农民的收入，就要从农产品的营销方式上进行创新，包括完善适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或者平台，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物流快递业务流程。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姝威说，像农产品这样的，而且它要一次性地从这个，几乎是从田间地头直接拉出来，送到城里的各家各户，这样的话它整个的一个流程需要改变。

上海圆通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副总裁王金龙告诉记者，真正要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是必须通过快递业来担当这个重任，这当中如果是这个环节能够实现、能够打通，我想对农民出售农产品的价格会有个很好的提升，当然他们的收入就会有明显的增加。

半小时观察：

一方面是城市农产品价格节节攀升，另一方面是屡屡发生农民兄弟赔钱赚吆喝的状况。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多次强调农产品滞销并不是市场饱和导致销售困难，而是没有一个畅通的销售体系。由于常年信息不对称，再加上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模式，使得农民们几乎没有正当的议价能力。同时基础设施的严重落后也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买核桃，修山路”是农民兄弟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发展的创新模式，但也是一个近乎悲情的故事。12年，8.5公里。这两个数字和现代社会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们的相关部门还是要多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实实在在解决农民困难。愚公移山的精神值得提倡，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南就水村合作社的实际案例。木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农民依靠自身的力量救自己，只有一个教授从2008年起在那里搞试点。

中央财经台关于南就水村的报道：当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木有钱。路是卖了核桃修的，水利也要靠卖核桃去修吧！

现在广东一些地方，能看到“圈圈”（地方）的“叉叉”银行了，这地方政府的“圈钱”运动搞得不错嘛，不晓得“上情”如何与“下情”结合，把不良贷款的预算拿一点出来支持农民兄弟么？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那也就是群众的生命线么。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1-12 02:13 PM 編輯 ]

研究京氏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1-29 02:27 AM 發表。
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价值是社会主义。20世纪的中国革命历史、社会主义历史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悲剧性，但它提出的是让普通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人的价值目标。这个目标凝聚了几代人的经验，它不是抽象的，它渗透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是改革开放不应放弃的前提。

好，这个讲的好。但什么是社会主义，要好好解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ed，引发了少数利益集团与社会基层“共同富裕-ing”的矛盾，这时候，社会主义当然是走“群众路线”，以保障农民、工人的权益为政策、策略的重点，这样才能激发全国人民的激情、创造力和生产力，实现新的辉煌。改革开放30年，依靠的还是一小撮“精英”“摸索”；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相信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1-29 02:31 AM 發表。
现在有很多人谈“政治改革”。在我看来，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改变“国家、政党与经济关系过于同构，国家和政党的自主能力下降”。——从另一角度说，也就是改变“国家意志受控于资本，而无法反映人民大众的需求”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自主性”的问题就“民主”的问题。

那么如何改变“国家意志受控于资本而无法反映人民大众的需求”这种局面？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国家、政党与经济关系过于同构，国家和政党的自主能力下降”，是指资本控制政党政权，还是指政党控制资本，——而导致政党的自主能力下降？这个表述似乎不精确，可否表述为“政党内部某些人与资本的关系过于密切，尤其是地方政府中的官商勾结、与海外资本勾结的现象严重，导致政权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下降”？

过于模糊的表述，即对事实认知不清晰；对基本事实认知不清晰，则无法对症下药、进行“改革”。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1-12 01:57 PM 編輯 ]

初中生

回归三农：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的常识性讨论

温铁军
2011年12月9日星期五

一、制度成本理论：“奥巴马-金正日难题”

曹锦清20年前从黄河边上回来写书的时候，曾给了我一个哲学启发，他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身在何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现在我们讨论“三农”问题，也如李昌平提到的：“每当我们出现重大转折或变化的时候，求助于洋、求助于城，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求助于野、求助于农，或许是一个国家获得转机的重要基础。”

延续他们的思路所引发出来的我的话题，可以归纳为“奥巴马-金正日难题”。也就是说，无论是奥巴马还是金正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意识形态怎样对立，还是无论坚持怎样的体制，实际上都遭遇到“上去了就下不来”困境——很难对已经“搞上去”的经济结构做出“改变”，因为他们都不可能支付当年“搞上去”的人留下来的巨大代价。

其实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人们在曹锦清的思考之上，就应该加一个简单的科学哲学知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中所产生的收益不相应地对应着等值的成本。只在一个由横轴和纵轴构成的象限中做制度变迁收益，很可能是一条向上的曲线；但如果把横轴再拉一条出来，形成一个三维空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条向下的曲线，即对应着收益发生的制度成本。——这才是一个立体感的真实世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用X轴、Y轴描述的平面的世界。

如上所述，“奥巴马-金正日难题”并非意识形态带来的问题，亦非政治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因为任何经济体只要追求现代化，就都有巨大的“现代化成本”要对外或对下转嫁。当转嫁得出去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诱致性变迁”；当转嫁不出去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强制性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强调制度变迁获取收益的过程，却没有认真讨论过“制度成本”；我们提出创新这个理论，那该如何看待这个本来就是“收益”、“成本”相对应的过程呢？

之所以从“奥巴马-金正日难题”说起，是因为他们都不可能做出改变。那么，他们都不可能改变的东西到底什么呢？

一是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目前这种被主流称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实质却是过度泡沫化的金融资本经济再改回制造业实体经济。

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we can make change"（我们能够改变），但他这一个任期即将结束，没有改变什么，仍然延续着凭借军事强权维护币缘霸权的老路。——在同一时期，任何一个在遭遇危机的时候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却因其“改变”诱发了长期掩盖的现代化制度成本而纷纷下台。

因为西方已经进入的现代金融资本经济是泡沫化的经济，一旦脱嵌为一个异化于实体产业的独立资本力量，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领袖，只要是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的本质决定着其运作规律就是一样的：愈追求“流动性获利”，就会愈追求促使短期流动性增加的即时性可分拆交易。这个“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必须获利”的本质，势必会改变其在原来的产业资本阶段作为资金要素的获利方式——在产业资本形态下，由传统的开矿、冶炼、铸造、设备生产等以及一系列“下游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完成产业的获利需要相当艰苦的努力；资金要素只能在产业资本复杂构成和长期运作中分享产业收益，并因此促进产业形成平均收益率。

此外，比产业资本还缺少流动性的是农业，从春种、夏锄、秋收到冬藏，整整一年才能完成一个生产过程，它有流动性吗？没有！因此，当资本主义进入到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历史阶段，或者说金融资本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能再改回去做产业阶段的一个要素而追求平均收益率吗？不可能！

