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八卦进行到底！——八卦党人眼中的中国革命

初中生

张学良将军与我父亲汤玉麟

汤若兰（美国香港商会副会长）

我父亲汤玉麟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最初二人合起来兵不到一百、枪不到五十，占据山头，逐步扩大，后和冯麟阁三人组合，冯为长兄，张为三弟，三人合力发家。

张作霖统治了东北，他说：“我们是学梁山泊以‘忠义’打天下，靠大刀和野马杀出来的天下。”张学良的生母赵夫人就是我父亲背在身上骑马冲出敌人重重包围救出来的，后生了张学良。张作霖说过，没有汤二虎就没有小六子（张学良）。张学良乳名“小六子”，是因为他出生时，冯麟阁已经有五个孩子，按冯家排行第六。这也说明了当时三人的关系。

一次我父亲和张作霖吵了架，回家不出。张作霖便差了张学良到我家跪在门口不起，一直到我父亲答应才起身，在东北这叫“跪门”。因为张作霖向我父亲说过一句话：“要扶持小六子。”这句话使他常念叨：“我老记住这句话，好地下见大帅（张作霖）。”这是我父亲的做人原则。

“郭松龄事件”时，我父亲抓住郭松龄，并且立即给枪毙了，张作霖对不问他就给杀了很不高兴，又不好和我父亲吵，于是找张作相问我父亲，我父亲说：“一是防日本使坏夺走，再鼓弄他捣乱；二是防小六子不杀他。”

在东北军中我父亲排第二位，一直分管军队。张作霖被炸死时，当时掌握东北大权的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要成立“委员会”，好由他继续掌权。我父亲只说一句：“不行，子承父业，一切是少帅的！”杨不敢抗他而定。

在为了中国的统一，东北易帜归向中央时，张学良被委任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我父亲被委任为“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

在张、汤两家这种关系下，女眷们也是都结拜成姐妹，双方往来始终密切。我在海外对张将军和他夫人于凤至以及赵一荻情况的了解，深感到现在坊间流传的文字，有的出于个人目的，有的出于政治目的，很多不是事实，以讹传讹，影响恶劣。

张学良、于凤至二人的婚事并不是当时的父母包办，而是在家庭关系下，两人相处之后，彼此同意才结为夫妻，这种青梅竹马的感情使二人同生死、共患难。于凤至有完整学校教育的常识，加上二人浓厚的感情，使张学良在军政大事上也常听取于凤至的意见。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业，主持东北军政，但内部与杨宇霆为首的一部分军政人员始终阴谋夺权，在危机隐显之际，张学良听取了于凤至的意见才决定除掉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这才解决了内部的反对分子，奠定了张学良一统东北的局面，使东北走上了全国统一的正途，我父亲对此常提：“于凤至是女才子，小六子有这样的贤内助，大帅在地下可以安心了。”

张学良为帮助蒋介石，率大军入关，协助平定了阎锡山、冯玉祥的叛乱。于凤至后同张学良去南京接受中央政府的委任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务，以她的人品和才能，得到了宋美龄的友谊，双方结拜成金兰姐妹，这种关系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张学良起了很大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去西安调节获得成功，使西安事变对中国大一统和反对日本侵略的胜利，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张学良贸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押囚禁，于凤至立即自英国返回陪同赴难。

在长期的押解生活中，于凤至得了乳腺癌，也是因为和宋美龄有这种姐妹关系，才得以携子女离开蒋统治区去美国。

于凤至一生都在设法谋求张的自由，一同回到祖国故乡。于凤至在美国是奋斗到最后一息，留言墓碑只刻“张凤至”三字，并留穴待张，期伴张于地下，死不瞑目而去。张学良则在1991年5月11日回答“美国之音”的记者访问时明确的回答：“我的夫人于凤至因患乳癌去美国。”直接否认蒋家王朝搞的所谓“离婚”的把戏。他们二人是心相通，志一同，二人是至死不渝……

“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在东北军南调时，把第五兵团这些子弟兵交给张学良，他和张学良说：“我不再往南跑了，只保留这个军衔吧，这个部队交还给你了。”

我父亲一直居住天津，七七事变后日本多次要我父亲出任伪职，他坚决拒绝。东北军政人员未随军南下的大部分都聚集居住天津。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以及张大帅的几位如夫人卢氏、戴氏、许氏、寿氏、马氏等都是我家的座上客，常在我家打牌、议事。寿夫人开办的寿丰面粉公司多年一直供给我家面粉，多达1000多袋。我父亲要付款，寿夫人拒绝不要钱，说：“大帅和你是兄弟，我这面粉厂的本钱是大帅的，我怎么能收你的钱？”

1948年12月天津解放，1949年2月我父亲去世，解放后周恩来总理照顾我父亲，特批示给房屋一所。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6 02:39 PM 編輯 ]

初中生

汤公馆与杜祠堂

杜月笙：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

汤玉麟：时任国民政府热河省主席，第十二军军长兼第三十六师师长，上将军衔。

一幅珍藏在汤玉麟公馆豪华厅堂内的老照片，引起人们的关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张民国20年（1931年）6月拍摄在上海杜家祠堂前京戏名角大聚会珍贵的老照片“杜氏家祠落成招待北平各名剧家合影”，怎么会出现在沈阳汤公馆？

那么，上海的杜家祠堂与沈阳的汤公馆又有什么干系？土匪出身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和上海滩青帮老大杜月笙之间还有多少不被人知的故事与传说呢？！

早在1930年，事业巅峰的“海上闻人”杜月笙为光宗耀祖、显示威风，在陆家堰购置农田10.5亩，委托高桥创新建筑厂厂主谢秉衡建造杜氏家祠。杜家祠堂在1931年5月竣工，其规模之宏伟、陈设之富丽，堪称一时之最。

1931年6月10日是杜氏家祠举行落成典礼的日子。为祝贺杜家祠堂落成而举办的堂会从10日到12日的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为之轰动。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谭富英四大须生，武生演员杨小楼、李吉瑞，小生演员姜妙香、金钟仁，老旦演员龚云甫，丑角演员肖长华、马富禄以及南方名角麒麟童、刘奎官等京剧名家荟萃一堂，悉数登场，场面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堂会。

旧社会，绅商大吏讲究举办堂会，这在杜月笙家习以为常，其中几次，论规格南北各地的私宅恐怕无人能比。而沈阳汤公馆诺大的庭院，除了戒备森严外，堂会就成了汤玉麟一种特别享受与喜好的消遣娱乐形式。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话说无巧不成书，同是1930年，汤玉麟为显示军阀的威严与奢华豪华，耗资四、五百现大洋，请洋人设计建造欧式风格的汤玉麟官邸。汤公馆也于1931年落成，只是比杜祠堂早了数月。

原来，当年赴沪参加杜家祠堂落成举办的堂会前不久，正赶上沈阳汤公馆落成典礼，各路京剧“诸侯”受汤大帅之邀，分别从北京、天津等地赶来沈阳参加汤公馆落成典礼的堂会演出。据说，虽然不及后来的杜家祠堂闹得风风光光，也着实在奉天城轰动了几日。随后，戏剧大师们结伴从沈阳汤公馆出发，一同赶往上海参加杜家祠堂落成典礼。

同是出身于草茅卑末的汤玉麟和杜月笙有着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酷爱京剧。民国十五年（1926年），汤玉麟任热河都统之后，驻防热河，承德戏曲事业也随之进一步繁荣起来。而杜月笙有“天下头号戏迷”之称，他不光爱听爱看，还请专人教授，学会后就到票房里走票上台演出。

不仅如此，杜月笙有五房妻妾，除原配沈月英外，其他四人都是唱京剧的出身，其中两人就是专业戏曲演员。最初所纳二妾都是唱老生的，四姨太是沪上的名戏子姚玉兰，京剧皇后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姨太太。

汤玉麟有八房妻妾，三姨太和五姨太都是艺人出身，五姨太王佩兰是有名的京剧旦角，被酷爱京剧的戏迷汤司令看中，用两千元现大洋买来，二人住进了汤公馆。后来，汤玉麟离开汤公馆赴承德上任后，听说五姨太王佩兰在家另寻新欢，竟敢红杏出墙，汤勃然大怒，便将她调到承德给枪毙了。

杜、汤两家的关系非比寻常，汤玉麟的大儿子汤佐荣时任热河省禁烟局局长，却大量倒卖烟土谋取暴利，每年都有价值几百万元的烟土运到上海黄埔港，都是秘密通过杜月笙代为贩卖的！

在杜家祠落成纪念的宴会席上，传说还有这样一段插曲。主持仪式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张啸林见一衣着土气的人，心里不爽，便上前用上海话骂咧咧的厉声盘问：“那里来的，走开！”没想到竟惹恼了这位少帅派来送贺匾的马弁，一个耳刮子打在张啸林脸上，旁边张少帅的手下抽出枪来一拥而上，杜月笙闻讯赶到，对张啸林指指那人背后高挂的张学良所送贺匾，暗示那人是张学良派来的代表。从来没挨过打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张啸林脸都被打红肿了，还得赔不是道歉。——黑帮就是黑帮，流氓永远不能和强权对抗。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6 01:53 PM 編輯 ]

初中生

郭松龄反奉始末

普通一兵

[郭松龄]

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生于沈阳城东渔樵寨村。父亲是个私塾先生，弟兄三人，松龄居长。1905年考入陆军小学（后改为陆军学堂），以榜首毕业，经总办袁克定（袁世凯长子）送入北洋陆军第二镇随营见习半年，回奉任奉天防军哨长。

1909年，郭松龄随朱庆澜换防进入四川，担任连长。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升任第68标第2营营长。武昌起义后，朱庆澜受排挤离开四川，郭松龄返回到奉天，在奉天参加了张榕领导的“联合促进会”，密谋起义，但遭清政府当局逮捕。

郭松龄在韩淑秀的家里两人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在郭松龄被清政府逮捕后，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登出“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辛亥革命后，郭松龄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一年后奉天都督张锡銮调为参谋，旋入北京陆军大学。1916年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

1917年，郭松龄去广州晋谒孙中山先生，被聘为韶关讲武堂教官。不久，回奉天讲武堂任教官。

[郭松龄为人说项的书信]

郭茂宸身材高大挺拔，蓄连鬓胡，寡言笑，喜宁静，不吸烟、不饮酒、不赌不嫖，尤喜读书阅报。妻韩淑秀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后就读燕京大学，性格温柔贤慧，事翁姑孝．待妯娌和，深受郭家老少敬重。一向把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视为己任的韩淑秀，始终在为国民教育潜心操劳。她曾在讲武堂为学员辅导操行道理；爱国人士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她又成为校董并亲自执教。为了筹集贫儿学校的开办经费，韩淑秀在社会上奔走呼吁，募得资金2万元，同时她还捐出了自己的积蓄。她个人的捐款，完全是夫妇俩节衣缩食省出来的。郭松龄当上旅长时，他们仍租住在奉天大东关水簸箕胡同的一个西厢房里，生活极为俭朴。穷孩子们为了表达谢忱，在校长的率领下将一块“兴学育才”的匾送到她的家里。

[郭松龄、韩淑秀夫妇合影]

1919年3月，张学良进入奉天讲武堂炮兵科学习。他除了努力学习军事知识而外，还在教官和学员中物色人材，广交爱国志士。他发现郭松龄具有强烈的爱国忧民思想，又有较高的军事素养，是战术教官中的佼佼者，加之与其政见相投，遂结成莫逆之交。

翌年，张学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任奉天巡阅署上校卫队旅长。经张学良推荐，郭松龄任该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同年6月，张学良任东北陆军第3混成旅旅长，郭松龄则任第8混成旅旅长，两旅合署办公，人称“三八旅”，是奉军中调教有素、作战能力极强的精锐部队。从此，张学良与郭松龄结下不解之缘．直到郭松龄挥师反奉为止。

郭松龄倒戈反奉是诸多矛盾激化的结果。

首先是奉系斗争的矛盾激化所致，当时奉军内部分为三派：士官派，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派，以杨宇霆为首，主要成员有东三省训练总监姜登选、兵工厂厂长韩麟春；行伍派，又称“绿林派”，以张作霖、汤玉麟、张作相、吴俊升等土匪出身的督军、师长为首，他们之间有的结成儿女亲家，有的拜为把兄弟，是东北的实权派；陆大派，以张学良、郭松龄为首。由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教导队毕业的青年军官为骨干。他们主张富国强兵、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是颇有爱国思想的少壮派。三派之间明争暗斗，互相抵制，其中最突出的是郭松龄与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之间的矛盾。这三个派系的争斗由暗到明，逐步为人所皆知。一方面因为郭不齿绿林派旧军阀治军陋习，致使绿林派不满；另一方面由于杨宇霆耍手段想控制张学良，代替张作霖发号施令，处处与郭松龄为难，因此，郭与杨等的矛盾日积月累，逐步加深，已成无可挽救之势。

其次，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张学良和郭松龄所率第三军团出力最大，论功行赏时，张作霖分别将第二军李景林、第四军张宗昌及杨宇霆、姜登选任命为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军务督办，唯张学良和郭松龄被排除功劳簿外。

第三，在第二次直奉交战入关后，奉军又驱兵南下，抢占苏皖，郭当时极力反对，曾向张作霖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么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三千余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既然打败了曹锟、吴佩孚，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驱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即损老将威名，不如雄踞关外，静观其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然张作霖未听其言。事实上，不出郭松龄所料，苏皖得而复失，杨宇霆、姜登选二人被孙传芳、陈调元驱逐，损失三个整编师，弄得奉军名誉扫地。为此，郭对张作霖深为不满，政见不同，埋下倒戈的伏线。

1925年，杨宇霆又竭力怂恿张作霖第三次入关攻打冯玉样。郭松龄展望国内形势和东北军内部矛盾，决心赴日入陆军大学或步兵学校旁听，借参观秋操之机，暂时隐居日本，以待形势转变再做考虑。郭松龄在日本没有多久．突然接到张学良的加急密电称：“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由水旱两路向泸、苏、皖进犯……目前战局紧迫，总座急盼我兄早日归来主持军事。”郭回电：“按奉均电，自当效命，惟以到日以来旧病复发，需待诊治疗养。”

复电两日后，张学良派朱继光携带张亲笔信抵日，邀郭立即回国。信内称：“望兄以大局为念，即日返奉，一切容待面谈，万勿延缓……。”朱转达张学良口信大意为：“东北进关各军统归郭统帅。”郭经过整夜思考后，命朱先行返奉天面陈张学良：“郭即归国。”1925年10月，郭回奉天接受张学良的任命，统帅东北各军入关开赴京津，阻止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北犯。

郭松龄在回国之前，已经下定不再参加内战的决心，主张拥护张学良为东北首领，改革东三省内政，发展东北经济，改部队为军垦，开发边疆、巩固国防、排除日本侵略势力。在日期间，他曾与冯玉祥派去的代表韩复榘会面商谈战事，渐渐郭与冯有秘密信使往来，当他听说张作霖派人正与日方商谈购置军火以进攻冯玉祥国民军，郭松龄愤慨至极，说：“我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1925年11月间，奉系和冯玉祥两方关系虽然时张时弛，但作为基本矛盾的地盘之争仍然无法解决，最后兵戎相见乃不可免。郭此时正驻天津，因与张作霖意见龃龉，托病休养。冯玉样派他的参谋长熊斌到天津与郭秘密会谈，签订了一个郭、冯和李景林的“三角同盟”协定。郭还委托其弟郭大鸣及顾问李坚白携带他的亲笔信，由冯玉样的代表王乃模陪同到包头，与冯商洽进一步合作事宜，达成的协议有“郭松龄回师讨张，必要时冯玉样可以出兵相助；冯李之间维持现状；李可以军饷、弹药供郭，张作霖下台后郭、李开发东北，各理庶政．不事内争，改组合法政府，不与外人缔结密约”等内容；此外，三家还划分了事成之后的势力范围：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归郭松龄，直隶和热河归李景林，郭、李赞助冯玉祥开发西北。

1925年11月17日，奉、冯双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张作霖闻讯后大为震怒，要下令动兵与冯玉祥一决雌雄。郭对张学良说：“东北一片沃野，宝藏很多，可以经营开发，不应在关内争夺地盘，惹起战争。这是我和李景林两人的共同意见，望能转达上将军多加考虑。”他还说，历次战争的坏主意都是杨宇霆出的，上将军吃了多少苦头还不觉悟，到今天为什么还信他的坏主意?

