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缕曲 立雪天安门

初中生

原帖由 joyinjoy 於 2010-1-1 12:44 AM 發表。
你这种当官的哪里了解我们穷人的苦啊~~~~~

在俺们乡下，只要你出得起泥瓦砖头，几百平方带院子的房子随便盖。——你为什么不嫁到乡下去算了？

joyinjoy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0-1-1 12:49 AM 發表。

在俺们乡下，只要你出得起泥瓦砖头，几百平方带院子的房子随便盖。——你为什么不嫁到乡下去算了？https://forum.shusquare.com/images/s ...

那你为啥不叫天桥下睡着的人都到你乡下去结婚生子啊？

初中生

原帖由 joyinjoy 於 2010-1-1 12:57 AM 發表。


那你为啥不叫天桥下睡着的人都到你乡下去结婚生子啊？

哎，你还真别说，这我做过调查。我问了，他们为什么不回乡下去？主要有以下几种答案：

1）等上访结束就回去——这是来京上访的群众。

2）到这里来寻找打工的机会，一时没找到工作，舍不得花钱住招待所。——这是农民工。

3）我们就是想体验一下这种生活。——这没跑，志向远大的知识分子。

然后，你要是把这三种人结合起来看一看，你头上就会冒冷汗了。

joyinjoy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0-1-1 01:06 AM 發表。


哎，你还真别说，这我做过调查。我问了，他们为什么不回乡下去？主要有以下几种答案：

1）等上访结束就回去——这是&# ...

那乞丐呢？他们晚上住哪里啊？

我有个朋友，他出门旅游不舍得花钱就带个睡袋睡天桥下，我觉得很酷。

初中生

原帖由 joyinjoy 於 2010-1-1 01:09 AM 發表。


那乞丐呢？他们晚上住哪里啊？

我有个朋友，他出门旅游不舍得花钱就带个睡袋睡天桥下，我觉得很酷。

乞丐？我倒！你真的假的？乞丐在中国是富人阶层你懂不懂？白天行乞赚钱，晚上至少住招待所，要是逢年过节，还可以上五星级大酒店high一下！

joyinjoy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0-1-1 01:14 AM 發表。


乞丐？我倒！你真的假的？乞丐在中国是富人阶层你懂不懂？白天行乞赚钱，晚上至少住招待所，要是逢年过节，还可以上五星级大酒店high一下！

这么爽啊。。。

初中生

毛泽东与郭沫若——兼谈明亡300年时的一场争论

韩毓海

我讲的这个题目可能不太有意思，因为跟现实关系好像不是很大。

现在对明朝的关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天也是如此了。比如说昆曲的《桃花扇》最近又在不断的上演，《桃花扇》是孔尚任写的明亡清兴的一个故事。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是说如此繁盛、如此繁荣的明朝——这个历史时期持续了两百多年——在1644年突然就发生重大的历史转折，好像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突然就塌掉了。同时呢，网上对明朝兴亡的关心也很多，例如当年明月写的《明朝的那些事儿》，所以明亡的问题一直是个热点。

那么讨论明朝的问题，大家要看看时间——1368年至1644年，这不单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世界历史重要的转折时期。大家看看这个时期，看世界上发生的所谓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现世界的大航海、在明朝灭亡的时候发生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期间大随着大航海而来的在美洲发现了白银，所以这也是世界历史的极其重要转折时期，所以对明朝的关注，也是对这一段世界历史转换的重要关注。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对明朝兴亡、特别是明朝衰亡的讨论，大家都知道，发生在1944年——明朝灭亡三百年之后，在当时的中国进行了关于“明朝为什么会亡国”的声势浩大的讨论。1944年也是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或者说决定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还没有展开，在那个时候（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就是《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经过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陶希圣的润色，这个人是湖北黄冈人，是非常有学问的，在北大教过书，在很多地方教过书，有很重要的著作，比如说《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政治史》。这个人后来在抗战时期突然就不教书，搞政治去了，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中国之命运》是经过陶希圣的润色，当然陶希圣说他没有狠狠的润色，只是大致润色而已。这就是说，陶希圣认为蒋中正写得还不错，蒋中正水平并不差，因此呢他并没有完全润色。他说，润色得太厉害，大家可能就会怀疑不是蒋中正写的了。所以呢，由于陶希圣没有完全润色，因此此书就留下很多问题了。

在1944年，《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实际上既揭开了两个中国的讨论，也揭开了关于明亡问题的讨论。在这本书的开头，蒋介石就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几千年来，儒家儒学是历经艰难困苦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这个话还可以，还算靠谱，但也不尽然，因为大家都知道，魏晋隋唐基本上不是儒家的天下，所以儒家得意时间不能说是贯穿。尽管如此，但这句话没有多大问题。后一句蒋介石用了一个非常阶级分析的看法和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说儒学的核心是一种宗族思想，它使中华民族变成了同一个宗族。这个看法是很对的，我们今天看儒学，一句话就能讲清楚，儒学实质是什么呢，儒学就是宗族思想，它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几千年下来把中华民族变成同一个宗族。这个是蒋介石的破题，这句话是不错的。

在这句话之后他就开始说不对的话了。他就说实际上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满族这都是一个宗族，都是一个祖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文成公主嫁到那去了，他变成我们的舅舅，就是一个宗族了。这个很明显就是错误的，而陶希圣润色的时候，这个就没有改。后来这就被陈伯达抓住。

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这个文章是写得极好的，中共历史上非常棒的一篇文章。在此文开头就对蒋介石提出质疑。他说，同一个宗族？我们跟维吾尔族、蒙古族、满族是同一个宗族吗？如果是一个宗族的话，那先总理为什么还把“排满”叫做“民族革命”呢？如果是一个宗族的话，我们怎么还叫“五族共和”呢？如果嫁过去以后就叫一个宗族，那现在你们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人娶日本老婆，那你们跟日本就一个宗族啦？陈伯达这个滔滔雄辩，使得蒋介石骑虎难下，所以他后来也很埋怨陶希圣。

在当时，二战快要胜利了，蒋介石也讲他以中华民族的代言人自豪，从一开始说我们中华民族很辉煌，但近代以后很不幸，签订过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称之为“血战”，英美各国才接纳我们为盟国，他们更应该自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蒋介石说你看，在我国民党领导下，在我国父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终于成了一个民族，我是这个民族的领袖。

他说，中华民族原来很辉煌，为什么后来不行了呢？转变在哪儿呢？他说转变在明朝，明朝灭亡了，中华民族就衰落了。明朝为什么灭亡呢？他说明朝就亡于两件事，一件亡于流寇，一件亡于外寇。这很清楚，外寇就是建州女真，流寇就是李自成。他说明亡之后，中华民族就衰落了，而且明亡之后，中华民族的衰败就不断重复。他说，今天的情况就跟当年的情况是一样的，岂不是外有“外寇”——指日本，内有“流寇”——指共产党吗？

所以蒋介石就讲，你们一定要记住先总理讲的“知难行易”，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才能够解决行动的问题。要是你不知道我们是个什么民族，不知道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知道领袖是谁，那么你就会盲目地行动。那些流寇当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民族，不知道领袖是谁，但是我们本党有些党员也不知道领袖是谁，也在乱搞。他说这一点你们要记住！

第二个，他说，你们要知道“攘外必先安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什么历史经验的总结呢？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当然今天依然著名，好像他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一样——在《国史大纲》中谈到明朝为什么会亡？他讲，对流寇长于抚益，而误兵机——意思就是说对流寇老是搞统一战线，而耽搁了剿灭他的时机；对满洲又因隔得太远，而不能言和——朝廷对满洲无法议和，随之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先与满洲媾和，然后一味剿寇，那明朝就还有救。这个观点，当时北大的傅斯年写了一篇非常学术性的文章《论建州与流寇相约亡明》，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在当时的历史场合下，这个观点说白了就是要去镇压共产党而跟日本讲和。他们两位这样讲只是比较隐晦的讲“攘外必先安内”，可是真正这样去做的，却是《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他去找周佛海，说现在重要的是跟日本讲和，如果不跟日本讲和，将来天下就会是共产党的。

所以说后来毛泽东对钱穆的气、对章伯钧的气也不是说没有源由，这是有历史根源的。那就是在抗战的时候，以学术的方式、以建言的方式积极对蒋介石说，你去跟日本讲和，专一消灭共产党，这才是免于亡天下的方法。

所以蒋介石就说，如此多的历史学家都跟我说要先剿了你们，可是我都没有接纳，我还是苦口婆心地、一次又一次地放任你们，你们竟然还不承认一个领袖。

所以陈伯达在提及这一段的时候就激动起来，在《评（中国之命运）》中历数国共两党合作的经验和教训，说怎么叫一次又一次地放任我们？你们国民党从北伐开始就一次又一次地杀我们共产党，杀得我们无路可走了，你还说放任我们？

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之命运》揭开了1944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论战。第一个起来反驳的是国民党元老，后来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籍的柳亚子，写了《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最后就是郭沫若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

柳亚子这个文章出来之后，反驳的人很多；但是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出来之后，讨论就终结了。这时国民党最大的炮弹是陶希圣，替蒋介石改稿的，你惹出这么多的麻烦来，为什么你不最后赤膊上阵一下去驳倒郭沫若？

陶希圣的学问是很好的，改革开放后在大陆出版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公平的说，没有超过陶希圣的。陶希圣比起钱穆和傅斯年这些人的水平是高得多了。可陶希圣当时就是在看热闹，看你们表演、看你们争论，其本意是等到最后看我扔一个东西出来，把你们都收拾了！后来，当他等来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时，就不再打算写了。因为《甲申三百年祭》这个文章，是由郭沫若在中国学术界和中国历史界的地位所决定的。

我附带说一下，在介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之前，顺便说一点常识性的问题。在近一段时间以来，可能是有一些非历史专业的人啊，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力图把郭沫若妖魔化。这不奇怪，在学术界或者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喜欢造一些谣言。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面旗帜，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鲁迅也不如他。郭沫若，号鼎堂，因为他的家乡四川乐山周围有两条河，一条叫沫水，一条叫若水，所以他后来就取了个笔名叫“沫若”。

我们知道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是研究隋唐史的，有的人把他捧为中国文化的嫡脉传人。可是大家知不知道，陈寅恪生平最佩服两个人，就是他说的“二堂”，即王观堂和郭鼎堂——王观堂就是王国维，郭鼎堂就是郭沫若。陈寅恪先生说，把甲骨文破译了，从而把中国历史真正推到商，这个人是郭鼎堂。如果没有对甲骨文的研究，不认识甲骨文，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你说有四千年，谁信啊？

再一个呢，用那个所谓“社会史”的方法来把中国历史穿起来，这个方法论的发明人是郭沫若。大家知道，以前中国历史都是像司马迁那样的写法，按照人物或者大事编列，但是历史之间的叙述模式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社会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呢？这个没有写。真正用社会史的方法把中国历史叙述出来的第一个人是郭沫若。

例如，我们知道孔子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士”是什么？孔子在讲“士”，今天我们到处都在讲“士”，于丹也在讲，百家讲坛也在讲，但“士”到底指什么？几千年没有人讲！——士就是士，你也是士，我也是士，许三多也是士。

郭沫若说，这是在胡扯！“士”是指小地主！因为春秋后期贵族占田渐少，小地主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小地主把地租的十五分之一送给贵族，绝大部分地租留在了自己的手里。这样一些人，逐渐在春秋时期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力量，这个叫小地主阶级，小地主阶级是“士”。这个观点是郭沫若很认真地从地租田赋里考证出来的。

所以孔子讲“有教无类”，郭沫若认为孔子是要教育小地主：小地主，你们要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啊，要成为主导力量怎么能只知道赚钱呢？你们要知道怎么样统治社会，怎么成为社会的表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我教给你们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社会精英。是在这个角度上讲的。

从中国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讲中国历史，在郭沫若之前没有，只有郭沫若。郭沫若之前有马克斯?韦伯讲中国历史，讲在中国社会里，儒教就是教人当官，道教就是巫术；讲中国文化没有任何自由精神，没有任何科学的种子。——即使到了今天，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的宗教、世界的宗教的论述，在美国大学社会学系里都还是主要教材。我们现在说“中国社会几千年历史都是停滞的、没有发展的”，这都是马克斯?韦伯的看法。

在郭沫若之前没有人从中国社会的变迁，从井田、从阡陌、从郡县，从社会变迁角度叙述中国的历史。谁开创的？是郭沫若！

郭沫若聪明得不得了。小的时候他和哥哥在一起背书，哥哥背了半天没背下来，他就说：“你别背了，你在旁边睡觉吧，我早背下来了。”这个人原本在日本九州大学学医，后来研究哲学，再后来就写诗，写著名的《女神》。现在有人妖魔化郭沫若，就说他不好。那么谁的好呢？胡适的好？这当然是胡扯的！

其实大家只要随便看一看《女神》，打开一看，你就知道完全不一样。胡适的水平是“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唉……

郭沫若去世时，当时中国科学院要送一个挽联，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一个配得起郭的挽联，只好从《女神》里找出来“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当作挽联了。这都不用说的！

就是《女神》，郭沫若也没有很认真的写。《女神》是可以朗诵的中国新诗，这就是郭沫若在新诗上的贡献，在历史剧上的贡献。


在当代，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现在越来越认同是电视剧——小说没法看！但是中国开创历史剧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宣传工作方面，就是郭沫若创作的几个历史剧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在重庆天天演《虎符》、《高渐离》、《屈原》。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出这些贡献，都是开创性的，就已经极不容易了。

后来很有意思，周扬说：“哎呀，郭老您很了不起，您是歌德啊，您是球形人物啊。”郭谦虚说，我这一辈子是十个手指拿勺子，一个也没拿着。

郭沫若还是中国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

可是大家都很清楚，他很早就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他在日本留学时候，日俄战争后，他就写诗明志，参加了驱俄义勇队回国来，跑回来一看国内没什么动静，于是他就在北京转悠。