二是金正日领导下的北朝鲜虽然遭遇饥荒，却不可能把已经超前现代化的农业和过度城市化的人口结构改回去。

过去，在前苏联领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Сов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体系”（СЭВ，简称“经互会”）的作用下，北朝鲜早就超前在人均耕地资源低于南朝鲜的山地农业条件下，超前实现了机械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由此曾经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农村人口随之走向城市、实现了超过70%的高度城市化。

于是，北朝鲜早就先于中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差不多有两代农民不再懂得使用锄头种地了。客观地看，我们今天无论左右翼的学院派理论家和现代派政治家还在共同憧憬之中的一个美好梦想——农业现代化，北朝鲜比我们早20年就实现了！

1989年的时候，北朝鲜人均粮食曾达到380多公斤，人均收入接近900美元——这比我们现在的人均粮食水平都还要高！比我们80年代末期的人均收入水平也高得多！

然而，“超前现代化”的一个不期而遇的结果是：1991年苏联东欧剧变，一夜之间没有人向北朝鲜供应石油了；而由于北朝鲜不是产油国，于是拖拉机就“趴窝”了——占北朝鲜总人口比重仅仅30%的农业劳动力，却早就不使用传统的农业工具，只会使用拖拉机！由于被外部势力实施经济封锁，北朝鲜没有石油和拖拉机零部件，于是他们的拖拉机就无法耕作，从而粮食大范围减产，因此大规模的饥饿发生，据说有很多人因饥饿而死亡。——请问：这是谁之罪？

这时或许有中国人相劝，介绍中国的“大包干”。但我在北朝鲜实地考察的结果是，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大包干”是80%的农民养活20%的城里人，用杜润生老人当年形象的话来说：我们是4个农村人抬1个城里人的“四抬大轿”，抬得起！——而北朝鲜现在是3个农村人要养活7个城里人，而且靠手工劳动，可能吗？

于是，金正日只能动员城里人下乡去重新使用手工从事农业耕作，铁锹挖、镐头刨、镰刀割……于是就有了“逃北者”！——所谓的“逃北者”，实乃“逃农者”！因为城里人既不会、也不愿从事农业！

北朝鲜曾经把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都搞上去了，金正日能做出“向下调整”的改变吗？不能！于是北朝鲜就在长期农业困境中难以自拔！这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吗？也许不是，而是超前农业现代化和加速城市化的巨大制度成本，这个巨大的制度成本如同一块大石头一样，一旦抱不住就最终砸在自己的脚上！

这两个案例告诉人们，正如奥巴马不可能把占美国GDP比重达到85%以上的金融资本现代化经济，改回占美国GDP比重仅12%的制造业实体经济一样；金正日也不可能把70%已经城市化的人口，改回从事手工农业耕作！因此，奥巴马解决不了美国难题，金正日也解决不了北朝鲜难题。这两个案例难道在哲学意义上不具有同质性吗？

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超越意识形态的实际问题，如果政治家和学问家都被意识形态控制了，就连基本的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中国人应该多关注实际问题，不要陷入左右之争。

据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曹锦清20年前在黄河农村考察中就认识到的问题，当我们各地的政府都在推进“三化统一”的时候——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加快农业现代化——千万别忘记，已经有了很多失败的案例。

二、基本常识分析：世纪之交的重大结构变化

我最近关注和讨论的、在世纪之交发生变化的结构性问题有二：

首先是要看清楚，世纪之交中国到底发生了怎样的重大变化？我在如上已反复强调，我们一旦朝着某个“没有U型调头”的单行道上去跑，就很难有调整的余地。

第一是国家战略目标的重大变化。

当“农业现代化”今天被各地政府作为一个目标、一个纲领去宣传的时候，有谁清楚地知道“农业现代化”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提出时的具体政策内容是什么？

如果没有人搞清楚的话，那再问：有谁清楚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提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如果还是没有人能说清楚的话，那我进一步追问的是：1980年，在我们开始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时候，不是昭告天下把“四个现代化”作为20世纪末要实现的伟大目标吗？现在20世纪已悄然过去10年有余，“四个现代化”实现了吗？

如果没有，那么可曾有任何一个市场化的媒体报道或教条化的官方文件详细讨论过“四个现代化”没有实现的经验和教训吗？还是没有！

且不说有没有人总结经验和教训，我们新世纪之初的目标改变了吗？我们有新的、现实一些的目标了吗？

看来不可能得到回答。

那我再问大家：今天那么多的课题、重大项目都研究了什么呢？如果背景和内容都没有认真讨论，难道不是有很多研究属于对伪问题的证明吗？

执政党的“十六大”在2002年召开的时候，实际上明确了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调整——全面小康。新任领导人对其做了一个解释说，今后20年的大目标是“全面小康”，我们要争取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需要大家艰苦奋斗；实现“全面小康”以后，还要20-30年的艰苦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然，到那时以后，还要经过一两代人的艰苦奋斗，到本世纪末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

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了”——于是，“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就这样被推后了100年，推到了21世纪末！于是，坊间就有“我们都看不见了”的流行笑话……

如此看来，国家战略目标已经在2002年就发生了变化——从“四个现代化”调整为“全面小康”！接着，党的“十七大”还做出了更大的阶段性调整，提出“生态文明”的历史阶段性判断（这一说法也参考了周立教授对人类文明历史阶段的提炼，他认为人类进入文明以来经历三个阶段：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再发展到生态文明）。从“十六大”全面小康到“十七大”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表现，是仍有生命力、不断自我调整的表现。

回顾“十六大”的目标调整，就是我要说的所谓“世纪之交的重大改变”。具体如下：

其一，我们现在各地所追求的“工业化”是个过时的目标。因为早在上个世纪末的1998-1999年，就被经济学家们明确指出，中国已经遭遇到工业化中后期“生产过剩”的制约。

当认识到“生产过剩”的时候，就应该认识到我们遭遇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这实际上是高中学生都知道的政治课内容。如果我们连基本常识都不讨论，继续强调所谓的“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难道不是明知故犯地增加过剩吗？

199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就给中央写报告说，我们现在面临“生产过剩”。1999年，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也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双重过剩下的恶性循环”。然而，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已经明确所受的制约是“生产过剩”，各地今天依然加快工业化，那是在“复制过剩”，或者说“以进一步的过剩来延缓当前的过剩”。这带来的客观结果是，由于全面出现生产过剩，客观上没有任何一种产品还具有需求大于供给的市场潜力，遂致企业生命周期大幅缩短。

