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和历史约会

初中生

有关外资全面渗透中国主粮物流渠道的公开信

地灵灵

2012年04月13日

尊敬的陈德铭部长、韩长斌部长：

地缘政治中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东欧，谁就统治心脏地带；谁控制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

在中国粮食市场，同样有一句名言：“谁控制北大仓粮食物流，谁掌控东北粮价；谁掌控东北粮价，谁掌握中国的粮食话语权！”

2010年，东北黑土地带的北大仓粮食产区，商品粮产量近400亿斤，占全国10%以上，要控制中国粮食市场、掌握中国粮食价格主导权，东北主粮物流可谓是战略上必争的重地和要地。

当这几天中国的政治变动吸引国人眼球的时候，外资却在控制中国的主粮流通渠道上，发起了决定性的战略攻势——

2012年3月，日本商社三井物产近日向黑龙江政府控制的粮食渠道商北大荒物流出资40%，另外60%则由中方控制，据称目的是“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中方合作方则做起“利用日本商社全球网络，成为全球粮食巨头的美梦”。

同样，来自日本的住友商事亦不甘人后。住友商事近日与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将在华涉足大米收购、加工及销售业务，持股比例为25%至30%，“全面打入中国大米市场”。

黑龙江的北大荒物流、吉林省的吉林粮食集团公司，分别是两省粮食市场的“一哥”，通过渗透、进而控制这两家公司，逐渐影响、甚至掌控中国粮食市场，把握中国粮食市场定价权，日本朋友真的是找到了中国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话语权的“练门”了。

因此，对于近日外资全面渗透中国东北主粮市场一事，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一种市场行为。从中国的粮食安全、从自身对中国粮食市场控制权着眼，请你们关注日本商社大量注资北大荒物流、吉林粮食集团的事情。

外资今日之全面掌控中国大豆，从上游的豆种到下游的食用油市场，就是从强攻东北开始的！

40%、30%的股权意味着什么？

在国际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中，日本资本的股份（主要就上上述三井、住友、三菱和丸红等四大商社）往往都在15%以下，但即使这15%，由于总股权相对分散，已经能使日本资本行使很大的价格等各方面的话语权，也足以使主要买家的中国连年大吃其苦头！

在日本资本掌握东北粮食两大渠道商40%、30%的股份后，日本资再再用些别的手段，实现对这两家东北主粮主要渠道商实际上的日本控制，也是完全可以设想的。

因此，最近这两起的“合资”事件，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孤立、局部、偶然的事件！巴西、阿根廷这样的粮食生产大国，也是这样从一个接一个地，从同国际四大粮商的“合资”开始，逐渐丧失本国的粮食市场主导权、进而沦落为四大国际粮商全球控制战略的生产工具的。

政事异动，当然值得我们关注。但无论到什么时候，中国人都要吃饭，都需要稳定可靠、价格合理、国人自己能掌握的粮食市场，最起码是本国粮食市场的主导权。这正如日本本国商社牢牢掌握日本本国的粮食链经营体系，而绝对不容国际四大粮商染指一样。

因此，对于中国的主粮物流渠道，东北北大仓的大米物流，被外资、被日本朋友、被中国战略、经济、安全上的竞争者和对手这样全面深入的渗透、掌握，我们不能不发出我们的大声疾呼：中国人，醒来吧，警惕自己的粮食安全，自己掌握中国的粮食话语权，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

初中生

外资控制东北大米物流，主粮市场步大豆后尘？

地灵灵

2012年04月11日

在政事骚动让我们仍心神不宁的时候，中国战略上和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对手，却在不动声色地推动控制中国的主粮物流这样的战略要地，加紧控制中国主粮市场的话语权，可能更值得我们担忧 ！——我指的是中国的主粮物流，正快速、全面落入外资之手！中国的长期粮食安全、市场控制权因之让人堪忧！

早在2009年，东北三九油脂董事长田仁礼就预言，外资在以优势经营资源（资金和渠道）打垮中国（东北）大豆之后，下一步的战略方向“就是控制中国的主粮流通，进而掌控中国的主粮话语权。而东北大米则是首当其冲者。”

这个三年前的预言，不幸之中正成为现实。

日本商社三井物产近日向黑龙江政府控制的北大荒物流出资40%，另外60%则由中方控制，据称目的是“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中方合作方则做起“成为全球粮食巨头的美梦”！——但中方不知道的是，拉丁美洲粮食市场也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完全沦陷国际四大粮商之手的。

住友商事不甘人后。住友商事近日则与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将在华涉足大米收购、加工及销售业务，持股比例为25%至30%，“全面打入中国大米市场”。

三菱商事控股的菱食，已经通过出资40亿美元与中粮的“战略合作”，全面介入中国的猪肉生产链。以粮食贸易见长的丸红，对中国粮食生产流通体系的渗透，更是触目惊心。

日本本国的粮食自给率只有40%，但日本粮食的进出口、国内的物流，全部由三井物产、丸红等一干本国大商社控制。日本人知道，粮食进出口和国内物流可是命根子，在日本本国60%粮食由海外进口的形势下，粮食物流决不能由别人控制。因此有所谓ABCD四大国际粮商，即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还有美国、法国一再要求日本根据“世贸规则”开放日本国内粮食市场......但日本人统统不在乎，而是千方百计把持住日本国内粮食进出口和流通市场不放手，让纵横四海的四大粮商在日本国内市场上一点便宜也占不到。在事关粮食安全这要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日本人真的比我们中国人清醒得多！

不改变不顾一切后果的疯狂“招商引资”，不真正确立自主自立的发展道路，中国主粮市场重蹈中国大豆之悲剧般的结局，是可以预期的！

愿天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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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2-4-13 06:45 PM 發表。
外资控制东北大米物流，主粮市场步大豆后尘？

地灵灵

2012年04月11日

在政事骚动让我们仍心神不宁的时候，中国 ...

我和黑龙江农垦领域的官员谈过很多次这类问题，让人吃惊疑惑和气愤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粮食安全的意识问题。现在的很多官员也不认为转基因粮有什么害处，反而认为转基因是先进科技的代表。至于粮食的物流仓储这类的问题，人家更不考虑，只要水稻产量能上去，只要北大荒的招牌不倒，只要和自己的晋级或政绩无关，人家就不急！

高山大川

不是地方官员不关心吧，假如地方官重视，他有制定全国粮食政策法规的权力吗？比如稀土问题，好多年多少人疾呼，才从上面开始有政策，粮食问题显然也是这样。前段时间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不是很清楚么？这个现象的成因，值得好好反思，关系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为什么会酱紫？找到原因，那就是寻求到根本的对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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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高山大川 於 2012-4-17 08:17 PM 發表。
不是地方官员不关心吧，假如地方官重视，他有制定全国粮食政策法规的权力吗？比如稀土问题，好多年多少人疾呼，才从上面开始有政策， ...

顶！确实要反思，为啥这样的事很多主管的官员都不闻不问。

初中生

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甘  阳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07年3月15日

再过两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用中国的老话说，这个新中国成立已将一甲子。我以为，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60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而不宜再像历来那样，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1979"的近30年。把改革论述仅仅局限于"后1979"，不仅人为地割裂了新中国前30年（1949-1979年）和后30年（1979年至今）的历史连续性，而且这种论述往往隐含着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强烈倾向，这就是很多人在强调中国经济改革高度成功的时候，总是首先隐含着一个对新中国前30年的否定，似乎只有全面否定前30年，才能够解释后30年中国的改革成功。

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近年来也看到另一种日益强大的论述，这就是在批评目前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时，许多论者往往走向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即用新中国的前30年来否定其后30年。可以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内部有关“改革”的种种争论，已经使得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问题变得分外突出。这实际也就提醒我们，对于人民共和国60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

“新改革共识”的形成

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30年和后30年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人民共和国60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以为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行长（前美国国防副部长）最近说，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抹煞的。

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仍然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中国的农民和工人说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毫无疑问，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改革导致贫富差异的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近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实际不应该简单地说成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

在2005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的一定制约作用。

“新改革共识”与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我认为，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人民共和国60年整体历史所形成的某种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实际首先带有调和人民共和国前30年历史与后30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30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30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更进一步说，“新改革共识”实际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我近年来所指出，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

一个是改革28年以来，在邓小平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入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

另外一个传统则是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在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重新讨论；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更是日益强劲。这在10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但在今天却已经无人可以否认，那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

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一点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这一点在中国现在的许多电视剧、特别是家庭生活剧以及讲结婚离婚的日常伦理剧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以上三种传统的并存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大陆社会非常独特的国情。如果我们以香港社会作为对照的话就可以看出，香港社会有上面说的第一种传统（市场和自由的传统）和第三种传统（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但香港社会没有上面说的第二种传统，即没有强烈追求“平等”的传统。因此尽管香港社会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也有很多人在致力改善这种不平等，但不平等的问题在香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美国作对比的话则可以看出，美国有上面说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传统，即“自由”和“平等”的传统都非常强烈，而且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张力，可以说就是美国的基本国情，但美国没有我们上面说的第三种传统，没有什么“人情”和“乡情”观念，更没有人情和乡情背后的一整套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