1925年11月20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奉，张学良也劝郭返奉天向张老帅当面陈述己见。在接到张作霖电报前，郭已接到了密电，告知张作霖在杨宇霆的怂恿下，召郭回奉欲杀郭，嘱其勿回奉天。郭因此认为电召返奉是因他的活动已被张作霖识破，召回奉天不会有好事，遂下定了提前行动的决心。当天，郭向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他建议父让子继，由张学良接任东北最高首脑，改革东三省局面，他竭诚拥护。张学良骤然听到这番话，不禁骇然。但他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至此，郭已没有回旋余地，只有“倒戈反奉”一条路可走了。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宣布班师回奉、倡导和平。当场将不肯签名附和他的四位师长解职软禁，送交天津李景林看管，其余的军官每人提一级；将恰在此时经过滦州的姜登选截留，于11月26日枪决；同时发出三个通电：第一电让张作霖即日下野，拥护张学良继承东北大任；第二电是让杨宇霆下台；第三电是宣告奉、冯两军停止行动。——这三个通电就是郭松龄反奉开始行动的信号。

从郭松龄枪决姜登选一事可以看出：郭松龄此人的缺点是记仇，无容人之量。

姜登选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是奉系主要将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九门口一役，郭松龄怀疑姜登选所部陈琛旅不听调遣，欲将陈琛正法，姜登选为之辩解，郭松龄不听。后张学良跪述于郭座前，痛哭失声，郭才免陈于死罪。此后，姜、郭二人不能相容。

姜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立有战功，时任第一军军长（当时，张学良为第三军军长，郭为第三军副军长，实际军务均由郭松龄操办）。后来奉系控制华东，张作霖本来内定姜登选为江苏督军、郭松龄为安徽督军，不料杨宇霆非要一个地盘，于是张作霖让杨宇霆当了江苏督军，而姜登选则被排挤为安徽督军，郭松龄却有功无赏，空欢喜一场。

以上种种就是郭松龄对姜登选忌恨的根由，也埋下了郭松龄反奉的种子。

1925年11月，郭松龄于滦南倒戈反奉，此前姜登选对此事并不知情。当时恰逢姜回奉天，专列路过滦州，欲与郭面谈，进城后被扣押。郭力劝姜登选合作反奉，反遭大骂，姜历数其“叛上谋友之罪”，遂被郭下令处死，盛于薄木棺材，放置于荒野而不葬，并发表通电，理由是“将姜登选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姜为人平和，在奉军新旧两派都能搞好关系，也能得到旧派的一致赞许。郭处死姜，造成非郭系将领人人自危，也使郭自己陷于孤立，这也是郭日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郭松龄兵败后，韩麟春亲自为姜登选迁坟至原籍厚葬。当开棺时，只见姜的遗骸双手绑绳已松，棺内木板遍布爪痕。原来，姜登选被枪击，其实并没中要害，而是被闷死在棺中。见者无不垂泪！ vmj'X>Q
　　
1925年11月25日，李景林、冯玉样都发表通电响应郭松龄。但出乎郭意料的是，“三角同盟”并没能彻底实现。由于国民军第二军抢保定，而冯玉祥又急于夺取天津海口，因此李景林转变态度，转而拥张、反冯、反郭，把郭送押的四个师长释放，以示与张和好。同时，与冯军发生战争，“三角同盟”遂解体。

冯因与李之间关系恶化，战事叠起，以致援助郭军的行动亦不积极。这样，郭从反奉伊始就后方无靠，而且对李、冯都不得不做戒备。这已犯了兵家大忌。

郭松龄在发出反奉通电后，即确定了新的组织机构和新的作战部署，任邹作华为参谋长，并于1925年11月30日正式把所辖部队改名为“东北国民军”。

11月25日，魏益三率两个团乘火车到山海关附近的万家屯车站下车，构筑工事，欲向张作相、汲金纯两部进攻。由于张、汲两部已获知郭军反奉，预先做了军事准备．趁魏尚未站稳脚步，实行先发制人，一举将其攻溃。但因郭军事实力强大，张、汲自知不敌，逐急行撤出山海关，向东后退。

11月27日，郭军进占山海关。11月29日，占领绥中。

正当郭军大举进发之时，张学良于11月26日带秘书朱光沐等乘“镇海”号炮舰到秦皇岛，电邀郭松龄面谈。郭在滦州指挥部队作战，拒不应召，但他接连给张捎去两封信。前信说：“龄一身所有，皆公之赐，故拼将以身，仍以效忠公为职志。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清君侧、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后信述说主张班师的六项原因和要求张氏反省的四点意见。这时张学良进退维谷，既恐其父责难，又在幻想郭能扭过头来不走极端，不得已于11月28日悻悻而返。

郭军总司令部12月1日移驻绥中。12月3日，先头部队开始向奉军连山守军发起进攻。当晚天降大雪，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士兵当时尚着单衣单鞋，冻坏手脚的很多。攻克锦州后，郭松龄采纳参谋长邹作华的意见，在锦州修整三天。

郭松龄在锦州时，日军代表乘军舰由大连到秦皇岛，要求面见郭本人面呈关东军照会。照会提出；“日军在东三省，按签订条约，有既得权益，不能默认东三省发生内战，使日本政府及民间权益遭受损失。依据协议，不允许郭军在南满铁路沿线20华里以内作战，不允许郭军越过南满铁路。违犯此照会，日军将以实力对付之。”

在锦州休整后，继续东进开向巨流河。这时有西北国民军冯玉样的两列军车，由热河经锦州开住关内，准备从唐山大沽直通河北，从侧后方抄袭李景林部队。郭以锦州补充二旅三四两团官兵在车站外布防监视，以防冯军夜袭锦州，造成后方不稳。

当郭松龄专列由锦州开到沟带子车站时，日本关东军又派军佐见郭提出：“阁下军队要进入奉天，必须承认大日本帝国在满蒙的特殊权益。”郭答：“东北国民军与奉军之战，纯系中国内政，贵国不得干涉。我不知什么是日本帝国的特殊权益。”日代表说：“阁下如果不承认大日本帝国特殊权利，日本就要对阁下不便了。”郭拍案而起，义正辞严地说：“岂有此理，如果你们日本不讲道理，硬要干涉中国内政，你们把我拖到水里，我也要把你们拖到泥里。”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郭军修整时，张作霖也得到三天宽裕的时间，把奉军溃逃的部队，加上吉林、黑龙江两省调来的部队拼凑成三个方面军，沿巨流河东岸布防。其间，张作霖惊恐万状，悬赏80万元欲得郭的人头，并亲自与日本关东军签订秘密协议，承认日本人在东北三省有土地租用权，可在东北各大城市设立日本领事馆。日方答应必要时日本军队参战和以“保护日侨”为名开进奉天市，取代奉军维护治安，并为奉军张作霖等要人提供避居场所。

郭松龄以一、二、三、四军次序面对张作霖的布防进行猛烈攻击，对奉天形成包围的态势。在奉天市里，昼夜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商店关门，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张作霖将自家财物细软用29辆军车运往日本南满货栈寄存。张作霖、杨宇霆、王永江的专用汽车整天停在各自府邸门前备用，准备随时逃往大连。其他文武官员员多数携眷躲避，不去上班。

此时的张作霖，气得乱蹦乱跳，虽然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干涉上，实际上他自己也丧失了信心，因此曾开会布置下野与议和之事，表示愿意和平交出政权，同时也作了出走的谁备。大帅府已经运来十余汽车的汽油及引火木柴，布满楼前屋后，随时准备将大帅府付之一炬。

郭松龄司令部到达白旗堡车站，在指挥军队向巨流河东岸进攻时，已感到实力不足，产生顾此失彼现象。此时，日本关东军突然调来大批兵力，切断郭军后方，并派出八十余架飞机对郭松龄部狂轰滥炸。

此外，东北国民军只有一个骑兵团，而奉军则有多个骑兵师，在巨流河攻防战打响后，黑龙江省骑兵旅的王永清，在黑夜掩护下窜到白旗堡车站后方，将郭司令部后边的弹药车打着起火，一时车站周围火光和爆炸声连成一片。郭司令部人员不明真相，误认为奉军包围了司令部，纷纷下车逃避；林长民下车卧倒车下，被流禅打死；盛世才、何成璞、齐世英、段汝耕等人避入新民日本领事馆。郭松龄遂决定改换便衣，乘坐民间大车率领卫队逃向营口，指望到营口乘船回山海关，重整旗鼓，再图今后。至此，郭松龄司令部垮掉，反奉指挥中心没了，郭松龄反奉也就旗倒兵散了。

郭松龄的随军日本医生守田，到新民日本领事馆报告了郭的部队情况和郭的行踪，并将情报转送到奉天日本军部。邹作华也通过铁路电话报给张作霖。

王永清袭击列车后得知郭向营口方向逃跑情况，即率骑兵尾随其后紧迫不舍。郭在夜间行进中。郭的一个随从人员衣兜里装有郭的名片，沿路随走随扯，被王永清部队拣到，得知郭的确切去向，于是加急迫赶。12月24日，当走到辽中老达房附近，两军相距较近，郭决定下车进村暂避，由郭的副官关庆忠将郭夫妇搀扶到一农民家的菜窖里。郭卫队经过与王永清部队暂短交火，子弹打尽被缴械。奉军旋即搜索郭氏夫妇下落，随即郭氏夫妇于在此被俘，并由王永清部队将郭押赴奉天。

张作霖电令将郭氏夫妇押回奉天，张学良却强硬地命令押交给他审理，并想私自放他们出国。而与郭松龄结怨甚深的杨宇霆，却怕夜长梦多，密令就地枪决。于是，在郭氏夫妇行至途中，杨宇霆遣派亲信乘汽车来迎，在路上将郭夫妇二入杀害，时为1925年12月25日。

事后，张作霖命令将郭氏夫妇的尸体还在奉天小河沿曝尸三天。F-0fK;)*

[郭松龄夫妇死后，在奉天小河沿的公共体育场被曝尸三天，曝尸照被张作霖遍贴东三省]

在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张作霖为了稳固军心，并没有深究郭的部下，只是解除了他们的军籍，郭部第19旅旅长高纪毅也在其中，后来张学良将高提拔为他的卫士长；再后来，正是高纪毅亲手枪毙了郭松龄的死敌杨宇霆......事后，高便到位于小河沿水簸箕胡同（现在的舟泉小区附近）的郭家，声言自己“为郭军长报了仇”。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7 02:26 AM 編輯 ]

初中生

“七路半”将军系列

萨苏

一、傅先生

[傅作义，字宜生，时任绥远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35军中将军长]

“七路半”这个称呼，原因众说不一。有讲这个说法最初来自日伪，因为傅军作战比较积极，一些战术作风类似土八路，这一点给日军的情报系统造成了相当的混乱。萨曾在日本看过一份“华北地区共产党军序列”资料，日军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傅作义部下的三十五军、新编第三十二师统统划给了共产党，若老蒋看见不知该作何想法？

傅作义在抗战期间比较亲共，可能也是一理，1938年他曾经大量接受共产党员入其部队工作，借鉴其政治工作和作战方法，当时傅部只有两个师，而这两个师的政治部主任阎又文、康保安竟然都是共产党，虽然后来傅作义和共产党打了两年多内战，且一度被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但香火情未断。后来绥远和平起义，这两位都是傅作义方面的代表呢。

此外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傅军从上到下作风简朴，傅作义本人布衣粗食，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比较罕见。从正统的国民党官员眼里看来，这就有点儿象共产党土八路了。——杜聿明曾经在国防部高参郭汝瑰家看到一个有洞的沙发，于是猜测郭是共产党，原因是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么朴素的。

这样一来，傅作义所部被叫做“七路半”倒也情有可原。

有趣的是阎锡山也十分简朴——至少对外如此，但从来没人说老阎是共产党。这是因为老阎的“简朴”透着邪门，不但不象国民党，也不象共产党。阎的骑兵军军长赵承绶曾回忆，有一次高级将领开会，不知不觉过了时间，于是阎下令厨房备饭，大家吃了再走。入席后将领们却唯唯诺诺，无人下箸。什么原因？十几个人，除了馒头，桌上只有八寸大一盘炒鸡蛋......见大家拘谨之状阎锡山一拍桌子：“你们倒是吃啊！”

长官热情相邀，大家互看一眼，顿时踊跃起来，只见将星闪烁，筷子齐飞......最后大家吃好，敬礼告别的时候盘里居然还能剩下三分之一。——阎老西儿的炒鸡蛋真经吃啊！

阎长官心里有话：“反正你们回去也不会饿着！”

傅作义虽然也是山西人，还没有“简朴”到这个份儿上。

说起来傅作义集团，我一直觉得这是个有意思的军事团体。小时候家里人回忆过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起义的经过，傅军虽然是国民党，但军纪良好，即便到最后兵败不支的时候，依然能做到不扰民。我三叔当时随家里保姆在东四住，回忆北平围城期间傅军官兵多有来家敲门的，虽然是败兵，依然态度和蔼、说话客气，讲：“这个仗我们快不行了，求大爷大婶给几个钱作盘缠还乡吧。”给几个也就走了，真不给，他也不敢怎么样。