在企业平均生命周期低于3年的条件下（第1年投资建厂，第2年投入生产，第3年就遭遇破产），如果想让企业拥有符合法律规范的信用行为，难度极大！

别说我们生产过剩，回头去看西方的生产过剩时期，有规范行为吗？有信用社会吗？在资本主义内生的“生产过剩”规律下要解决“生产过剩”矛盾是不可能的！那么，靠什么去解决“生产过剩”矛盾呢？靠破坏性手段——战争！

中国学者1998-1999年提出的问题，现在已经2011年了，为什么各地还没有改进呢？八个字：利益集团，惯性使然。如同西方最终只能以战争来解决“生产过剩”一样，我们在产业资本的惯性下也很难不犯错误。

今天奢谈“社会信用环境”，却忽视“社会信用环境”的载体——企业！由于企业的生命周期在缩短，因此企业很难不搞破坏，如此谈何构建信用？

其二，就在1998-1999年明知“生产过剩”之后，我们在世纪之交符合规律地完成了金融资本异化与产业资本的银行市场化改革，从此让大型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等，说法虽然对路，做起来实在很难！

当“生产过剩”成为一种趋势，一个理智的金融投资家还会向过剩的领域投资吗？为什么银行要追房地产？追投机炒作？那不过是在追求“流动性获利”呢！这无非是马克思、列宁早已指出的“资本主义一般规律”在作祟——金融资本势必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异化于产业资本——觊觎土地的资本化增值收益，从产业经济中的资金要素变为“异化于实体产业的金融资本”是质变，派生性的运作方式也随之改为追求“流动性获利”。这难道不是在今天的中国普遍发生着吗？

这种规律既然发生着作用，那到底什么是“构建金融资本信用”的本源呢？是黄金储备吗？是另外一种国际货币作为本币发行的储备吗？是商品生产吗？都不是！

再往深处看，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则处于寄生状态，且因寄生而趋向于腐朽和垂死状态。如果不以贵金属储备或商品为其寄生特质之依据，那么金融资本形成“信用”的依据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谁赋予它“价值”？当然是政治强权！因而，只要人类主流社会走向金融资本主导竞争，那么越占有金融资本收益的经济体，就越会加强政治强权并且走向法西斯化——此乃当今世界主流运作之基本规律！

据此看，货币银行学得改写，经济学教科书也失灵。当金融资本日益追求“流动性获利”并且跟高投机、高风险经济（比如房地产经济、股市经济、债务经济）高度结合的时候，其结果一定是越在资本过度集中的地方，风险也就越集中。“风险集中”则意味着危机爆发，只不过是早爆发还是晚爆发的问题。

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在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的条件下积累的风险，不仅是一定会爆发的，并且一定会是集中爆发在以金融业为中心的大城市！这仍然还只是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一般常识。

例如，今天大家都觉得美国很厉害，不仅因为美国金融经济最繁荣（全世界50%的衍生品交易都在美国），而且使得美国只能注重金融经济与军事强权结盟（全世界50%的军费开支也在美国）这两个"50%"看似两回事，实则高度相关——只有军事政治强权，才可以向金融资本赋权并形成“信用”！

因此，世界各国都知道美元信用泛滥制造全球通胀，知道美元币值严重的高估，但是谁敢不储备美元？美元仍是世界货币体系中最大硬通货和最好的避险货币。为什么？并不因为它值钱，而是越过度泡沫化，就必须有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强权才能支撑得住。——这些客观事实也在告诫某种主流话语，不要把美国政治强权派生出的泡沫化货币信用，再派生出来的意识形态泡沫拿来当宝贝！这是今天中国很多无聊小资和小知的毛病！

加入全球化的我国的经济，今后发展也势必要增发货币、推进本国资源的资本化；同期，则当然也是中央政府得以运用集中加强的政治权力，赋权于信用体系的金融扩张。——如果比较近20年来M2和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发现，两条曲线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既然加入资本全球化，不按此规律出牌，似乎也没有好办法。有谁没有按此规律出牌呢？苏联东欧，结果是垮塌了！

苏联东欧长期停留在实体经济时代，不是自觉，而是利益！因为主导国是苏联，可以凭“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换货贸易体系，直接占有产业资本阶段以实物经济为主的“区域一体化”整合的最大收益——比如它可以拿100辆“莫斯科人”牌的小轿车，换一部分乌克兰的小麦，再换一部分保加利亚的蔬菜，货物交换计价标准仅仅是国际市场的1/3。

其中，因“价格剪刀差”最大而使得获益最大的是苏联，因此苏联就没有动力去开启货币化进程，也因此苏联东欧体系停滞在实体经济为主的产业资本阶段。尽管它的物质产品生产总量世界最大，但是如果按GDP计算，它就不是世界第一，甚至远远小于西方。

1980年代，西方向世界大规模转移产业并随之进入金融化经济时代，把原来的“GNP和工农业产值测算”体系改为“GDP测算”体系。——GDP对于金融化的经济体或许是个“好东西”，但它对于停留在实体经济的经济体未必是个“好东西”。与西方一比GDP数字，苏联东欧明显落后了，于是有了“体制落后说”、“制度落后说”、“思想落后说”甚至“人种落后说”，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被俘虏了！

我们注意到苏联东欧改革叫“政治优先”，被其根据西方意识形态抽下来的底牌，正是内在具有寄生性的金融货币体系所唯一能够依存的政治强权。

1991年苏联东欧剧变，我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很多美国人都相信“中国崩溃论”，说“下一个解体的就是中国”。我不信邪，就迈开双脚，自费考察了7个苏联东欧国家，用了一个多月到处做调查。当时的最直接刺激是拿100美元到苏联东欧国家兑换当地货币，立刻变成“百万富翁”！

我国那时还处在1毛钱打一个电话、5分钱买一根冰棍的“毛票时代”。而在苏联东欧国家，原来甚至是“分币时代”，比如5个戈比打一个电话、8个戈比买一个面包。因为“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政权解体的同时，发生了依存于政权的货币体系全面坍塌，于是用货币作为符号来标识的全部国民财富在一夜之间可能归零！

前苏联在推行激进“政治改革”之前，1卢布能换2.38美元，而在那种激进“政治改革”之后，1美元换4800卢布！——那些激进改革家、经济家和政治家们也许赚了，但却并不承担他们造成的制度变迁成本，而是将制度变迁成本转嫁给大多数民众！