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

首先，“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执政党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可能通过排斥市场机制来达成，而仍然将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以来形成的市场机制来落实。

毫无疑问，这三种传统的合力过程将充满张力，充满矛盾甚至冲突，但三种传统形成矛盾、张力和冲突，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以一种传统排斥压倒其他传统才是坏事。我们需要反对的恰恰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及任何形式的“零和游戏”政治格局。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少张力，中国的“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包融上述三种传统，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传统。

有人或许会批评说，以上这种看法有否定“阶级斗争”的取向，对此，我将回答说：我们今天或许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重要思想。中国改革过程目前存在的种种矛盾张力和冲突，大多数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宜轻易把它们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我们必须反对任何人以“政治正确”自居，任意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同样，对于现在许多人动辄引用西方文化研究的所谓“性别、族群和阶级”等理论来讨论问题的倾向，我们也有必要强调，男人与女人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许多族群矛盾也是可以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和平地解决的，任何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的作法都是错误的，而且将导致政治上的灾难。对西方流行的种种所谓理论，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我们都必须批判地加以检讨，而不应随便拿来就套。事实上现在“太阳底下早已没有新东西”，我并不认为当代西方种种所谓“理论”对我们有多少价值。中国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路。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象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从以上的视野出发，我在近年来曾借用从前中国传统公羊学的一个说法，提出中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亦即认为今天要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因此，今天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改革成功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同时重新认识整个传统中国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

在以下的有限篇幅中，我将暂时搁置关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关系问题，而比较集中地初步提出一些关于共和国前30年与后30年的关系问题。

首先，共和国的前30年与后30年，亦即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当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邓小平时代开始决定性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强调，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却不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前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解体？我们今天必须重新提出这个老问题，亦即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能比前苏联东欧国家更成功？中国改革28年来，经济成就非凡，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取得这种成功？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初，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得下去？

这个看法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哪一样不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当然都比中国当时高得多——到1978年前后，中国所有的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9-11年，9年就是初中毕业，11年高中还没有毕业，因为高中毕业要12年（初中生按：此处作者掌握资料有误，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初期，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全日制十年免费义务教育和人民助学教育）；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自然清一色都是大学以上学历。

在那时，要是拿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生活水准相比较，那就更不用讲了，他们各方面的生活水准都比中国高得多——在20世纪80年代时，中国人一般家里都没有电话，更不要说汽车了；但是在那时候的苏联、东欧，电器汽车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了。尤其是前苏联东欧没有搞过中国式的“大跃进”，没有搞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远比中国更早地放弃了阶级斗争，而转向了经济建设，他们也远比当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更开放，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去？为什么最落后的中国搞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实际可能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的趋势，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邓小平改革的基础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直至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在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在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国民经济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人们通常都把它看成是毛泽东“破坏成性”，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行为恰恰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因此在这里，我愿意引用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这个美国学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亲华派，而是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任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中文名字是谢淑丽（Susan Shirk）。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出版于1993年。

这部书的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这部书的书名表明了，作者实际上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政治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是比较符合西方逻辑的。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反而高度成功？这就是她实际提出的问题。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邓小平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经理的水准、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化的程度，和当时的苏联完全不能相比，为什么中国成功了？

她写这个书最早的出发点，实际也是象其他西方学者那样，认定中国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带着这个基本问题详细考察中国以后，她在西方学者当中是比较早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有可能走出来、有可能成功！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实际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

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位美国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

谢淑丽认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地方分权”的道路，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实行最高度计划经济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在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这造成了中国经济决策和经济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

在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而其余的企业皆为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使得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在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左右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而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左右规模比较大，另外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而且都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区级、县级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之外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

而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之外。毛泽东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从而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经济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这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

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著名的“南巡”，这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作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但是谢淑丽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邓小平尚未重新掌权以前，中国曾一度想走回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就是华国锋主政的三年。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复50年代，大家认为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

华国锋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儿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华国锋的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谢淑丽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利益的。在她看来，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华国锋那么快就下台的原因。

乡镇企业：从费孝通到毛泽东

邓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让权放利”，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不过我们大家都会记得，当时中国很多人其实都反复强调，“让权放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经济学的正道。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比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的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1938年写了《江村经济》这部书，他是最早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但是费孝通同时已经指出，这种发展道路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是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的。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交通运输通达城市，怎么可能有乡村工业的真正发展？但是费孝通的梦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机会实现，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处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在毛泽东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

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环境污染以及大规模放权给地方所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等等，这都是事实。但是我要强调，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就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改革常常是前5年正确的做法，后5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重新认识新中国前30年：延安道路问题

我们现在不能不问，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不断破坏以致摧毁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

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认识新中国前30年的道路，许多我们从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在1950年代开始提出的所谓“红与专”的矛盾、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以及“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事实上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实际在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例如近来的中国左右两派学者都强调中国正在形成“精英联盟”与“农工大众”的对立，其实不过是同一社会学内容的继续展开罢了。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另一个美国学者的一本著作，即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虽然此书有比较强的社会学功能主义。舒曼认为，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全中国并且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

“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强调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共产党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左右），而共产党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这在舒曼看来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本选择。

我们知道，新中国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中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这种苏联模式搞的——按照刘少奇当时的说法，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

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加以摧毁的。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而从1958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终于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了为什么毛泽东要这样干。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近年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舒曼当年观察的洞见，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1957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其实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他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且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等等，老是在地方上。从前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个传说云，只要毛主席的专列一出动，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为毛泽东总是要移出中央，靠发动省、地、县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地方、从基层发动的。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即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构成里，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高达43％；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更刻意提高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党员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高达30％——他这是要把整个政权的权力基础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为何物！——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民众基础。实际上，毛泽东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人农民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1968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强调这个社会基础，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

中国今天过份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因为从政治上讲，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划脚，那是无济于事的。

结语

整整10年前，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1997）中曾以比较激烈的语言提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我在当时因此曾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并认为当时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实际已经成为“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

尚记得在10年前，我这篇文章发表时曾引起知识界相当大的反弹，包括许多老朋友都认为不能接受，认为我的立论过于偏颇，而且完全不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和中国知识界的实际。但曾几何时，如今中国社会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抨击可以说几乎每天都见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其语言的激烈更远远超出我当年。

同时，大约从2002年以来，中国左右两派的学者几乎都提出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所谓“精英联盟”说，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由于共同的利益均沾关系而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治精英联盟，共同排斥底层人民！用温铁军的表述，则是有所谓“官产学媒”四大强势的结合，形成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实际排斥。

不管怎样，现在左右两派似乎都在强调，精英和大众的矛盾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但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实际可以看出，今天所谓“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实际就是毛泽东时代从1950年代以来一直面对的同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从这种意义上，人民共和国60年来的基本问题有相当的连续性。

但我个人对今天的看法反而有点不同。我以为，从近年的情况看，我们恐怕不能贸然地就断定，现在已经形成了铁板一块的精英联盟，而共同自觉地排斥底层大众。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事实是近年无论学者、官员、媒体都在变——以知识界而言，现在自觉认同权贵，专门为权贵集团辨护的学者恐怕只是少数人，虽然这少数人通常是比较有权势的学官，但大多数学者现在基本是比较关注同情大众和底层的。其次，媒体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事实上，媒体近年在关注大众和底层方面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时，对于官员，特别是基层干部，我以为不能用“妖魔化”的方式一把抹黑，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相当多基层干部是最接近大众和底层的。

我的基本看法是，近年来我们前面论述的“新的改革共识”正在形成，而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识，实际同样是学者、官员和媒体的共识。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各种具体各种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

初中生

1993年：中国的真实经验

温铁军

2012年05月22日

本文出自人民出版集团举办的“改革的智慧”——东方论坛2012演讲。

提要：有没有谁敢质疑一下不论何朝何派都当做目标的“现代化”？有谁看到西方的“现代化”是以过高的代价来维持的？我们有没有人想过，我们支付得起还是支付不起这种代价？其实，“现代化”是发展主义的目标，发展主义目前是人类走向“不可持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先向刚才采访我的媒体年轻朋友道个歉，刚才他们采访我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了很不客气的话。我说，如果我们被比较“二”的媒体领着一块去“二”，那就是2012年。——这话说得太损了！

确实2012年是一个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年份，我的话题是从1993年讲起。为什么从1993年讲起？因为1993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相当于杠杆的年份。1993年，我们处在1988-1994大危机之中，它可比较的是发生在西方1929-1933大危机，也可比较当代这场危机，就是2007-2012年这场危机。