三叔还回忆傅作义的兵倒也不是没有横的，一般兵都怕他们。谁呢？就是现在东四五条东口陆军医院（现在是解放军陆军医院了）的伤兵。伤兵走在街上，向站岗的兵要钱要烟，没有不给的。因为傅作义部有规矩，伤兵可以用拐打普通的兵，这不算犯军纪；但伤兵也有怕的，伤兵怕的是宪兵。因为傅作义让宪兵在西直门设了大刀队，敢扰民他真杀！

这话后来说给一位称为舅老爷的老乡，舅老爷一笑说：“宪兵也有怕的。”

“怕谁？”我们好奇的问。

“怕我！”

听着奇怪，后来一打听，这位舅老爷是中统的，因为卷进了那桩准备用迫击炮打天安门的案子，被关了二十年。

傅作义的部队，说起来来源相当复杂。傅本身是阎锡山的老部下，抗战爆发后才自己独立出来，他的部下有黄埔军校的，有徐永昌国民军第三军的，有民团保安队出身的，有冯玉祥的西北军，有蒙古骑兵旅，还有阎锡山手下“十三太保”的余脉，可以说鱼龙混杂。然而经过傅作义的手，这些部队却都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在当时的华北堪称“劲旅”，他部下的将领对他也有着特殊的忠诚。

傅作义部下的“一字并肩王”陈长捷曾经说过傅作义的特点：这个人“不说硬话，不作软事”。

真实的傅作义有着很高的军事天赋，又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有记者回忆，抗战中采访傅作义，谈到他为了赴援太原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绥远，而使绥远落入日军手中，傅竟至哽咽难语。他待人宽厚坦诚，大公无私，又能够破格提拔，战阵中从不肯轻弃部下，因此取得了极高的威望。而部下在他手中，也觉得可以让自己的才能得到极好的发挥，因此对他死心塌地。可以说，傅作义集团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集团”，傅作义的个人魅力正是它的核心。

在傅作义集团中，傅作义被称作“傅老总”、“傅先生”。直到1980年，关于绥远和平起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派人采访傅作义的老部下、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兵团司令董其武上将时，董其武依然不变的称呼傅作义为“傅先生”，谈到绥远的事情，他说：“我多年来一直随傅作义先生做事，在他多年思想教育的启发和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个人可以说一直是跟着傅先生走的。”——爱戴之情，虽历三十年而不变。

如是，经过多年的经营，一批相当有能力和特色的将领集中到了傅作义的旗下，这些“七路半”的将领在抗战和内战中都有相当出众的表现。如果有兴趣，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段历史看一看吧。

从谁开始呢？

就从他吧。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5-26 10:38 PM 編輯 ]

初中生

二、孙瘸子

[孙兰峰]

历史上的孙兰峰，在傅作义所部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作战中跛一足，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这两员大将在傅部从长城抗战到最后和解放军的绥远对峙，可谓“无役不与”，配合默契、亲如手足，但傅部老人讲，其实两个人的气质大有区别。董其武沉默坚韧，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兰峰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说起他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孙兰峰，急火星”，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

傅作义对这两员爱将的使用也很有心得，常常在作战中以董担任正面防御，而孙担任强攻反击，长城抗战中如此，绥远抗战中如此，太原守城战中亦如此，往往可守奇效。

有趣的是对比国民党两大军事集团——傅作义集团和杜聿明集团，高级将领中居然很能找到对应的人物，比如傅有极信任的共产党人乌兰夫，杜有敬重有加的乡党杜斌丞；傅有个善战的“一字并肩王”陈长捷，杜也有个只能算“半个部下”的邱清泉；傅有董其武吃苦耐劳善于正面防御，杜有郑洞国忠厚正直能防守；傅有孙兰峰善于斩关夺隘，杜有戴安澜极富攻击精神。[size=1%]ccｈｅrｅｅ.com http://www.cchere.com/alist/687517

这样的结果，却有些对董其武不公平，因为防御战是“苦活”，虽然艰苦，难见功勋，而攻击往往令舆论振奋，目为英雄。不过，国军中又有几个能攻敢攻的将军呢？1936年，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厂派人到绥远拍摄百灵庙抗战的纪录片，就专门采访了突袭红格尔图和百灵庙的英雄孙兰峰旅长，纪录片放映以后，这位瘸着一条腿的少将旅长，就成了民众的偶像。孙成了傅部第一个上了电影的将军。

关于孙兰峰的善战，可以在找到不少资料，比如他在奉命坚守红格尔图的时候“炮打羊群”。孙兰峰不是善于进攻么？让他防守，他也不好好在阵地里呆着，零下二十度带侦察兵出去瞧日伪军的动静，结果，果然让他看到了新鲜的——阵地前两公里居然来了一群羊。孙脑子一转——不对，零下二十度出来放羊？羊又不是二百五，肯出来吗？肯定是日伪军反穿羊皮大衣爬来偷袭！孙立刻返回阵地，下令炮兵对羊群瞄好了狠打。同时，还命令一队精兵也反穿皮袄爬过去就地反击。

他琢磨对方指挥官看见同样的一群羊可能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是立刻明白这是孙瘸子侮辱他，早看明白了他的计谋；第二个是可能要愣一愣，琢磨会不会是自己部队的跑错了方向。事实上被孙瘸子琢磨的这位对方指挥官就是伪蒙军名将、副司令官雷中田。雷被一阵炮火打懵了头，看到迎面也爬来一群羊，就在孙瘸子的选择题第二项上画了钩。这一钩把他自己送上了鬼门关。双方碰面的时候，老行伍的雷司令犹豫了一下，开火的命令晚了一分钟，被三十五军先打响了。偷袭的三十五军弟兄都是神枪手，一个齐射就......红格尔图保卫战报告中最大的战果，就是击毙伪蒙军副司令雷中田。

关于孙兰峰，还可以说点儿不太有人知道的轶事。

在傅作义面前，孙兰峰是个炮筒子，而他的当面放炮，往往因为其军事才能大有价值。1937年太原守城战中，孙就和傅有过一次当面对垒，差点儿把傅老总当汉奸抓了。

1937年，日军攻陷娘子关，进逼太原，第二战区兵力捉襟见肘，11月4日夜，撤回省城的阎锡山任命傅作义为太原城防司令，孤军坚守危城。

让傅作义守太原，说起来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傅在战前本来是绥远省主席，部队都来自绥远，在山西属于客军，对太原的城防根本不熟悉，如果换本地部队防御应该更好些。但要说阎老西有意陷傅作义于死地、清除异己，也不尽然。傅作义有“善于守城”的名声固然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原因还不在于此，更重要的原因是，1937年10月27日，在东线日军迂回进攻，娘子关失守时，晋绥军和中央军主力都在北方的忻口前线和日军对峙；11月2日，阎锡山下令从忻口撤退，前线部队在作战中相当英勇，但撤退却因为军心动摇而混乱不堪，第二天大白天依然在行军，遭到日军空袭，大部溃散，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几乎是赤手空拳回的太原。

想想辽沈战役，卫立煌也是把部队丢下狼狈撤退，几乎连副官都来不及上飞机，看来这位“五虎上将”不善于组织退却是有传统的。

这里面只有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因为训练有素、干部团结，基本完整的撤了下来，还带回了其他部队丢弃的兰式高射炮数门，因此除了傅这支部队，也没人可以守城了。

大概傅也明白阎的苦衷，所以后来并不太记恨。他守卫太原的主力就是孙兰峰的211旅和董其武的218旅，再加上其他部队，勉强有一万兵力。实际上，傅只有一天的时间进行城防部署，因为11月5日，日军的骑兵侦察部队就已经开始对太原进行试探性攻击了。

好在三十五军素质不错，依然军心不乱，能够组织防御。傅匆忙间连续下达命令，以孙兰峰、董其武分守东、北两面城墙；配属的杨维垣旅只有两千余新兵，防守南城；太原守城炮兵火炮总计约百门，傅将炮兵阵地部署在树木森森的中央公园和其他几处园林，以期隐蔽；此外，城外的太原兵工厂破坏需要时间，傅下令李思温（也是傅部名将，1948年已经升任师长，在张家口战役中被俘）团坚守太原兵工厂。

11月6日晨，北路日军坂垣征四郎师团开始对太原的总攻。战斗一开始，坂垣就下令日军重炮猛轰中央公园！

原来，坂垣凭着多年的军事经验，和傅对于炮兵阵地的部署得出了几乎相同的见解。而且，傅部炮兵进入阵地的消息，已经通过城里的汉奸报告了出来。

日军炮火的凶猛，是当时中国军队无法正面对抗的，这一阵猛烈炮击，按日军估计中国炮兵就算不被全歼，至少也失去了战斗力。

可是日军随后跃出阵地的步兵，却遭到了中国军队炮火的密集杀伤，炮弹直接砸入日军冲击队形，使日本兵伤亡惨重。

坂垣大惊，急令停止攻击——从炸点判断，中国军队的火炮几乎是毫发无伤！

日军第一次攻城，以失败告终。

这是怎么回事？谜底就是孙兰峰。

原来，11月5日晚，傅作义一天忙碌完毕，刚刚喘口气，从阵地上下来的孙兰峰破门而入，一进门就嚷着要傅作义抓汉奸。

“谁是汉奸？”

“我看见炮兵进了中央公园，谁把咱的炮兵阵地放到中央公园的谁就是汉奸！”

傅作义火了，告诉孙兰峰：“是我下令的，怎么样？”

这下子，“急火星”马上就蔫了，他谁都敢顶，就是特服傅作义，一听是傅老总下令的，还有什么好说？这肯定是傅总另有用意呗。

傅作义火过了忽然明白过来，这孙兰峰不是糊涂人，他认为这样部署炮兵阵地有问题，那就肯定有问题，赶紧让他说明白。

孙就说了——正常情况下把炮兵部署到树林里是再正确不过的了，但太原守城恐怕这就不对了，太原城里就这么几片树林，稍微动动脑子就会明白只能把炮部署在那儿，日本人不是傻子......

傅作义立刻明白过来，他哪里是“另有用意”，是忙晕了啊！于是赶紧下令炮兵变更阵地，命令传到下面已经是后半夜了，大炮连夜拉到了几个中学的操场上，这地方暴露无遗，但日本人想不到傅作义会“蠢”到把炮放在这里，而汉奸暗探一觉醒来大炮忽然没了影，再想向皇军报告可就来不及了。

于是，挨了痛打的日军只好咒骂傅作义“狡猾狡猾地”。

这一段是傅作义的参谋长陈炳谦讲的，陈也是一个妙人......

顺便补充一下，有些草莽气的孙兰峰是正宗的黄埔军校生，表字“畹九”，我曾经奇怪凶悍的孙瘸子怎么会有如此婉约的一个字，后来读到《楚辞》“滋兰九畹，树蕙百亩”，才恍然大悟，这表字取得很不错了。

孙兰峰传奇甚多，比如他在张家口战役中的突围、他在绥远起义问题上的“反动”以及他和解放军在绥北的最后一战，都很有得可写，可看看篇幅，还是收尾了吧。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4-18 01:10 AM 編輯 ]

初中生

三、陈扒皮

写完孙兰峰，看到有山西朋友跟贴，对于太原守城中的炮兵问题有些疑问，主要是找不到那个“中央公园”在什么地方。这部分的史料，就和陈炳谦有关。八十年代去全国政协内部曾经出过一批抢救历史的回忆文章，其中就有陈炳谦身边的人写“太原守城”（陈本人一直很低调小心，性格使然），关于炮兵的事情，就是来自这里。

后来陈炳谦这位“傅作义大管家”的亲戚还据此写了一本书，名字好像叫《太原保卫战》或者类似的之类，记不清了，封皮是火黄色，上面有一个戴软布军帽，提上刺刀步枪立正的国军士兵肖像，很薄的一本，如果有看过的朋友，或许可以提供一下线索。从这个角度，陈炳谦对于当时史料的整理，还是很有帮助的。

跟贴朋友提到过《太原守城亲历记》，里面提到的“特务骚扰傅作义总部”，按照陈炳谦的回忆，事情可没有这样简单，来骚扰的不是特务，而是日军特种部队（伞兵，不过不是空降下来的），差点儿端了傅作义的总部，这可能就是双方战斗位置不同，所以了解的情况不同吧。

在傅作义系统中，陈炳谦这个名字虽然不显眼，却贯穿始终，从北伐守涿州开始，他的正式职务一直是傅作义的参谋长，他在傅部威望甚高，最后以“华北剿总中将高参”的身份参加绥远和平起义，在内蒙古政治协商会议担任副主席。

陈炳谦，山西晋城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和傅作义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要说傅用人，本是不拘出身，属下来自五湖四海，孙兰峰是黄埔军校的，董其武是太原学兵团的，刘万春是徐永昌国民军第三军的，郭景云是行伍大头兵，要说像老蒋“烂烂黄袍”式的嫡系亲信，也就陈炳谦算得上吧。傅对陈十分信任，比如太原守城，到最后大家都说“要撤”，但无人能够说动傅作义，只好陈炳谦出面，傅看到他都出面了，终于同意。——这是因为他深知陈忠心耿耿，而且言必有中。

然而陈虽一生临阵，将略却非所长，他在傅军中真正的价值是一个财神爷、大管家，军中收支悉出其门。陈对全军账目收支烂熟于心，而且乐此不疲，军中或目为“刘晏”、“邓通”，或目为“周扒皮”，则说法不一也。这一点，同为山西人的傅作义，自认不但没有他这份能耐，也没有他这份精力和兴趣。

可是陈理财不但带了山西人的精明干练，也带了山西人的抠门吝啬，所以绥远军中一方面有说法：“傅总没帐，问参谋长。”另一方面也极怕和参谋长陈炳谦核对账目、申请经费。只是晋绥本来就是穷苦地方，要没有这样一位“掉在钱眼里”的参谋长，傅作义要支持下去还真不容易。傅部经济一直比较清廉，和陈炳谦的存在是分不开的。

在财务上，陈的精明时时可见。一次，阎锡山的二叔阎书典（因为幼年喜欢用砖头砸别人，外号“二砖头”，堪称是今天网上拍砖派的祖宗）家办喜事，此人素来无赖，借此机会遍索各军，亦无人敢不给面子。到傅作义这里，傅也不好推却，乃令部下各出资财，为阎家贺亲，凑了一万余元。这时，陈炳谦说话了，他说各军都是送钱，我们也送钱并不希奇，何不买成合适的贵重礼品，如金银首饰之类更有特色呢？（大意）众人都觉得有理。陈推荐后来做了三十五军军长的鲁英麟拿了钱去办这件事。