老百姓满腔愤怒，因为他们全家劳动了一辈子也不外乎积累几万卢布存款，在激进“改革”之前，那意味着有十几万美元的财富，一旦剧变发生、货币坍塌，意味着他们的几万卢布变成了几个美元！换言之，原来价值十几万美元的财富符号缩水为几美元！

1992年，我回国后写过关于苏联东欧解体的调查报告。就在这一年，处于西方制裁下的中国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经济货币化”起步。

此前中国也是靠计划分配、票证供应，属于“非货币经济”。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了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国实际上因财政严重亏损而彻底放弃票证分配，由此走向了加快“货币化”的新阶段，从那以后，货币增发速度陡然向上。这样，中国就发生了不同于苏联东欧性质的变化。

所以，今天我们讲中国也历史性地发生了“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当年西方人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曾经奔走相告的是“中国崩溃论”！——如果中国滞留在产业经济阶段、没有演变为货币化经济，以GDP来核算的经济总量就难以短期大规模扩张，恐怕也很难抵挡西方的意识形态压力和政治渗透，很难逃脱苏联东欧国家金融垮塌的命运！

但另一方面，在中国也就从此进入了货币化和资本化（就在1992年增发货币）的同时，政府同步放开了三大高风险市场来吸纳增发货币：其一股票，其二房地产，其三期货。这三大市场都属于高风险、高投机、促使金融在大城市积聚的资本市场。今天当我们来计算GDP的时候会发现，城乡差别拉大是由于有相当部分的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其实来自金融资本集中投入的高风险市场。紧接着，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一般矛盾——产业资本阶段内生性的生产过剩；而就在同期，中国接续货币化启动的，是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制……

正常人都会了解到，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本的积聚和人口的集中。不过，很少人会进一步认识到，当人为地加快城市化，带动资本日益向城市加快集中的时候，就意味着风险日益向城市加快集中。而更少人知道，当风险过快集中导致城市危机集中爆发的时候，什么是能让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近年来我的研究指出，危机在中国今天仍有软着陆的可能，是因为中国还有庞大的乡村社会，还有“三农”。如果没有了，我们也像奥巴马治理下的美国，农场主人口只剩2%；或者像金正日治理下的北朝鲜，农民人口剩下30%；那么当危机发生时，就连想办法的余地都没有！

所以说，不是简单地加快城市化、加快工业化，同时推进以机械化、化学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我们就在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中赢了。如果某日在某大国巧实力运作下中断了能源供给通道，在我们现代化大城市连供暖、做饭都完全靠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的背景下，国民如何应对？几乎没有危机储备，也就不可能有危机预案！现在这种国家安全战略基本缺失的背景下即使那些大城市有预案，也都是在能源和原材料基本保证供应之下的预案！一旦能源中断了，个别城市的危机预案能起什么作用？

因此，在当前外部环境、特别是地缘政治越来越复杂、甚至不断尖锐摩擦的情况下，我国唯一可做的就是让步。什么叫“知耻而后勇”？不知耻何以言勇！今人不要怪历朝历代采取让步政策、绥靖政策，甚至俯首称臣的故事。即使在汉唐盛世，不也得借“和亲”的机会大笔地赠送绫罗绸缎、美人美酒，而不是靠打仗——因为偶尔打一次仗，就可能遭致国运衰竭！现在尽管拥有了体量很大的工业，但结构是病弱的、产品是过剩的（按照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以制造更大“过剩”延续病态运作的）工业体系，没什么可骄傲！

综上所述，世纪之交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生产过剩（产业扩张遇到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第二个是金融资本异化（顺应这种内生性矛盾的、与货币化加快随之而来的规律性结果）。而一旦进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经济”的新阶段，就一定会遵循金融资本时代的游戏规则——强化金融资本背后的政治强权。

这时候，顺遂纳入“全球化”的中国所遭遇的内外矛盾更尴尬：不按当代西方金融资本主义规律出牌不行，如果按此规律出牌、加入金融化及其依存的政治强权竞争，对手可能会在借助意识形态的游戏过程中摧垮或弱化我们支撑自己货币体系的政治强权。而一旦政治强权垮了，苏联东欧的命运也难以逃脱。

由于苏联东欧货币体系坍塌，它们累积下来的庞大实质资产，就被西方的货币体系来占有货币化收益。这也是苏联东欧剧变以后，西方经济去实体化和金融资本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当代，那些已经完成“自我政治矮化”的各个主流利益集团，如何把握向西方现代化惨痛教训学习的机会？如何规避加入全球金融化竞争新阶段的软实力冲突？这显然是个重大挑战。

三、社会性质分析：从“小资”向“中资”的社会结构演化

中国在世纪之交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发生了社会结构的、或者说阶级结构的变化。

通过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毛泽东说“我们建立的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是的，我们其实是恢复了历朝历代重新建立统治而必须完成的农民动员——“耕者有其田”或者“均田免赋”。如此，一个朝代如果没有外患侵袭的话，一般会稳定200年。

新中国建立之初是“均田不免赋”，占总人口比重达到88%的新中国农民被切断了与城市现代化资本的关系，一旦恢复小农经济，各地民兵镇住地痞流氓，农民不会“寻衅滋事”。也因此，中国走出了民国时代长达12年的“大通胀”危机。

在中国私人资本崛起之际，就遭遇了1929-1933年西方“大萧条”危机、1936年被迫放弃“银本位”和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多重打击，摧垮了中华民国经济，连带摧垮了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到1948年“金圆券试验”失败，国民政府连军饷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份报告说：“他们垮的速度太快，我们连追都追不上！”

一边是老百姓推着独轮小车，给人民解放军输送煎饼；另一边是国民政府用财政发军饷，也就是拿现代财政金融来维持现代军队的物资输送——结果传统赢了！换言之，在建国之初，中国彻底地传统化了！由于恢复了占总人口比重达到88%的中国农民几千年的传统小农经济，与城市现代化没有关系了，这样困扰国民政府十多年的“高通胀”危机反而随之缓解了。

以此对比1980年的农村改革，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实际上也不过是恢复了传统小农经济。同样，也是因为城市经济在1970年代初期搞43亿美元的设备引进（即“四三方案”）、1970年代后期则是引进82亿美元的“洋跃进”——短期的资本集中带来了过高债务集中的风险，遂使危机爆发。然后，让农民回归小农经济，利用小农村社内部化机制，危机就缓解了。

历经多次危机而不倒的“中国经验”的核心，就是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农村，还有内部化处理“外部性代价”的机制。——1950年化解民国时代遗留的“高通胀”危机，靠的是恢复小农经济；1980年中国又因连续过多引进外资造成危机，其应对解决之道，靠的还是恢复小农经济。