如果比较一下，我们会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所遭遇到的危机非常严重，按照综合债务对GDP的比率来看，我们在1993年的综合债务率为146%，比现在的欧盟平均债务里高很多，并且我们1993年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外汇严重赤字，只有80多亿的外汇存底，却要支付120多亿的还本付息；财政严重赤字，并且财政赤字透支了银行自由资本金，多吃了80多亿存款，我们的银行变成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资产为负的银行。

我们知道，因为1989年那场风波，1993年的中国还处在西方世界的封锁之中。那个年代西方的舆论和政治家们众口一词说“中国崩溃论”，不像今天说“中国威胁论”——当时“中国崩溃论”是普遍的舆论。所以，无论从内部遭遇到的危机实际情况，还是从外部环境来说，1993年对中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当我们今天看到欧盟各国遭遇债务危机，他们综合债务率超过100%，于是他要求世界来救他，但是在1993年，中国的综合债务率超过140%，因为“中国崩溃论”，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救他，于是中国人只能自救！——这就是90年代中期“深化改革”的真实背景。1993年是中国三大赤字危机爆发的时候，是一个杠杆年份，它很大程度带动了后面一系列的改革。

1994年，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第一叫做“汇率并轨，一步到位”，人民币的名义汇率贬值57%，实际汇率贬值52%左右。第二“分税制改革”，我们把1984年的“财政分级承包”，在1994年1月1日改为“分税制”，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中国的“货币化”正是从这个年代开始的。就是在同期，我们取消了全部的票证供应，一切走到市场——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入体制改革，同时伴生的是财政、金融、税收和外汇四个方面改革，以及微观领域的另外一项改革，那就是“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由政府直接出面，要求国企裁员，其结果是3-4千万国企职工裸体下岗；同期推进的是公共部门的“产业化”或者叫“私有制”，教育、医疗从那以后就开始变成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痛苦，因病致贫、因学致贫，比比皆是。

1993年那场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全面紧缩。因为这种全面紧缩而导致中国从90年代的“经济过热”滑下来以后，进入长期的“内需不足”。这个“内需不足”又导致因汇率改革而出现的大规模出口，从1994年以前的对外经济依存度不到40%，短短三年时间，到1997年就上升到对外经济依存度在70%以上。

如果我们讲“经济危机只是一般规律”的话，那么对于危机发生的时段确实值得考究。我们看美国发生危机的时代是热战时期，中国发生危机最大波动时期是在冷战时期，并不是我们所说的90年代。中国不同时期经济危机的特征是和它的产业资本发展过程高度相关。我们经济危机发生最剧烈波段时段是产业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到90年代，我们处在产业资本扩张时期，这个时候危机波动的幅度已经比过去大幅度收窄了。到中国在货币化达到一定程度，升级为金融资本引领经济发展阶段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波动波幅几乎烫平了。各位知道最低成本的扩张是金融资本的扩张，因为金融资本的扩张，它可以对外层级转嫁成本。

为什么说1993年？1993年有很重大的背景。1988年发生了一场18.6%的物价指数为代表的通胀危机，因为80年代中期经济过热，因为我们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有一项政策是“允许机关单位办第三产业”，于是老子管的原料物料交给儿子去倒，一个配件倒十倒并不稀罕。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秩序严重被扰乱，对应的措施就是“放开价格，走向市场”。我们在没有推动价格改革的时候，先由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要价格改革，要走市场”，等于向全社会宣布“大家都可以来炒一把”，这一炒就把1988年的物价指数炒到18.6%，个别月份达到24%。当物价指数极高的时候，接着出现了“金融资金价格要不要提高”的问题。

一系列问题发生，接着发生1989年生产停滞，同期发生的是1989年风波——这点跟“欧美一旦发生大危机，街头就会有街头政治”的道理差不多。但是它被意识形态表达为另外一种说法，于是有了1990年、1991年、 1992年的箫条，1993年再度高涨，同期发生了“放弃票证，进入市场”，同期放开了股票、期货、房地产三大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进入了产业资本扩张的阶段——社会承载的代价是产业资本扩张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当资本集中的同时，会带来风险的集中，风险集中一定会带来危机的爆发。

各位，这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不可能我只要这一面，不要那一面。1993年是一个杠杆年份，它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三大赤字同步爆发。这个过程刚才已经提到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危机措施，因为我们是在意识形态话语环境当中，所以这些应对危机的措施都被叫做“深化改革”。

接下来，我们说由于这些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造成了“货币化”，于是中国在货币大量增发推进“货币化”的同时，也就有了进一步使银行称之为“商业银行”的推动“金融化”，以及证券期货股票等等市场开放之后推进“资本化”的要求。于是“金融化”有两个同步的工具，一个是“货币化”，一个是“资本化”，都在中国大地上兴起。

中国在1997年对外依存度高达70%以上，势必加快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这就是1998年作出“加快加入世贸组织”决策的背景。这张图给大家指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八次危机，我最近跟东方出版社一些编辑朋友们在一起商量，想把中国八次危机写出来，告诉大家它是一个常态的经济发展过程，它并不是那么特殊。只不过我们以前被意识形态灌输，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计划条件下不存在经济危机”，其实经济危机的波动是周期性的。我们说，每一次引进外资，我们就会有两次代价转化成的周期性波动，这就是“经济危机”——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四次外资转化的外债，带动了八次周期性经济危机。

1993年这次经济危机，因为进口扩大导致外汇赤字，也就是外债率大幅度增加。接着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比如人民币的名义汇率贬值、税制改革、货币化加快等等一系列宏观政策，都是在危机条件下客观采取的对策——当然，它被冠之“改革”的名义。

左边这张图是外债率，1993年的外债率接近100%，债务率非常高，如果加上国内的综合负债，对GDP的比值在当时非常高。这是1993-1994年改革之后发生的变化，因为你的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贬值50%多，所以突然出现一个资金要素价格低谷，导致出现了出口的增加。

这是货币化加速的曲线，这条曲线非常陡，到2011年年末统计，中国在海内外的金融资产恐怕在100万亿以上。当然，大家觉得这个数字很大。相对于西方的货币体系，我们货币总量对应的是实际资产总量，在这两者之间，我们的比例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比美元、欧元、日元都要合理得多，因为我们不断地扩大建设投资，而建设投资所形成的都是实质资产，实质资产撑得住你这块庞大的货币资产，这样看，中国的货币体系就目前来说还仍然是世界上相对比较稳定的货币。也因为你的货币体系稳定，所以你不开放汇率就定义为“货币操作国”——这个斗争不是什么意识形态，不是谁对谁错，只不过他的泡沫太大，而你的实体很大，你的实体被他泡一回，泡你一脸白泡。

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国政府进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时候，大家注意，朱镕基当时主持这项工作坚持了三个基本原则：第一货币不开放，因为货币是一个国家经济主权中的核心主权，我们不承诺开放时间表；第二，朱镕基坚持的是资本市场不开放；第三，保险市场不开放。第三个没坚持住，前两个坚持住了。现在我们只对个别的地区，比如给香港一个优惠，那是因为香港回归了。

中国的“货币化”意味着用自己的政治强权向自己的信用体系赋值，于是你的纸币就有了“货币化”条件，然后你用你的货币去“货币化”你的实质资产，那么你就要大规模增发货币，从而你的经济总量就增长了。与此同时，美国人用增发的货币去吹泡泡，继续扩大他的“虚拟资产”，而我们是增发了大量的信用之后，用来搞基本建设。因此，大家注意到，从1999年我们进入“生产过剩”以后，中国用10年的时间投了十万亿，基本上用在了基本建设领域，因大规模基本建设扩大了实质资产，这才撑得住我们现在大规模增发的货币。这就是“货币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代价——高额通胀。

我们在1992-1993年开始加速“货币化”的同时，1994年出现了改革以来的最高通胀。在改革的同时，大家注意，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在税制改革过程中，导致中央财政占比从原来20%多陡然上升到50%，现在大约在50%以上，很多海外的朋友，只要是懂点经济的人，跟我们一交流，马上就明白了，中国不存在意识形态上所说的“集中体制”。为什么我们到1994年地方财政占比70%多而中央财政占比只有20%多？“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在以前，中国很多问题是“地方化”造成的。

根据1957年中央财政占比的长期趋势图，大家看，从1957年的中央财政占比由80%陡然跌到1994年的20%。从1957年以后，整个60-70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是被海外批评得最严厉的年代，却恰恰是“地方化”的年代。这些具体的矛盾过程我不讲了，有兴趣的人可以看我那本书。