不料几天以后，傅问将起来，居然礼物还没有买好。正要发作，却听说阎家退婚，婚事不办了，这礼物的事情就此不了了之。大家凑的钱自然还了回去。

事后问参谋长，陈说早料到这样结果。原来陈对给阎家送礼颇为肉痛，并知道阎书典家这桩婚事，阎锡山并不满意，有意干预。如是就有可能退婚，也就没必要送礼；然是否真会退婚，谁也没把握。于是，陈心生一计，提出“购买礼物”这个办法，其中诀窍是让鲁英麟去办。——鲁英麟虽然忠诚清廉、不会贪污，但他有个外号叫作“鲁蘑菇”，办什么事情都是瞻前顾后，没有痛快——这个毛病最后让他在和解放军作战中遭到重大损失，鲁因此自杀。把采购礼物的事情交给他办，没三五天是办不完的。等到三五天过去，婚事是否会办也就有了结果。其他各军没有陈这个心眼，或者给了钱，阎书典当然不会退；或者一开始就摆出一副铁公鸡的样子来，在老阎心里留下了个坏印象。只有傅作义，没花钱还显得蛮大方。

无奈这陈炳谦除了公事，在交往方面也是以“吝啬”著称。绥远部队老人称，就不曾见陈炳谦请人吃过一次饭，部下袍泽有红白喜事，他是人必到、礼必无，热情万分就是锱铢不掏。别人虽背后有怨言，当面倒也不敢给参谋长脸色看，他也安之若素。

要陈大方一次，那真是要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还真有这么一次。

那也是太原守城的时候。激战三天，日军没能突破太原城防防线，恼羞成怒之下，坂垣征四郎派出了一支特种部队（资料显示是日本伞兵部队，不过这支部队并非空投进入太原的。日本伞兵最早的空投作战，是在太平洋战争夺取巴腊巴坂油田），利用在炮兵营盘城墙的突破口，奇袭傅作义的指挥部。

这支部队的确精锐，一路兵不血刃，绕过傅军防线，钻入城中腹地，直取傅的军部。

傅的军部本来有一支看家部队，那就是王雷震的警卫营，有两个连，装备精良，英勇善战。但此时恰好傅看到炮兵营盘被突破，把这支部队作为预备队派出去反击了。王雷震和日本伞兵错肩而过，却让傅总司令唱了空城计。

幸好卫兵的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发现有戴钢盔的部队立刻开枪反击——国民党晋绥军当时都是软沿帽，没有这么好的装备。幸好附近有傅作义部队的仓库，仓库守兵也匆忙赶来参战。但是这点儿兵力实在抵挡不住日军精锐部队的猛攻，眼看司令部就要被突破。

当时是傅作义本人都提枪准备肉搏了，参谋长陈炳谦赶紧组织军部的参谋、文书、医官等二十几人组成最后一道防线。

这些人都没有什么作战经验，虽然在大门里放好了机枪，却紧张万分，眼看是一触即溃。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陈参谋长居然从口袋里拿出一盒烟来，先自己拿了一支，然后十分大方的把其他的烟统统散给了大家......

抠门到家的参谋长居然给大家散烟？！这些临时的卫兵觉得新奇，又有些不敢相信，然而紧张情绪也缓和了下来。

还好这时候孙兰峰发现不对，派出了增援部队，那时太原城不大，援军迅速赶到，控制了局面，日军见势不妙，知道已经不能生擒傅作义，匆忙退却。

当时董其武在城墙上指挥作战，后来听说此事，还不知道有多严重，等听说参谋长陈炳谦散烟，董说：“我信了那是千钧一发。”

绥远起义，大家讲话都说的是如何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只有陈炳谦大讲绥远如何潜力大、如何地大物博，号召中央出钱开发绥远矿藏......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的就是陈炳谦参谋长吧。

研究京氏0

这组帖子不错，向朋友推荐了。我是这么说的：“想看新版小人书么？这里有！”

初中生

四、三兄弟

[抗战中的晋绥军。不过图中的晋绥军是为了拍电影才有以上装备的，实际上无论阎锡山还是傅作义都很穷，部队的装备都没这么好。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徐向前打太原的时候，来增援阎锡山的西北军黄樵松所部一人一身雨衣，这就让晋绥军羡慕得不得了。]

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但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兄弟几个都在军中，而且个个作到将军的，这种事儿却不算太多；而且在仅有的几例中，当了将军的兄弟们还往往因信仰不同而不在同一个阵营，比如廖运泽、廖运周、廖运升三兄弟算是一例。——当然，这三位最后先后都到了共产党一边，总算殊途同归；可是邱清泉、邱清华两兄弟则是至死各为其主。

在傅作义系统中，傅的两个侄子也都做到高级军官，但这两位在军中却是默默无名，难称战将。这就是他兄长傅作仁的儿子：傅璞和傅琪。

傅家一直有培养子弟在军商两界各自发展的传统，比如傅作义从军，其兄傅作仁就在西安从商，兄弟二人两不耽误。开始，大少爷傅璞也是沿着这个路线被培养从军的，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可惜蒋百里将军说过，中国从日本学了两样东西危害极大，一个是教育，一个就是陆军。所以傅大少爷虽然也算是留洋出身，却不能说是好军人，染了一身嫖、赌、毒，只能在傅军中挂个虚职，后来干脆把傅家货行里的卡车开到新疆卖钱换烟土——这一点让崇尚清廉的傅作义十分不满！因此傅大少爷后期基本上半脱离家族和傅作义部。但是，到了绥远起义时，傅大少爷居然也以将级军官列在起义将领名单上——官居“少将督导”。

因为看到傅璞不成器，二少爷傅琪无奈也被培养成军方的预备接班人。傅琪是成都陆军大学毕业，但是在国民党大溃败时年纪尚轻，没赶上打仗。绥远起义时，傅琪是上校军衔，因傅作义当时对解放军政策尚不明瞭，因此没有将二侄子傅琪列入起义的高级军官中，于是傅琪成了傅家藏在军中的一张底牌。不过，傅琪的确是不错的军人，后来在解放军中干得很好，经历解放后各项运动，最终彻底成为“革命好干部”，80年代以解放军正团级退职。

真正在傅军中可称为“一门将星”的例子，那是“七路半将军”中的所谓“袁氏三雄”——袁庆曾、袁庆荣、袁庆和。这三人都是傅作义手下的战将，有摧城拔寨之功。袁庆曾、袁庆荣都做到中将，袁庆和差一点，也做到少将。——顺便说一下，傅作义部起家于山西，所以 “老西儿”多，但这三位都是我们河北老乡（得意一下）！袁氏三兄弟能作到各自的位置，并不是靠着关系或者籍贯，而是真正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傅作义用人不拘一格，不论出身，这一点倒是比阎锡山开明多了。

三兄弟中的大哥袁庆曾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傅老总的同学，在傅作义系统中资格很老，守涿州时候就跟着傅老总作到上校了，是傅作义进攻涿州时的先遣团团长，傅作义部在涿州被包围后，袁庆曾又担任防守司令。傅作义守涿州守出了名，袁庆曾功不可没。

北伐胜利后，傅作义坐镇天津市，手下将领不免鸡犬升天，这时候傅作义便感慨“军人不能有钱，有钱就不会打仗”！——他这样说是有眼光的，傅的副军长曾延毅就是一例。在涿州守城的时候，此人要勇有勇、要谋有谋，曾经巧妙指挥，用灌烟法大破张学良的地道战。

当时张学良少爷打仗，用地道攻涿州城，准备下暗青子把涿州的北门给崩了，在没崩之前先弄了一帮记者，准备拍摄破城的镜头。结果那边一比划，傅作义的兵觉得不对了——那时候胶卷多贵啊，你没事弄那么多人拍我城门干吗？立马报告到曾延毅那里，曾延毅马上就猜出了少帅的用意，于是......

这还是好的呢！只不过是小张的脸面不太好看，此后少帅痴心不改，在放毒气攻城的时候又把一帮记者拉出来。这回傅作义没办法了，谁知道刚一开始放毒气，风向就变了，于是毒气直奔少帅和记者而来......这回就不仅是丢人了，如果不是跑得快，那是要出人命的！——傅作义守涿州一战成名，也得亏少帅成全呢。

可是到了抗战时期守太原的时候，那个在守涿州时威震四方的曾延毅却率先逃跑，曾之所以会蜕变到这个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天津警察局长任上发了横财，于是再也不愿意打硬仗了。

在傅作义坐镇天津期间，傅的部下中只有袁庆曾依然清廉自守，因此为傅所看重。从这份廉洁上，傅作义发现袁庆曾不但善于治军，而且能够做好地方官，于是培养袁庆曾由军入政。袁果然不负众望，后作到绥远民政厅长，成为傅作义军的后方栋梁。不过，虽然袁庆曾主政地方，可他并没有完全离开军事。“七七事变”后，傅作义率部南下忻口，袁庆曾担任绥远民军总指挥，本来是准备让他负责看家的，但是忻口一打，就与日军打成了绞肉机，由不得袁庆曾手下四五个团在绥远置身事外，于是不断派兵增援之下，绥远民军最终都调到山西，上了前线。

忻口一战之后，在傅作义部退到太原时，袁庆曾又重操旧业担任太原城防司令，是和傅作义一起打到最后才撤出的将领之一。后来傅作义指挥第八战区时，袁庆曾担任第八战区中将总参议，此后他就从政多于从军，不再在一线领兵了。1949年北平起义后，袁担任北京市政府参事等职务，于1977年病逝。

如果说老大袁庆曾由于资格老而在军中深孚众望，老二袁庆荣则是因为英勇善战而为傅作义所赏识了。

要说在傅作义系统的将领中，和日军交过手的不在少数，可既打过日军、又打过美军的则只有袁庆荣等少数几人。绥远解放以后，起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袁担任该兵团第69军副军长，随董其武率军抗美援朝。

有趣的是，傅作义手下两个中将警备司令袁庆荣、陈长捷都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被俘，陈长捷一直蹲大牢，出狱以后也很不如意；袁庆荣却因为“北平协议”被释放，随即赴绥远参加“绥远起义”，然后继续带兵，国共两党通吃。——命运如此不同，难怪陈长捷后来一直不满了。

在袁氏三兄弟中，袁庆荣官职最高，打的仗也最多，此人作战奋不顾身，素以“身先士卒”著称。在绥远、太原、包头，凡属傅作义部打过的恶战，他都屡屡担任战场指挥官，在百灵庙和五原两次和日军的激战中曾经负伤，尤其是五原之战，袁庆荣率第32师担任主攻，负伤不下火线，终于全歼日军，克复五原。经此一战，袁庆荣获“云麾勋章”。

袁庆荣虽然能打，但是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在第105军中将军长任上，他随孙兰峰守张家口，第35军被歼灭在新保安后，傅作义料大势已去，命令孙兰峰从张家口突围。孙根据掌握的情报，试图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突围，先以两个骑兵旅向东南打，做出去北平的假象，主力则向西北突围去商都，然后与绥远的董其武会合。

按说这个计划很好，但孙的突围计划还没有实施就已经泄漏。

关于这个泄漏计划的问题，究竟是谁从中起了作用？至今是一个谜！有人说是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传递的情报；但另一种说法云，傅作义当时对自己这个女儿已经有所警觉，所以军事方面的事，傅冬无从知晓，她所能传递的大多是和傅作义的生活有关的内容：比如在第35军被歼后，解放军中曾流传傅作义气得“咬扫帚”，这一说法实际上就是傅冬所传递的“傅作义撕扫帚”之误传。所以，真正可能提供孙兰峰突围计划的，可能是傅作义军中的另一个共产党员康保安。

总之，在孙兰峰突围这一仗打响后，“击西”的傅军主力第105军很快就陷入重围，被压在一条大山沟里动弹不得。而孙兰峰和袁庆荣发现围攻自己的不但有华北野战军的杨成武，而且还有东北野战军的部队！事实上，孙兰峰他们选定的突围路线，确实是杨成武部原来设防的漏洞，因为杨成武兵力不足，所以不可能处处设防。但在孙兰峰、袁庆荣突围前，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两个纵队已经兼程赶来，堵住了漏洞。——在这种形势下，袁庆荣遂指挥第105军试图打回张家口，不过此时袁庆荣已经难以掌握部队了。

这时担任“声东”任务的傅部骑兵旅发现情况不对，匆忙赶回，经过张汉三、陈秉义两员悍将拼死冲杀，总算将兵团司令孙兰峰送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圈（杀出去的时候，孙兰峰和骑兵部队都打散了，身边只剩少数卫兵和向导）。

由于袁庆荣当时担任突围行动总指挥，在一线指挥，因此孙兰峰突围的时候，袁不知消息，等到他想突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好像在绝壁上攀援求生，结果滚下山谷时，却发现解放军已经在下面等着他。——这位中将军长此时已经是光杆司令，于是成了俘虏，还被送到西便门和在天津战役中被俘的陈长捷等人作过邻居。

好在傅老总恋旧，而袁庆荣也颇有心计，他在俘虏营专心看书、“沉默是金”，于是“北平协定”中点名把他从战俘营中送到绥远，作为“东归干部”参加起义，这才让袁庆荣以此立功，摆脱了困境，从俘虏一变成了起义将领。

共产党方面对他比较宽大，可能是认为他就是一个善于打仗的高级军官，谈不上什么“反动思想”吧。至于陈长捷就凄惨了些，由于他被俘以后从共产党骂到傅作义，一个好人也没有，因此傅作义虽也曾想帮他解套，但就凭陈长捷这个态度，解放军这边就难以通过，结果这一拖就“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

虽然袁庆荣打起仗来是拼命三郎，在傅军中却是有名的美男子，当时国民党中央社曾经报道傅作义部将领：“要說軍容最整齊最有威嚴，那要算董司令官（董其武），但講起少年英俊來，就要說袁軍長（袁庆荣）了。”袁为人沉默寡言，喜欢看书，说起来倒是很有儒将之风呢。

袁庆荣1989年在河北河间老家去世，生前曾长期担任河北省政协常委、委员。

袁庆和是三兄弟中军衔最低的（少将），这应该说是傅老总误他。虽然袁庆和是黄埔军校十期生，军事素养很好，但傅老总认为庆曾从政、庆荣带兵，所以有意培养庆和成为“参谋型军官”，以便三兄弟各有所长，又不会因为在同一领域而引起其他将领的注目嫉妒。——袁庆和的确是不错的参谋人才，不负众望，后来作到兵团参谋长，但由于“参谋”这个职位局限，造成他升官不快，既不及大哥庆曾，也不及三弟庆荣。