如果我们愿意进一步思考，不妨套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来看1950年土改之后，88%的农民都有一块土地，那么他们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当然应该是“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小农（简称“小资”）。1949-1950年，我们公布的工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不到5%，这指的是在工厂上班的工人连同其家属，亦即95%的人口本质上都属于“小资”。因此，1949-1950年的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资国家，或者说小农国家，我们只不过实现了历朝历代农民阶级的基本诉求——“耕者有其田”而已。

当前，只要政府不过于激进到全面推进“土地私有化”，不过分地听任外部资本下乡剥夺农民土地，就还有可能保持社会稳定。中国政治家一定得知道，小农村社制就是中国稳定之基。在现在的国情矛盾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背景下，想靠城市发展工业，或靠政府强化金融资本来维持内外稳定，那起码是新生代不懂“中国经验”或者缺乏常识的表现！

到了21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最新情况是，中国已经有3个多亿中等收入群体，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国家。作为社会最大基础的“小资”们还在，只是在其上增加了一个“中资”。

我们原来的社会结构体系是以“小资”为主体，这个底盘很大，上面还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垄断资本。这些年的改革发展，不外乎是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金字塔结构，这个金字塔结构的最下面仍然是小资，占人口的70%左右——农民家里有块地就仍是小资，因为跟世界比，无地农民占农村人口的30%以上。如果农民都有土地，农民就一定是世界上最稳定的社会基础。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有那么严重的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但仍然能够维持基本稳定，就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底座，即农民小有产者阶级。

中国今天社会之诸多政治变化，实际上乃是新产生的、占3亿多人口的中产阶级向大的垄断资本要权，是个要么“分权”、要么“夺权”的斗争过程。为此，我反复跟农民朋友们讲，如果你不是中产阶级，那么就别跟着掺和，因为中产阶级“分权”与农民小资产者的利益关系并不直接！

农民小资产者的经济利益诉求高度分散，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意志，基本上不会演变成一个自觉阶级。这一点，在我们做“乡村建设实践”的时候，前辈学者已经研究得很清楚了，我们在当代实践中的发现也是如此。——“乡村建设实践”之所以是一种历史性的改良，不外乎是让农民小资产者多一点谈判能力而已，并没有谁打算把农民整合起来，开展西方特色的阶级斗争。

那么，中产阶级（简称“中资”）可不可以形成统一的阶级意志和阶级诉求呢？以当代西方“中资”政治运动的经验过程来看，同样没有！“中资”也不可能是一个自觉阶级，这跟“小资”并没有本质的差异。

在西方，“中资”利益诉求是多元化的，因此才有绿色主义内涵的“政治多样化”趋势在欧洲的泛滥。而为什么美国是新自由主义为主导呢？因为美国是“大资政治”！但欧洲却普遍是“中资”，欧洲的中产阶级人口占人口比重达到70%以上，却没有提出统一的、具有阶级自觉的诉求。今天欧洲政治之失效，也在于中产阶级提出的要求五花八门、过于分散。而差不多算是唯一可以被他们共同提出的诉求就是“少干活、多休息”，此即福利诉求的泛政治化表达，于是就有了“经济去实体化”和“债务高企”，这就是今天欧洲政治的现状。

那么谁在引领世界呢？就是具有单极霸权地位的美国！美国引领西方的条件是，美国是世界大金融资本最集中的地方，具有大资本为垄断集团维护霸权利益的“垄断资产阶级自觉”，那就是牢牢把握住对“单极化霸权”的控制，以此来派生对美元信用体系的政治支撑！

于是，美元尽管泡沫化泛滥成灾，但是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势货币。其对中国的挑战是，美国不允许在其金融霸权之外，另外构建一个“靠中国人自身的所谓‘政治强权’发行自身货币”的自我金融化体系存在，因为一旦中国可以另辟蹊径，并且带动周边国家加入人民币的“币缘政治”，那么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潜在大国也会效仿，从而美国集权化控制全球金融体系的霸权就失效了！

我以为，今天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反霸权”，应主要倚重像中国这样拥有庞大实体经济的超大型大陆国家，并且不断利用自身幅员辽阔的条件，来扩大实体经济总量。而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保住小农作为小资群体的地位，或者说保护小农土地不被外部资本抢占。——清末以来，就有人调侃说，知识分子的“争权”为什么不去和小农结合？那是因为知识分子那些“洋八股”实在与小农结合不起来！一百多年来，只有在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实践”上，知识分子与小农双方曾经有过比较有效的结合。

总之，中国社会今天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乃是一个新的社会金字塔的形成。

概而言之，我这些年之不甘于学者生活、不在乎学术地位，却在第三世界到处下乡调研，就是怕我们在这个特殊的节骨眼上，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我希望大家做的，也就是深入乡村，跟“小资”成分的小农坐下来交流，尽可能帮他们形成足以与外部主体对等谈判的农民组织。因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其他一切好话，都只是好话而已。

研究京氏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2-21 04:21 AM 發表。
回归三农：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的常识性讨论

温铁军
2011年12月9日星期五

这片文章有看点，精彩。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1-12 01:58 PM 編輯 ]

初中生

关于时代问题

张文木

本文主要内容刊发于《文史哲》1999年第5期

新世纪降临的时候，也往往是人们对未来的期盼最富诗意，因而也是最易破灭的时候。

1897年，就在历史即将进入20世纪的前夕，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举行庆祝在位60周年的盛典，英国全国上下歌舞升平，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充满和平与发展的期盼。——“当时形成的所谓‘维多利亚史观’。把欧洲的繁荣与进步看成是‘自由’的成长与发展史。这种史观到20世纪初得到广泛传播”。[1]包括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对恩格斯关于“帝国主义大战已为期不远”的警告[2]置若罔闻。

十七年之后，即在英国殖民扩张和海外投资和利润达到高峰的1914年，便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打碎了人们关于新世纪的梦幻。

人的通病在于不愿直面惨淡的现实，正因此人类才一次又一次重复昨天的错误。现在，我们又来到新世纪的门槛，今天的人类还会不会重蹈旧辙？这取决于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认识我们的时代并把握其历史进程。

一、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

现在人们常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和平与发展”时代，但我们也不能忘记（目前有许多人确实忘记了），我们同时也处在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大时代。