杨昌济先生当时是日本留学监理，郭沫若是日本留学生才俊啊，于是就去杨昌济先生家去玩。去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开门，郭后来回忆说，这个年轻人开门之后默默就走了。后来他与杨昌济先生的谈话结束了，这个年轻人好像听到一样，赶快跑来就开门，送他出来，一句话都不讲。他说，月亮之下，觉得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留着长头发。后来郭老在回忆时说：“那个时候眼真拙啊，这就是后来的中共领袖毛润之啊。”——这个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大革命时期郭沫若就积极参与北伐，那个时候他是《女神》的作者，了不得，日本九州大学的洋学生，一下子就官至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行营”就是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就是蒋介石的政治军事秘书。这个时候他也跟毛润之有一面之缘。郭回忆说，有一天，毛润之来国民革命军行营要见张发奎，看到他，郭沫若就问：“咦，你是毛润之吧？”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其实那个时候算是郭沫若的上司了。但是郭是蒋介石的秘书，毛泽东要见张发奎啊？“好，我就写介绍信吧。”——毛泽东就拿着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去找张发奎。张发奎在睡午觉，护兵就问有名片没有？毛代部长说没有，只有一个介绍信。“介绍信放这儿吧，张长官在睡觉！”张发奎醒来，看到介绍信，哎，中央领导来了，还拿了总司令秘书的介绍信，赶紧出来迎接。

后来直到毛泽东重庆谈判，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个手表，这个手表毛泽东戴了一辈子。

简单的说，郭沫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开创者。八十年代以后，有很多人妖魔化郭沫若，最有意思的一位，就说郭沫若有些观点是抄余英时的！余英时自己就出来反驳，说这不可能，因为郭沫若实际上是我老师那一辈的，亦即钱穆那一辈的，不可能他抄我或者我抄他，观点归观点，但是家法归家法！

郭沫若的生平就简介到这儿。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啊，他在谈到明朝灭亡这个事件的时候，想说的第一个意思是，明末的时候，是“官家忙于聚敛，而流寇在放粮”。他说，官家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官家”，别人是“寇”啊？这个话就很厉害！——你有什么资格称别人是“流寇”，你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官家”呢？你的合法性从哪来呢？但是他最主要、最核心的观点是，明朝这个国家能力为什么越来越下降，国家威信越来越下降？就是国家救灾的能力没有了，遇到灾害不救，反而要“流寇”来救灾！

中国儒家的思想，到了汉代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董仲舒用了“天人合一”的方法把儒家重新包装了一下，因此他很重视灾疫，他认为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的一种警视。儒家关于“受命于天，天人合一”的想法，是董仲舒开始的，所以我们前段时间发生地震了，就有人说“你看你看，天谴了！”这就是董仲舒以来历代儒家的看法。所以救灾这个问题，是统治者亲民的一个表现。

但是你看明朝，灾难来了，不但不救灾，还搞出了好多笑话。郭沫若举了一个李岩李公子的例子，李岩是小地主，官家不救灾，他看到了就开仓放粮救灾。结果州官就把他抓起来了，说你为什么救灾？你凭什么救灾？你这样做只是邀名！你这样做只是反衬我们不救灾！——他是做好事啊，结果抓到牢里判了死罪。那个山寨王红娘子早就倾心于李岩，就打到牢里，强行劫牢、强行成婚、强迫造反。于是李岩这样的人就造反。

郭沫若就说，流寇历史上从来就有，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官家聚敛，寇家放粮”？这是其一。其二，为什么像李岩这样的人会造反？李岩是“士”，是小地主。他去救灾，当志愿者去了，结果抓起来判了死罪，于是成全了一段传奇爱情故事。

其实郭沫若后来讲，《甲申三百年祭》并没有刻意去讲李岩，本来是郭写历史剧写出了热情，就想写一个李岩和红娘子的奇特爱情故事，没有写成，后来才写进文章里。

郭提出了一个问题，明朝的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没有能力、这么没有威信？反过来说，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不单不能抵御流寇，也不能抵御外寇？为什么会这样？然后，郭沫若讲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到最后也没有一个如何去建立和振兴一个国家的纲领。

李岩这个人啊，代表了明朝思想很重要的一面。他的思想是平等的思想，是个人自由的思想。——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当中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科学思想。这个是郭沫若给他推翻的，郭沫若认为不可能的，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直在不断发展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能是政治学，到了董仲舒时代就变成“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他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到明朝的时候，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王阳明的身上。王阳明讲什么呢？最主要的核心，大家知道主要是讲“致良知”，主要讲的是人的良知、人的良心认识到了，就会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藐视等级权贵，凭自己的真心去获得自由。——这是很了不起的思想！

那个时候康德、黑格尔都还没有自由的思想，王阳明这个想法实际上对中国近代影响很大。毛泽东年轻时候也是受王阳明这种“贵我”思想影响，粪土当年万户候啊！他年青的时候到北京进行驱张请愿，章士钊先生说他“人很沉静，是个大人物”，但实际上当时他是个年轻人。

他跟杨昌济先生学习的时候，学到很多王阳明的思想，就是受到所谓“贵我”、“致良知”自由思想的影响，所以后来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他就很赞成——这一代人都知道，其实这两句诗是鲁迅讨好王阳明的想法啦，就是说只要认清楚你的良知，将良知保持在自由的状态下，你对权贵和等级就会藐视他了，你才会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是明朝末期很重要的思想，从这个思想当中产生出关于“平等”的思想。

郭沫若通过对明朝的分析，认为明朝中期以来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平民城市社会”，所以平等意识很强。郭沫若说，为什么中国四大名著主要都产生在明朝？跟这个平等自由思想有很大关系！平等和个人自由思想在明朝是很重要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就体现在李岩这样的人身上。

可惜李自成的平等思想是一种《水浒传》式的平等思想，这种平等是一种消费共同体的“平等”，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这种消费共同体的思想，就导致了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继续搜刮金银去了。郭沫若从这个角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自有明五百年来，中国的国家能力不断下降，越来越弱，甚至救灾的能力都没有了？

清朝也遇到这个问题。大家都讲1840年是国家历史的转折，清朝的军队被七千个远道奔袭而来的……当然是英国人领头啦，当然这里面三分之二主要是印度人啊、尼泊尔人啊，被这些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国家能力下降到这个地步！到1840年国家能力是绝对的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很多人就说，很简单啊，西方文明先进啊，中国人落后啊，中国闭关自守啊……这种教育真是很成问题的，从幼儿园一直教到大学，这是一种培养蠢材的教育!（响起掌声）

这个事说起来复杂，但实际也很简单。

第一、中国历史上并不都是闭关自守的，一直都有海洋贸易和边关贸易，但毫无疑问，伴随着海洋贸易而来的，是不断的海禁。

中国大陆的大规模海洋贸易从宋代开始。宋代是积极面对海洋的王朝，海洋贸易很发达，但是他的海禁也是相当的多。元朝也是积极面对海洋的，打遍了全世界，忽必烈一占领中原，马上积极地下海去招商引资，还想着过海去打日本。马克·波罗从陆路来元，但却是坐海船走的。明朝也不是封闭的。但是中国确实不断有海禁，为什么有海禁？没有人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因为“闭关自守”啊、“文化基因不好”啊。

说简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中国始终是一个货币币材比较缺乏的国家，就是贵重金属如金、银、铜等都缺乏。这个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核心矛盾。

我们现在搞经济学的，完全是在搞西方的那种很短的，只不过二、三十年的经济学，所以经济学家当中有知识的人很少，他们不太能够从人类历史，或者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去看。其实中国经济贯穿几千年来的很重要的矛盾，就是货币币材缺乏和经济蓬勃发展之间的矛盾。

明朝隆庆元年——也就是1567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在此之前中国历代政府谁上台都要考虑这个矛盾，就是经济发展之后货币币材短缺的问题。货币币材短缺必然带来牟利，而牟利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富人窖藏货币——他挖个坑把金银收藏起来，不拿出来用，货币币材进一步短缺！牟利的另一个办法，他利用出口将货币币材下海牟利。

历朝海禁，主要就是为了防止贵重金属下海出口。在宋朝的时候，一边进行海洋贸易一边海禁，货币币材不能下海！明朝的时候，金、银、铜、铁都不能下海。为什么铁不能下海呢？当然也有用铁做货币的，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铁就没办法造武器——这是出于战略考虑。

直到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才发生改变，因为美洲发现了白银！从这时起，中国外贸的内容就变了，过去中国就是出口物资换取货币币材，并以海禁防止货币币材出口；但是1567年之后就是出口物资换取白银，才把这个矛盾缓解了。这个才是所谓“隆庆开关”、取消海禁的原因。

我们看明朝的这个衰亡，简单的说就是郭沫若所讲的国家能力持续的下降，到了清朝的时候下降到最低谷。这个是郭沫若最担忧的。他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明朝这个国家，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可是怎么眼见他就塌了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郭沫若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中国真正要面对的课题是这个，就是怎么扭转中华民族和中国这个国家五百年来持续衰落的问题。这是在他这个文章当中所深深包涵的。这比蒋介石以及帮他干活的那些国学大师都要强，因为他超越了，甚至超越了国共两党的思想。

后来很多人说“郭沫若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御用文人”，这从郭沫若个人的历史来看，完全是错误的。如果说郭沫若这一辈子当过御用文人，那就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了，陶希圣这些人只是郭沫若后辈的后辈。蒋介石秘书班子的第一人就是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以后都是他的小老弟，跟他学怎么当秘书。

郭沫若这个秘书是第一个造反的秘书，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以后，他发表一篇文章叫做《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后来南昌起义爆发，郭在铁路上摇着车就赶去了，结果南昌起义失败了，没赶上。南昌起义的时候，朱老总是南昌市公安局长，他后来见到郭沫若，说：“哦，我想起来了，您可是大人物！”朱老总当时只是一个小人物——公安局长。

朱老总说：“北伐当时，遥远的看到过您。”郭老说：“怎么看到过我？”朱老总说：“是给部队训话，蒋总司令说一句，你拿着喇叭在下面扩一句。”——因为郭沫若能听懂蒋介石的浙江官话，大多数人听不懂啊。

郭和蒋的关系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郭沫若做过御用文人，国民党第一个御用文人、最高御用文人就是他，其他的人都是小菜。这些人希望做国民党宣传部长，国民党的第一个宣传部长是毛泽东啊！希望做蒋委员长秘书，蒋委员长第一个秘书是郭沫若啊！这个秘书是真正的，其他的都比他差远了。

郭沫若南昌起义没赶上，就发表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他老板揭露的，真是要气死了！——老板做什么坏事，秘书都知道，这更厉害！结果就流亡了，跑到日本躲起来了。躲起来蒋介石也不饶他，通过照会日本政府，把他看好了，不准他乱跑！

他住在日本千叶县，日本警察天天在他门口值班，他就在里面写书，写《青铜时代》啊。当时日本最了不起的内藤湖南，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后来知道了郭沫若在日本，内藤这个人架子大得不得了，首相来了也不见，天天躲在别墅里学朱子。——他要去看郭沫若，郭沫若说：“你别来了，我去看你吧，你来了我都没饭给你吃。”结果郭沫若就去看他。这个事在日本很哄动啊，哄动以后郭家门口的岗哨给加多了。

领头的警察就问：“你老人家在国内还有多少兵啊？”这时郭沫若正在写东西，听着便伸出五个手指头。——

“哎哟，你还有五千人？”

“不是。”

“五万？”

摇头。

“哎呀，还得了，您老在中国国内还有五十万大军啊？”

郭沫若说：“哎，不对，我、我老婆、三个儿子，就没人啦。”

他那个时候在日本写《青铜时代》啊，他不可能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这个是真正的冤假错案。他是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在日本软禁了七、八年啊。

后来，郭说，中日开战了，我就绝不可以在日本。——日本对郭很重视啊，若是放在现在，有哪个学者得到当年郭沫若在日本那个待遇，他还会回来？中日开战，郭沫若逃回来的。

为什么看不惯他的老上级蒋委员长？1944年，中国抗战还没胜利，中国前途未明，你看他那副得意劲儿——哎呀，不平等条约在我手里基本废除！中华民族我成为唯一领袖！这得意劲儿，你看他成不了事啊。

郭沫若看这人，哎，中华民族的前途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五百年持续国力衰弱，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得到天下，即使共产党得到了天下，前途在何方？会不会像李闯王那样？所以，郭的文章不可能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讲话的。

因此，毛泽东看了他的文章之后，恭恭敬敬的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弟现在每日如履薄冰”啊、“做每一件事都事必躬亲”啊、“你的文章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啊。——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全党整风文件。

最后，毛泽东用一句话做了总结：“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是真正抓住了郭沫若的危机意识。

毫无疑问，郭沫若和共产党的观点是相同的。所以，郭沫若提出来的重要问题——为什么明朝会亡掉？背后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五百年以来持续的衰弱，一直到鸦片战争达到低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会变成这样？

在五百年以前，这个曾经产生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郑和航海”的国家——郑和航海最近我们不大关心了，但是郑和航海是世界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性标志。

最近有一个人叫加文·孟席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1421，中国发现了美洲》。——按照常识，我们知道郑和最多跑到了非洲的东海岸。——《1421，中国发现了美洲》说：“包罗万象，长达四千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编纂时，处于文艺复兴前沿的欧洲，对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的图书馆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拥有十二本书，其中八本还是宗教著作。”

这个一点不夸张，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受到过很大的震撼，那就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所有的世界文明基本上是中国。因为博物馆太大了，我去了就问：“我应该从哪参观起？”

博物馆工作人员很热情，他说：“你先去参观中国馆吧。”

我说：“我是中国人啊。”

“哎呀，那你要去看日本馆啊？”——哎，那个日本馆很小。

大都会博物馆里有一本书，欧洲文艺复兴前的羊皮书，很大，用铁链拴着，有书桌那么大。所以啊，那个时候，欧洲的书是很少的。

《1421，中国发现了美洲》说：“1421年2月2日，中国的春天，这一天来自亚洲、非洲、阿拉伯、印度洋周边的使节和统治者们群集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这些被中国的超级巨轮接来的使节们，有幸成为访问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宫殿群紫禁城的第一批客人，超过二十八个国家的首脑和使节获得了这项殊荣，但是却不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拜占庭皇帝、威尼斯大公和英法葡萄牙诸国的国王，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受到邀请，只是由于他们是既缺乏科学知识，又没有可贸易货物的落后国家的元首，在中国皇帝朱棣的眼里根本不入流。”

要是今天我们中国人这样写啊，那可坏了，这还得了，你这个闭关自守的家伙！但是加文·孟席斯是个很严肃历史学者，他原来是英国皇家海军的领航员，他有个特长就是认识海图。这个是很绝的，我们很多搞历史的，不要说认识海图，看地图的水平都差！

他收集了很多海图，由于其中一张海图引发了他的研究。这张海图是在哥伦布航海之前绘制的，但是这个海图很清楚地标出了美洲，标出了从中国至欧洲至美洲的航线！这是什么原因？后来他就到葡萄牙、西班牙的图书馆去调查，调查之后他开始坚定的相信，哥伦布出发前有一群人，他们知道目的地在那，知道怎么回来。