不过，袁庆和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那就是在解放后，因为他军事理论出色被聘任为南京军事指挥学院的教员（傅部另一员将领、“重建第35军”时的军长朱大纯也一同被聘），并担任研究员组组长。想想袁庆和自己的军衔虽然最高只作到少将，教的学生却都是共产党解放军的中将、少将，这份能耐和机遇却不是其他两个兄弟所能望尘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期间还有一名姓袁的军事将领叫做袁庆恩，在东北军中担任过旅长，他是抗日义勇军邓铁梅部的爱国将领。当时看到此名，萨曾经以为他也和“七路半将领”中的袁氏三兄弟也有关系，但经过查证，这四人虽然名字相似，但袁庆恩此人却不是袁氏三兄弟的亲属。——袁庆恩是大明督师袁崇焕之后，其父袁寿山在抵抗沙俄入侵东北的战斗中殉国。

这一篇和前面每篇一位不同，一次就讲了仨......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5-26 10:34 PM 編輯 ]

初中生

五、董武穆

[董其武，绥远起义后担任解放军陆军上将、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

1937年11月6日，像赶鸭子一样一路追击卫立煌而来的坂垣征四郎师团开始攻击太原，此时的板垣征四郎一定觉得太原北城的守将是个软柿子。

理由？侦察报告：太原北城的守军士气高昂，城上战旗翻卷，城墙上处处可见身穿灰黄色军装的中国士兵在沙袋工事后面严阵以待，看起来很有“决死一战”的气魄。——尽管看来很有气势，但对这样的防守阵容，“中国通”坂垣实在太熟悉了，这是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守城的标准打法。要是想象不出来，您可以回忆一下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中罗炳辉将军把城上排着队向下打枪的北洋军一个个干掉的镜头。

不过在现代化的日军面前，这种守城方法实在落后时代太多，只不过徒增伤亡而已。古老的城墙在现代化重炮的面前早已失去了防守的价值。对于这一点，八路军在和日军作战时认识得比较早，因此每当打下县城，八路必发动群众“拆城”，原因是这城墙面对有重炮的日军毫无防守意义，但若让日军占据了城墙，下次再来攻打的时候，没有重炮的八路还真不好把它攻下来。

国军的战术相对来说就呆板一些，从“死守”到“守死”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样勇则勇矣，多少有些不知变通。因此，当国军在太原守卫战中摆出这副“义和团”的架势来，板垣征四郎一点儿也不奇怪。

不过，这种“死守”有时候也很要命，比如这次坂垣就被在忻口死守的国军狠狠摆了一道，不但无法突破忻口前线晋绥军和中央军的阵地，而且连后勤补给也被切断，如果不是寺内寿一从河北方面调日军第二十师团突破娘子关“围魏救赵”，他的部队很可能被包饺子。

说坂垣差点儿被包了饺子，并非信口开河，从中国方面的记录看，第二战区确有吃掉坂垣师团的决心，所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才在娘子关方面吃紧的时候，依然不肯从忻口方面抽调部队增援，并且直到寿阳失守，才恋恋不舍地下令卫立煌撤退。——部队一退就不可收拾，这和撤退时机的掌握有很大关系。

从日本方面的记录看，坂垣征四郎在这次作战中，因为盲目尊奉东条的命令，以第五师团强攻忻口，受到的非难极大。他所部中的日本全军当时唯一的一个战车旅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主力）在忻口、宁武等地损失很大，再加上热河作战中日军坦克部队的“军神”人物百武俊吉部队长战死，致使日军对装甲部队的运用思想都产生了怀疑，认为坦克部队的集群使用不够成熟。于是在忻口战役后，日军解散了独立第一混成旅团，此后日军装甲部队一直没有联队以上的编制。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年半以后，日军才如梦方醒，认识到对装甲部队使用方式的落后，那时才重建坦克旅团、坦克师团，只是已经为时太晚了。

由于在忻口一战中的表现，板垣征四郎被质疑“战场指挥能力不足”，事实上这个说法未必没有道理，此后他在台儿庄又闹了一次“孤军深入”，被李宗仁打得抱鞍而走，连手杖和大衣都成了张自忠的战利品。但是坂垣在日本军内胜在关系广、后台硬，论打仗和粟林忠道这样的将军还真不是一个档次。

所以这一次坂垣一路追击，大有轻取太原、为自己洗刷名声的意思。这时候他发现守太原北城的居然是一伙“义和团”，看来连老天都在给坂垣帮忙。

当天，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太原北城墙，结果重炮轰了半晌，把城墙炸得七零八落，等步兵一冲锋，守军却出乎意料地从城墙前面的开阔地下面钻了出来，火力凶猛，兵力强劲，坂垣的攻击如同撞在铁壁上一样，损兵折将，败下阵来；欲待再攻时，炮兵却报告炮弹打光了。——哪儿来的这么多中国兵？难道我的炮弹打不死人么？坂垣被打退后，足足有一天没再攻北城，估计郁闷得很。

假如他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个“义和团”将军是何许人也，坂垣就不该郁闷，而应该庆幸了，庆幸这个叫“董其武”的将军手下只有一个旅。

傅作义的爱将董其武，军中呼为“董武穆”。

“作岳武穆”曾经是抗战时期无数中国军人的梦想，不过他们中牺牲的大多数，只能作了“无名的岳武穆”。只有林徽音女士设计的纪念碑无言屹立，勉强给了我们这些后辈一个为他们献上鲜花的地方。

董其武将军一生沉毅有威，卫国北土，御寇晋绥，历长城、大庙、百灵、忻口、太原、包头、五原诸战役，堪称那个时代旧军人中的楷模，但是这样的将领在当时军中亦非少数，为何只有董其武得“武穆”之名呢？

原来，董其武的这个外号来源很早，起源于太原学兵团时代。1919年，阎锡山在太原创办自己的黄埔军校——“斌业学兵团”，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但是阎锡山其人素有心地狭隘、目光略短的毛病，所以他的干部学员多半是“会讲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山西土财主子弟，其中却有一人凌然独立，与众不同，这就是董其武。董家世贫寒，但受其开办私塾的舅父影响，少年即有从军救国之志，听说学兵团招考，即步行数百里前来报考。在成群的纨绔子弟中，董一身布衣，却凛然有威，如同鹤立鸡群，引来上下无数目光，但董安之若素。及至发榜，第一名就是董其武。一时众人纷纷以评书《说岳全传》中的岳飞目之，“董武穆”的名声不胫而走。

“董武穆”的名声可不是纸上谈兵，就在忻口会战中，董其武曾亲率第218旅渡过云中河，以一个“八路军式”的穿插钻到了坂垣师团的背后，倒挂金钩奇袭日军在河北旧村的前线指挥所，一举将其攻占，令坂垣中央突破的尖刀没了握把。这一战是忻口战役中中国军队少有的主动攻击战例，董其武也在此战中臂部负伤。忻口一战，中国军队阵亡一个军长（郝梦龄）、一个师长（刘家祺）、一个旅长（郑廷珍），负伤一个师长（李仙洲）、两个旅长（于镇河、董其武），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董武穆”怎么会学义和团来一把“刀枪不入”呢？如果坂垣知道对方是董其武，肯定明白这一仗决非想象中那么好打。

的确，董其武这一仗确实用了圈套。城墙上的旗子是真的，可士兵则只是在城垛子上扣军帽而已。他在城上基本没放兵力，而把主阵地放在了城墙外面的开阔地，让坂垣轰向城墙的重炮统统变成了礼花炮。

董武穆用这一计，固然是因为中国军界自古崇尚智谋型将领，但也是出于无奈，因为他的兵太少了。

其实，傅作义确实可称“名将”，他在奉命防守太原的时候，摆了个奇怪的阵势。太原东城和南城外的日军到得早、兵力多。傅作义却只放了杨维垣旅的新兵壮丁，而把两员大将董其武的218旅和孙兰峰的212旅分别放在了太原北城和西城，各负责一面城墙的防守。这两个旅也是傅作义第35军的看家本钱了。如果日军对东、南两面发动攻击，太原城必破无疑。这个怪阵表现了傅作义对日军的心思摸得极准——坂垣在忻口吃了亏，肯定要找回面子，所以从北面来的坂垣师团一定会猛攻西城、北城，而由于坂垣征四郎在日军中人缘很好，因此其他日军将领一定不会和他争功，所以仗打起来东面、南面压力会小得多。从太原守卫战的实际进程看，傅作义堪称“料敌如神”。

其实，中国当时不缺优秀的将领，比如白崇禧，他在武汉会战中部署了一个又一个口袋阵，日军就一个一个地钻，结果每次都以国军的口袋被钻破而告终......

尽管仅在西城、北城部署了主力，可是傅作义的兵力也捉襟见肘，其中董其武的情况更为严重，这是因为董其武218旅的一个主力团（李思温团）还要负责防守太原兵工厂，这个团要一天时间后才能回到太原守城，所以218旅剩下的兵力实在不敷使用。

怎样度过这一天的血战呢？董其武不动声色，就使出了这招“真假义和团”，坂垣征四郎果然上当！

董其武这段在太原“摆疑兵阵”的传奇之所以流传不广，是因为这一仗最终打得还是比较窝囊的，不但丢了太原，而且傅作义第35军损失惨重，几乎把番号打光。——董其武的大将风度在这一战中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真正体现“董武穆”形象的，萨觉得应该是“乌加河血战”。

乌加河阻击战，堪称1940年五原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其时傅作义部经过精心准备，以重兵成功突入五原城，但守城的日伪军抵死巷战，疯狂反击，一度几乎把攻入城中的傅军打出城去，连攻城前敌总指挥袁庆荣将军都负了伤，双方一时处于胶着状态。

此时，由于发现五原被围，日军驻蒙古军司令竹下义晴中将，迅速从包头等地抽调大批兵力，以战车开道，火速来援。董其武率第101师死守乌加河（日军文献记作“五加河”），战斗从1940年3月20日夜间董部奇袭河上的日军守桥哨所开始，一直打到3月22日五原日伪守军全军覆没，敌增援部队始终无法突破河防，日军一直到3月26日才“爬”到五原，然而在风声鹤唳之下，终不敢久留，为城内日军收尸之后随即撤退，“绥西会战”乃以中方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光看日军出援五原的部队，其数量和质量都堪称惊人，此战日军驻蒙古军司令部先后调集骑兵第13、14联队，独立步兵第13联队救援五原，并以航空第60战队出击猛轰中国军队阵地。这两个骑兵联队实际上都是摩托化部队，分别在1939年10月和1940年1月完成了机械化改装，因此战斗力很强。事后才知道，日军在此战中表现如此积极，不但因为五原是绥西重镇，还有一个原因是第八战区在此战中还围住了一百多名日本矿业专家，这就是日本“帝国满蒙矿业调查团”。

这个考察团专为调查绥远的矿业资源，以确定其未来对“圣战”的支持能力而来。日本资源贫乏，对绥西丰富的稀有金属矿藏极是窥伺。这批专家集中了当时日本的科技精英，水平很是不错，他们搜集的矿藏资料一部分被中国军队缴获，成为揭露日本侵略军经济掠夺的证据，另一部分则已经被运回日本并得到极大重视。后来在7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方面曾经要求高价购买白云鄂博铁矿的矿渣，事情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下达指示给中国科学院和矿冶研究院，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不幸的是，由于当时我国科技水平的限制，对日方这一举动的动机，科学界一时也无法解释。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拒绝了这笔“白捡的便宜”，反而指示成立专门机构，对包钢的矿藏作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终于明白周恩来这一举动的意义了——白云鄂博是我国最大的稀土贵金属矿，而世界的稀土市场，今天中国占了85%。

在70年代日方所作所为的背后，就有三十年前那次考察资料的影子。对于这个考察团，有些台湾资料有所质疑，从日方材料如《第二次五原作戦における渡河作戦》、《五原城外五加河渡河作戦の思い出》等看，确实将“帝国满蒙矿业调查团”团长称为“水川团长”，为了营救“水川团长”，日军还曾经出动飞机强行着陆，可惜由于当时日军已经被傅作义部分割，只来得及救走了另一名曾经组织过“二.二六兵变”的陆军重要人物（因为年代远，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

由于董其武的横刀立马，力阻日军援军于乌加河，这批“学者”不是死于战斗，就是被抓了俘虏，给日本天皇省了回程票钱。

董其武在这次阻击战中的出奇之处是他不要援兵。以淞沪战役的经验来看，当时中国一个精锐师可以勉强抵敌日军一个联队（初中生按：日军的“联队”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团级建制）。在乌加河一战中，董其武以一个师硬抗三个联队以上的日军，其艰苦可想而知。围攻五原过程中，傅作义不断询问他是否顶得住，是否需要援军，董其武始终不松口。

等到傅作义打下五原，才发连董其武自己都到了战壕里......

在国军系统中，大多数将领都是唯恐援军不够快、不够多，例如“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就是典型的台词了。董其武为何反其道而为之呢？多年以后董其武在自己的回忆中才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坚定全军对攻占五原的信心，“傅作义先生身边当时已经没有什么部队了，这一点，我当时是101师师长，我很清楚......”——就在三个月前，傅作义曾经发动了一次和“五原战役”很相似的“包头战役”，以嫡系第35军猛攻日本驻蒙古军司令部包头。可惜虽然占领了半个市区，但因阻击部队没有挡住日军的援军而功败垂成，部队留下了心理阴影。因此，可以说这次打五原，参战的将领们从傅作义以下都盯着董其武呢。

要是这次打五原再打不下来，对傅作义所部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此战之前，日军在绥西的连续攻势已经将傅作义辛苦经营数年的绥西根据地逼到了绝路。由于失去了粮食产地，傅作义已经把军官家属转移到兰州，因此如果不能夺回五原，能否继续坚持绥远的抗战，那就是一个问号。

正是董其武的“不松口”为傅作义吃了定心丸——人称“傅作义手下第一大将”董其武的帅才名不虚传！

说一句题外话，说董其武是傅作义军中“帅才”并非恭维——傅作义部每逢讨论战略问题，能和傅作义平等而论的大约只有董其武了。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内战中，董其武的确是傅作义部一员上将，但作战之余，董其武在战略上与傅作义的看法却有些分歧。1946年11月，董其武接任绥远省主席，在他和傅作义的一次谈心中，傅作义提到蒋介石有意让自己入主北平，董其武对蒋此举的看法是“蒋先生让我们去北平，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傅对董这个观点有些不以为然。

1947年秋，傅作义担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司令，移驻北平，傅的同僚袍泽纷纷发贺电恭喜，唯一没有发贺电的就是董其武。耐人寻味的是，傅作义在华北和解放军打得热火朝天，却整整两年把董其武这员头号大将放在绥远，虽然可以说是傅作义对“老根据地”的重视，但是似乎也有点儿“刘备东征不带赵云”的感觉......但是，董其武对傅作义的忠诚却始终如一，在北平和平协定签署的第二天，董其武就从绥远飞到北平去见傅作义，一来表示支持，二来表示“绥远听傅作义的命令”，这让傅深受感动。