自英国资本中心在世界确立，世界便开始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3]，即从狭隘的、地域性的历史向世界性的历史转变；从与人的本性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向消除这种异已力量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马克思用毕生精力，揭示出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阶段的时候，由英国资本中心生发的资本扩张（首先是在欧洲大陆的扩张）还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因而作为社会主义的自觉力量（无产阶级）和自然力量（生产力的社会化运动），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从属地位。

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殖民市场的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巩固，在开始向昨天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宣战的同时，资产阶级也开始与世界各地的封建势力结成同盟。——1870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开始由进步转向反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大历史时代的基本矛盾。在“资本向世界扩张”的同时，也使这一基本矛盾日益带有世界的性质；随着来自殖民地的高额利润向宗主国大量回流，以及由此产生的宗主国“工人阶级贵族化”后果，使得原来存在于资本宗主国内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便转化为世界性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新的起点，并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进程。这时民族问题已与社会主义问题联系一起，这时历史日益与“被压迫民族解放”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样，十月革命迄今的历史便与被国际资本压迫的民族解放这一历史主题联系在一起。

资本向世界扩张使世界分为资本中心地区和资本外围地区，使国际关系分为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这样便产生殖民地国家要求摆脱宗主国政治和经济依附的政治经济要求。政治要求的实现，需要政治革命的完成；经济要求的实现，需要经济革命的完成。而资本扩张中必然产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使宗主国-殖民地的关系难以持久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走上独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中的民族民主运动愈演愈烈，到20世纪70年代未，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在与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中普遍形成，一部分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部分国家则选择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由资本扩张造成的“宗主国-殖民地国际体系”至此完结。

但政治革命并没有打断国际资本链条，随着新独立国家“政治革命和改造”的任务基本结束，“经济革命和建设”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

自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开始，随着新独立国家经济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以及因此出现的对国际资本的大量需求，原来由资本扩张产生的“宗主国-殖民地关系”，便转化为不平等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南方世界与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北方世界的“南北关系”。原来适用于民族民主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形势，现在则转化为适应于经济建设的“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形势。这样，时代主要问题便从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当今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

可见，目前所处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并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在马克思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所规定的大时代发展链条中，自十月革命以后形成的、必要的时代环节。因此，由资本运动产生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在当今仍然发生着作用。——在这条规律的作用下，人类在本世纪已经历了两次极残酷的战争，那么，下世纪的政治形势又是如何呢？这的确值得研究！

二、什么是“和平与发展”时代？

从对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研究中，我们又知道，资本主义是以市场和利润为其发展动力，并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培植出它的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异已力量。这些力量的发展便形成了资本主义运动中必然要出现的“多极化进程”，资本主义又在这“多极化的发展进程”中产生出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并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实现历史要素的新陈代谢。

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诞生，英国成了“资本扩张”最初的中心。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使“片面追求利润”成了英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种经济又造成国内市场中的劳动者消费因生产的发展而日益萎缩的现象。国内消费不足又促使英国资本向海外扩展以及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英国资本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造成了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及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英国资本对欧洲大陆的冲击，造成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及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战争”。拿破仑用利剑抵制英国资本的同时，也为法国脆弱的民族资本强行打开欧洲市场，从而使法国很快成为资本世界新的一极。

“拿破仑战争”是在欧洲发生的、较早的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资本国之间争夺国际市场的战争，它与20世纪帝国主义争夺世界的战争的不同之处只在于，“拿破仑战争”在欧洲大陆用暴力为法国打开资本主义市场的同时，也摧毁了欧洲的封建保垒，因而它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在“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估计欧洲市场将会对英国重新开放，因而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盲目扩大生产。但欧洲大陆因经历了长期的战争，购买力十分有限，再加上美国在1812年英美战争胜利后实行高额关税政策，这使英国出现第一次经济危机，危机迫使英国、继而是法国，加速打开东方市场的进程。

1840年，中英间爆发了鸦片战争，不久法国等西方七国也参加侵略中国的肮脏活动。东方市场向西方、特别是向英国开放，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那里的阶级矛盾，并出现维持了约30多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以及这一和平发展时期的理论表现（即所谓“维多利亚史观”）。

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北美大陆乃至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再次出现“多极化发展”进程，以及这一“多极化发展”进程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新矛盾。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这种矛盾已达到日益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于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以“遏制苏联”为目的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遏制苏联”的目的使这个体系一开始就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在这个体系的维护下，从1917年到1929年，世界经济又经历了一个复苏和稳定的和平期，其间世界又出现“多极化发展”的政治形势——社会主义苏联抓住这段历史机遇迅速崛起。

为了遏制苏联，西方又在美国的财政支持下，实行“道威斯计划”来扶持德国，以建立起“抵抗来自东方的攻势”的地缘政治屏障。——欧洲国家签署《洛迦诺公约》，要求德国、法国、比利时三国必须“保证维持领土现状，并保证遵守《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非武装区’的规定”，其目的在于诱使崛起后的德国向东扩张，并以此保证法国的安全。

1928年8月，法、美两国又发起并签署了《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该年8月27日，公约在巴黎签字，到1929年7月公约生效时，参加公约的国家共达44个。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在相互关系方面，放弃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分歧或冲突，不管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的方法加以调处或解决”。包括裁军内容在内的一系列条约体系的签署，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完成。当时国际上一片“和平主义”高调，“和平外长”在各国频频登台，“民主主义”口号盛极一时。——“洛迦诺会议”后，西方舆论认为“一个和平时代降临了”，战争终止了，未来的历史是将是“妥协、仲裁、和平”的历史。

然而，就在《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签署的第二年，历史就迅速出现逆转——1929-1933年，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为转嫁危机，德国、日本及意大利等国的国内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迅速上涨，国家经济日益转向军事化。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1936年，德国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及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对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提出严重挑战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国际制裁，而且还在西方“祸水东移”意图中受到绥靖和纵容——这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凡尔赛和平幻景”的迅速破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首先在最早参加签署《洛迦诺公约》的英、法、德、比、捷、波、意等国中爆发，这时《洛迦诺公约》、《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的签署国早把自己在公约中所作的承诺抛到九霄云外。

二战后，国际政治出现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和风起云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民族革命的政治形势。两强争霸使世界出现历史上少有的冷战状态。一方面，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胜利改变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宗主国-殖民地”经济政治格局；另一方面，经济建设的任务也促使已获政治独立的、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融入国际市场，并利用市场的手段来发展自己。