他后来调查了全世界的博物馆，最后他得出一个线索——这个是郑和航海的海图！先是流失到朝鲜，不过朝鲜的好东西现在都保存在日本了，后来他在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最原始的图本。后来，这个海图逐渐流传到欧洲。

所以根据他的研究，在1421年的时候，明朝的船队实际上进行了环绕世界的航行。这个书出来后一直在纽约图书排行榜。而且这个书出来后没有人去攻他，为什么呢？因为没法攻他，因为书里面全是地图，完全是地图，一张又一张的地图，这个地图证明是去哪儿，那个地图证明是到哪儿。只是在最后才讲到明朝。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发现，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推到哪呢？推到弘历年间，有个太监突然精神病犯了，他说要去航海，朝廷就在争论了。——明朝最厉害的就是道学家。什么是道学家？现在《炎黄春秋》那帮作者就是道学家。道学家是干吗的啊？就是靠领袖帝王家事治天下，道学家认为全世界除了“三纲五常”啊没有别的。

道学家在明朝是很得势，他们怎么干预政事呢？他就管帝王家事，现在这个《百家讲坛》也是道学家讲坛，讲那些小道消息，就是说他有几个老婆，有几个私生子，老婆怎么样。

道学家在明朝，皇帝见了就想打他们，原因就是“此乃朕之家事也”，你们关心关心盐务、关心关心失业、关心关心贫民、关心关心下岗好不好？你老管我家事做什么？

这是道学的传统，明朝最得意的是道学家，弘历年间这个太监要航海，朝中就争、争、争，结果皇帝决定去航海，可是郑和的所有航海资料，都被一个叫刘大夏的家伙给烧掉了，这个可了不得，这可比秦始皇烧书厉害，而现在孟席斯所找的，是朝鲜的抄本。——其实也就是说郑和航海的资料，我们应该到日本、到朝鲜、到东南亚各国去找，甚至到阿拉伯国家的图书馆去找，当时不可能是孤本收藏在国家档案馆。——司马迁还抄了两本《史记》呢，何况已经可以印刷书的明朝？

也就是说哥伦布航海用的那些海图都是郑和用过的。这个很厉害，就是说葡萄牙发现世界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个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这个事件就说明中国在当时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但问题是拥有这么领先的科学技术的中国，为什么在五百年之间会跌落谷底？这个是郭沫若真正关心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外寇、流寇这些问题。

简单的说几个结论，第一个是说中国宋、明之后啊，封建社会的力量以脱胎换骨的形势发展，就是说封建力量在宋明之际有很大的发展。陆九渊有一个很著名的话，这个话叫做“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这句话很重要，看准了中国！

宋代以后，表面看到的是皇权集权加强，加强到什么程度呢？到了太守无兵权、无财权的地步！宋太祖自己就是节度使造反夺天下，所以你看宋朝为什么又打不过辽，又打不过金，连西夏都打不过？太守无兵权、无财权啊，没法守土！只有一个岳家军，但岳家军不是国家军队，是子弟兵，所以岳飞就倒霉了，他破坏了体制！

表面上看是集权得很厉害，但是宋代以后，中国这个体制又有一个很大变化，就是官吏分开。官是怎么来的呢？是科举来的，经史策论，除此之外一概不会，至于经济、财政、司法一概不懂。——好像现在还是如此！会做什么？会做诗！——现代是会吃饭喝酒！而经济、财政、司法全部委之于吏，由吏去做。

宋代以来的制度是“官常有升迁、常有调防，而吏永无升迁、永无调防”，所以宋代以来最大的地方利益就是吏！因为实际上国家权力是操控在吏的手上，经济、财政、司法都操控在吏的手上，所以后来吏成为很重要的职业。鲁迅的家乡绍兴就是出吏的地方、出师爷的地方，所以有人骂鲁迅是一个“刀笔师爷”。

宋代以后，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就是这个“吏”的转折，因为他永远都在那个地方，他跟当地的豪强勾结在一起。国家任何改革，无论他的出发点是好还是不好，这些改革从王安石开始，经过张居正，到康有为，改革重要的核心就是整理经济、整理财政、改善司法，这些首先必须触及吏的利益，所以总是会把这些改革到最后变成欺压老百姓！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自宋代以后的一个重要变化。

这个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啊，毛主席讲，《红楼梦》很重要的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那一节，那个吏、那个小门子多厉害！

再一个呢，就是宋、明时期，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很快，贸易发展很快，城市发展很快，他首先面对的社会矛盾呢，就是商！巨商的垄断！在宋代出现了“牙人”，这可不是牙医啊，就是经纪人，这个垄断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要做生意，你必须到我开的场所来，最后这个宋代的巨商，他的垄断性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打击对象，就是说商的力量越来越强。

而到了明朝呢？这个商又发生变化，开始跟那个海商勾结在一起，出现海盗！海商、巨商、垄断商，一直通到朝廷去。所以明朝要打击海盗。明朝最厉害打击海盗的一个人叫朱纨，他是浙江巡抚，最后这些人能逼得他自杀！

中国海盗传统是浙江、福建两省，养海军、养海盗。海盗和海商是不分的，而这个海商在海外贸易上，很快与国内的豪门巨族勾结在一起，势力直上朝廷啊。

中国宋代之前重农抑商，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很简单，我们现在很多搞经济的人不懂事，就是讲中国历史上不重视商人，他重农抑商，所以就造成商人不发达，就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就落后了！历史要真这么简单的话，那就把历史系都解散了。这个真是太荒谬了，搞经济的人不知道历史！

为什么重农抑商？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商不事生产！中国的商人一旦发了财，干两件事，一件是什么？买地！第二件呢，放高利贷！

买地就是兼并啊，土地一兼并，国家税收就少了——土地税减少了，国家就是从税收的角度，他也得抑商！而且，放高利贷也不是一个生产的阶层啊。

中国历代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使那个商去生产。所谓“劳资两利”，就是讲要保护资本，要保护劳动者。这两个为什么不矛盾？就是这个商人他从事生产了，而不是窖藏金银，不是放高利贷，不是金银下海，不是把钱运到国外去，这个就叫好啊，这个就是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结合，美好的理想，共同纲领！

在宋之前，商不是一个生产阶层。宋明之后，商又有一变，特别是到了明朝，1567年“隆庆开关”之后，那个时候海禁停止了，国家就彻底重商了！为什么？

两个重要的经济政策。从宋代王安石，到明代张居正，两个基本政策：

一个政策是“开中法”。什么叫“开中”？就是比如说国家要搞运输，要打仗，就让商人去运粮，让商人买了粮去运，然后让商人拿了盐引，盐是国家专卖，再让他们回来贩盐赚钱。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就是制止商人窖藏金银放高利贷，我要你把钱拿出来为国家所用。这是王安石开始。

第二个政策是“一条鞭法”。明朝隆庆年间，国家财政困难，那谁有钱呢？浙江巡抚发现就是浙江、福建沿海的走私商人，他们有的是银子，就好像现在走私商人手里有很多美钞欧元一样，但当时国家税收不收银钱，但是国家手里又没钱，怎么办呢？一条鞭，从浙江巡抚开始，从浙江进行小试点，就是浙江的所有的税、赋、租等等，全部收银子。——也就是说从今天起，浙江所有的税收都收美元。这样就是大规模的白银往上收啊。

所以从宋、明两代开始，国家为了解决经济和财政困难，开始越来越重商。重的是什么商呢，不事生产的商！后来是跟海外贸易有关的商！而自1567年海禁开了之后，中国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好像是一举解决了困扰我们千年的问题，就是解决了“经济不断发展和货币短缺的矛盾”。

但是自此之后，我们整个经济就变了，变成什么样呢？变成出口物资来换取海外货币。从1567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模式啊，就已经变成了把货币和金融市场放到国外。所以中国商的阶层位置一变，从过去兼并的豪商逐渐变成了海商，五百年来不断的发展。

由于封建力量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地方势力不断扩展；由于不事生产阶层的商人发展和变迁，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的税收困难——为什么国家税收困难？因为这个精英啊，没有多大变化。在明朝的时候道学家就是靠关心帝王家事啊来治理国家，今天还这样，是靠关心毛主席、周总理的家事啊来治理国家。这样的一些人号称“精英”，国家怎么会有经济？国家怎么会有国防？——这些危机逐渐发展，就发生了1840年导致中国崩溃的几个因素：第一，封建主义；第二，买办资产阶级——就是由兼并商和海商发展来的；第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他不止是商人，他还是金融力量和官僚资产阶级。

我们说明朝为什么国家能力下降？吏治的败坏，使得任何的改革都推行不下去，国家因为严重的财政困难，不得不走向严重的重商道路，可扶持的却是不事生产的商，渐渐变成兼并商、海商，把国家的钱放到国外；士大夫阶级，除了道学以外就是胡说。这样搞了五百年，中华民族还没有亡国灭种，那真不错了！

中国革命，有些人就瞎说，说中国革命是“穷棒子造反”，这话在台湾讲是不行的。你在台湾讲中国革命有问题，学术界里台大、中央研究院都跟你过不去的。为什么呢？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说“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毛泽东就讲“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孙中山先生遗嘱。

所以台湾有位钱先生，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他到北大参加研究班后就很惶恐，说：“毓海兄啊，你们这里可以讲革命不好的啊？”

我说：“你们那里不可以讲啊？”

他说：“不可以讲，讲了就是反对国父啊。”国父就是孙中山先生。他说的这个话，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你们看，我们这个方面比台湾要解放了。

五百年来，中国的改革家、志士仁人都想提振国家的能力。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啊，他们都提了很多主张，“复井田”、“废科举”、“限兼并”、“限墓地”等等，可是讲了五百年，都没能真正实行，都反对！是谁实行的？是中国革命啊！

什么叫“复井田”？就是耕者有其田。只有耕者有其田，在这个基础上老百姓才能保家卫国，才能保我家园。这是人民战争的战略。

为什么要“废科举”、“兴学校”？从王安石讲到康有为。讲到大学里去，科举都没有了，就讲些拍马屁的学问、讲些辞章了。学校要学现实当中的学问啊！——儒家始祖孔子是当会计的啊，从现实当中感受学问。

所以是中国革命重新铸造了中国！人民战争、实事求是，中国革命真是要复三代之志！中国革命要培养的，就是在人民当中才有发明创造、才有办法，人民自己组织起来，通过耕者有其田、通过保家卫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首先是军事上的胜利。不能小看军事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胜利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实打实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驱逐买办官僚阶层到台湾去、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战争胜利，人民战争的胜利！

改革开放，我对改革开放可能跟某些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当然这可以探讨了。改革开放以前，顾准在他的文集里有段话，顾准是个直率人啊，他是个伟大、合格、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不是说他是高粱先生的父亲，我是高梁先生的朋友才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现在不要管西方资产阶级钱柜子，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把我们的产品捅到国外市场去，把他搞个人仰马翻。”文革那个时候他就这样写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讲援助亚非拉第三世界，但是他说：“援助亚非拉还不够，我们现在还要对资产阶级来硬的。”来什么硬的？把我们的东西捅到西方，把他们的市场搞得人仰马翻！

从某种意义来讲，顾准的理想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这是不是一个进步？我认为是！虽然确实在国内出现了很多问题和反思，但是确实结束了西方社会垄断市场的现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改变和结束五百年来、自美洲发现白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垄断金融市场和科技的问题，特别是金融问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极其重要的任务。

如果这个任务不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谈不上的！不完成这个任务，改变这个世界不合理的秩序是谈不上的！不完成这个任务，社会主义是谈不上的！所以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万里长征。这就是从五百年的历史来看的！　　
罗嗦了那么多，谢谢大家。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9-22 01:43 AM 編輯 ]

ming123

胜读十年书

初中生

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韩毓海

今天讨论的是一个关于历史的问题。我现在总想起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讲过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的也是历史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对我们今天可能更加有意义。他当时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言必称希腊，而且对希腊呢，也不是真了解，就是希腊是什么、是怎么发展、怎么变化的也搞不太清，喜欢言必称希腊，但又不知道希腊的历史，就以为希腊是天上掉下的乌托邦，对自己的历史呢，就更是忘记了，或者不知道，研究我们自己中国的历史的风气是不浓厚，总结我们自己历史的经验的风气，也是不浓厚的。历史全在发展和变化，没有发展和变化的视野，就会把一个东西看死了、看绝对了，这就是对历史的拒绝。

他特别讲到了经济的问题，他说，我们从1840年以来，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有了将近一百的时间了，可是我们可曾出过一本真正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可以描述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著作？这类著作，毛主席当时说并没有。因此他说我们现在的理论水平，现在经济方面的理论水平是不是很高了呢？他说绝不可以这么说！这是很著名的话。这是他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演讲中说的。

这个话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觉得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完全就像是针对我们今天说的。

第一，言必称希腊，现在自然是言必称“欧美”了。但这个“欧美”，在很多人那里，也是一个非历史的乌托邦，比如说并不知道所谓“欧洲”的产生，起码在地理上是很晚才有的。“欧洲”起初是什么呢？是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或者说是造成罗马帝国崩溃的——周围那些叛乱的帝国边疆省份的残余。

欧洲很长时间是什么呢？按照哈佛大学一个政治学教授Kenneth Minogue的说法，在公元1000年以降，所谓“欧洲”是由一个个逃难部落构成的：匈奴人、哥特人、西哥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当时只有一种东西可以把那些零零散散的部落构筑起来，那就是基督教。所以他说：“很长时间，欧洲是穷得只剩下精神了。”——意思是就只剩下基督教。

“欧洲”在历史上的真正产生，是和美洲的发现密切相连的。当西班牙人所谓的“发现了美洲”之后，欧洲的逃难部落才真正的拥有了一块占世界很大面积的固定的领土和家园。所以欧洲人就把美洲定义为“欧洲人的美洲”，因此叫作“拉丁美洲”。

我们今天看，从那以后，世界的地理和地图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中国可能没这个感觉，一出国之后，就会发现世界地图很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地图是以欧洲和美洲为核心的，欧洲和美洲之间是很近的，就隔着大西洋，欧美几乎是一体的。亚洲呢？那就在很边缘的地方了。中国呢？那就是一个很远的地方了，所以才叫 “远东”。