再看这张图标识的是改革以来财政占GDP的比重，世界上一般财政占GDP的比重是30%，我们在90年代、特别是1993年遭遇三大赤字危机以后，1994-1995年财政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仅仅11%多，连官兵都无法养活！所以出现了官场腐败和军队走私。这个过程是个教训，今天当然又有所回升，就不多讲了。

这是关于1993年以后的思考，有没有谁敢质疑一下，我们一个世纪以来，不论何朝何派都当做目标的“现代化”。有谁看到西方的“现代化”是以过高的代价来维持的？我们有没有人想过我们支付得起还是支付不起这种代价？下面给了一些对于这个概念的重新定义，当我们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需要重新定义一下概念，下面给出的是一些基本概念，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资本？什么叫政府？什么叫制度？尤其是要讨论什么叫“制度变迁”？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讨论，只给大家列在这儿。

最后，请大家注意，其实“现代化”是发展主义的目标，发展主义目前是人类走向不可持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道理不用多讲，大家只要上网都可以搜得到这些图片。

初中生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史诗性映画

听风看雨通三统

表现“大庆石油会战”的电视连续剧《奠基者》，使我的思绪回到那个峥嵘岁月。该剧的制作单位是空军政治部电视剧艺术中心，看来，空军不是只会拍《武林外传》和《炊事班的故事》。华谊兄弟也参​与了——现在王中军、张伟平、成龙和赵本山，成了韩三平把持的“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体制外的“势力”了。有趣的是，王中军、张伟平、成龙和赵本山等这些“民间成分”，倒是死抱住官家的大腿，凭着自己的实力和官家的“关照”，与韩三平“​分庭抗礼”。

《奠基者》的总导演是康洪雷，他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士兵突击》再到《奠基者》，其作品水平和深度在迅速提升。就这部戏来讲，其蕴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1958年初，“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只有石油方面没有完成计划指标。于是毛泽东决定换将，将国务院石油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部长对调。原石油部部长李聚奎是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的师长出身，被称为“圣​将”，人品、资历、贡献都没得说，是那批军人中难得的“有本事没脾气”的人物。而原总后勤部部长余秋里则是当年红二方面军二军团六师十八团的政委——那时的政委是“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所以当年​的很多政工干部的本事，现在看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比如钟伟，在东北战场上任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师长，带出了整个东北野战军的第一主力师，这支部队也是在朝鲜战场上表现最突出的部队。他带兵打仗的本事没得说，​被称作“中国的夏伯阳”。但是，还有另外一面的故事——在没有仗打时，他就把部队甩给政委，自己跑到哈尔滨，吃喝跳舞搞女人。就这样，还要政委事事听他的，不然就骂骂咧咧。更有甚者，他为了创​收，竟鼓励下面贩鸦片，声称“不要怕！出了事，怎么抓还要怎么给我放回来”。别的部队的弹药经过五师的驻地，他打一个白条，就全部抢下来了，还振振有词：“都是八路，都打国​民党，什么你的我的！”他还有一个绝活，就是抢别的部队的缴获和俘虏，连俘虏的国军师长都敢抢，而且抢到后马上作为自己的战果上报。打天津时，是东北野战军老参谋长刘亚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指挥大兵团作战。刘亚楼放话，金汤桥是天津市中心的制高点，先拿下金汤桥的师，将授“金汤桥师”的锦旗。结果，第四野战军13兵团38军112师（即原东北野战军一纵一师）先到，却没有及时向兵团指挥部​发报。而第四野战军14兵团39军116师（即原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晚到20分钟，却在第一时间发报，称自己“最先到达”。两支部队的指战员在金汤桥拥抱欢呼，可两个纵队的首长却在兵团司令部吵起来。最后刘​亚楼发话：“这个锦旗不发了！”——虽然那时钟伟已经是第四野战军13兵团49军军长了，但是39军116师却被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可就是这样一个“宝贝”，在红军时代都是教导员。

余秋里显然是一个“军政双优”的指挥员，其风头完全盖过了后来任空军副司令员的成钧（原红二方面军二军团六师十八团团长）。在长征中，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是整个红二方面军的先锋，余秋里打掉了左臂，带出了著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六连”，直到现在，这支连队还是兰州军区的标杆连队。

却说李聚奎在石油部长任内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最后却拖了整个国家工业化的后腿，也错过了1955年的授衔。大家普遍认为，若按李聚奎的“德、才、资”算下来，应该可以授大将军衔​。结果1958年，中将余秋里脱下军装，出任石油部长；石油部长李聚奎对调回总后勤部，被补授上将军衔。

那时，石油部的两位主要领导余秋里和康世恩都是43岁，顶着巨大的压力，不​停地往第一线跑，在一年之后就发现了大庆油田。此后，就是波澜壮阔的“大庆石油会战”。

康世恩也是一个传奇性人物。他1915年4月20日出生于张家口市迁安县，是当地第一大地主的长房长孙，被送入在北平的河北中学读高中，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国民党的县警​察局去到他家老爷子面前，希望提醒老爷子规矩一下自己的大孙子，老爷子以杖捣地，质问：“我把孙子送到你们国民党的学堂，你们怎么把他教成了一个共产党？！”

1936年秋，已经闹​事一年多的康世恩，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入学后成为清华大学的共产党活跃分子。只学了一个学期，便再也无心安坐书斋了。随后到了延安，本来呆在机关里，突然被任命为连长。他晚​年回忆：“我没打过仗，也没受过什么军事训练。突然间，一百多新兵的训练、行军、作战、食宿、政治鼓动、群众工作，这些都要我负责了，当时我的脑袋就大了。”但是，他硬着头皮干​下来了，后来竟然参加了整个“保卫延安”的过程。而余秋里因为缺了左臂，在长征后，先是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就一直在机关里。

1949年，康世恩受命接管玉门油田，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在此时，王进喜还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此后迅速成长为标杆钻井队——1205钻井队的队长、全国劳动模范。

康世恩虽然只在清华大学地质系呆了一个学期，而且主要精力还用在闹革命上，可却是共产党​内当之无愧的“专家”了。此后，他凭着在第一线摸爬滚打，在理论上也无师自通，从而得到了真正的专家的敬服，被提升到石油部副部长的位置——他实际是石油部在专业上最后负责的领导。

初中生

1958年，中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基本建成了国民经济体系的框架。毛泽东判定，全面拷贝苏联模式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更现实的是，​苏联模式是建立在其资源条件的物质基础上的，而中国并不具备那样的资源条件，因此如果全面拷贝苏联模式，则只能在资源上仰给于苏联，从而将使中国彻底失去经济的独立自主性，最后成为苏联​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大盘子的一部分，最好的处境也就是一个接受苏联产业升级之后的淘汰产能的“小苏联”。那样，中国将永无独立自主可言。因此，毛泽东决定向苏联胡搅蛮缠，以便激怒苏​联，迫其断绝对中国的援助，从而彻底摆脱苏联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在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先是在权力斗争中需要中国党的支持，所以给了中国一些“超额”援助。可是，在赫鲁晓夫坐稳位子之后，又甩开中国，去和美国搞“和平共处”，实际上就是推动美苏两国“分割共治”全球事务。

对于中国以“炮打金门”进行搅局的行为，赫鲁晓夫只是敷衍了一下，并没有认真对待。之所以采取敷衍的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赫鲁晓夫低估了中国党、特别是毛泽东的“争取独立自主”的意志。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之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态度大概和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朝鲜的“先军政治”的态度一样，认为那完全是“不自量力的胡闹”；即便赫鲁晓夫理解毛泽东的深层意图，也会认为那只不过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挣扎而​已——赫鲁晓夫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但中共中央既然决心已定，自然就要充分考虑到和苏联彻底决裂后的情况。苏联之所以敢于漠视中国的感受，就是认定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被苏联套牢——这群“土包子”完全没有见识过现代大工业是怎么回事儿，之所以这群“土包子”敢在两手空空时胡闹，实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现在不能惯丫的脾气，等到丫折腾下来，走投无路、出乖露丑时​，自然就会彻底皈依“妾妇之道”，任“老大哥”摆布。如果丫再不服，那么就再卡一下脖子，不愁其不就范！

知道这样的背景，就会明白一个道理：今天的中国是这个状况，而俄罗斯是那个样子，并不是大多数中国人所认为的“再自然不过”的结局。其实，当年的中国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可​谓“惊心动魄”——那场决裂一旦失败，中国要么彻底放弃已经有的工业化成果，因为我们没有资源可卖，而工业化成果被放弃后，中国的处境就会连亚非拉朋友都不如；要么彻底向苏联“认栽”，其地位和那些东​欧国家相比，只能低不能高。因此，这场决裂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那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从刚刚打退“联合国军”的“民族胜类”，转眼成为“千古罪人”。