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又一次显露出“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时代特征，苏联和华约军事集团的解体则把这个时代推向高峰。这一时期欧洲正在走向联合，亚洲国家普遍崛起——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引人注目；社会主义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抓住自本世纪20年代后再次出现的“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机遇，迅速崛起；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并一跃成为地区性的大国。一时间，关于“和平”的乐观情绪自本世纪20年代后再次感染人们，并由此把已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由“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所引发的“间歇”现象，认定为现时代的“主题”。[4]

如果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峰来把握现时代，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人类认识又进入了历史的误区。

三、21世纪：战争与和平

与20世纪20-30年代列宁、斯大林抓住当时历史出现的“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机遇，使苏联迅速崛起一样，自70年代后期，世界再次出现“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苗头，邓小平同志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这点，反复告诉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5]

但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不同的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不仅在理论上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可以利用来发展自身的手段，而且在实践上也积极地介入国际市场，参加与国际资本的竞争。这样，20世纪下半叶在同一个国际市场（在苏联时期是处于平行地位的两个国际市场）便出现了两个政治目标对立的竞争者：

一个竞争者是“利用市场，发展自己，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国内目标的延续，在国际上就是“改变国际市场中以南北差距为基础的不平等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并通过这种努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人类历史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另一个竞争者则是力图维护以“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为基础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并以此在国际市场上保证有利于资本中心国的平均利润率。

邓小平同志正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的：他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内部讲话中告诫我党的高级干部说：“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连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6]

在外交场合，他曾对日本朋友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是要受到限制的。”[7]

邓小平对现时代的发展前景提出冷静的看法，他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明白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但仗短期内打不起来，“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8]

通观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不难发现，小平同志始终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迄今没有解决好的两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已被时代解决并被表现出的问题”的特征来谈的；换言之，邓小平同志并没有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现时代的主要特征，更没有认为是时代的“主题”，而是认为“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9]——我们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还有相当的距离。至于现时代出现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的和平时期[10]，小平同志也只是把它放在历史目前已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的。

事实上，现阶段的人类历史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在冷战后，它只是进入了“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并在历史中已被反复表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间歇”期。至于这一时期能持续多久，这取决于现实提供给我们的真实的“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但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次历史留给人类的和平“间歇”时期，恐怕是非常有限的。

难道冷战没有结束？难道历史没有出现少有的缓和气氛？

我们注意到，自苏联解体以来，国际社会确实出现了二战后少有的和平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大国间通力合作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诸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及“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等问题；一些国内反政府武装也捐弃前嫌，放弃暴力手段，用和平竞选的方式参加国家管理；特别是大国间出现广泛建立“跨世纪伙伴关系”并签署类似20世纪20年代“非战公约”那样的文件的现象，这更使人们对21世纪“和平与发展”前景充满乐观的情绪。

但同时我们也不会不注意到，冷战时代实际上是以“苏联单方面放弃冷战手段”而结束的。在苏联单方面放弃了冷战手段的同时，西方大国不仅强化了冷战手段，而且还扩大了冷战范围，以遏制在他们看来是有“威胁”的国家。

1997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欧洲已启动了“北约东扩计划”，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和日本又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日美安保同盟”及其作用范围——这两大部署在地缘政治上从西、东两翼对俄国和中国起到相当的钳制作用！目前，北约的触角已伸向中亚，日美间的“合作防卫”范围已涵盖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东部将再次面临被围于“环岛锁链”之内的态势。

1998年6月底，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但就在克林顿访华结束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飞抵日本强调：美日同盟关系仍然“是美国亚洲战略政策的基石”！

1999年，美国脚踩这块“基石”，默不作声地把战略链条拉到南亚的同时，还不顾中国的反对，又拉着日本在中国东大门开始部署必将涵盖台湾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当年西方曾无视俄国的反对强行把北约东扩的事实摆在俄国面前并迫其接受，可以肯定，在部署必将包括台湾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问题上，西方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北约东扩”问题，提出“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在政治上任意涂抹它的地理限制”的意见和“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11]。

关于在中国东大门部署“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已经提出“其实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台湾就已拥有爱国者导弹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部署多少会导致该地区不稳定’的问题”的强硬看法[12]。——如果这一部署在世纪之交完成，那么美国及其随从国也会在他们的地缘战略“棋局”中提出“什么是中国和中国在哪里”的问题。

“只尊重强者”是美国外交的一贯逻辑[13]：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已向南斯拉夫提出“什么是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在哪里”这个问题，并根本不理睬俄国和中国等国的强烈反对，以武力强迫南斯拉夫按照他们的要求回应这一问题；那么在未来，西方会不会在自以为“成熟”的时机，就中国台湾、西藏和南沙地区也以同样（即以武力为后盾的）方式向中国提出“什么是中国和中国在哪里”的问题呢？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和平与发展”时代并不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当代，它应是由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禁止核材料生产条约》、《导弹技术出口控制协议》等一系列条约，以及保证这些条约不被破坏的国际合作力量构成的和平保障体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保障国际秩序的条约体系遭到破坏，而国际社会又无力阻止这种破坏行为的继续发生，那么，建立其上的和平时代也就接近消失。

“多极化发展”的时代也不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由联合国组织与为各主权国家平等发展而达成的各种政治经济条约规范体系，以及为保障这些体系不受侵犯而形成的国际制约机制。

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结束，同时它也意味着制约“世界超级大国”（即美国）的力量消失。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制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联合国的授权还有一些至少是“形式上的尊重”的话；那么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北约东扩”启动和“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签署，美国及其随从国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安理会而单方面地对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等弱小国家任意实行军事打击。如果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得不到联合国的公正维护，那么这一时期出现的主权国家间的“多极化发展”也不可能正常进行。既然“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都无法受到必要的保障，那么，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也就失去了实际内容。

显而易见，我们所处的时代并有超出邓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4]——“和平与发展”并没有成为现时代的主题，而只能是现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追求的向往。

本文在此要特别指出，目前的问题在于，即使是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发现并及时抓住的“和平与发展”历史机遇，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这个历史机遇也正在减少！对此我们应及时警觉，以避免因对时代判断错误而产生决策失误，并由此再次拖延中国现代化进程。

[1]罗荣渠：《20世纪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３期

[2]恩格斯在1887年12月写的《波罕克〈纪念1806至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中说：“对于普鲁士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别的战争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页。

[3] “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在黑格尔看来，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参阅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概念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1页。）


[4]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是我们对时代特征基本概括。”（苏星、龚育之、杨春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但在邓小平的著作中，“和平与发展”一直被表述为“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两大问题”。——“主题”并不能理解为“主要问题”，两者间的替换不能准确反映邓小平同志的原意。“主要问题”与“主题”不是一个意思。前者包含有未解决的矛盾，后者则表明事物已确定的主要特征。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06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375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11]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158页。