这个世界地理的观念，其实是在很晚才产生的。具体就是在公元1500年之后，欧洲的逃难部落第一次发现美洲那么一大块土地，就把它定义为拉丁人的美洲——拉丁美洲、拉丁文化的美洲。在此之后，才有了世界地缘意义上的“欧洲” 观念。“欧洲”的发现，其实是伴随着美洲的发现而产生的一场地理大转变。——欧洲人恰恰是通过发现美洲才真正发现了自己。

因此，我们看大部分的世界地图，欧洲和美洲是紧密联在一起的，也是处在世界地图的中心位置的。这样一种图示世界的方式，据洪业先生的考证，是在1584年由传教士利玛窦和福建人合作的《坤舆万国全图》中第一次被传入中国。

但是，这和中国——不单中国，还有印度——所理解的“世界”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现在用的“世界”的这个词，是佛教的词汇，是所谓“大千世界”意义上的“世界”。佛教也把这个世界分为四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瞻部洲、北俱卢洲。亚洲这块大致是南瞻部洲，世界是须弥山的自然延伸，也可以理解为是指喜马拉雅山向四周的延伸的空间。当然，在这个世界里，包括印度、中国，甚至尼泊尔都处在很重要的位置；相反，欧美反而处于很边缘的位置。可是，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世界观了，我们早已经丧失了历史的视野，因为我们已经把“欧美”和欧美主导的世界，作为一个天然的概念接受了下来。

我们今天之所以总是言必称“欧美”，言必称“欧洲”，这就是我们丧失了一个站在喜马拉雅山那个高度去观察这个世界的自信。当然啦，过去也有，比如康有为，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到印度的大吉岭去写了一部很著名的著作，叫《大同书》。他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糅合的角度来批评欧洲近来才兴起的那个资本主义的文明。这构成了《大同书》的核心。由于他有这个自信，才能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同”世界观。

总之，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但对欧美形成的状况却没有一个历史性的认识。不了解“欧洲”其实是很晚近（公元1500年之后）才产生的一个东西。

比如粗线条地说：什么是欧洲呢？公元1000年的时候，欧洲就是那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残余，或者是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的边疆省份。如果罗马帝国是大唐，那么后来被成为“欧洲”的起源，其实也就是安禄山、史思明之流搞叛乱的那些边镇。这之后，“欧洲”就是各种流浪部落的一个总称，只好用一个基督教文明把他们统一起来。只有当1492年之后，拉丁文化的西班牙人发现了美洲之后，欧洲才有了那么大一块的地，这块地被命名为“拉丁-美洲”。

我们除非了解欧洲形成和兴起的这个历史，才可以称“欧美”，欧美也只有放到公元1000年以来、特别是公元1500年以来这个历史环境当中，我们才能认清楚。所以那个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是一个非历史的知识。

同时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的了解更成问题。最表面的问题就是，研究中国的人，我们只研究中国，对世界的问题不太了解，这当然还是一个小问题。

更主要的是，这个体现在（也是毛主席说的），我们中国的经济的理论和经济的研究，往往没有历史的视野，特别是经济史的水平比较差。搞经济的人，往往只是从一些抽象的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而不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产生和发生作用的。而不知道历史的人，说话往往就很绝对，但好处是声音特别大，因为没有历史观念，自然也就很容易天然的得出一些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看法。

比如说，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他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写了一个书叫《金融的逻辑》，也很畅销，我前两天学习了这个书之后，吓了我一大跳。我说，我的天哪！这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可真不得了啊！为什么不得了？当然首先是因为他讲了不少大实话。

比如他说概率论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想用数学的办法来算出投机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但实际上，市场风险、特别是金融市场的风险不是数学工具能算得出来的。——这对于那些把经济学吹成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科学的说法，当然是个很大的嘲笑。

还有，他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钱！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很多财富，那个时候所谓中国的“穷”，不是说中国没有财富，而是说没有把财富统统 变成钱，没有把真正的财富变成“纸上的富贵”、变成钞票而已。——这个说法，恐怕也会使那些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说成“人间地狱”的糊涂虫们很不自在。

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陈教授确实敢言。比如他说，中国过去改革开放前是有财富，只是有政策管着，不能变成钱而已。这个话就很有意思，别人恐怕还真不敢这么说，或者不愿这么说。他接着又很精彩地说，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说是创造了财富，而是创造了钱，当然还创造了债务、创造了透支未来的方式，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财富变成钱了。怎么变成钱了呢？他说我们通过四种方式把财富变成钱了：第一个是我们把国有企业卖了就变成钱了。第二个是我们通过卖土地就变成钱了。第三个是把个人和家庭，把他们的未来给卖了，又变成钱了。第四个是把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当债券发售，把未来透支了，更变成钱了。

不过他说现在还有阻力，就是卖得还不彻底。等政策全面开放，把所有的财富都卖成了钱，把未来也都统统透支了，中国就变得非常非常有钱了。简而言之，这个穷得只剩下钱的中国与世界，就是陈先生的理想。

可惜，陈志武教授的理想，早在上世纪的40年代，就被一个德国女思想家说成是人类的末日，甚至被她说成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这个人叫汉娜·阿伦特——大家知道，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她的名言是：资本主义乃是一个彻底的“无财产社会”。因为它要把一切人类财产都变成纸上的富贵——就是钞票。由于钞票不是财富，也不是财产，因为钞票的价值是随时变化的，是水一样哗啦啦流的、转瞬即逝的东西，所以那些手里有一大把钞票、债券的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钞票保值，于是他们要么投资地产，要么要投资股票，因此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末日，都是与房地产和股票的泡沫一起到来。由此她说，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里，埋藏着要消灭一切人类财产——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财产的邪恶逻辑。

而比阿伦特还要早得多，另一位伟大的德国人——依曼努尔·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指出：英国人与荷兰人发明了一种野蛮的毁灭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战争国债，它使这两个小国能以不断借债的方式，得以超出其国力数十倍的能力不断发动战争，同时又以战争和掠夺别人财产的方式来壮大和发展自己。康德说：欧洲的金融制度，就起源于战争融资制度，而战争国债的方式，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永久威胁。

众所周知，不久前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把美国推向空前的经济危机的，不是哪一届政府，不是哪一项具体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这套经济哲学最荒谬之处是声称：一个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负债和透支未来而变得无比强大。而正是这样一套经济哲学摧毁了美国。——这位法学教授就是今天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但是，陈志武教授却告诉我们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有钱？是因为美国人特别聪明，他们早就知道应该怎样去负债和透支。美国为什么这么先进？就是因为他们产生了一个负债经营、透支未来的优秀制度。

为什么美国会产生负债经营的制度呢？用他的话说就是：美国的文明太先进了，它天生了自由和法制，养育了勤劳和自立的民族性格。反之，中国人没钱，就是因为文明有问题，中国人胆子小、不敢负责，结果造成中国人不敢负债、不愿自立，而是一切靠家庭、集体、靠社会、靠国家，所以干脆受穷。

我想，如果阿伦特、康德再世，他们读了陈教授的书会有什么想法？如果这书翻译成英文，奥巴马教授读了，他会有何评论？惭愧得无地自容也未可知。

一方面，陈教授似乎不太可能比阿伦特和康德更了解欧美历史——不但陈教授不可能，恐怕谁也不可能；而且，好像他也不太可能比奥巴马教授更了解美国，否则去年的11月4日被选上总统的就可能是陈志武而不是奥巴马。但是另一方面，陈志武教授却被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推荐为“最懂得欧美和经济学的人”，甚至比欧美自己还懂自己！所以看到他的书，我一方面是吓了一大跳，另一方面是设想这个书如果被欧美的明白人读了，究竟是个什么感想？他们会怎么看今天的中国和中国的经济学。

所以，今天想起毛主席讲的那个话，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好，教书的人也好，是一个很大的警醒。起码这三条：第一，即使你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关于希腊和欧美的来历和利弊，你真能说清楚吗？第二，对我们中国的历史，对我们的传统缺乏了解，也不愿意研究。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欧美通自居的经济学家，没准在奥巴马这种明白人眼里，可能真的就是“特傻特天真”。毛主席说是一百年以来，现在是两百年了，这样的情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纠正的学风，但是要纠正，也要从很具体的学术工作来做。

顺便说一下，我当然尊重陈教授，而且他对金融问题的很多见解我是赞同的，比如他说中国不是没有财富，而是没有钱，这个说法很明快。但是“没有钱”的说法实在太简单了，实际上，应该说是“国家没有解决好货币主权”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将要具体的讨论。

我今天讲的这个所谓公元150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状况，大体是围绕这么一个核心，主要就是两件事：即所谓“唐宋之变”和“明清之变”。

先讲什么是唐宋之变。我们应该承认，现代以来，研究中国历史研究得最好的就是日本人。这在有些中国人看来可能觉得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日本人有长处啊，就是近代以来，日本首先有了解、研究中国的动力，说白了是想掠夺中国。第二个是很方便。就是日本的文字（假名）与汉字相近，是从汉字借来的。第三是有条件，真是有很好的条件，国家很支持投入，学者也下了很大功夫。因此现代以来，研究中国历史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日本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派，叫作“京都史学派”。当然，郭沫若也是在日本研究中国，他取了日本的中国研究之长处；梁启超、章太炎、鲁迅，也都是在日本期间，做了很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终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中国研究学派，这就是我们下面要介绍的京都学派。

京都学派发展到今天源远流长，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滨下武志、杉原熏几代宗师，如今传到第五代了。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当然，现在美国有加州史学派，虽然也不错，比我们强，但学问功夫比京都史学派还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一想到这样，想到我们对自己的了历史，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搞不过日本人，也搞不过美国人。这个就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得加油了。

京都史学派对中国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见解，也就是唐宋之变。提出这个看法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就是这个学派的第一代创始人和第二代的传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这个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讲唐宋之变，总体的意思是说，现代，世界史意义上的“现代”，开始于亚洲；世界史意义上的“现代”，开始于中国。

“世界的现代”开始于中国的唐宋之变。也就是说，在公元1000年之前，中国已经带动亚洲和世界向现代转变，这期间，中国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了。这个想法是非常吓人的。因为五四以来，我们自己总是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不知道要猴年马月呢！今天我们有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中国乃世界上最落后、最黑暗的旧社会，但日本人竟然说我们那个时候（公元1000年）就发生了现代，而且比欧洲要早得多了。

这个看法当然不是胡说的，是建立在很重要的学术证据和理由、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的。

第一，从经济上来说，所谓“唐宋之变”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在从唐向宋转变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这个突出的代表，大家知道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的一个核心，其实主要就是利用公币和货币的杠杆来调配资源，这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宋代也是全世界上最早、最系统、最完备发行国家货币——纸币（交子）的一个朝代。因此，这个货币是属于国家能力的体现。国家用什么东西来调控经济呢，最厉害的办法就是用国家货币了，这个东西太现代了！

什么是货币？安东尼·吉登斯写了一个小册子，叫作《现代性的后果》，所谓“现代性的后果”，他的意思是说，现代性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意思是谁也没想到欧洲会产生这样一个高风险的社会。人们一下子被从既有的社会关系中连根拔出，进入到彼此竞争的陌生人社会中。现代社会的风险首先与货币有关，他其中讲到货币。他说，货币是一个“脱域”的机制，它可以脱离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超于时间和空间之上，托架出时间和空间，即货币可以使得我们跨地域去支配和调动资源，货币更可以使我们拥有去透支未来的功能，可以买空卖空。因此，国家用货币的方式，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调控。

比如说，我们要是实物经济的话，大家要关怀一下乌有之乡，比较容易，因为运多少干粮和矿泉水来就可以了。但是，乌有之乡要是办在云南呢？我住在北京，那只能说汇多少钱去，就不用运矿泉水了。这个又快又灵又好，中国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化呢，确实在宋代发生了。就是说，国家调控社会和经济的手段变成了国家货币，而不是实 物。这在世界上是非常非常早的。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中国在唐宋之间发生了由爵位制度向科举制度的一个全面的替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本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周礼》。《周礼》是什么书呢？《周礼》很神的。比如汪晖老师写了很厚的三卷书，其中很多部分是在研究《周礼》。简而言之，《周礼》是一本官书，就是讲如何分配、设置官职，中国的政治学的产生很早，这个政治学里头是讲如何按照官制和官职的分配方法来设立一个政治制度。《周礼》就是这样一本官书。同时，它也是那个关系的“关书”，就是说我 们应该怎样来通过搞亲戚关系来设立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周礼》代表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其核心又是贵族制度。

而说唐代到宋代的一个转化，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时候爵位（公、侯、伯、子、男）、亲王、贵族，开始不重要了，重要的变成了官职。就是在唐朝以前，官和爵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妨举个现在军队的例子：1965、1966年的时候，毛主席就说，我们这个军队不要再搞这个军衔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军衔制的军队，好像就是爵位制度，就是说，你既是一个什么长，同时你还是一个将官、校官什么的，前面是官，后面是爵，合在一起就是典型的“封建爵秩制”！

可是到了宋朝以后呢，官和爵就脱离了，就很少在一起了，官就是官，不再是分公、侯、伯、子、男。——就好比你是团长就是团长，不再封你一个上校了。——过去所谓的贵族制度，这两个是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宋代，这个爵位的制度，开始被科举造成的官位取代了。而且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更彻底了。怎么说呢？就是明朝以后——那个时候国家有了银子，从美洲进口了大批的银子。——有了银子，国家就可以给这些官员直接发钱发俸禄，就不需要再用实物奖励了。过去是怎样用实物奖励、支配官员呢？给你耕地，所以你当官，你就有职田。

从明代以后，国家有了银子以后，直接发钱！那个公田、职田就不行了。这样很多小地主，就可以通过科举爬上去。所以这又是一个变化，政治体制、贵族爵位制越来越淡化，没有爵位制的作用了。

第三个呢，这个是很好玩的，就是宋代面临的边疆问题比较严重，辽、金、西夏，虎视眈眈。比如宋代两位接踵而至的贤相——仁宗时的宰相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范仲淹，他原来就在延安附近打西夏，因为战功，再加上他和韩琦是哥们儿，结果做了宰相；神宗时代的宰相是王安石。——两位前后宰相，他们执政都主要是考虑这个边疆的问题。所以，他们面临这么严重的边疆问题，特别是要打仗的时候，因此就非常着急考虑一个战争与国家税收的问题。形成了如何在战争当中通过税收来增加国家能力这样一种思路，这从范仲淹到王安石都很清楚。因此，这样一个在与辽、金、西夏相对抗中所形成的国族的观念，以及通过税收来建国、增加国家能力的观念，是非常现代的。