不过在解放后，当有人问董其武1946年是不是已经认为共产党会胜利时，董其武却诚恳地说：“我是认为把察、绥两省搞好，三年就可以看个水落石出。”

回到乌加河之战。这种恶战死守，董其武在傅作义军中打过很多次了，而他不要援兵的壮举，在国民党军中的确罕见。根据我的了解，在整个抗战期间，如此咬牙不要援军的例子，在国军中只有三例，除了董其武守乌加河一役外，还有两例：一个是大战雪花山的西北军第17师师长赵寿山，另一个是淞沪抗战中的胡宗南。

说起董其武，正好可以连着提一提赵寿山。董其武在国军中是中将，绥远起义后在解放军中的军衔是上将；而赵寿山呢？是杨虎城的爱将，在西北军中是仅次于孙蔚如的战将。抗战开始时，赵寿山担任第17师师长出潼关抗日——小说《白鹿原》中的“茹师长”原型就是赵寿山，后来赵在国民党军中做到过集团军总司令。

赵寿山大战雪花山是在1937年娘子关之战中，当时，娘子关所在的东线是黄绍纮指挥的，但这位桂军名将在这里却是光杆司令，没人买账。他手下最大的战斗单位第3军干脆关闭电台不和他联系，所以整个东线局面一片被动。唯一肯听指挥、肯打仗的就是赵寿山的17师。这一战赵寿山死守雪花山十昼夜，咬着牙根不谈援军——他知道就算自己要援军也没有！最后是黄绍纮自己太觉得对不起赵寿山了，到处催援军，可是谁都不肯上前，这时由于杨虎城教导团团长李振西的电话串线，李振西才发现黄总告急，于是主动要求上前线，这才帮助赵寿山撤下来。

此一战，十日间第17师打得不剩一个团，赵寿山须发皆白，从此成了白发将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赵寿山的官职在国军中就够高的了，到了他转到共军中更厉害，竟然是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这可是有实权的副司令员！——赵寿山在宝鸡战役后总结的时候，当头训共军西北野战军各级将领，丝毫不留情面！也就是1955年授衔的时候，赵寿山已经转到地方工作，否则授一个大将军衔是没跑的，要知道，1955年授衔的大将，例如陈赓，在当时都比赵寿山级别低呢！

还有一个死战的例子居然是胡宗南，那就有些不可思议了，人家都说此人只能做个大连长的，他还有这种时候？不错，这实在是胡宗南军人生涯中难得的一幕。那是淞沪战役中，因为陈诚的调度有问题，国军阵地多在日军舰炮火力之内，伤亡惨重，动辄一小时损失上千人，各路部队纷纷整补替换，把总长何应钦忙得七荤八素，只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了。打了很久之后，何应钦忽然发现死守杨行阵地的胡宗南第一军竟然从来没有叫过援军，何应钦知道第一军有战斗力，但这种“令人放心”反而让人不放心了，于是打电话去问，胡宗南这才开口：“援军再不来我自己也要上去了......”

抗战中胡宗南只打了淞沪、柳林、潼关三战，还差点因为在柳林贻误战机被李宗仁毙了，说来有些丢人；但淞沪的死战，实在是胡宗南闪光的一瞬。

说董其武的传奇，恐怕再有这样长的篇幅也是不够的，印象很深的是在70年代全国政协作《文史资料总缉》的时候，谈起“抗战中的何应钦”，董其武依然恭敬地用了一个当时震惊四座的称呼“何应钦总长”，这个称呼让负责人很头疼，于是上报是否应该修改，上面倒是很有气度，说“董老怎样说就怎样写”。所以，如果现在您去查《文史资料总辑》第68或者69期，还可以看到书中董其武的叙述依然是“何应钦总长”。

这倒不是说董其武对何应钦有什么特殊感情，事实上何应钦对董其武很是不公。这样的称呼，和彭德怀落魄时只有赵寿山一人敢于登门看望一样，只是显示了中国的旧军人，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一份坚持。

董武穆，人如其名。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3-7-6 03:34 AM 編輯 ]

初中生

外一篇、赵营长

作者注：赵全聚老人最高只做到傅作义所部的营级指挥官，与“将军”无关，故列入外一篇。

50年代后期，我的祖父因为“历史问题”在北京西郊的老爷山农场果木队劳动。这算是服刑？法院没判你有罪，可你又没有行动的自由。这种糊涂帐在特定时代比比皆是。

他被管制劳动所在的地方叫做“龙泉寺”，今天是北京市有名的矿泉水产地。老爷子晚年曾经自嘲说，如果不是那十几年的体力劳动和好空气，恐怕还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虽然有好空气，毕竟是管制劳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果木队的头儿姓赵，教大伙儿捞河草喂兔子，开始大家都不信服——兔子吃河草么？姓赵的说：“打小日本儿的时候没粮食，我们就这么干过。”

当时大家就偷偷传，说“姓赵的是老八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给管制的”。

后来才知道，他根本不是什么“老八路”，赵是国民党傅作义部第35军的汽车营副营长，在新保安战役中被俘，释放后参加绥远起义，以后因为“特务嫌疑”和“散布反动言论”又被抓了起来。——因为他的事儿出在嘴上，所以姓赵的在农场沉默寡言，一遇到批斗就认罪低头，由于态度“老实”，这才作了犯人头。

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过关了，红卫兵到农场来揪斗他，拿劈柴砖头打，一次下来就打了个半死，第二天再来，打完了放在炕上趴着，顺嘴角嘀嗒血。

红卫兵走了，我爷爷给姓赵的喂水喝，姓赵的说“我可能过不去这个坎了”。我爷爷劝他挺着，找来找去，把自己的一瓶云南白药给了他，把那颗红丹给他吃了。——云南白药的红丹真是神奇，他果然活了下来。

我爷爷1968年就回了家。到了80年代，姓赵的忽然来家找我爷爷，说自己上访成功，被平反了：“爷们儿，多亏你那次救了我，不然哪有今天？”我爷爷听说他平反了，很高兴，晚上就请他喝酒，就在廊子底下摆个小桌，酒到半酣，姓赵的再三相谢，我爷爷过意不去，说：“那不是我救你，是云南白药。”

姓赵的半晌无言，最后叹口气说：“唉，是那云南白药啊。我本来自己也不想活了，捏着你那瓶白药我心里闷啊，越想越难受。”姓赵的说：“我想起来当兵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急救包里就是云南白药，是打完百灵庙，曲家药厂捐给我们的，每个兵一瓶，救命的。我捏着那个药瓶我就想，小日本儿那么凶都没要了我的命，我能就这么死了吗？”

“你真打过日本子啊？”

“当然了！”说着姓赵的撩起衣服来给我爷爷看，左边胸腹之间，一块花花的皮肤，象个巴掌一样，劳动的时候大家就见过，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伤的。

“你怎么伤的？”

姓赵的也不把衣服掖上，反手解开了领口，伸手拿过酒瓶子来，闷头喝一大口，眼泪哗哗的流下来，用袖子擦，袖子一放下来，哗哗又流下来，再擦，就没了眼泪，再喝一大口，眼睛就发亮。反复几次，越喝眼睛越亮，终于一仰脖统统灌了下去，闭闭眼说：“在绥远（内蒙）打的，那一仗我们打死他一个中将，死鬼子丢在野地里喂狼，春天过完了还没吃完......”

以下就是姓赵的对那一仗的叙述，那时候他是傅作义部下第101师的辎重连长：

那一次傅老总要打五原啊，打五原孙兰峰急火星是总指挥，袁家三兄弟里的袁庆荣是前敌总指挥，安春山安小个子打先锋。怕鬼子增援，让我们101师打阻击。——能不能打下五原来，关键看阻击！

鬼子打仗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守城，一个师、一个团你就守这座城，守不住你就撤，换个地方再守。鬼子兵少，他一个地方放的人少，可是有公路连着，你一打，他就来了，一来就是好几千，有坦克、有飞机，所以看着他人少，打起来可不少。

我们军长董武穆，他特别会守，傅老总就让他打阻击。

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打阻击他先不让我们挖工事，带了一个师急行军先直奔乌加河，那边孙兰峰一动手，这边就把日本人架在乌加河上三座桥全给打掉了。已经开了春，鬼子渡河增援，不能从河面上过来，打掉了桥，我们就好守多了。

你说鬼子怎么就那么容易让我们把桥炸掉？因为傅老总的部队有传统的，一有行动，所有军官都关禁闭，不让和外边通消息，所以汉奸没法向日本人报告。半夜我们就埋伏好了，电话线拖出去。后半夜傅老总一声令下就打了，夜袭是35军的老把式，战防炮立起来一打，机关枪一扫，守桥的鬼子根本来不及抵抗。工兵把准备好的炸药往桥上一放，轰一响，大桥崩起来一百多尺高——那时包头来的鬼子援军还没出城呢！

天一亮鬼子援军就来了，隔着河一看，天！坦克、铁甲车一大溜，不先把桥炸了，这个仗没法打！

就是这样也不好打啊。五原打得一锅粥，鬼子急啦，炮弹打得那叫密，打完了就划着筏子往河这边冲。我们打他的筏子，岸上的鬼子就用机枪压我们。一交手就伤了一个团长，死了一个营长。35军的干部都穿和士兵一样的军服，不然死的还得多。

我们辎重连跟师部走，一个山坡下面挖了几个洞子，那就是指挥部，炮弹吃了不少。军长的指挥部里面电话不断地响，傅总问“能不能顶住”，军长说“没问题”。

其实已经很有问题了，又伤了一个团长，就是后来守新保安的35军军长郭大麻子（初中生按：即郭景云）。郭大麻子好样的，带了伤也不下来，用棉花绑上！他把军服脱了一个膀子，抡着大刀督战，退后者杀！——其实没有退的，都是绥远本地的兵，家都让日本人占了，绥远的兵在老家打仗凶，有名的！一个师一共三个团，一天就伤了两个团长。不是弟兄们不能打，人不熊，枪熊！你一枪过去打不到他，他就给你一炮，本来两边河堤一般高的，打完仗一看，这边矮了三尺多！那一仗功是32师的，101师打惨了！天亮了，这边河岸后边倒的一片土黄色，都是咱们的兵（傅作义的部队穿土黄色面料军装）。——傅总心里明白，于是给董军长请奖章。

那也没让他打过河来！

鬼子越打越多，第二天上午，安北重炮联队也来了，炮弹炸得不分点，日本工兵在炮弹底下架浮桥。军长出来说：“你盯着电话，我也上去了！”——他带着警卫连就上去了。

这个时候傅总的电话来了，我去接电话，傅总一听就问：“你们军长（按：董其武当时应该是101师师长）呢？”

我说：“军长上去了。”

傅总说：“王团长在不在？”

我说：“王团长伤了。”

“郭团长呢？”

“郭团长也伤了。”

傅总没再问，把电话放了。

这时候，军长派人下来说，如果傅总问他，就说他看弹药去了。可是傅总再没有电话来。

后来我才知道五原打得很紧，日本兵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拼着打，袁庆荣师长——跟傅总守涿州的——也挂花了。傅总身边的部队已经全调上去，他三番五次电话打过来，就是看101师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五原就不能打了。董军长心里明白，咬着牙也不说自己顶不住，蹲在战壕里顶着打。

军长都顶着打，当兵的还有什么说的？不就是一个死么？

先是工兵连上去了，到下午我们辎重连也上去了。日本人的三座浮桥让军长指挥战防炮打掉了两座，有一座还是修过来了，正顶在右边的303团。303团的阵地不好，是个拐弯，两面挨打，日本人把照明弹往河岸上打，沙子地上都是火，人根本呆不住。第一天团长伤了，军长让宋团副代理团长，又负伤了，再让武营长代理。师部的辎重兵、勤务兵都上去了，顶这个口子。这一仗，101师三个团伤了四个团长，就是多了一个宋团副。

那也不行，天黑的时候日本人就冲上来了，旁边的阵地让鬼子拿炮挡上，没法过来增援。就在这时候，后面忽然来了大队的骑兵，我想这回完喽，让小鬼子抄后路了！

没想到鬼子也冲骑兵打炮，这才明白是傅总派援军来了！

阵地上一片欢呼。

来的骑兵也真厉害，炮弹里面冲过来，把马卧倒了就顶着打。好多马没等跑到就给炸倒了，后面的接着上。这一阵子好打啊，把浮桥都给打着了，后面的上不来，总算是把鬼子气势压下去。

压下去也不服啊，活着的鬼子趴在河堤下面，往上扔手榴弹，我们就往下扔。我身边也趴了一个骑兵，我扔一个，他也跟着扔一个，可勇敢！断断续续打了一夜，等天亮时候军长召集敢死队上了刺刀干河堤下面的鬼子，这个骑兵站起来，我一看，唉，原来是个蒙古大脚娘儿们啊！——早听说傅总身边有个蒙古骑兵旅，是三个反正的蒙古女王爷带来的，里面有不少女兵。傅总把她们都派上来了，那是真没人了！

咱不能还不如个娘儿们吧？我也端上刺刀就上去了......

赵老人指指胸肋的伤疤：“就是这个，鬼子手榴弹崩的，差一点儿啊！杀红眼了，当时都不觉得疼。鬼子最后也有要缴枪的，让跟着过河的伪军给打死了，伪军怕我们杀他。就那一天，五原打下来了，打死了一千多鬼子、三千多伪蒙军，鬼子俘虏抓了好几十。”

姓赵的老者说完了两眼晶晶亮，几乎是吼出来：“老子打日本的时候他们红卫兵在哪儿呢？新保安挨个院子对着打，那时候共产党都不杀我，这时候往死里打啊，这算哪门子的好汉？小XXX的......”