[12]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2月10日。

[13] “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1-12 10:57 PM 編輯 ]

碼頭工人

1949代表著什麼歷史意義~好像站在一個百姓來看很多的意義在於生離死別
也許國民黨政府如何的背離人心~好像代價也是一些不相干的老百姓付出~階級
本無罪~但是在某些層面卻是代表著與生俱來的原罪~打娘胎裡就背負著苦難~
富有不是罪~有田收租也不是罪~從軍(國民黨軍)也不是罪~但是卻成為成立政權
的原罪~除之而後快~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在一個成熟的社會個人努力的過程~可以決定貧富哀榮的結果~現今的大陸社會不正
如此~有多大的付出就有多大的收穫~世間無不勞而獲的事情不是~那像大家結果性
的吃大鍋飯(共產主義)再現今的經過鄧小平先生的改革開放之後的一片榮景~不是覺得
過去的大鍋飯作法是行不通的錯誤~但是中國人卻是要失敗後才會覺醒..(個人認為..)
像我家祖輩也是辛辛苦苦才有些局面~不過共產黨一來~地主就該是元罪~有錢是罪惡~
誰願意到那嚴寒凍骨的長白山闖關東~誰願意在那黃河喘急的河段拼生命危險討生活~
很多人都有去無回~拼著生命來的榮華竟是不抵共產黨的階級鬥爭~..那些安身苟且導致
貧窮的人指著你說是階級欺壓~這世間道理是這麼說的嗎?劣者以為可恨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這就是中國人的民族性~見不得別人好~忌妒心強~不團結~內鬥性高.........................
結果這些不曾犯錯~堅守普世價值的人必須顛沛流離...這是我眼中的1949~...................

01010101

请问楼上经历过1949么？在1949--1979的大陆生活过么？在1979--2011的大陆又生活了多长时间？

初中生

说说《武训传》解禁：武训，不足为训！

刘琅

背景资料：《武训传》是一部以清朝光绪年间山东人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为内容的中国黑白电影。1948年由南京中国电影制片厂开拍，1948年11月停拍；1949年2月，由上海昆仑影业公司购买摄制权，编剧李士钊，导演孙瑜，主演赵丹，1950年12月完成，期间剧本曾经过三次修改。该影片本为一部普通电影，由于中共高层、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观点，导致政治批判运动，“在政治思想、文化艺术领域乃至全社会搞得是是非非，沸沸扬扬，震动了几十年，影响了几代人”。该片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认的第一部“禁片”。2012年3月15日，《武训传》原版电影在中国大陆被当局解封。

日前，号称“新中国首部禁片”的电影《武训传》在沉寂了近六十多年后重新发行。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有心人会看到毛泽东为之大动肝火的《武训传》是什么样一个真面目。

其实，现在99%的年轻人对武训完全无感，因此有关部门和媒体如此热衷，就成了意味深长的一件事。王朔讲过一个故事：有个父亲教育孩子说：“你不要相信书上叫人学好，那都是写书的人想别人做好事，好让自个儿做坏事。”——我也有点小人之心：这样可着劲儿宣传武训以及“当代武训”白礼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如果现在让武训来兴办教育，一方面，武训将把教育“交给社会”，大力加强慈善办学体系，办法是给捐款和慈善者立牌坊和功德碑什么的，刺激慈善力量投入办学，取得办学投入的增长；另一方面，武训将把所有校长、老师和学生通过集中培训，让他们学会讨钱的本领。古代武训，如果给他一个机会，而且他又能珍惜这个机会的话，那么他一定推行他办学的成功经验，建立起全国以至全世界范围内的“希望工程”——说白了，不过是“慈善捐款”制度和“乞讨办学”制度！

新中国以来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靠的是谁？难道是武训们及其“希望工程”吗？不，是靠推广全民识字率的推进。新中国废除了土地的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穷人上不起学又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走了武训的路吗？现在“希望工程”不也是当代的“武训乞讨工程”吗？

前两年，教育部公布了2010年年度工作要点，表示“今年要促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4％目标的实现”——教育经费占GDP的4％，其实并不是一条高标准，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教育投入早就在4%以上。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教育占GDP的比例是4.7％-7.4％，中国比美国、日本低可以理解，但是低于印度（7.1％）就说不过去。就这么低的一个“教育经费占GDP4％”指标，说了16年，也仅仅是说说而已。

几十年来，嘴上说“再穷不能穷教育”，但事实上中国的教育开支仅是联合国规定标准的三分之一，位列全世界倒数第四，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看来，我们的确“不差钱”，差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国家投入是没指望了，那么谁是中国教育的脊梁呢？不可思议的是，这一重任竟然要当代的武训老人来扛——在天津，有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现已八十五、六岁了，十几年来靠自己蹬三轮车赚来的血汗钱，资助了近200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曾受到多位国家领导的赞誉和接见。他就是白芳礼老人，人称“当代武训”。

初听这事，我觉得让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而且还是蹬三轮车的老人，用自己那么一脚一蹬踩出来的血汗钱，去供那么多青春年少的大学生吃饭、穿衣和上学，实在太有点残酷了，也太……总之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

自从那个大眼睛的小姑娘上了希望工程的海报，中国的农村教育就交给当代的武训们。希望是美好的，数字是无情的：希望工程运作了十数年，也不过是区区十几个亿，也不过是广州一个区区“BRT工程”的钱，更不用与倾举国之力的北京奥运会或者上海世博会相比了。

说真的，作为泱泱大国，办教育居然要靠这么一点点“希望”，这本身就是笑话。我真不知道那些宣传希望工程的官员们为什么不脸红——他们不但不脸红，还感动得很！他们似乎忘记了，在1988年以前，中国人上大学是免费的，后来收费也不很高。在1996年开始搞“教育产业化”以后，中国的大学学费猛增，据《南方周末》报道，西部一个壮劳力需要不吃不喝工作35年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与此同时，高中学费也在不断增加。靠希望工程，靠爱心人士捐助，永远填不满收费的无底洞。

世界上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在很多穷国，大学免费或收费很低。而我国则直到本届政府才真正开始在农村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与此同时，读幼儿园的费用比读大学还高。是国家没钱吗？鬼才信！

说到底，这还不是一个重视不重视的问题，而是“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我不否认武训是好人，但我还是要说一句：武训，不足为训！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3-23 03:59 PM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