第四个呢，就是在文化上的所谓“平民主义”。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时候，老百姓的文化活动是空前丰富起来了，我们现在所谓的说书啊、看戏啊、郭德纲啊，那个时候都有了，文化平民化了。过去老百姓的文化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跟着地主——地主就是族长啊——过节！过节的时候无非是祭祖、祭神而已。可是到了宋代以后，即使在过节的过程当中，在群众聚会的过程当中，文化娱乐式的活动，就多起来了，以唱戏、郭德纲为主，祭祖、祭祀反而为辅了，这种平民式的文化和文化活动，是文化世俗化的重要标志。

所以，上述四点的变化：从经济上说，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纸币（交子）的产生；爵位制的退隐和科举制度的逐渐成为主导；通过战争税收来建立国家、增加国家能力；以及平民文化活动的繁盛。仅说这四点，当时全世界当然都没有，它却一下子在中国产生了。

这当然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首先就是经济急剧的繁荣。法国的大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一书中，好像是吃饱了没事干，仔仔细细研究了东京汴梁以及南渡之后杭州的日常城市生活，他连那个杭州老百姓怎么买水用水，每天汴梁老百姓吃多少鱼吃多少菜，他都研究得很清楚。他感叹说：“这个日子过得实在太好了，全世界都不可想象，怎么当时的中国就这么富有，经济和生活搞得这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那么有格调、有品味——生活的审美化。”

所以，唐宋之变就是说中国社会在那个时候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化。按照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看法，在人类世界上，中国率先走向了现代。而欧洲那个时候，还是流浪部落。还在分成200个国家彼此混战呢。我们后来称之为现代的货币经济、市场制度，那个时候在中国已经很繁荣。咱们耶鲁大学的陈志武先生竟然说中国人咋就不知道卖东西，怎么会呢？中国宋代时候就会卖了！谢和耐研究的清楚着呢：连杭州城的水都是买卖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买卖的！——怎么还会不知道卖东西！

中国率先走向了现代，宋代就发生了现代性转变，这个日本人赞叹得不得了。他们说，中国率先突破了，我们日本跟着也就突破了。为什么他们日本跟着中国就突破了？他们说，中国人有一条了不得，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中国人的政治逻辑是周礼，周礼是什么呢？复杂得很，但说简单了——周礼是亲戚关系治天下，周天子和各个诸侯是亲戚关系。这套逻辑，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人就把这个亲戚关系用于处理对外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朝贡体系。

怎么叫朝贡体系？这个很多人研究得很细，事情本来还清楚，经学者们一说，很厚很厚一本书写出来之后，大家反而不知道什么叫朝贡体系了。这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看过《红楼梦》，那个刘姥姥啊，进大观园，这其实就叫朝贡。刘姥姥实际上是来要点东西，要经济援助的，但是她不说是来要经济援助的，她说是来走亲戚、来串亲戚、来认亲戚的，所以《红楼梦》这一卷最精彩就是王熙凤接见刘姥姥那一段——王熙凤说，哎呀，这长时间不走动，这得怨你！为什么怨你？因为你不来走动，别人知道还以为是咱们富了瞧不起穷亲戚了，你老也不来，你这是该怎么称呼啊？我这也不敢称呼了，你到底是比我大还是小啊？

刘姥姥马上就说，您是我姑奶奶——王熙凤是她姑奶奶，大家都知道，这很逗的，当不得真。

王熙凤就说，既然如此，下边这些衣服，你都拿着！

刘姥姥就说，这衣服不敢穿啦，这衣服能随便穿吗？这衣服得拿回家供着，我倘若穿上这衣服就穿错了礼法了。

中国这朝贡，其实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包含日本在内，他们通过到中国来来串亲戚、来认亲戚的方式，来获得经济援助和经济奖赏，或者从事国际贸易。好像刘姥姥带来了许多农副产品，凤姐姐回赠衣服金钱一模一样，这其实是经济交换活动。不过每次都要给一套衣服。——这也特别关键，因为中国外交，过去麻烦着呢，好比过节的时候家长领着大家穿着各色不同的衣服去拜祖宗，因此这个衣服很重要，靠衣服来区别亲疏远近，这是礼治的重要内容，所以每次朝贡国来了，都要奖赏衣服，实际上人家惦记的是经济利益，不是那个简单的仪式。

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就开拓了对周边海上包括琉球、日本等等之类的贸易。大家来干嘛呢？不是简单的走亲戚，实际上是做生意，实际上来中国要经济援助。但是，人家刘姥姥就是要说，只是来串亲戚，咱们是亲戚！所以这一套逻辑，这一套《周礼》的逻辑，驱动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的确立，日本是在“脱亚入欧”之后，在明治维新之后，在傍上欧美大款之后，有了更有钱的洋亲戚，这才力图改变这种朝贡关系的。

其实，今天我们的韩国朋友现在还在搞这套古意盎然的逻辑，我在韩国听一个教授最通俗地讲《周礼》，不讲那么很深的道理，他一句话就把《周礼》的真谛说到了。他举日本的例子，他说这个日本不像话啊，你看，韩国是他的哥哥，中国是他的父亲，这个小子他欺负他的哥哥，还打他的父亲，这怎么得了！这套逻辑的基础就是 《周礼》，我们东亚各国之间是亲戚，你破坏《周礼》，这怎么得了？

我们东亚之间是亲戚，日本很长时间其实也是讲这个的。你知道《马关条约》的时候，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有一个很著名的谈话。李鸿章一看这伊藤，怎么搞的，你衣服穿错了！——因为伊藤博文穿着西装就来了。伊藤博文说，方便而已。——你穷了，我为什么还认你这个亲戚？不过，伊藤博文那个时候还说，我们之间是远亲，日本和朝鲜、中国之间，是远近不同，朝鲜中国之间是近亲，我们之间是远亲。说是这么说，不过李鸿章那个时候，即使是远亲，但是已经明算账了，人家还是把衣服给换了，不承认你这个五服了。

到了“脱亚论”之后，日本就彻底变了。他那个逻辑就不是所谓的《周礼》的逻辑了，就变成了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了，而不是远近的亲戚关系了，人家跟欧美排了宗谱了。当然，现在日本又开始要搞东亚共同体了，又开始搞亲戚，又要回到《周礼》了。为什么，中国好像又阔了，来认亲戚，背后还是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这个逻辑就是说，中国率先进入现代，同时中国又用《周礼》的方式，推动了周边国家的世界上最早的、跨海洋的、长途的贸易，但是它当时不叫贸易，叫走亲戚，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我来串亲戚，实际上是来要东西、做生意——这就是“朝贡贸易”。

唐宋之变，中国率先进入现代，同时中国又通过串亲戚为名的“朝贡贸易”，推动世界走向现代，这是很有意思、很震撼的观念。所谓“很震撼”，主要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因为这个看法，除了我们中国的学者不知道，或者不太知道，全世界只要研究中国的人大概都知道。

所以上世纪80年代，我出国去的时候，他们很谦虚啊。日本人说，你们早就率先走进现代，我们跟着你们走进去的。到美国，我说我们搞了30年闭关自守啊，美国人却说：“你们还闭关自守？你们到非洲修铁路，往越南运军火，联合国都让你们占领了！——你们还闭关自守？”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唐宋之变为什么没有完成？中国为什么更没有沿着它所开创的现代道路，一路走进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你中国很早就进入了现代，那为什么在1840年后，简直就不成样了，一下子就好像回到“前现代”去了？

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你跑第一，不见得老跑到第一！因为这也不取决于你，如果有人不愿跟你跑，另发明了一套跑法，而且人家的跑法占了上风，又被陈志武教授这样的裁判认为那才是“天下唯一正确”的跑法，那我这“中国道路”就是世界最后一名了嘛！——但是这个说法恐怕不成，你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凭这样这一句话，历史研究必须面对复杂，这就需要对中国历史下点功夫。

但是中国那个历史，也确实复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从那个时候起中国重要的改革——因为在唐宋之变以来中国走的道路，是跟中国历史上的那些重要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的。

唐宋之变，就是以宋变唐，变唐的什么呢？唐最了不起的是租庸调制。什么是租庸调制？认真说起来起码也可以写篇一万字的文章，但是核心是这样——租庸调制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把籍（户籍）、田和税收三者合成一个，按照户口授田，按照田收税，一条龙。

唐太宗这个制度是非常了不起的，租庸调制是把唐朝推向盛唐的基础，走向盛唐靠的是这个经济基础。那个时候，唐太宗手上田很多，可以编一个户口来授田，每一个18岁的壮丁授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年老要还官；20亩为“永业”，即永远归个人。我们今天是多少？平均每人1.4亩！——可见唐太宗他老人家手里很有资源。唐太宗那个时候一下子授100亩，而且，这100亩耕到60岁退休了，就可以在家里喝酒，18岁叫“丁”，60岁叫“老”，60岁后国家养着你就叫“养老”。这就是户籍、田、税合在一起的好处。

而且我们知道，汉代以前，中国的税是十一而税，孟子就称道说这是“王政”了；汉代更好点，十五而税一。到了人家唐太宗，好家伙！四十而税一！这真是“轻徭薄赋”了。贞观之治，第一条叫“均田”，每人100亩；第二条，进士加府兵，这就是破除贵族制。你家里有5个孩子，老大脑子挺灵，好！让他念书，科举考上去了，文进士！老二不爱念书，孔武有力，天天打架，这也行，练好拳脚，准备当兵，武进士！老三在家授田100亩，那还不是过好日子？

文武两途，过去就是贵族把持，到唐太宗，通过府兵、科举，平民子弟可以上去。一个均田，一个教育；一个土地平等，一个教育平等，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追求资源分配的公平”，从而把中华民族一举带进辉煌的盛唐。

唐太宗真了不得，杜甫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真是往事不能如烟啊！

李世民这个人脑袋很清楚。贞观元年正月，一当皇上之后，他不是跟所有的臣子学文件，更不是打麻将，而是在过年的时跟他们一起听音乐。听什么音乐？《资治通鉴》里面讲，听《秦王破阵乐》。在听的过程当中，他很感动啊，他说当年我们打天下的时候，老百姓一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闻风而来，是不是？今天我们坐天下了，千万不能忘本啊，不能忘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老百姓为什么听着《秦王破阵乐》而来啊？因为我们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啊！

其时那里头有个不懂事的大臣封德彝说：“皇上，打天下靠的是你老人家天才武功，治天下哪能靠您这个《毛选》四卷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太宗说，你这就不懂了，打天下的时候，人民群众听到我的音乐就支持我们，坐天下更不能光靠武力了——“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这个皇帝了不起，一看这个话就知道。

租庸调制，通过土地制度的平等，通过教育资源的平等，唐太宗把中国历史推向盛唐，这也就是贞观之治的两大基础。可是呢，这租庸调制也有个坏处——也不是坏处，叫做“局限性”吧。——局限性主要在于，唐太宗的时候中国人口不多，田倒是很多，加上国家能力很大，所以他比较容易统计人口，户籍分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他每年去编这个，每年统计帐目，每年死了人以后，也要重新统计，要重新授田，要重新调查。靠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玩命地“为人民服务”啊！唐太宗及其儿子、及其孙子——那个时候人口还少啊，官员勤政啊，所以他还是可以造出户籍册来。后来，经过武则天，经过安史之乱等等之后，这个人口变化太大了，你根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了。按籍授田，按田收税，这个制度根本不可行了。它这个好制度，局限在哪儿呢？随着人口的剧烈的增加、膨胀以及变化，这个统计户籍和户口的事情不好做了，就是说搞不清有多少户口，这个操作起来有局限性。唐太宗应了魏征的那句话啊，“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就是说好的开头，后来要继续实行却很难。

所以到了唐朝的后期，代宗时期又诞生了一个聪明的宰相叫杨炎。杨炎就提出了很重要的一条改革租庸调的办法叫做“两税法”。怎么叫“两税法”呢？两税法说起来也简单，就是一年收两次税，夏天和秋天收两次税。两税法的核心就是，既然户口整不清楚了，土地兼并又严重对吗？那咱们就只好按地收税，不按人头收。你不是地多吗？你多交税吧。谁家田多谁多交税！谁家房子多，比如说，你八套住房，多交房产税吧。

杨炎也很了不得，他能想到这一招。但是杨炎还是不够聪明，因为这只是一个消极的办法。我是大户，得多交税，我也不必反抗你杨炎，国家的土地税我应该交，但是我可以十倍二十倍的从地租当中收回来，我地多，自然可以雇很多佃户收地租嘛！因此中国就产生了国家土地税和地主地租这两个分类。大地主豪门，我认交土地税，但是这税从哪儿来呢？是从地租来的！地租要十几倍于土地税。

杨炎很得意啊，你看我把你们这些豪门大户用税收给整住了吧？但其实杨炎这一套税收的负担，最后还是落到佃户头上去了。表面上看，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家族的关系，但是家族、宗族把持地方和基层，国家无法深入，任凭剥削兼并，国家不闻不问，埋头收税——所以这个中国的封建体制、宗法制的基础就是地租。

为什么说杨炎的改革是消极的呢？因为在他看来，基层的事情国家不干预，国家只管收税！至于农民有没有地、小人有没有房，怎么受剥削，这我不管，我也管不了！既然我搞不清你到底有多少地、有多少户口，那我只管对多房多地的多征税！——他以为用这个办法就行了，他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这个办法反而使税加到佃农身上，造成的问题更大。

第三个，最简略地说，走向现代的开端就是要追溯到北宋的王安石，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是世界最早、最现代的伟大改革家。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货币”这个杠杆——宋朝的“公币”这个杠杆，来重新调动和分配国家资源。

比如说“青苗法”，因为农民根本拿不到国家的补助，比如想发给农民一个东西，发他一个帐篷，或者长江决口的时候想发一个什么东西过去救济灾民，结果都被中途截留了、都被扣了。怎么办呢，国家就发钱，就把这个钱发到他手里。好像我们今天，把农业补贴直接打到农民的卡里，你还怎么截留？

所谓“青苗法”，就是要解决农民撂荒的问题。为什么农民撂荒呢，因为种不起啊，种子太贵了。王安石说：“种不起没事，国家先借你钱。完了之后，到了收获时候，你还二分利息给国家就行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费改税”啊。这样用货币的办法直接补助农民，采用货币的方式，一竿子捅到底，直接把国家和农民个体联系起来。