可以理解，那个时候中​国真正的“明眼人”，应该是巨大的激情和同样巨大的焦虑在心中急剧升腾冲撞着。从表面看来，似乎整个民族都进入了一种无可救药的“癫狂”状态——就连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自期​的顾准，也在自己的日记中盛赞“大跃进”。

那是一场真正决定民族命运的“苦难行军”。曹禺在1949年后唯一一部作品是《胆剑篇》，讲的是“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故事，其中设计了一个情节：越国饥荒，勾践和王后拿出​压箱底的珠宝，由范蠡带去吴国贿赂太宰伯嚭，得到了吴国援助的粮食。当粮食要在码头发放时，一位老者大声疾呼：“越国无以为宝，唯民气可恃！”于是群情激愤，高呼：“图自强，自强不​息！”从而毅然退还吴国粮食，从勾践到孩童胼手胝足度过了荒年，更凝聚了民气，最后一举灭吴复仇，成就一代霸业。

该剧是在1964年公演的，在当时，那场决裂已然初见分晓，不知以后苏​联领导人是否看过或者看懂了这部话剧，但这部话剧确实是两个大国此后国运的凝缩。

不可否认，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显得简单粗暴，各地的领导人也有各种私心杂念，所以一些“极左”的、用力过猛的做法迅速普遍推开，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因此，毛泽东从195​8年底就不停地“降温纠偏”，但同时却又强调“气可鼓，不可泄”，这让下面做具体工作的干部根本无法拿捏分寸，于是只好认定一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独立自主”总是最正确的，而是否坚持这​一条是大节、是立场问题；至于是否把握合适的节奏，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战略意图，则是小节、是能力和水平问题。

毛泽东对大节毫不含糊，在小节上其实也只是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并没有什么真正可操作的办法、可检验的标准。于是“宁左勿停”就成了那时各地各部门负责人的“共识”。为了防止有人“临阵退缩”，邓小平又搞起了“插红旗，拔白旗”的捆绑运​动。

待到1959年夏天，毛泽东意识到，如果不能在思想上冷静下来，那么一些“极左”的癫狂做法不可能得到调整。而且在那时，苏联与美国的“蜜月”大概也快过去了——苏联大力扩张战略导弹部队、美​国的U2在1957年之后多次进入苏联侦察拍照，这种种迹象说明，美苏两国的军事工业集团都不很认同“美苏和平共处”。

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尼克松访问苏联，其间发生的“厨房辩论”明确表明这个“美苏蜜月期”的结​束。因此，赫鲁晓夫就必须把已经冷落的中苏关系重新热络起来，这样中苏彻底决裂的时间就可以往后推一下，或者中国可以争取以较小的代价完成这个决裂。

基于这样的判断，毛泽东认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全党全国已经狂奔了一年，一方面激励了民心，打破了对苏联的依赖；另一方面，直接的物质成就与付出的成本明显不成比例。​虽然可以在报纸上继续“气壮山河”，在现实中却需要停下来歇口气，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冷静地讨论规划下一步的行动。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主要是把对“大跃​进”不太热心的中央领导和干得比较猛的地方和部门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商量一个“调整降温”的办法。因此，在南宁会议上被剥夺了领导经济建设权力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上山开会，而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主要助手邓小平则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也就是所谓的“看家”。彭德怀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他在“大跃进”中只是说了一些场面话，在回了一趟老家后，干脆给毛泽东写报告唱反​调，所以他也被请上了庐山。

这次会议本来是一个“调整降温”的“神仙会”，可是却被一些人看成了“权力洗牌”的良机。如果彭德怀的信在别的时机递给毛泽东，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可是这封信却在那样的背景下递了上去，再加上张闻天又搅了进去，这就不能不​让毛泽东有更多的想法。特别是彭德怀刚刚访苏回国，而赫鲁晓夫又在一个集体农庄讲话，挖苦“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赫鲁晓夫讲话，主要是希望苏联的同志引以为戒，所以他特别交代讲话内容不要报道。想不到波兰的报纸却把这篇讲话的内容刊登出来，于是新华社就把这篇讲话收进了《动态》中。

想来波兰实在可疑！——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仅仅是在苏共党内和兄弟党中央委员一级传达的，当时西方只是知道有这样一个“秘密报告”，也知道其大概内容，但却没有一个可靠的文本依据。​所以一开始西方媒体的报道虽然引起了左派知识分子的疑虑，但是却被苏联“辟谣”。不料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一位中央委员的机要员，却把报告文稿影印交给了自己的犹太情夫，而这位先生把影印件带到以​色列后，就用它换来了一些“实惠”。在当时，以色列本来打算封杀这个影印件，但是最后扛不住美国的压力，还是交给了美国，于是引起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轩然大波。无独有偶，在1959年，又是波兰的报纸在这个微妙敏感的时刻，公开报道​了赫鲁晓夫针对中国“大跃进”的讲话！

于是，这很难不让人引发联想——这是赫鲁晓夫意图鼓动中共高层的“亲苏派”取代毛泽东，而波兰的报纸“放话”，不过是“投石问路”而已。因此，如果中国党不及时有力地予以回击，那么苏联党就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在张闻天做了长篇发言​，在理论上总结了“大跃进”的错误后，毛泽东便认定，即便是虚构，也要定一个“反党”的“军事俱乐部”批一下，这样才可以防患于未然。于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彭德怀和黄克诚“顾全大局”​、“要什么给什么”，“证实”了“反党集团”的“阴谋”。

我们现在无法证实，当时的毛泽东是否过于“敏感”，或者高估了赫鲁晓夫的“斗争艺术”。我们只能认定，这样的判断和行动​是毛泽东最本能的反应，而没有这样的反应就不是毛泽东。至于最近热炒的周惠晚年回忆“李锐在毛泽东面前下跪”，即便他真的做了那些事，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李锐这种卑劣行径至多只是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已。

初中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松辽石油勘探又到了揭锅的时候，余秋里作为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的老部下被召到庐山开会；而康世恩在哈尔滨盯着一线，其心情之复杂，实在难以想象，因为庐山会议​的结果，使得“大跃进”被推上了不归路，所以对于苏联的援助只能彻底断绝念想了。这一次能否发现大油田，已经被推到了“关乎国运”的高度，没有任何退路了，整个国家实际上把宝完全押在了松辽平原的​勘探上。——在电视剧中，余秋里回到北京家中对两个天真烂漫的女儿发起了无名火，这一幕让人想起林彪的“不打锦州打豆豆”。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在“大庆石油会战”中，石油部押上全部家底，余秋里亲自挂帅，康世恩任现场总指挥，最后取得辉煌成功，从而中国争取“国民经济摆脱苏联控制”的斗争取得彻底的胜利​。此后，随着原子弹研制成功，安全压力也大大缓解。总而言之，1964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真正“三军过后尽开颜”的一年：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工业学大庆”的决定。不知是否有意​安排，4月19日是王进喜在大庆会战中打出第一口生产井三周年，而4月20日则是康世恩的生日，那天的《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大庆精神大庆人》，该报道的作者是两位重量级笔杆子：袁木​在1988年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在第二年成为中央政府与西方媒体和学生交流的“代表”；范荣康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主笔，后来任副总编——当然，他的夫人谌容和儿子梁​天应该比他的名气更大。

1966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工业化的正确道路》，总结了“大庆石油会战”成功的基本经验。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要遵循最本质的规律，同时要打破既有的清规戒​律，发挥主观能动性，领导干部深入一线，依靠和发动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跨越式的赶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到1966年为止，​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在毛泽东的统领下，由余秋里、康世恩这样的干部，发动王进喜这样的工人，吸收李四光、钱学森这样的科技工作者，共同摸索出的基本经验。从​此，大庆便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争论中。

前面我们只是分析了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在“大跃进”中一致的一面，因为大家的主观愿望都是“争取国民经济的独立自主”，所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虽然在1958年初因为“反冒进”而在南​宁会议上被剥夺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权力，但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们仍然坚定明确地支持了毛泽东，而邓小平在整个“大跃进”中都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因此在“大跃进”这一点上，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立场是高度一​致的，只是在策略和步骤、节奏方面有不同的意见。但在问题的另一个层面，他们则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

毛泽东认为，应该通过“大跃进”让最基层的工农兵成为经济建设的主导者，而不仅仅是被科层制官僚体系领导的劳动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便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独立自主，建成的​也是一个由官僚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在打天下的那一代人还在时，这些人的经历可以保证这个政权不会蜕化变质，但是待这批人逐渐老去之后，第三代、第四代官僚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只有真正确立了基层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这个经济体制和政权的社会主义本质。所以，对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鞍钢宪法”的经验，毛泽东寄​予很大热情和希望。

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大多数干部则认为：基层劳动者的积极性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宝贵资源，当然要充分调动和依靠，但是经济建设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而认识和掌握这个规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建设的专业性将会越来越强，可任何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对大多数人来讲，把自己专业领域的规律掌握明白，并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做出贡献，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进行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只能是经济生活众多领域中的一个，掌握这个领域的规律，需要理论的学习，也需要实践的历练，同样只能是少数人​专门进行的活动。