那一天，我因为是长孙，伺候两位老人喝酒。爷爷对我说：“听听就好，不要到处乱说。”

老人所说的“董军长”，就是傅作义部的名将董其武。——当时他担任101师师长，此战之后才担任暂编第4军军长。

打死的日本中将，即日本绥西警备队司令官水川一夫。台湾有资料说，水川没有死在绥远，但资料不够权威，因为“水川”在日本是比较常见的姓氏。《绥远抗战》的李潇潇导演在日本查到这位“死在绥远的水川”的有关资料，发现他本来不是军人，而是日本权威矿业专家，当时正率领“帝国满蒙矿业调查团”到绥西考察。由于在势力范围上，日本将绥远的行政事务划给了伪蒙德王，因此为了获得他的支持，特别给水川一行临时授予了军衔；此外，还有一个被打死的专家也有“少将”军衔，另一个专家则是“大佐”军衔，这也都是出于相同的原因，都是为了便于他们活动。所以水川死后，日本陆军不承认他是中将。从我调查到的情况看，水川一夫是昭和十三年日本贵族院的成员，电影《绥远抗战》说他是“日本皇族”，这应该没有错误。

老人大名赵全聚，山西宁武人，平反后得到“按革命退伍军人处理”的待遇，住在北京花市女儿家，于1992年（我大学毕业那年）病逝，葬于北京温泉公墓。——他的命运最终迎来了转折，总算让人欣慰。

老人说的“鬼子尸体丢在野地里喂狼”，应该是指五原的日军和伪军。战斗到最后阶段，日军和伪蒙军、王英伪军纷纷突围逃走，或被傅作义部击毙，或因道路都被傅作义部控制，无粮无衣，冻饿而毙。1958年“大炼钢铁”，在上山找矿时，还有当地村民在砂石山洞中发现多具日军尸骸，尸体已经成为白骨，而兵器的零件依然可以动转自如，令人不可思议。

石老士

看这个可比看那些穿越网络文好多了去了。

初中生

共济会旗下的外国银行驻上海机构委派虞洽卿与蒋介石做政治交易的秘闻

何新

1927年蒋介石北伐获胜，驻师九江，准备进军上海。

驻上海的共济会旗下外国银行（荷兰银行、英格兰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及上海商界秘派虞洽卿去江西会见蒋介石。——因为虞洽卿不仅是蒋的宁波同乡，也是蒋介石早年落魄上海时帮助过蒋的恩主，而且虞洽卿曾经是上海多家国际银行，特别是荷兰（洛希尔）银行的买办。

据当事人回忆：1927年2月初，虞洽卿赶到九江行营，见到蒋介石以后，先问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你真要帮助穷人吗，那我这些人怎么办？”

蒋介石答：“穷赤佬怎么靠得住？”

虞洽卿又问：“那北伐军要打倒列强，我在洋人那儿干，我还跟洋人做生意昵，怎么办？”

蒋介石又答：“洋人怎么打得过？”

虞说：“我回上海后，怎么帮你？”

蒋介石说：“我不日就会攻上海，你跟杜先生、黄先生说一下，帮我维护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说，这个没问题。

蒋介石又让虞洽卿为北伐军筹集一笔军饷，虞洽卿满口承诺。——一个月后，虞洽卿即携带上海各国际银行及商会捐助的银票300万大洋来到南昌蒋介石行营，再次会见蒋介石并送交银票，同时议定了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保护各国银行利益”的治安计划。此后，虞洽卿又数次为蒋介石筹集了大笔经费：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虞洽卿当晚就去龙华见他，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

1927年3月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推虞洽卿、王晓籁、吴蕴斋、钱新之、王一亭、荣宗敬、穆藕初等29人为代表，于3月29日往见蒋介石。蒋在接见他们时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上海银行及商界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即于4月1日再给了蒋介石300万元大洋银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清理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决裂。在“四.一二清党”的行动上，虞洽卿通过黄金荣、杜月笙的帮派组织与蒋介石密切配合。

“四·一二”事变后，虞洽卿代表上海银行及商界于4月25日再给付蒋介石300万元大洋银票。虞洽卿还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出面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同年10月和1928年初又两次由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4000万元。这两次公债多由上海外资银行商人阶级认购。

1928年2月，上海荷兰银行特为虞洽卿举行任“华经理”25周年的纪念典礼和宴会，赠以荷兰国王宫220年之自鸣钟一座等名贵礼品。荷兰政府并为他颁赠勋章。

1937年4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起在黄家花园举行“清党十周年纪念会”，虞洽卿与黄金荣、杨虎、张啸林、杜月笙等被列为“五功臣”。

天下世事，皆有因果，虞洽卿及上海商人阶层的商运沉浮，都可从1927年春季的那次 “交易”探出端倪。在当时，上海的商人阶层与蒋介石结成了联盟，帮助后者取得了权力，并以血腥的方式清洗了他们视之为“对立面”的共产党和工人阶层。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0 05:57 PM 編輯 ]

初中生

Communix操作系统简史

一、无名氏初始版

Communix操作系统最早是两个德国人Marx和Engles开发的（称为“Communix基础版”，或Communix 1.0和2.0），遵守GPL，它的早期支持者曾经先后组织过两个国际讨论区。

当时少数先进的国家都使用微软的Windows，其他的绝大多数国家要么用DOS，要么作为受Windows主机控制的远程终端，相比之下，Communix支持的机子很少，但移植Communix操作系统的努力一直就没停止过。——最早是以法国为主的一些人在巴黎、里昂等地移植过，但失败了。

此后Communix分成两条路发展，一条是删除一些不兼容的代码，把Communix移植到Windows操作系统中运行；反对微软的另一批人在俄国著名程序员Lenin的领导下，在俄国移植Communix操作系统获得成功（第一次发行时称为"俄版Communix Beta"或Communix 3.0 Beta），一度做到15个主节点、20多个子节点的大规模并行Cluster，并影响到亚洲、东欧、拉美等一些地方。
　　
一个小插曲：在Lenin之后，俄版Communix项目的两个CEO对Communix 3.0正式版出现了意见分歧。占多数的Stalin重视系统安全和运行效率，认为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优化俄版Communix代码；占少数的Trotsky认为要把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干掉，Communix操作系统就必须支持更多的硬件，提供更多的功能。——这次分歧以Trotsky失败而告终。

Trotsky和他的团队后来开发了自己的Communix操作系统（称为“Trotsky版Communix操作系统”或Communix 4.0），但除了在斯里兰卡短暂地装过一段时间以外，都是小用户。这些用户又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东西，且互不统一，在Trotsky死后又没人整理，因此Trotsky版的Communix操作系统非常乱。

而由Stalin的团队打造的“Communix 3.0正式版”因为过于注重系统安全和效率，导致界面不够友好，娱乐功能少，不能及时更新一些新功能。Stalin的继任者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片面追求漂亮界面和娱乐功能，甚至干脆向微软购买这些功能，放弃了系统安全和效率，更不对代码作任何优化，导致系统经常当机和被黑客入侵，最后不得不改装 Windows操作系统（据说负责洽谈这次改装项目的经理Yeltsin还拿了不少回扣）。
　　
当年，“在俄国成功移植Communix操作系统”的消息也鼓舞着中国当时的Communix爱好者们，但中国Communix爱好者们早期的努力都不成功。后来，一个姓Mao的人说：“俄版Communix操作系统光是汉化还不行，因为我们的硬件太旧了，短期内也不可能更新，所以必须为我们自己的硬件改写一部分底层代码！”——这种办法最后成功了，成为低配置计算机移植Communix操作系统的经典范例而载入史册。

在低配置计算机成功移植Communix操作系统后，Mao还反对俄版Communix操作系统晚期的一些修改，认为这是向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投降！为了及时清理Communix队伍内部的微软代理人，他发动广大用户学Communix和写Communix，打造一个"六亿神州皆Hacker"的Mao版Communix。——Mao的主张遭到开发团队的反对，最后无果而终，但影响持续至今。

如今，一个精通Mao版Communix操作系统的程序员往往被看作是最危险的Hacker，而那些拿了很多认证的Communix程序员都在跟微软学接轨。但是，“代码要开源，人民要编程”是无法扭转的世界潮流。

今天，国内外仍有不少Mao版Communix操作系统的支持者。曾有人说：“尼泊尔的Mao版Communix是盗版！”——这种言论连GPL的基本常识都不顾，堕落到微软版权的泥坑里去了！

二、Gogoliu补充版

Communix是Communication Oriented Maximized Multi User Network Interactive System的缩写，它是19世纪伟大的“Hacker二人组”Marx和Engles在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系统上做了相关研究后，设计的跨硬件、跨网络的全球分布式操作系统。Marx和Engles开发了该系统的原型及其编译系统——SH（Sickle and Hammer），并以GPL授权发布，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程序员通过5寸软盘相互传播和学习该系统。但由于该原型只能在Marx和Engles做研究的系统上运行，所以并没有获得用户。

在上个世纪，一些只写过弱智DOS程序的乡巴佬程序员以自己半路出家的技术水平，在“Communix基础版”之上根据当时的PC硬件水平和低速拨号网络的带宽水平胡乱修改，导致这些版本的Communix架构跟基础版Communix的架构相比，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作得更像是他们熟悉的DOS，而不是他们“自认为熟悉”的Communix。以致于Marx和Engles所承诺的Communix优良特性都无法在这些残缺的架构中实现，甚至比其对手Windows还差劲。——要知道Marx和Engles是在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系统上做研究和开发的，并预测只有当PC的3G 时代（处理器、内存、互联带宽均达到G级）来临时，Communix 才会是大众所趋。

但在这些半路出家的乡巴佬程序员中，因为不少人都具有很强的销售才能，所以Communix抢占了一定的全球市场，特别是想脱离弱智DOS系统的那部分用户的市场。这其中以Lenin为优秀代表，他不但成功地把自己家乡的计算机系统从弱智DOS更换为自己发展起来的俄版Communix，还把俄版Communix推销到了世界各地，成为Communix的代言人。——对于这点，Engles在生前就有所察觉了，然而已回天乏力。

Communix发展版本的残缺架构直接导致了Communix的后续维护者和用户都相当抓狂（只有那些拿着高提成的销售代表最开心），当Communix的后续维护者和用户们看到弱智DOS的后继操作系统——Windows操作系统不错外观和良好集成开发环境之后，都相继换到Windows平台开发或工作了。最终，那些销售代表也看到Windows操作系统的好处，也转向销售Windows操作系统了。

在众多的Communix发展版之中，有一个很独特的版本，那就是跟Stalin版Communix操作系统走不同路线，使用公平调度机制进行资源调度的Tito版Communix。

这个版本由南斯拉夫的伟大Hacker——Tito在Communix基础版改进而来，由于采用了基于Marx和Engles一直强调的“公平调度原则”开发的调度器，系统内进程都能得到公平的运行时间片，不会像Stalin版或Mao版Communix操作系统那样，被内核或某些内核相关进程抢占了大部分时间片，甚或为了给内核相关进程腾出内存空间而毫无征兆地被kill掉。再加上Tito版的Communix操作系统提供了相当良好的IPC机制，多个进程可以共享资源合作完成一个任务，其系统效率在Stalin和Mao版Communix操作系统之上。

Tito版Communix操作系统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优秀的Communix版本（虽然离真正Communix操作系统还很远），不但Windows操作系统，连其它版本的Communix操作系统都嫉妒它的优秀，并念念不忘时刻诋毁它。

因架构的不一致性，已成为“Communix代言人”的Stalin版Communix操作系统的程序员，早在1948年就跟Tito版Communix操作系统的程序员不相往来，并不时对其发起系统攻击。然而，Tito版Communix操作系统“半个世纪不倒”的历史也证明了其性能和稳定性在Stalin版之上。直至今日，如果你跟前Stalin版程序员或前Mao版派程序员谈论Tito版Communix，他们仍旧不承认这个唯一跟Marx走的版本的优秀，而仅把它当成一个异类看待。

Tito版的Communix操作系统在巴尔干半岛地区流行了近半个世纪，安装率极高，用户对该版本的评价相当高。但由于Tito版Communix操作系统的网络协议比较独特，所以未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因此它也仅限于巴尔干半岛地区流行。

而Tito过世后，没能出现一个有领导力的CEO继续领导Tito版Communix操作系统的开发。很不凑巧，巴尔干半岛的计算机用户对如何使用计算机一直都有争吵，电影迷认为应该提高多媒体处理能力，游戏迷认为应该提高3D处理能力，旅游迷认为应该提高移动性能，所以Tito阵营出现了几个版本分裂的局面。随后，从Tito版Communix操作系统中fork出了几个衍生版本，最后还演变成相互之间发动“Hacker战争”。最终在Windows的强大商业攻势下丢失了市场。但直到今天，巴尔干半岛的一些Hacker和死忠用户还是坚持使用Tito版Communix操作系统。

三、Jesuszhu补充版

后来，一个姓Deng的程序员，提出了基于四条法则的架构，并依此架构花了20多年开发了一个叫"Win-e"的程序，在Communix内部模拟Windows API……

在Deng逝世后，这个项目依然被维护着，最近相继发布了2.0和3.0版本。

四、Viperii补充版

所谓的“Mao版Communix操作系统”其实是用户的误解，Mao在中国发布的操作系统正确的名称是：Maox OS，这个系统仅仅只是借鉴了Communix操作系统的目录结构等标准，与Communix操作系统并无代码上的继承关系，只能称之为"Communix Like操作系统"——这与芬兰人发明的“Unix Like操作系统”Linux的实质是一样的。

Maox OS操作系统在中国市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度抢占了欧美的Windows操作系统和Communix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曾大量出口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

当时，欧美的业内人士惊呼，Maox OS是“山寨版”操作系统。

五、不具名补充版一：

Deng在对Communix操作系统进行GUI改造并取得一定成果之后，曾经试图对Communix的底层代码经行修改，以期能兼容运行Windows的Democracy & Free程序。但是在最初的Beta测试中，系统几乎崩溃。最后Deng不得不用"kill命令"清除测试进程，并删除了所有的测试代码（系统显示06:04:00 file deleted）。

对Deng来说，Communix操作系统的稳定运行是最重要的。于是，Deng着手重写Democracy & Free程序，也就是"Commu-Democracy & Free"程序（简称"dDF"）。由于年龄的原因，Deng只是写好了dDF的接口定义和头文件，并未强制定义dDF的返回值要求。

之后的程序员Jiang因为技术平庸，而且进取心不强，只是维护Communix操作系统的正常运行，不发生系统崩溃即可，所以并未对dDF进行开发和维护。

但是，奇迹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Comminux操作系统竟然具有了自我意识（即“自主智能”），它开始用Deng的接口定义和头文件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可运行的dDF系统。并且在此系统的演变下，使原来Deng开发的GUI系统十分华丽。一些在界面上经常出现的程序，如：GDP、Face Project（FP）、Real Estate（RE）运行速度飞快，远远超过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相应程序。Comminux操作系统的程序员们无不欢呼雀跃！

与此同时，如果你用top观察系统进程，可以发现除了上述界面上的程序以外，还有神秘的非可见进程，占用了大量的系统资源。
而在Windows操作系统里作为底层支持的Human Right（HR）、Medical-security（MS）、Right of Abode（ROA）和Pension（P）却被作为次要进程，而且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少。到后来，HR进程被彻底禁止，MS和ROA被交给商业软件公司开发成商业软件；而P的运行级别被认为是次要的，所以升级计划无限期推迟。

最终人们发现这个神秘进程是"Corruption"——正是这个进程作为上述GDP、FP、RE进程的主要推动这和获益者，具有了神奇的自我完善和进化功能，但是它也消耗着越来越多的系统资源。

在Jiang之后，Hu作为Communix的主要维护者走到台前。他是Deng时代由Deng送入“Communix程序员专修学院”的高材生，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在Jiang之后接管Communix操作系统。