同时，你商人要想哄抬物价吗？可以呀，不要紧啊，国家可以用钱采购的办法在贵的时候买进，便宜的时候卖出，这样一举把这个物价稳定住，这就是货币的本事。

比如说运输劳役，你不想出徭役，你出钱也可以，国家用钱雇人代替你。这个就是王安石很重要、很天才的一点。——说什么“中国人只有财富没有钱”、“不知道钱能通神的好处”？王安石的北宋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国家货币来调动、分配资源的货币经济，怎么不知道钱的好处？

他和范仲淹是前后两宰相，但范仲淹就不行了，范大人的改革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他改革的重点就是改造官僚体制，这完全是找死！范老大人说，现在的官僚呢，什么都做不了，就知道腐败，慢慢都裁了吧。你这还了得！天下官僚，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范仲淹的主张看起来浩然正气，但其实是空头支票，根本实施不下去，而且刚好仁宗又是一个烫面的耳朵，他听范仲淹这么一说有道理，听人家那么一说也有道理，结果自然是范仲淹就下岗写《岳阳楼记》去了。

王安石可就比较狡猾了，他说皇上你让天下官员们打麻将吧，把他们好好当鸟养起来吧。——我现在用货币的手段调控，重新分配资源，不用他们瞎操心了。再加上神宗是一个油盐不进的人，他只听王安石的，别的人一概都不听，连天遣他也不听，王安石说，地震怎么了？彗星怎么了？落陨石怎么了？天变不足畏！这就是所谓 “三不足”。于是神宗皇帝大力支持他，所以王安石的变法，几乎要成了，但是最终也没成，这是个悲剧，历史的大悲剧。

为什么说是悲剧？第一呢，王安石的改革其实是被官僚拖死了。他们第一个是说，王安石这个人太能干了，你每天忙啥呢？大家都说，我们执政的最大要义就是无为，就是与民省力，你这个王安石简直是每天扰民啊。——“青苗法，其首在扰民！”著名的司马光带头散布流言。

王安石当面就问他，“青苗法”怎么就扰民啊？

司马光说，怎么不叫扰民，人家有钱的人不愿借，那些借的人还不起，你这不是扰民吗！

王安石说，你这说法是从何而来啊，你具体去做没做啊？

司马光说：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你这么闹的！

还有，王安石要兴民兵，有人就说：哪有一半人去当民兵的？这不谋食了，不种庄稼了啊？——陈亮空头文章写得好，毛主席当年表扬柳亚子，就夸他文章赛陈亮，意思是说老柳也是空话多！这个陈亮说，王安石搞的这个事，大家都干不了，大家都不会干。因为司马光他们所代表的宋代的知识分子，念经读书还行，税收、财货都不会。所以他们所说的“无为”，实际上就是无能，干不了正经事。

有个人是当着皇上面，决心表得很好，但好长时间不作为。王安石就问，你怎么不作为？他说：“其事繁扰不宜轻举。”——就是说这个事还真有点难，所以不敢轻易干。

范仲淹也是改革家，他就说：“十事之七不能行。”——就是十件有七件连我都干不了。所以更不用说“国家用货币的手段来平抑市场”这种事情。这个范仲淹说，平市易（用货币来平抑市场的办法）劳费心神，我学的知识都不能用来干这个。总之不擅长啊，不会干！

王安石总算比较狡猾，他不会像范仲淹一样说，你们不会干，统统回家睡觉去！他将计就计说，这也是啊，咱们这些官员向来学的都是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这个确实不会，难为大家了，那你们就去诗词歌赋吧。于是王安石就找另一批人干，这样一来，国家官员就更多了，而且还弄上一些小人，行政机构反而更加臃肿了。所以王 安石想法很好很天才，但是没有人会干，这是第一条，倒不是没人口头上支持他，而是大家不会干，支持也是口头支持。

第二呢，司马光他们讲的是对的，就是你怎么能保证你这个行为——用货币的办法来分配资源、用货币的办法来调控资源这些措施能得到下面小民的支持，而不是为国家聚敛？怎么能保证新政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这个施行起来有什么制度的保证吗？有什么基层的抓手吗？

这确实是对王安石的一个考验。王安石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样的改革的根本问题，其实就在没有基层组织的基础和动员能力。国家妄图通过货币的手段，直接来面对和组织千百万马铃薯一样的单个小农，中间没有任何组织，这样的效率是很低的，这样反而把国家的资源和能力分散了、耗散了。

最后，王安石搞的那一套仅仅变成了国家税收手段，通过这个货币方式，极大地程度上扩大了国家征税的能力，但是基层老百姓得到的好处确实没有制度保障，完全就是靠王安石以及他的执行者们的好心。他觉得人民太苦了，应该让他们发展起来，这可能是王安石想的，但是他请的那一帮愿意执行改革政策的人却说：“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太苦了，我们想要多捞一点钱。”所以，这就是没有一个基层人民自我组织的机制来保证这个货币杠杆确实可以造福于社会。这个是王安石的变法的悲剧根源。

总结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为什么会产生唐宋之变以及变的是什么。我们从租庸调制、两税法以及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梳理一下，这些在我们历史上都是真正的大关节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的行进的步伐。

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唐宋之变为何那么困难，为何不能完成。受到既得利益集体的反对，受到官僚集团无能的制约，这是一点。但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得到基层人民的支持——没有基层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的缺陷。

我们常说，我们的事业只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就不怕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但是，如果人民是一家一户、一盘散沙，他们即使衷心支持你，但也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表达意愿的办法，结果人民究竟支持还是不支持，这件事连王安石自己也闹不清楚了。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8 02:22 AM 編輯 ]

初中生

第二个，就是讲所谓明清之变，更具体讲，是明清之变和中国的货币主权的丧失。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明清之变呢，就跟我这本《五百年来谁著史》讨论的一个内容有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说的是明代的中期——明代宗朱载垕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之后，他一上台就做了几件大事，其中包括把海瑞从狱里放出来、提拔了张居正，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知道的。

但最重要的是隆庆元年的几个政策，一个是开放“海禁”，一个是开放“银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国家货币——宋代的交子、元代的中统元宝交钞（元朝的纸币，也用了很长时间）变成了银子，而且国家彷佛一下子，变得积极主动用银子来调配资源了，结果从此明清两朝都变成了用银了。

这个是由于上层的支持，有没有人反对呢？这一次上层几乎没有一个反对的，这一次采用货币经济，支持的人很多，特别是中国所有的从事盐、海货贸易的商人都大力支持，支持国家用银来调配资源。

而 银作为国家货币开始合法，是由于“一条鞭法”的实行。“一条鞭法”的大行是在张居正时的万历时代，也就是朱载垕的儿子明神宗时代。但是“一条鞭法”的发明 是源自朱载垕他爹——嘉靖后期，浙江一个叫庞尚鹏的浙江巡抚，这个人主张在浙江收税用银。因为浙江离日本最近，日本在那个时期发现了大银矿，于是浙江、福建两省商人手里，有许许多多的银子。

明朝原来是有货币的，是有“宝钞”的，但是这个宝钞谁也不愿用，大家都反对。这种反对货币的做法，就像王安石的时代，官员都不知道怎么去用货币的办法来分配资源。首先是国家官员和商人对于国家货币宝钞没有信心。可是到了明朝，上层的立场一下子变了，首先 是大商人支持用白银代替国家货币宝钞，为什么商人支持用白银代宝钞？因为海外贸易用白银，因为他们手里有大量的白银。

所以到了1567年朱载垕隆庆元年，国家在商人和上层官僚的强力要求下，放弃了国家货币宝钞的发行，转而用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历史从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放在中国，事小；放在世界，事大！

怎么大呢？就是在1570年开始，发生了美洲白银产量和出口量的第一次高峰。要知道，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刚才说过，自 从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或者说“欧美世界”就诞生了，拉丁人就有了家园，就不是满世界野跑的流浪部落了。他们找到了美洲。找到美洲之后，欧洲几乎所有的王室、国王一下子都不怕打仗了，因为如果要打仗他们就都可以放手借钱——这时王室有巨大的财产可以作抵押，而这个巨大的财产就是美洲。我可以借钱，我房子大着呢！我有美洲那么大的房子，你大胆借钱给我，担心什么呢？这还不要紧。他们到美洲找金子，结果却发现了银子。这银子主要在墨西哥，还有波利维亚的波 托西。世界上白银的五分之四都在那里。

而从1570年开始，美洲白银的五分之四，全部运到中国来了。所以，1570年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

朱载垕皇帝很有意思的，他当政七年很少上朝，上朝后什么也不说，一句话也不说，就是讳莫如深，后来有人怀疑他是结巴。其实这个人很鬼，得了韩非子的真传，帝王之术，就是你们说，让你们说，我沉默是金。他是一个无为皇上，但做了一个扭转乾坤的工作。从此以后，中国的货币就是用银子了。银是从哪里来呢？是美洲进口的！这个简直是了不得了。——白银货币经济由于上层的支持从此确立起来了，但是国家的货币主权，恰恰从此付诸东流了。

1570年在欧洲发生什么事情呢？欧洲在地中海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主要是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那个分析开始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是一个逆推式的分析，他先从工业革命说起，指出资本来源于资本家作弊，就是说通过无偿的占有工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是按亚当·斯密的理论开始推论的，这个最切实的分析对象是工业革命。

往后呢，到《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就说，资本主义的产生，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来源于对于货币的积累和债务的积累，来源于银行业的高利息。

但按布罗代尔的说法，最好的描述资本积累的方式，其实就是从《资本论》的第三卷倒着来，那样更符合欧洲历史的真实。他说资本主义一开始的积累，不是资本家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这种小小的作弊。我们今天看这个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如果就能积累那么多钱，那奴隶主也可以成资本家了。所以重点还是《资本论》第三卷里讲的——资本起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靠向国家放债，就是地中海的银行家向国家放债！向国家放债收取的高额利息，而且在发债当中所产生的年息债券是资本主义的起源。

为什么货币商敢于向国家放债呢？他说，只有当债务是放给国家的时候，它才是最牢靠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放给西班牙，西班牙说：“你别担心，我有美洲，借给我吧。”因此就把美洲那一块的贸易权拿去支付利息。放债给国家，利息是有保证的。而且借给国家，国家只是理论上要还，但永远也还不起，还的只是越来越高的利息，因此这个债务的利息就不断地滚来滚去，结果债券本身就可以交易了。

于是布罗代尔说，1571年已非常确切地在地中海地区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债券的交易。就是说，在1570年代的时候，地 中海的银行家向西班牙帝国去放债，这是资本积累的起源。这些向国家放债的银行家、债券式的银行家，是最早的资本家。他们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地中海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它是从美洲向中国运营的中枢杠杆；另一方面，它是西班牙向北征服欧洲——欧洲最北边就是荷兰——的交结点上。因此，大量白银和黄金在这个地方储存和停留。

我们讲到，1570年美洲是世界白银的出口地，当时正是生产和出口的高峰期。这个高峰期，就是向中国出口。同样，也是1567年，中国是第一次官方决定货币使用白银。第三，1571年又是债券资本家，也就是资本主义在欧洲起源。1570年代，因此就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因此也就成了我们后来说的“明清之变”的重要依据。

而关于明朝的衰亡，我们过去已经有很重要的讨论，明朝是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一亡，中国人连衣服都没有了，我们要看中国人的衣服，从此只能到京剧里、到朝鲜去看，喝茶都是蒙古喝法了。明朝一亡，真是痛心疾首。

但是，关于明朝衰亡有很多争论，1944年是明朝灭亡三百年，郭沫若、翦伯赞、柳亚子等都不约而同的写了关于明朝灭亡经验教训的总结，观点不同，但是都提出明朝衰亡不是那么简单的——即并不是简单到由于流寇李自成、外寇满洲造成的。

因为1943年3月，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说明朝灭亡就是由于外寇和流寇，而今天中国之倒霉，就是因为外寇和流寇，——“外寇”是日本，“流寇”就是共产党。所以国民党马上组织一批人与郭沫若等人论战，这场围绕着明亡的论战成为决定“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的序幕。

在这场论战里头，脱颖而出的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提出了很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把明清和李自成合在一起看：如果一个旧王朝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李自成为何与旧王朝一起覆灭？为什么清朝也最终覆灭？中国怎样走出历史循环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很被毛泽东所激赏的。自然，当时的讨论必然有所侧重；但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个讨论也有所忽略，忽略的地方是没有涉及到明朝衰亡和世界白银出口剧烈下降造成的“蝴蝶效应”之间的关系。——就是美洲蝴蝶一振翅，我们明朝这边的楼塌了！

后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都有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之《银》、《以钱为赋》中说，明朝的问题在于那段时间国家既缺粮又缺银！为什么缺银呢？这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讲了，美洲白银供量的下降就发生在1630年到1650年之间。

因为16-19世纪的时候，白银不但作为货币，也作为商品，漫长的16世纪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就是白银，白银的生产因此要受到供需关系的左右。一开始，大量的白银被中国吸收了、被英国吸收了、被欧洲吸收了，但是它既然是商品，生产多了，白银的生产价格和货币价格就拉平了。因此，就导致生产量减少。——这跟今天我们讲石油是一个道理，受市场规律的支配。

第一次白银开采量与出口量的减少，就发生在1630年到1650年之间。这个原因对解释明朝的衰亡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物贵银贱，另一方面后来发展为物和银都很缺乏，整个就处在这样一个“蝴蝶效应”的危机中。这个问题，亚当·斯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都注意到了，但是这个却是我们过去不曾多注意的。

1567年，明朝“改革开放”，采用商人和官僚的主张，废除国家货币“宝钞”，而采取白银作为货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但是，到了1630年，白银供给不行了，这对经济的影响巨大，先是通货膨胀，后是通货紧缩。两者接踵而至。——所以明朝三个最无能的皇帝嘉靖、隆庆、万历，虽然看起来好像最糊涂，开创了几十年不上朝的记录，就是在家玩，说见了你们这些百官我堵心，但他们的时代偏偏号称“盛世”！而崇祯皇帝朱由检，那真是励精图治，可是到了他，明朝反倒亡了！什么原因？大形势啊！造成亡国的原因，就是他的爷爷的爷爷那些“改革开放”走过头了，竟然把国家货币主权给改革掉了——所以他就再也回天无术了。（鼓掌）

清朝的灭亡同样也是有很多原因的。但关于鸦片战争，中国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你看了反而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子去走歪路，还不如不看。要看的话，一是看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个书写得好，是真真正正下了功夫的；二是看前面说到的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作品。