由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基础薄弱，相关的专业技术和组织管理人才都很缺乏，因此刘少奇和邓小平始终认为，应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充分发挥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党应该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限制和引导，但要给予其相当的支持和帮助——在1953年之前，刘少奇一直在强调，新民主主义秩序要坚持至少50年。

待到苏联开始以“对口包建”的形式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大工业体系时，为了获得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原始积累，需要把所有的资源集中于工业化建设。这样在客观上就不允许原来民族​工商业主导的日用品消费继续发展，而是要不断压缩。也就是说，在中国进行现代大工业建设的奠基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就不是一支建设性的力量，而是一支耗散性的力量。所以，​在经济上消灭中国社会的私有成分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了。

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1953年开始了以“强行赎买”为主要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对民族工商业、城市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运动中，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坚​持要求，像全聚德、瑞蚨祥、同仁堂、正广和、王麻子这样的老字号应该尽量保留，让有消费能力的人民群众有一些可以辨认的牌子，这样既能更好服务群众，也能更快回笼货币，尽可能​盘活所有资金。

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中，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分析，结束新民主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但是既然有了1953年的“依靠苏联支持以​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工商业”的条件，也不妨抓住这个机会，待到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原始积累阶段完成后，再恢复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当然，公开的名头不一定要叫“新民主主义”​，可以叫“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特色社会主义”都可以。——虽然毛泽东有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执着，但他的年龄长刘少奇5岁、长邓小平11岁，完全可以把他耗死或者高高架空，然后再​恢复新民主主义政策。

这里可以看出，虽然价值取向有差异，但在思想方法上，这些领导人和毛泽东是高度一致的。所不同者是对中国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认识的分歧。实际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于1940年，当年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是真心服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分析，认定毛泽东的思想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才坚定​支持了毛泽东，并最后扳倒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压制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主义”，确立了以“新民主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准确的、完整的、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1956年之后，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那些新想法固然很有价值，但不是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的矛盾，不能用来指导当前的实践。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毛泽东认为，他自己的思想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总结十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成果，进行系统的修正和发展，不宜继续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于是，他以“反对个人崇拜”为由，要求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的意​识形态中删去。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时在党章中设立了“名誉主席”，实际上是希望找个机会，把毛泽东抬到“终身领导人”的牌位上，由着他天马行空地去为共产党进行百十年后或许用​得上的理论建设；至于具体的实事，还是要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新民主主义”的路子去干。

初中生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本来是要解决“各地粮食征购的指标派不下去”的实际问题的，按照周恩来和陈云的意思，是把全国掌握实权的县处级以上干部集中起来开会，在会上卖一下自己的面​子，把当年的粮食征购指标派下去，以便顶过1962年，到了1963年，局面应该就会有所好转，从而这个困难时期就顶过去了。

可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却试图利用这次机会，动员全国的干部取得一致​，一起向毛泽东呼吁“不要再由着群众瞎折腾了！”在会议中，刘少奇定调：要深入总结经验教训。而邓小平则直接说：“政策要退够，退到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装聋作哑，在大​包大揽地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之后，就死活不开口了。只有周恩来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因为中央把七千名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召集起来开会，可是核心领导层分歧却如此明显，这样拖下去，搞不好会出什么事；而且当时会议的工作人员都不能在会议食堂吃饭，只有参加会议的干部每人每餐发一张餐券，每天两干一稀，要是会议这样耗下去，别说粮食征购指标没有落实，反倒要搭进去不少粮食——那个时候的中​央政府，可是经受不起这样的“幽默”！

于是，周恩来授意叶剑英、聂荣臻找当时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林彪，希望他代表军队出来说句话，表态明确支持毛泽东，以便暗示其他人不要再折腾了。​在林彪讲话后，大多数干部明白了自己“娘家”的意思，于是又想起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良苦用心，从而党性原则又坚定起来了，不仅认领了粮食征购指标，而且都表态“绝对忠于毛主席”，不贪功、不诿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尽早克服经济困难。可是这样一来，虽然会议“圆满成功”，但是中央的分歧和几个主要领导人的基本态度却在全党负责干部中公开了。

会后，邓小平虽然有些“灰头土脸”，但是却被毛泽东认定是“有话说在当面”的汉子。刘少奇的讲话可进可退，又是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接班人，而且只是表示自己和毛泽东的意见分歧，并没有表现任​何对毛泽东的“不臣之心”，并且其主张又很合各级干部的心思，所以在会后，他的实际权威增强了；但是这样的“权威”，是建立在“对毛泽东绝对忠诚”的态度上的。林彪虽然出头比较晚，但是到最后毕竟​亮明了态度，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周恩来和陈云则成为老老实实做事、维护中央团结和全党思想一致的“革命的吕端”。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继续隐忍，一方面由陈云挂帅，进行经济政策调整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另一方面继续观察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动向，以便决定下一步行动。

待到1964年，各方面情况​稳定下来后，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仍然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这样做的本意，是要考察刘少奇与自己的分歧程度，结果刘少奇却把运动运作成了带领各级干部“党同伐异”的权力斗​争。

在1965年，毛泽东终于下决心要扳倒刘少奇。这对于毛泽东而言只是一句话的事，因为各级干部在感情上虽然是认同刘少奇的，但在权力斗争中无疑会绝对忠诚于毛泽东。

但是，如果把这个​行动仅仅处理成权力斗争，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自乱阵脚。路线问题不解决，就把全党公认的、自己多次宣布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接班人打倒，那完全是乱搞，这不是任何一个理智的​政治家的作为。所以，必须要发起一场让所有干部“触及灵魂”的运动，进行一次大演习。这次运动的根本意图是：要让人民群众明白，不要迷信共产党的组织和干部，因为他们随时可能蜕化变质成为新的​老爷。一旦发现他们蜕化变质了，人民群众要知道怎么进行斗争。

因为大家其实都没有这种意识，所以要进行一场大演习，在这次大演习中，各级党组织很有可能都会瘫痪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这种“混乱”，毛泽​东心中是有数的——

一、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仍然有令行禁止的巨大权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权威，但由于大多数人都绝对忠诚于他，所以少数人翻不了大盘。

二、林彪的表现使他相信，军​队在必要时可以临时接管权力，以确保社会基本稳定；而周恩来则可以确保经济建设的有序运行。当然，他们会很辛苦，也会很困难。但是，他们都坚信这是一次“代价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的、可以影响千秋万代的“大演习”，因此大家都应该勉为其难，在所不辞。

果然，林彪和周恩来都没有让毛泽东失望——虽然文化大革命表面乱得一塌糊涂，但局势实际上都在中央的掌控之中。只不过在中共“九大”后，由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发生了分歧，这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失败。但是，因为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始终不改，所以全国局势到最后也没有失控。

但是，对于那些受到冲击、失去权力​的干部而言，局势真的失控了。

毛泽东的设想是，让所有干部都经受一轮冲击，但程度要有区别。林彪和周恩来两条线上的干部，要“冲而不倒”；邓小平以下的其他干部，要“倒而不死”；而刘少奇则需要观察，视情况而定，在必要时可以开除其党籍，暂时结束其政治生命，但应该确保其生命延续，以便日后找机会平反。

结果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进行，只是刘少奇在“永远开除党籍”后精神崩溃，最终导致肺部感染​急剧恶化，加之年过七十，平时就“长着一张做报告的脸”，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身体的基础条件不太好，结果终于不治。后来，刘少奇由邓小平主持了平反，其遗属至今仍和毛泽东、林彪​的遗属保持很融洽的关系，只是和李讷一家人不太好见面。

余秋里在历史上和周恩来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在红军时期余秋里在贺龙的红二军团干过，而周恩来则是贺龙在政治上的领路人——贺龙从一个湘鄂西地区朝不保夕的小军阀，参加革命，最后到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每一步都是在周恩来的引领和扶持下走过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出于一些考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使贺龙死于非命，这令周恩来深怀愧疚，因此对于贺龙的老​部下也就有了格外的回护提携之念。再加上余秋里做事来得，做人也很明白，从而周恩来也就格外关照。又加之石油工业意义重大，所以整个石油系统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风平浪静，是难​得的一方清静之地。

可见，1966年初的高调宣传大庆，实际上是刘少奇感觉到了危机，以“总结大庆会战经验”的名义，向全党各级干部发出号召，希望大家抱团挺过毛泽东发起的冲击——也就是说，大庆人在当时是“被​出头”了。结果，虽然刘少奇自保失败，但是大庆倒是自保成功了。而大庆的再次出头，则是在文革后期了。