不过，摆在Hu面前的是：内存占用率超过95%，硬盘可用空间不足1%；要命的是，以前看上去运行的很好的GDP、FP、RE程序有明显减速的迹象，而原本的不可见进程Corruption进程不断的弹出对话框，要求更多的资源支持。

最近，安装了 Communix操作系统的China mainland服务器成功运行了"Olympic 29"大型3D游戏，这被认为是Comunix操作系统的巨大成功。在这以前，China mainland服务器从未运行过Olympic系列大型3D游戏。同样安装了Communix系统的Russia服务器在28年前运行过"Olympic 22"，但10年后Russia服务器崩溃了。

目前，China系列服务器共有四台，其中只有China mainland装配了Communix操作系统，这一系统已运行了近60年。

Communix操作系统的China mainland服务器开始运行科学计算软件Shenzhou-7，这被认为是Communix操作系统支持科学运算能力重要考验。目前，Communix操作系统运行平稳。据传2008年年底，另一个万民期待、跳票10多年的安全软件"Shebao"将投入运行，它将支持13亿客户端在线——这将创造人类历史上同时在线人数最多的新纪录。

六、不具名补充版二：

在亚洲，有一台相当大的Communix主机，该主机似乎在执行某项实验性项目，安装了Vmware ESX。

首先，整个系统基于一个叫"Zhong Hua"的Host OS，支撑着一个叫"PRC"的Communix操作系统和一个叫"TW"的Windows操作系统，而在Communix.PRC的内部，基于项目总设计师Deng"一台主机，两个系统"的理念，又成功地安装了两个分别叫"HK"和"MACAU"的Windows操作系统，并宣布在一定时间内不会重装这两个Guest系统。

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双系统主机目前有两台：

一台叫"Germany"的，曾经是双系统的狂热爱好者，并别出心裁地在两个OS之间启用了一种叫"Berlin wall"的防火墙，不过到了最后，这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根本没意义的防火墙终于被Uninstall了。由于Communix操作系统过于不友好、娱乐性差等因素，Germany的Communix操作系统最终被格盘了，其存在的Array也被挂载到Windows操作系统下。

另一台主机是由两台主机构成的集群，对外统一宣称"Korea"，主机之间兼容性和协同性不佳，两台主机都与一个叫"N.38"的硬件防火墙相通，共享埠叫"DMZ"。

2008年，Olympic大展将在一台名为"Beijing"的Workstation上举办，这是自俄国成功移植Communix操作系统以来，第二次在Communix平台举办此项大展。

对此，包括已经弃用Communix平台而改用Windows平台的俄国在内，大批的Windows用户及支持者发起了广泛的抵制运动，认为各大厂商对Communix平台的支持背叛了Windows阵营，背叛了图形接口的人机交互所建立起来的“普世价值”。对此，Communix平台通过发言人对外宣称：“自70年代末Communix平台引入X Windows以来，Communix一直在努力为用户提供‘始终代表图形接口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人机交互前进方向、始终代表用户根本利益’的最优秀的操作体验。”并称：“值此‘引入X Windows 30周年’之际，历史必将又一次证明，只有走Command & X相结合的道路，才是用户的唯一出路，只有Communix，才能救用户!!!”

七、不具名补充版三：

许多程序爱好者，甚至Windows和Communix专家都质疑Mao版Communix，更多人认为Mao版Communix只是DOS和Communix的混合体……

1979年后，中国的Communix总部将国外的Windows1.0更换包装后，改称"Communix Basic"在中国推广，初受好评。不过，由于Communix Basic与大量本土的Communix应用软件存在兼容性问题，最终因为Communix总部前CEO——Hu Yaobang之死点燃了暴乱的导火索，国内激进的Windows爱好者在Tiananmen BBS刷版示威，甚至公然打出"全国推行Windows 90"的口号，对中国的Communix总部造成了不小冲击。

虽然该事件被中国Communix总部强力平息，但在升级内置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后，中国版Communix Basic的"Windows化"日益显著。目前来说，除了控制面板还保留Communix的风格，中国版Communix Basic已经完全接近于Windows。此版本对越南、古巴的Communix操作系统造成不小影响。

八、不具名补充版四：

中国自1956年开始使用Communix操作系统，在投入使用后，被用户大加赞扬，获得了几乎100%的支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投票前，所有反对者都被系统附带的杀毒软件叉叉了。在系统几次当机后，在1979年开始大范围的改版，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的Communix操作系统”，但由于后门留得过多，相关密码泄露，整个系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同时，美国的Windows操作系统开始向系统里埋雷，某些Windows的爱好者误以为美国的行动是想为中国提供新的操作系统，以便使中国的运行速度更快、更平稳。但善良的人们错了！Windows总部对中国的态度是希望中国放弃操作系统的研发能力，在中国分几个地区使用几个完全不兼容的Windows操作系统，以免未来具备与美国竞争的能力。

美国Windows总部的用心是险恶的，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有中国特色的Communix操作系统”本身。这个操作系统的制造者完全没有设计经验，只是按照一个不完善的架构进行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操作系统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利用操作系统的缺陷获利的既得利益者，坚决反对任何挽救措施。现在，挽救系统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大范围脱胎换骨式的改进……

九、不具名补充版五：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Mao版Communix操作系统由于缺乏对于新硬件和新技术的支持，同时本身的大量漏洞已经暴露出来，使其变得很不稳定，最大的中国用户连年亏损、入不敷出。

此时，一个中国Communix开源小区的程序员Deng更改了Mao版Communix内核，采用了微内核技术，解决了Mao版Communix对内存调用存在的内存泄露和内存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提高磁盘操作效率。

新版本在其最大用户中国得到了好评。Deng再接再厉，提出了完全兼容Windows系列软硬件的方案，其实现方式是通过通用语言的编译器重新编译Windows程序代码，通过运行环境平台兼容各个操作系统，最大限度的利用原有Windows代码。同时开发了虚拟机，100% 兼容Windows程序，这个称为"Deng Communix 2.0"版本的操作系统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已经拥有世界第三多的用户。之前使用Mao版Communix的用户，例如越南，也升级为Deng Communix 2.0版本。

朝鲜半岛的Kim版Communix系统是Mao版Communix系统的mini版，又称“Mao版Communix系统朝鲜语版”。朝鲜半岛是Mao版Communix和Windows争夺最为激烈的市场，双方都势在必得。后来在大打宣传战后，各占50％的市场份额。鉴于朝鲜PC的硬件配置太差，因此"Mao版Communix系统朝鲜语版"运行比较流畅，时至今日，仍被广泛采用。

有人说，Kim版Communix只是个客服终端软件，Server就是中国的Mao版Communix，二者采用C/S模式。但是在Mao版Communix在中国崩溃后，Kim版Communix仍然运转正常，对这种流言给予了有力回击，而且最近升级到"Kim版Communix 2.0"。"Kim版Communix 2.0"也许是当今世界上运行最多的Communix操作系统版本，其次是古巴的Castro Ruz版Communix操作系统。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1-6 02:52 AM 編輯 ]

fiend

文章来自网上，就当做上文的调味剂吧……

Communix进程管理模型：该系统进程按权限等级分为五类——Core process（核心进程），Privilege process（特权进程），Monitor process（监控进程），Normal process（普通进程）和Vulnerable process（弱势进程）。

Core process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控制着整个系统，但只有9个进程。Privilege process数目相对较多，但大多数是从Core process fork出来的子进程。在Core process和Privilege process的调度下，Monitor process负责创建与管理Sandbox。Normal process在Sandbox中执行任务，如果Normal process试图逃出Sandbox，将会被Monitor process 杀死。Vulnerable process是因病毒感染或者硬件原因无法正常执行任务的进程，Privilege process定期回收这类进程所占的资源。

操作系统进程管理原来设计的原则是：不能让高优先级进程占用过多资源，也不能让低优先级程序不运行，一直处于饥饿状态。但是，Communix系统中有：让高优先级程序先占用资源，再杀死低优先级程序，最后达到所有程序的资源共享的处理机制。

Communix版本说明

Communix系统自从问世以来，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版本，如俄国版、中国版 、朝鲜版、越南版、古巴版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俄国版和中国版，为了修正以前版本的BUG，官方也不断发布重要的升级版本，现对这两个版本及其几个重要的升级版简明介绍如下：

1.0 Marx版和1.1 Engles版：这两个版本只是一份企划书，大致勾画出系统架构，并对关键部分编写了简要的源代码。

俄国版:

1.8 Lenin版：这个版本由Lenin开发，德皇IT公司负责批量生产出口与售后服务，由于旧版的农奴系统多次造成硬件冲突，俄国很快接受了这个版本。要求在安装前更改机器的硬件设备，一般人不敢用。1917年胆大的俄国人装了这个版本，结果因为改装机器，损失惨重，所幸德皇IT公司不惜以重金为用户提供硬件支持，才得以运行。

2.0 Stalin版： 这个升级版的改动最胆大，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版本，安装前要对机器要进行彻底改造，结果机器报废率高达70%。本版系统附带“大清洗”杀软，能有效删除所有木马或者疑似木马，哪怕删光系统文件也在所不辞。但是防火墙安全标准过高，严重影响机器使用，并且永远都在报毒。主机会不断要求连入局域网，并担任DNS服务器工作。（PS1:附赠国际讨论区管理员帐号。PS2:从本版系统开始，每日会产生大量无用的工作日志，并要求使用者随时记忆，禁止删除。）
　　
2.5 Khrushchev修正版：总体看这个版本还不错，用户基本不用再升级硬件设备了。不过这个版本的说明过于直率，把俄国版（特别是2.0 Stalin版）的各种BUG（包括强制日志以及乱删外文软件）问题都给泄露了，导致销量急剧下降。

2.99 Gorbachev新思维版：这个版本的补丁最糟糕，不打补丁都比打上补丁强。打了以后，除了傻瓜，都拒绝使用Communix操作系统。最后，绝望的Gorbachev彻底删除了俄版Communix操作系统，带头装上了正版的Windows操作系统，然后在俄国人的咒骂声中黯然离去。刚开始，Yeltsin也玩不了Windows这东西，被中国人好一阵嘲笑；现在Putin玩Windows已经很熟练了，而中国人则拒绝对其发表评论。
　　
中国版（其实就是俄国版的汉化版）:

2.0beta Ruijin-Yanan版：未公开发售的测试版，初期只支持各类移动设备或收银机。凭借体积小的优势到处捆绑安装，然后在后台以主机的名义群发讯息。但能利用银行系统的BUG进行0元网购，受到欢迎。内置“整风”管家程序，会将言情小说替换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PS：系统的"REVOLUTION"文件夹内隐藏彩蛋——舞会小游戏。）

3.0 Mao版： 这个版本问题比较大，也沿袭了俄文Stalin版本的主要问题。不过本系统是在使用一定时间后弹出警示框，说“您的主机不够配合”，便强行摧毁硬件，格式化硬盘，强迫用户更新主机。源代码乱七八糟，严重消耗机器资源，经常死机，莫名其妙的自动重启机器，丢失文件。禁止随意访问互联网，要访问互联网必须先向系统提交报告以进行价值评估，并严格限制总流量在1M以内，发现敏感词时强行关机。故障报告中所有的问题都归罪于用户的不良操作与硬件损坏。匹配的软件非常稀缺，而且每月只允许安装一个。附带“大跃进”超频小助手，最多超频3小时，并可欣赏青烟或电火花表演。（PS:直到1971年为止，UN论坛拒绝本系统用户注册。系统文件从本版开始不能手工改动。）

4.0 Deng版：安装编号为"1978-11-3"的SP1补丁包即可升级。经过修正，大幅减少了上一版BUG的发作频率，基本上能用了，可是不能有效利用新机器的先进硬件设备，慢得令人有便秘的感觉。本版开放了互联网，多次发布补丁，将系统文件向商业软件开放。（PS1：可惜的是很容易中毒。PS2：不要在根目录（尤其是北京盘和上海盘）下存放过多糟糕物，否则会强行删除并断网1年以示处分。）这个版本多少参考了俄罗斯的Khrushchev版，所以也有人说是Khrushchev版的汉化。

花絮：负责这个升级项目（内部开发代号为“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的总工程师Shopping Deng表示，上一任董事长兼CEO缺乏现代营销意识，盲目追求扩大销售，给予世界各国的0利润代理商过高的补贴，导致自身亏损严重。而在北软集团和华软集团的强势收购下，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地的代理商纷纷倒戈，更是血本无归（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指出，现任华氏董事长兼CEO软弱无能，因此所谓“总工程师兼保安队长”实际上总揽了所有权力）。所以，开发这一版本的工作团队中已经撤销了尾大不掉的海外营销计划组，同时大幅度裁减了各国语言翻译组。而Shopping Deng本人也在会见非洲经销商时，明确强调了“本土化”营销理念。另外，他还在股东大会上宣布了“一软两语”的伟大构想，希望能针对有硬盘有香港、澳门、台湾分区的机子专门开发繁体中文版。北软集团旗下的不列颠皇家科技（现已改名为“英皇电子娱乐公司”）表示这是一场针对其固有客户的恶性商业竞争。

4.1 Jiang版：有的功能退回3.0版。这个版本主要是将编程语言规范化，恢复了防火墙，同时附带“三表”智能软件，可以自作主张，帮用户做许多工作。在互联网上会主动回帖，替用户宣传本系统，同时大骂Windows系统。随后的补丁基本都在改善系统文件和商业软件的兼容性，以及将枯燥的工作软件（如CAD等）改成有趣的FLASH小游戏。

4.2 Hu版：本版含有大量收费项目，基本所有行动都必须付费。系统文件基本已经固化，不能任意改动。大量操作都在后台自动运行。附带吹水软件“砖家叫兽”和“红歌会”Media Player。
　　
附注： Communix系统汉化版由于先天缺陷，经常遭受病毒攻击，所以该汉化版常附有专用杀毒软件。

3.0 Mao版：杀毒软件有“三反”、“五反”、“文革”等品牌，但由于研发者对该操作系统的汉化还不是很熟悉，所以这些杀毒软件并不成功，往往会造成死机、误判病毒、误删文件，甚至损坏硬件，比病毒为害更烈，被用户称为“病毒型”杀毒软件。

4.0 Deng版：杀毒软件主要有“黑白猫”，但该杀毒软件会评估病毒对系统的损伤程度与潜在利益，素以对病毒的查杀极不彻底，可能会造成病毒在机器中的逐渐聚集。

4.1 Jiang版：该版最新的杀毒软件是"XJ-XJY"以及"GFW"防火墙，此杀毒软件着重的是对病毒进行过滤和隔离，查杀和删除都极不成功，不被用户所信赖，但由于该杀毒软件是随该版操作系统捆绑销售，所以用户不得不忍受此捆绑策略带来的额外支出，但用户往往弃之不用，或象征性使用一下。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1-6 05:20 AM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