他们两个没有商量，但得出共同的结论。——他们说鸦片战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没打过英国。但是为什么没打过呢？英国只有7000人，英军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来自印度马特拉斯的印度人。7000人劳师远征，而且没有一艘是铁甲船，所属船只中还有一艘太小不能参战，只能作侦察用；同时，清朝先后调集42万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唾口唾沫都能把7000人淹死！问题是，就是没打过英国！为什么？

内藤和胡绳都得出共同结论，清朝先后调集的42万军队，都是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发不出军饷很多年了。为什么呢？

第一，清朝的八旗军队，早已不能干活了，养鸟还可以，但还都号称是“国家主力军队”；八旗不行就让绿营去打，这是汉族军队，后来还有乡勇。但是汉族军队烦这个——你八旗就知道养鸟，我们还要去训练、打仗，到头来反而是业余选手，还算不上国家主力军队。

第二，清朝从康乾以来所实行的如轻徭薄赋等很重要的“仁政”，比如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的政策。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说清王朝宽仁，但是相对英国来说，那简直太宽仁了。这清王朝虽然也不是东西，但是不是东西，你只能与同样不是东西的比，这里头最不是东西的那个肯定是英国，而那不是东西里头最好的倒是清王朝了。

我们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说自己是资本家的小少爷。革命导师恩格斯说：“我是放弃了社交、香槟酒的机会，去跟英国工人阶级一起生活，我才知道了英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恩格斯说：“我发现我们的欧洲遇到灾难了，遇到了社会大转型。”怎么大转型呢？我们面对了“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恩格斯不是英国人，他说，英国人搞坏了这个社会，它创造了一个“不仅仅是一切阶级反对一切阶级，而是创造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所有的人都踩着前面人的鞋跟，想揪着前面人的领子，想把他拉下来，取代他那个位置。这个东西叫“市民社会”，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在所谓的“竞争”这个词语中得到了体现。

英国社会是一个人类最野蛮的社会，竞争就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全面战争。这话也就是后来尼采说的“强力意志”，他不下 来，我就上不去。英国创造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制度。清王朝多少还装成咱们是亲戚，地主剥削你的时候也都这么说的，咱们是亲戚啊，好说好说，把闺女送我们家来吧，保准吃得好、养得好。（笑）——英国连这个都没有，英国就说，你把闺女弄我们家当奴隶吧！连这个“吃得好”、“住得好”都没有了。所以，不是东西的比起来，清朝就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了。

所以，内藤说，清王朝“摊丁入亩”等仁政政策使国家税收能力下降了。就是这个地方受灾了，皇上说“你们辛苦了，今年的税免了吧。”英国怎样呢？就是你这地方本没受灾，但你不想圈地是吧，那我放水把你给淹了——国家制造水灾！

这样税收的下降，造成清朝的军队缺饷，42万大军还没到与英国交战的地方，在路上首先就自己杀起来——“校场格斗，日有积尸”！杀完了之后，胜的一方再杀向英国，到了那里之后，发现英国人走了。英国其实不上岸，它是海战战术。清军就逮着老百姓：“汉奸，出钱！”结果老百姓恨官军，都成英国奸细了。官军如匪，缺饷、没有钱，自然就抢老百姓了。

第三，就是胡绳说的，英国采用了清军不擅长的海洋战争，它不是占领领土，而是封锁你长江口，不占领南京，但封锁了你清朝的漕运，清朝就打不下去了。与其这样打，收不上税，不如一次性赔偿三千万，这样完事了咱们将来还可以继续收税。皇帝一听：“有理啊！三千万有什么了不起，当年我们的广东公行，鸦片战争时期，仅仅一年的外贸盈余就是2800余万，赔它个三千万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还可以继续收税就行！”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1830到1850年的时候，世界发生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这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因为在漫长的贸易过程当中，欧洲积累了世界上主要的黄金。为什么积累黄金而不积累白银呢？因为黄金比白银好携带。

同时，在非洲的殖民掠夺过程中，英国、法国、荷兰等积累黄金，就率先采用了金本位的制度，这样造成世界上所有的劣质白银都运到中国来了。本来中国的就是多币制，哗的一下就乱套了！在这过程当中，广东公行的商人，又把大量的纹银（就是白银里头最好的）拿去搞投机活动，出口到印度、再到欧洲进行套利。我们所说的 “白银外流”，是指国库的纹银大量外流。同时，涌入大量的劣质银，内外交攻，摧毁了清王朝的货币制度。这是发生在1830年到1850年间的事情。

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敢于动武，那是英国人出钱让它跟中国打，日本没钱，它哪里有钱啊！英格兰银行说：“我出钱你打，打完之后你直接把白银放到我英格兰银行里，换成英镑！”

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要求中国赔偿2亿多纹银，而且要中国换成英镑，存在英格兰银行。日本正是通过这笔款，完成了由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

这就是明清之变和中国货币主权之丧失。

当然，我们过去所说的明清灭亡的道理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仅仅从中国内部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不能看到——但也不应该看不到——在公元1500年之后，特别是公元1570年之后，通过美洲的白银贸易，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了亚洲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不是没有货币经济，而是没有国家货币主权，我们离开公元1500年以后货币的流动状况来解释明清两朝的兴衰，仅仅从中国内部看问题是不行的。

从中国内部来说，我们要么说王朝太腐败——但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可不腐败，朱由检是所有的好皇帝中最廉洁的一个！要么说西方太强大——但是，我们从来不说欧洲太野蛮，从来不像尼采所指出的，欧洲文明的实质就是野蛮！就是战争！野蛮和战争就是“主人道德”！中国文明的实质就是文明、就是和平！文明与和平就是“奴隶道德”！

我们不读尼采的书，就不会不象欧洲人自己那样明白是怎么发家的，最懂得欧洲本质的人就是尼采，所以问题还是——言必称希腊，对什么是希腊却不知道。

中国历朝历代起码表面上都在想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或者对外在想怎么建立“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而不知道欧洲在夺取了美洲之后，产生了恩格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社会，产生了利用他人的资源谋自身发展的道路。这个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他们当年确实是没有什么负担。

不过，今天的世界倒过来了，我有一个英国朋友，回英国一看，他说现在的英国几乎就是当年的大清王朝，没有一辆车是能准点到的，连英超那些足球队踢起球来都不卖命了。英国人每天都在睡午觉、喝下午茶，所有的地方都没效率。而他到深圳一看，哎呀不得了啊——如今阿Q成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成了阿Q，满街的中国人都在忙着抢钱，眼睛都是绿的。现在的深圳是当年的英国，现在的伦敦是当年的北京。

所以，这个是我刚才说到的唐宋之变与明清之变。

唐宋之变未完成是什么原因呢？简单说，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当然也产生了天才，比如王安石，但是，这个制度也产生了我们常说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我们的科举考试、研究经书，经书的核心要么是周礼，周礼的核心是官职的分配、官员的分配；要么就是研究义理，“养吾浩然之正气”。——现在我们看很多官员办公室椅子的背后，墙上还是写着这个“浩然正气”；要么就是诗词歌赋。可是，对于经济，对于通过货币、税收来支配国家，增加行政效率，国家正式官员队伍里面，大概只有王安石一个人会——他什么都会，包括诗词歌赋也不错！但是，胥吏、县令、县里的掌书记、村官，就是“吏”，他们也会！所以王安石变法就只有用小人。

中国基层的财政、司法，实际上五百年来都是控制在吏手里。你看《红楼梦》里讲的：贾雨村上台判案，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的就是这个所谓吏主地方、吏主司法，这种封建体制的特征。

而明朝之后，表面上看国家是用货币手段调配资源，效率增加，但是这个货币是没有主权的，是依靠从美洲进口的商品。为什么这个时候的国家竟然很容易在一个糊里糊涂、上班不说话的皇帝那里完成了这项重大使命呢？因为有浙江、福建的商人支持。中国所谓“买办商人”的根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中国后来之所以 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有其必然性：

第一，是封建主义、封建官僚导致的国家组织能力下降。所谓“官无封建”，就是官什么也不会；所谓“吏有封建”，就是吏把持地方财政司法。

第二，国家面对马铃薯一样的小农，没有办法，基层没有组织。这个是唐太宗之后就遇到的问题，上有皇权，下有马铃薯一样多的子民，具体有多少，搞不清楚，也顾不过来，没法授田，也没法收税。搞不清有多少人，你就不知道要收多少税，不知道收多少税，就不知道发多少钞，合理的财政于就是不能确立，租庸调制度坏了以后，中国社会就是“两张皮”结构。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最终原因，同样也是没有下层和基层人民群众的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就靠神宗一个人支持，神宗一死，人亡政息。

所以，我们说中国1840年以来衰败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也就更是必然的。

革命首先从基层开始，把吏主地方的基层的封建主义打掉，就是要建立基层的组织。没有建立一个人民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真正的反封建。再就是打击买办商人，夺取国家货币主权。所以，我们即使从中国革命的破坏意义上来说，它要打倒完全无能的官——就是那个士大夫阶级，铲掉鱼肉地方的吏，推倒买办商人。从建设上说，它形成了基层的政治与经济组织，解决了王安石所不能解决动员基层的问题，保证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

钱穆先生说中国历史，有几句话今天想来很感慨，他说：“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而尤重为民治产。两税法后一千年，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务追征诛求。”他说“为民治产”，这才是贞观之治的最高峰，随后在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为民治产的政治了。

今天看来，这个话很深刻，但也不完全。我们知道，实际上，租庸调制度的存在，是需要得天独厚的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人口相对较少而且几乎没有流动性、国家资源绝对丰厚、国家能力空前强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即使国家掌握着最先进、现代的货币工具，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样流动性的人口，要给每个百姓逐一“治产”，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而这就是租庸调最终瓦解的原因。

真正破解了这个千古难题的是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的制度，所谓的“为民治产”，在农村就是以生产队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在城市就是集体企业和相关的单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的生老病死、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是由基层集体组织所提供和解决的，国家只是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集体经济和单位是城乡居民可以依靠的产业，这就是贞观之后的唯一一次“为民治产”。

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控诉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基层组织的毛病，认为它不自由、妨碍了个人的发展、没有效率等等，这些控诉或许都有道理，但是事实是：1980年代以来，村集体和城镇单位的社会保护、社会福利功能消失殆尽造成的后果──在给农民生产自由的同时，农村实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体对于农民个人的责任，城市用工制度的改革在打破“铁饭碗”的同时，取消了单位对于职工的福利承诺。

用王绍光教授的话说，随着农村的村集体和城镇里的单位被剥离了社会职能，并演变为纯粹的经济机构，村民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都必须花钱到市场上去购买。今天看来，无论毛泽东意义上的单位和村集体是否十恶不赦，但它的毁灭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堪比盛唐贞观之治的“为民治产”的失败。这一点，只有真懂得历史的人才能看到。

当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市场上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资源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当然就不太平了。大家知道，正是为了回应人民的要求、解决社会的危机，自2000年以来，我们以国家二次分配的方式，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打破了市场的锁链，国家通过直接出资和出政策的方式，把那些无力在市场上购买活命资源的人们、那些被市场抛弃了的人们，重新担负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胡温新政”。胡温新政，实行已经九年了，没有胡温新政，我们恐怕很难应对接踵而至的各种危机。

因此，正像当年的五保户热爱村集体，因为村集体在他们那里不是空洞的一样，今天的许多中国人为什么要爱国呢？因为他们对市场失望、被市场抛弃了！而从2000年开始，由国家出面来救助那些被市场抛弃的人们的时候，他们当然会爱国、把希望寄托于国家了。从1997年以来，中国市场上的房价涨了起码五倍！但是，我也可以负责任地在这里告诉大家：唯一比市场上的房价涨得快的，就是中央财政用于三农（农产品政策补贴、农村中小学教育、卫生支出）的资金，从1997年的区区700亿，增加到2007年的3917亿。——只看到前者，不看到后者，也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毁树容易种树难，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村社队和城镇单位是普通人抵御风险的庇护所，而随着社队和单位的解体，这些风险就只能由一个强大的政府通过强制的方式使全社会来承担，只能由国家来为所有人提供起码的福利和安全。

由于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一度漠视了这方面的责任，这种状况只是在过去几年的胡温新政开始时才得到扭转。由于已经没有了集体积累，没有了集体经济，单位基本丧失了社会福利功能，由于毛主席“为民治产”的基层抓手已经不在，救助普通人的责任、历史的欠帐，这一切都压在这一届政府的肩膀上，压在国家财政的身上。

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当一切都必须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一些基本的生存发展的资源稀缺到一般人根本买不起了！

同时，错误的发展观无情地斩断了人们与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纽带，把他们转化成市场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立个体，那些以前靠集体、单位、家庭生活的人们，必须学会一切完全靠自己，我们的社会瓦解了，不存在了！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变成了完全的市场社会。而这就是陈志武教授所说的“先进文明”。但是，他也许忘记了，市场上充满了风险，这使得没有一个人能够担负起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包括陈教授这样的超级精英自己也会面临失业的风险，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求国家在市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包括在教育、医疗、住房和三农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完全靠陈教授所说的市场是不行的，这些经济学家说的话是靠不住的，这是历史的结论，是现实的残酷教给我们、必将继续教会我们的道理。

集体卖掉了，“为民治产”的努力放弃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土地不能继续这样地卖下去了！这个是秦皇汉武就知道的，为什么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了呢？之所以不知道，据说是因为秦皇汉武处在封建社会，比较愚昧，我们今天已经很先进了，知道卖了就有钱了。

毛主席在建国后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说要“以农业为基础”。 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很简单，我们的国土面积是比印度大，但耕地面积比印度少六亿多亩，比美国少十几亿亩耕地，而且中国的可耕地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商业和工业发达地区，这就形成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吃饭问题，天然处在一个矛盾状况当中。怎么处理这个矛盾？毛主席考虑了。因此，在中国， 土地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资料，而且是农民基本的生活资料，不单是农民，而且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资料。我们今天要想使大家吃饱了这个饭，起码需要每个人平均1.2亩的土地。这么简单的真理，划出了18亿亩耕地红线，是温总理说的，但是，还是有人要挑战这个常识。可是很多人呢，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和常识都不了解。比如说，去年世界就闹粮荒了，这可是一个很严重、很现实的问题，多亏我们三农财政大规模支持了8年，否则麻烦就大了！

我们的毛主席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他是非常仔细地调查了这个问题，才得出“以农业为基础”的结论的。毛主席还认识到：中国要解决现代化问题，就必须要有独立的货币主权。要解决货币主权，就必须知道要收多少税，于是决定发多少钞，多发少发都不行，要明白收多少税，就必须要解决政府面对千百万马铃薯的小农一家一户的状况。唐太宗的租庸调为什么实行不下去？一是户口弄不过来了，不可能逐一去收税。二是每家每户的私产维持不下去了，被兼并了，一家一户，能力有限啊！谁看到这个问题，还是我们毛主席啊！