勉为其难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七年，其间经历了两次大震荡：一次是打烂各级党政机关，然后再进行重建的过程；另一次是在“九.一三”事件后，对中共“九大”刚刚搭起的权力格局进行清洗的过程。在这两个过程中，周恩​来矢忠矢勤，耗尽了所有的能量，在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后，终告不支；而毛泽东自己又被确诊患了绝症，已经休克了一次——向下一代领导人交班，已经不容拖延了！毛泽东虽然先后推出了林​彪、王洪文、纪登奎作为接班人选，其实真正属意的却是邓小平。

在毛泽东休克被抢救过来之后，他在1972年初临时决定，穿着睡衣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会场休息室，毛泽东借着和陈毅遗孀张茜谈话的机会，释放出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信息。周恩来​随后吩咐陈毅的子女把这个信息释放出去。一年后，邓小平正式复出。

和刘少奇、周恩来不同，邓小平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权力班底，完全靠着毛泽东的赏识和自己的实干升到那样​的位置，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必须考虑邓小平怎样才能顺利接班。最后，毛泽东默许周恩来把自己的班底全部交给了邓小平。

周恩来用自己最后的一点生命力，把邓小平推到了接班人的高度​，油尽灯枯，撒手人寰。邓小平经过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短暂第三“落”后，之所以能很快复起，陈云和叶剑英秉承周恩来的遗愿力挺邓小平，是决定性的因素。当然，华国锋知所进退，及时抽身，也保证了权力的平稳交接。​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邓小平首先要得到党心、民心的一致拥戴，这就取决于他第三“落”之前的作为了——邓小平在1973-1975年的主要业绩是整顿了工业交通系统的基本秩序，而这全赖周恩来把持的经济建设系统的支​持。

余秋里此时已经是号称“小国务院”的中央计划委员会主任了，文革派欲扳倒邓小平，必须在计委系统做足文章，没想到，这次大庆却主动卷进来了。

初中生

毛泽东对“八亿人民八部戏，几年没有小说”的状况表示不满后，各地的文艺单位看到了希望，意图借机重整旗鼓，以“大片”作为带动，借势把人才和“手艺”重新拾掇一下。

大家都很珍视​这个机会，自然要找自己熟悉的题材做，以确保更大的成算。长春电影制片厂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与大庆石油管理局“强强联合”，拍一部全面诠释1966年1月2日那篇《人民日报》社论（《中国工业化的正确道路》）精神​的“大片”，片名《创业》。当时的大庆局党委书记宋振明亲自过问，给予最大的支持。在拍片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杂音”，于是宋振明把剧组请到机关大院，搬出一堆西瓜，大家坐下​吃完西瓜后，宋振明抬腿就走，始终一言不发，真正是“无声胜有声”！

影片完成后，送审时终于等来了意料之中的“麻烦”。姚文元质问：“片中的一个重头戏是，会战遇到困难卡壳，‘中​央’用飞机送来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小册子，参加会战的人员人手一册，经过学习后，大家心明眼亮，会战顺利成功。那个‘中央’是哪个‘中央’？”

那个时代的人都不难明白这句质问的份量。当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那个“叛徒、特务、工贼、内奸”的帽子，在当时还是“铁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主管石油工业的是邓小平，在当时只是​第二次“复出”，而被打倒的事情还没有结论。余秋里一直没有受冲击，既可以认为是绝对可靠，也可以认为是“没有经受群众检验”。电影里的那个“中央”，如果掰扯不清，怕是要有人搭​上身家性命的！那么，是否姚文元整人成瘾、嗜血成性呢？站在“路线斗争”的高度，就会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当时的情况很微妙，有点像遵义会议之后、延安整风之前。在那个时候，毛泽东领导实际政治军事斗争的能力被认可了，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还在“国际派”手中。毛泽东就是从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政治军事斗争策略的阐述入手，把意识形态论述的权威夺过来的——共产党最核心的权力是意识形态主导权，掌握不住这个权力，在中央只能受制于人。

和“建国后十七年”相​比，文化大革命在经济建设方面要逊色许多，所取得的一些成就都是周恩来掌握的经济系统干出来的，文革派基本无从置喙。大庆是整个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旗帜，对于“大庆经验”的阐释权是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核心，一旦被邓小平掌握了这个权力，他就可以在毛泽东身后克隆当年毛泽东从“国际派”手中夺取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过程。因此，这场斗争对双方都是​性命攸关。如果文革派不能依托毛泽东的权威，把这股“逆流”打下去，将无法保持意识形态权威，那么他们在毛泽东身后被扳倒，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明白了此事的干系重大，就可知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和宋振明做的是一笔什么样的“买卖”。在当时，姚文元的棍子已经举起，不打得尸横遍野，不可能停下来。唯一的希望只有请毛泽东把姚文元的棍​子拨开，而这在大多数人看来，完全不可能。

但是，起码编剧张天民要实现这样的“不可能”——他不是没有底数的挣扎，而是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精准的把握。只要认定邓小平必然接班，​就会明白毛泽东必须要把意识形态主导权转移到邓小平手中，为此抛弃忠心耿耿追随自己近二十年的张春桥、姚文元，是必然要作出的牺牲。在影片中，只要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就会装糊涂，就不会去细究到底影片中的“毛泽东思想”究竟是“哪个中央”的。所以，张天民只要把自己的剧本和现在遇到的危机“上达天听”，毛泽东一定会出手相救。

如何“上达天听”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写一份申述，然后递到毛泽东面前。写申述不是问题，问题是哪个渠道能够递到毛泽东面前。通过“四人帮”自然不可能；而余秋里虽然是当事人，但是他份​量不够；可能的两个渠道只有周恩来和邓小平。

于是，张天民赶到北京，找到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希望她能通过周恩来把申述递上去；同时又找到邓小平的女婿，希望邓小平也能出手。​经过几天忐忑的煎熬，贺捷生找到张天民，告诉他，主席已经对他的申述做了批示，放心就是了。张天民马上道谢，贺捷生回答：“主席批示的材料，不是我递上去的。”张天民马上明​白，是邓小平而不是周恩来将他的申述递给了毛泽东——其间的深意，就只能心照不宣了。

随后，刘庆棠代表文化部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原原本本传达了毛泽东对于影片《创业》的高度肯定。心中惴惴的长影人热烈鼓掌，刘庆棠本来还想说点什么，可是犹豫一下后，便悻悻然离开了。

在1975年初影片​公映后，大多数干部群众都由此回忆起了那“建国后十七年”的光景，拨乱反正的期待更强烈了。少数人则分别看到了巨大的“危”和“机”，进入了决战前的忐忑的兴奋之中。可以说，​《创业》一片是在那个特殊而敏感的时期，为后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释放出的“动员信号”。围绕这部影片的命运展开的，是那场最后决战的先声。

经过一系列看似惊心动魄、其实早已被毛泽东安排好的斗争，邓小平成为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情节是耐人寻味的。

周恩来在去世前，先是抱病赶往长沙，与毛泽东敲定了四届人大召开后为邓小平接班布局的事情，随后和毛泽东畅谈了一夜。第二天，毛泽东又把王洪文召去长谈了一夜。随后，王洪​文有了一些向周恩来靠拢的迹象。对于这个迹象，有人分析，“批《水浒》”是“明批邓小平，暗指王洪文”。

在邓小平复出前，当时中国真正最有权势的叶剑英，将邓小平请到玉泉山官邸，屏退左右，和邓​小平密谈了两个小时。随后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科学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在扳倒华国锋后，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定义​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样的论述，和1966年1月2日那篇社论的基调，已经高度重合了。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多数与会者主张，应该由陈云挑大梁，主持中央工作。陈云回答：“我们这个党，出来掌舵的，总该是个带过兵、打过仗的。就这一条，我就不合适。”——陈云终其​一生，都坚称自己“不懂军事”。这个态度一亮，大家也就不再坚持，于是邓小平的“领导核心地位”便被确定了。随后，他把组织人事和意识形态的权力都交给了陈云——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会后，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石油工业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官，其份量可想而知，而新任石油工业部长就是刚满52岁的宋振明。这个任命既有对当年那笔“买​卖”酬庸的意味，也是期望宋振明能用自己的业绩证明，“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原则是可以在工作中带来一个新的局面的。宋振明无疑也是壮怀激烈、踌躇满志的，因为他有这样的把握​。

首先，他的老领导余秋里和康世恩，此时分别担任主掌国家计委和能源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这算是周恩来交给邓小平的“班底”。余秋里、康世恩在周恩来一线的新掌门、中国经济的“总舵手”陈云面前，是绝对有说服​力的；而在邓小平面前，也是可以“有求必应”的。