除非有一个集体经济，除非有集体组织，否则就不能保证国家把资源向低层倾斜。——靠国家发善心把资源向低层倾斜是没有保证的！你没有集体经济，没有基层集体组织，没有集体积累，就没有集体福利啊！怎么能说凭国家发善心就可以呢？

当然，今天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因为这个事都已经过去了，主要是现在怎么办？我觉得也还是有办法，也不难。

第一，我们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要加强劳动者入股，还有土地，还是应该有真正的集体管理，集体决策机制保证这个土地的入股、出租和分红。这种制度在过去山西长治的地委书记王谦，他原来就是想这么干的。赵树理写那个《三里湾》——后来据此拍摄的电影《花好月圆》，就是写的王谦这个想法。

同时，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要支持我们的国家，现在集体这个保护伞没有了，市场一度把农民搞得连地都种不起了，不靠国家靠谁啊？靠国家的三农、医保、廉租房、社保加大力度。市场越发展，国家承担的维护社会福利的任务就越重啊，怎么能说“取消了国家，才能有市场”呢！有些糊涂虫啊，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市场，还天天吆喝“市场万能”，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告诉他：市场只为最高出价者服务，所以那里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人什么事，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你这不是傻冒吗！

所以，我们说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推倒士大夫？为什么要从基层建立组织，瓦解那个“吏”？“打倒封建主义”就是这两个方面，不是要打倒那么几个人！为什么要打倒买办资产阶级？因为从明代那个白银，是浙江福建商人搞的进口货币，不打倒他们，你夺得不了国家货币主权。这些都是历史经验教训，是毛主席讲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教训”！这些也是我从具体的历史来看，从唐太宗的租庸调一直到“一条鞭法”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看中国历史千年以来，大事很多，涉及政治、经济。我们大家读书，有个简单的读法，一个读法是不要听百家讲坛愚民宣传，要读，起码读《明朝那些事儿》这种书，这种书起码是才子写的，读了让人高兴；还有一个读法是了解一下租庸调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两税法怎么回事，了解一下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开中法”、“一条鞭法”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多，就五六个吧，把这几个搞通，我觉得大家就会对中国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否则的话， 那咱们就扯了。那就要讨论这个皇上有几个老婆，为什么不把他的权给大儿子，而给了二儿子。这就是中国道学家所谓的“礼教”的传统，“家事即国事”，老婆和孩子之间的事。我们研究中国的现代转化，就是研究上面所说的这些，不是去听那些胡扯。

拉拉杂杂，言不及义，啰嗦太多了，谢谢大家。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9-22 02:38 AM 編輯 ]

micmag

從來天子皇城，設東西二市為的就是從商品流通及價格把握經濟實况，
設戲台茶樓，敘事宣政，從日常言談，把握民生與對政令執行的反應
現在多了一種新形式…論壇

而從論壇的正反意見活躍情度看來，各舒己見直論民生，
相比從前人人懼怕文字獄的好幾個時代而言，可說是對社會有信心，信任的行為表現。
有聲音，有訴求總比鴉雀無聲要好的多。大前提是這些訴求必需要貼近民情及合理合法。

聽了一個座談會，也看了一段不記得是哪個衛視的講壇節目。
先說座談會某演講者說的，中國最大的單一政黨其實並不是共產黨...
最大的單一政黨是巳經在近代中國統治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孔教儒門。

再說說哪個衛視的講壇節目，說中國人不要看重GDP，GDP數字反映的不夠全面，
當所有人都慶幸甚麼GDP又番了一番，甚麼GDP雙位增長，甚麼最快明年便可位居世界第二。
回顧不很遠的清朝，中國GDP曾經是英國的六倍，之後我們卻被世界列強踐踏了百多年。
以前把中國GDP推到世界前位的，原來都是靠出口(茶葉、蠶絲、瓷器)等低價商品

重要不是GDP數值，而是構成GDP的產業比例。
美國GDP第一，而其產業構成比主要是來自高新科技及軍備。

行政主導方式的執行與改善是永無休止的持續聆聽，修正軌道與完善
開放初期沒有外洭，為提升產業技術與先進外國接軌，
小部份人(不得不)先富起來，不管說成是被迫富起來的，還是精心鑽營謀財的。
於是，人人再像回到清末，都在發(低含金量、低附加價值的)財

現在天天都在強調科技發展，推動高新產業，為的就是已經上過了歷史課。
現在有民用航機生產了，將要改變GDP的產業比例了，太好了!!

靠~~小狐沒墨水，寫長了便濫得沒POINT了

最後感想是，倡導上善如水，無為而治。
這份對無為的期盼....可能是
因為戰火連綿，『我已經活夠苦了，不要再加賦稅勞役了』
現在沒有戰火，適時適度適量的行政主導，不至於太討人厭。

怨上，是一種天性，沒有人在上，就把個天拉下來怨。
巨大組織不可能管得纖細，管得纖細會太令人心寒。
還是讓孔教儒門在潛意識規管辦事的吧。

一手抓經濟，一手抓變心。準可以，絕對可以締造和諧！

[ 本帖最後由 micmag 於 2010-1-2 11:37 AM 編輯 ]

micmag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09-12-31 11:10 PM 發表。
呵呵，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咱做的事情，只要办好了，不用自己去吹，自然有人会铭记。反倒是站在为国为民立场上真诚地骂咱的话，
咱得听，不但听，而且要放开让人家骂。因为在骂声中，其实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就这意思，没别的了！

还有，老狐你在日本呆过，为什么我这么重视事关国家筋骨的那些国有企业——你想一想日本的产经联！ ...

~~戰後老美駐日司令部第一時間瓦解了五大財閥，
~~一個主權國家的最普遍國力表徵，當然與其經濟產業的財力與技術力密不可分
~~主軸產業永遠是掌握在政府的好，可更易打出政策牌，也相對容易達到穏定經濟的調節
~~若然主軸產業不幸落入唯利是圖的商團手上時，就容易成為制肘政府政策的談判籌碼
~~但也不能像烏蘇羅殺國哪樣，成功緊握著主軸產業的咽喉，可力度過猛，反弄個休克昏迷出來。

~~日本比較特殊，自田中角榮大興工木，大搞基建，拉動內需
~~核心城市與鄉下的距離被集體高速運輸及高速公路網縮短了
~~縣市城鄉都分享到了經濟的肥水，但在城鄉距離縮短的同時，貧富之差又拉闊了。
~~從來哪裡人多就是票多，為鞏固黨派票倉，於是打出了大幅補貼農民
~~最早被富起來的人所壓迫的低層勞動者結集成為組合
~~於是又要定期的做做秀，在國際層面說些瘋言去討好鞏固極右的支持

~~法律禁止種票，也禁止企業獻金，
~~商團主便在社內叮囑員工，分散以個人名義小額損助於政黨，
~~選出來的，當然在潛意識上代表特定立場及作出或多或少的政策回扣。
~~日本從前就有過企業投下巨額損款，改變集體高速運輸的路線去開發獲利
~~商團就是選舉機器的奶媽，這點不能否認。

~~不過歴史也充份證明了經濟力不完全等如國力的事例，
~~日本用第一個泡沬的錢，堆到併購海外資產的賭卓上，
~~幸運地成功地從美國人手上贏取了第二個爆破的泡沬。

初中生

原帖由 micmag 於 2010-1-2 11:19 AM 發表。
從來天子皇城，設東西二市為的就是從商品流通及價格把握經濟實况，設戲台茶樓，敘事宣政，從日常言談，把握民生與對政令執行的反應。現在多了一種新形式…論壇

而從論壇的正反意見活躍情度看來，各舒己見直論民生，相比從前人人懼怕文字獄的好幾個時代而言，可說是對社會有信心，信任的行為表現。有聲音，有訴求總比鴉雀無聲要好的多。大前提是這些訴求必需要貼近民情及合理合法。

聽了一個座談會，也看了一段不記得是哪個衛視的講壇節目。先說座談會某演講者說的，中國最大的單一政黨其實並不是共產黨...最大的單一政黨是巳經在近代中國統治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孔教儒門。

再說說哪個衛視的講壇節目，說中國人不要看重GDP，GDP數字反映的不夠全面，當所有人都慶幸甚麼GDP又番了一番，甚麼GDP雙位增長，甚麼最快明年便可位居世界第二。回顧不很遠的清朝，中國GDP曾經是英國的六倍，之後我們卻被世界列強踐踏了百多年。以前把中國GDP推到世界前位的，原來都是靠出口(茶葉、蠶絲、瓷器)等低價商品

重要不是GDP數值，而是構成GDP的產業比例。美國GDP第一，而其產業構成比主要是來自高新科技及軍備。

行政主導方式的執行與改善是永無休止的持續聆聽，修正軌道與完善。開放初期沒有外洭，為提升產業技術與先進外國接軌，小部份人(不得不)先富起來，不管說成是被迫富起來的，還是精心鑽營謀財的。於是，人人再像回到清末，都在發(低含金量、低附加價值的)財

現在天天都在強調科技發展，推動高新產業，為的就是已經上過了歷史課。現在有民用航機生產了，將要改變GDP的產業比例了，太好了!!

靠~~小狐沒墨水，寫長了便濫得沒POINT了

最後感想是，倡導上善如水，無為而治。這份對無為的期盼....可能是因為戰火連綿，『我已經活夠苦了，不要再加賦稅勞役了』現在沒有戰火，適時適度適量的行政主導，不至於太討人厭。

怨上，是一種天性，沒有人在上，就把個天拉下來怨。巨大組織不可能管得纖細，管得纖細會太令人心寒。還是讓孔教儒門在潛意識規管辦事的吧。

一手抓經濟，一手抓變心。準可以，絕對可以締造和諧！

老狐你这个文章是有点乱。先留一个记号，回头再说。

首先指出几个事实问题：

1、目前中国的言论活跃程度还没有恢复到1966-1978年那个程度。——这不怨你，老狐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土互联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你得到的说教都是在知识精英垄断话语权后散布的流言，他们说他们受到了迫害，其实只是他们的知识精英话语垄断权被打破了而已。在知识精英重新夺回话语垄断权，并且利用这个话语垄断权在财富经营那里寻租之后，他们为了强调其正当性，制造了这些流言，而这些流言恰恰洗了你的脑。

2、目前大陆的主流媒体言论跟香港台湾差不多，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的声音。近一两年来有所打破，草根公众的声音打破了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的话语垄断权，这就威胁到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的利益，所以近一两年来有人频繁提出“排除‘左’的干扰”，其实质就是要求使用暴力手段重新垄断话语权，但是由于是一些臭名昭著的买办集团代言人在说话，所以并不影响打破知识精英和财富经营话语垄断权这个进程。

3、在历史上，蚕丝、瓷器和茶叶不是低价品，而是奢侈品。——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衡量历史的情况。用低价品是不能使得中国积累如此之大的财富的。（不要用GDP这个概念，这是二战以后才出现的统计概念，而且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概念，不能概括市场经济不发达状态下以及非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情况，这是由于二战之前并没有GDP的概念或者在非市场经济体制下没有GDP概念，因此那些时间段或者那些地区的统计数据要比GDP的内涵少很多，也就是说，当时的统计数据并不能简单地折算为GDP。）

4、拥有巨大财富，但是没有形成战争融资体系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动员能力衰败的原因，这种衰败使得中国无法应对近代以来的战争。这种局面直到通过土地改革重整了基层社会组织形态以后才得到遏制，但是30年来的改革开放由于解散了基层社会的福利机制，所以中国的国家动员能力、进而是应对诸如战争等重大危机的能力大幅下降，而且也大大削弱了组织前沿高端科技研究的能力。

5、行政主导还是资本主导，就是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的问题。——如果是资本主导，别的不说，2009年的粮价就足以使得你造反，呵呵。世界发生粮食危机，但是中国没有，不但没有，而且有能力出手帮助其他国家缓解粮食危机。为什么？很简单，国家还在控制资本。如果是资本控制国家，那么其逐利性足以使得2009年的中国饿殍遍地，并进而狼烟四起。——当然，这是国际资本财团最想看到结果，因为这样他们可以迅速渡过金融危机。

6、作为我而言，我的利益最大化就是“无为而治”，因为官僚集团的“无为而治”其实就是寻租最大化行为——那么对不起，你们大家只好去造反。呵呵，《老子》的“无为而治”不是这么理解的，“无为”不是一个哲学层面的概念，而是一个策略层面的概念！

7、基层社会不重整，和谐没这么容易，因为贫富差距太大！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1-3 03:30 AM 編輯 ]

micmag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0-1-3 03:24 AM 發表。
老狐你这个文章是有点乱。先留一个记号，回头再说。
首先指出几个事实问题：
1、目前中国的言论活$ ...

~~聽後真的有些許這種感覺，塑造權威性的話語權的確可以提昇社會影響力，再從而撈到名位
~~當然有黑了心撈名位的，但要達到壟斷話語權可真是比登天更難吧
~~大家都在說相同的話，統一思想的統一口徑，
~~反覺得陣營太明確，為叫陣而叫陣，為反對而反對，反而聽不出問題所在呢。

~~各個時段都會有精英登上戲台，也許戲迷都是貪新忘舊的，
~~大老倌唯有一直努力唱著大多數戲迷都接受的調子及戲路。
~~唱不同風格的戲子暫時不是精英也不應該定性為邪惡，
~~在小戲班圖個溫飽，沒有戲迷支持的，也算是搞人民藝術吧。

初中生

原帖由 micmag 於 2010-1-3 03:56 PM 發表。

~~聽後真的有些許這種感覺，塑造權威性的話語權的確可以提昇社會影響力，再從而撈到名位 ~~當然有黑了心撈名位的，但要達到壟斷話語權可真是比登天更難吧 ~~大家都在說相同的話，統一思想的統一口徑， ~~反覺得陣營太明確，為叫陣而叫陣，為反對而反對，反而聽不出問題所在呢。 ~~各個時段都會有精英登上戲台，也許戲迷都是貪新忘舊的， ~~大老倌唯有一直努力唱著大多數戲迷都接受的調子及戲路。 ~~唱不同風格的戲子暫時不是精英也不應該定性為邪惡， ~~在小戲班圖個溫飽，沒有戲迷支持的，也算是搞人民藝術吧。

老狐你这是典型的乩语文体，咱愣是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