其次，在周恩来和余秋里的大力布局下，当时有60余名省部级干部出身石油系统，因此在各个地区和部门，宋振明的“人脉”是极为雄厚的​。

第三，宋振明是在整个大庆的奠基和发展的过程中，在第一线成长起来的，现在出掌自己熟悉的行业，虽然年轻资浅，但由于能量高度聚焦，所以实际的能力、经验和威信，其实远远高​于那些在文革中被冲击下台、当时刚刚官复原职、自己一身伤病、又不得不考虑“培养接班人”的那些老革命。

第四，当时总的形势还是很好的。石油系统不像别的部门和地区，基本没有什​么“文革余毒”和“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在“大干快上”——东北和华北保持稳产、高产，西北又表现出了巨大潜力；海洋石油勘探已经展开，虽然当时在技术上还不具备独立开发海上油田的能力，但只​要找到储藏，就可以开展对外合作，这样也可以把产量记在石油部帐下。只要按部就班干下来，接老领导的班应该问题不大，甚至再进一步，也不是没有可能。——连李锐这样没有实际经验​和业绩、人脉稀薄的“秀才”，都可以凭着毛泽东的赏识，梦想“五十岁以前当总理”，那么52岁的宋振明有实实在在的能力和业绩，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些“想法”？

但是，就是这样的“想法”，最后害惨了一大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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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1975年，在天津塘沽成立了海洋石油勘探局，马骥祥被任命为第一任局长。马骥祥是一个从玉门油田起步的老干部，深得老领导康世恩的赏识。宋振明就任石油部长后，带领一班人马赶赴西北​，为西北石油下一步大规模勘探开发争取地方政府支持，并进行实地一线考察。在宋振明即将回到北京时，出了一桩影响深远的大事。

1979年11月25日，海洋石油勘探局引进的价值3700余万美元、处于世界前沿水平的“渤海2号”勘测船，在渤海海面执行勘测时，遇大风浪沉没。船上74名船员和勘测技术​人员，2人获救，72人遇难。在百度搜索，可以看到这样的“调查结论”：

据调查，1979年11月份，海洋石油勘探局计划将“渤海２号”钻井船由原井位迁至航距117海里的新井位。为安排“渤海2号”迁移拖航任务，11月22日上午由局总调度​室负责人主持召开了拖航会议。会前，11月12日“渤海2号”队长曾自海上发来电报，告知平台上的３号潜水泵落水，要求派潜水员打捞。“渤海2号”迁移任务确定后，11月20日、21日，“渤海2号”队长两次从海上发来电报，向局、钻井处要求派潜水员打捞估计落在浮力（沉垫）舱上的潜水泵、卸载和用三条船拖航，即8000马力拖轮主拖，另​两条左后、右后帮拖，指出这样稳性好、拖速快。拖航会议上，读了“渤海2号”队长20日、21日的电报，经过讨论决定：不在原井位卸载和捞潜水泵（为避免潜水泵将平台顶破，确定浮力（沉垫）舱与平台之间留1米间隙），为了能够就位，在距新井位4海里处设过渡点升船​一次，捞泵卸载，如新井位水深可以直接就位，就不再设过渡点，不再捞泵卸载；拖船只用一条8000马力的282号拖轮。

11月23日上午，在局领导干部碰头会上，局总调度室另一位负责人简要地汇报了拖航会议决定的事项，局领导对此未提出异议，表示同意。当晚，282号拖轮驶抵“渤海2​号”处，抛锚待拖。

11月24日晨，天津、河北和山东气象台均发布大风警报，局总调度室这位负责人向局领导干部碰头会作了汇报，并估计“渤海2号”不会降船。与此同时，钻井处调度值班人​员也向主管负责人提出“渤海2号”不应降船的建议，但处主管负责人只指示将气象处情况告知“渤海2号”，而没有作出不降船的决定。

11月24日8点3分，282号拖轮靠近“渤海2号”，准备带缆，因涌浪大，失败；8点59分，第二次带缆成功，随即降船。10点44分开始拖航。当时“渤海2号”干​舷高度约1米左右（应为3米以上）。20点以后，风力逐渐增强，达8至9级，阵风10级。由于干舷低，甲板浸没在水里。

11月25日凌晨2点10分，“渤海2号”通风筒被打断，海水大量涌进泵舱内，全船职工奋不顾身，英勇排险，终因险情严重，抢堵无效，船体很快失去平衡，于3点35分​在东经119度37分8秒、北纬38度41分5秒处海面倾倒沉没。船上74名职工，除2人得救外，其他同志全部遇难。

“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后，282号拖轮没有按照航海规章立即发出国际呼救信号并测定沉船船位，迟迟报不出沉船准确位置。船上救生艇、救生筏也均未投放救人。

造成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拖航时没有打捞怀疑落在沉垫舱上的潜水泵，以致沉垫与平台之间有1米的间隙，两部分无法贴紧，丧失了排除沉垫压载舱里的压载水的条件。这就​使得“渤海2号”载荷重、吃水深、干舷低、稳性差，破坏了“渤海2号”拖航作业完整稳性的要求，严重削弱了该船抗御风浪的生存能力，违反了该船制造厂制订的《自升式钻井船​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也违反了该局制订的《渤海2号钻井船使用暂行规定》中关于拖航应排除压载水的规定，不符合拖航状态的规则和要求。

据了解，“渤海2号”翻沉事故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海洋石油勘探局长期以来忽视安全工作，在海上石油钻井生产中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结果。仅据1975年至1979年的不​完全统计，该局发生各类事故竟达1043起（其中重大事故30多起），造成105人死亡、114人重伤，经济损失十分惊人。事故发生后，多数没有发动群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设法解决事故隐患。

1977年底，该局“渤海1号”钻井平台曾发生桩腿断折事故，所幸没有造成船翻人亡事故。事后领导未能引起警惕，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分析事故原因，实事求是地吸取教训，而是​热衷于给有关人员披红戴花，搞大表彰等活动，结果非但没有根据前车之鉴改进工作，反而助长了不尊重科学、违章指挥和冒险蛮干的风气。更荒唐的是，“渤海2号”钻井船的《稳​性计算书》等外文资料，该局从未翻译、研究，直到这次事故发生后，为了调查案情，才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请人译出。

在今天的大多数人看来，这些事实是无法容忍的。而且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在事故发生后，从副总理康世恩开始，整个石油部对于国务院的调查组表现出极为傲慢的态度，上下​维护、文过饰非，炮制出一个“说明”，便欲强加于人。中央极为恼火，最后做出严肃处理：康世恩记大过（康世恩在被处分后，兼任石油部部长、党组书记，就任不久，便被确诊为膀胱癌，彻底住进医院；此后又挂了七年“国务委员”的虚衔，基本就是在医院里度过；在沉疴十五年后，终于在1995年去世），宋振明被迫辞职，马骥祥被判刑；余秋里被排挤出国务院，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人民日报》1980年8月26日刊登了宋振明的检讨，8月28日发表社论《深刻的教训》。国务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向遇难人员家属表示慰问。

如此处理，似乎再正当不过。而称余秋里“被排挤”，是否有些过头？其实，一点也不过头。

今天，我们可以气定神闲地制定计划，按部就班地执行和调整计划。但是，当年那些老石油人是从什么样的情况走过来的？在“大庆石油会战”中，后勤供应跟不上，几万人一下子撒到了茫茫荒原​上，生活困难，连基本的温饱都不能保证。随后又是长达三年的饥荒，而此时又是生产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可是资金、物资、技术指导，什么都是“一穷二白”。在这种情况下，全体人员集中学习​《矛盾论》、《实践论》，总结出两点基本认识：

第一，困难是巨大的。按常规分析，应该把生活和生产的基础条件解决或者准备基本到位，再铺开人员，展开会战。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盲目展开会战，本身就是盲动。但是，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却不能这样定位主要矛盾，而是必须明确：“这困难，那困难，国家没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缺油是最主要的矛盾”。如果不能凭着当时的​一口气，拿下大油田，那么其它方面就会越来越困难。比如，都知道农业是基础。但是，现代的农业生产资料和机械，其实都是以石油为依托的。一个国家主要精力用来搞粮食，​却解决不了温饱，如同今天的朝鲜，那么就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体制问题”，一定是它的石化产品供应出了严重问题！所以，当时中国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就需要尽快找到石油，否则只能越来越困难。因此，当时需要石油部门在全国的支持下，尽快拿下大油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不能对一些常规情况下必须注意的问题考虑得很周全。即使出现了一些无碍主要矛盾解​决的问题，也只能“尽量避免”，而不能太较真。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核心的经验。

1979年，“新长征”的口号喊得山响，就必须有长征的精神状态，那就是强调“人的意志力和奉献精神，可以创造任何难以置信的奇迹”。错误可以犯，代价可以有，但不能失去“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事故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发生了事故后，如果有人​据此对“新长征”的基本精神提出质疑，更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就在那个特定的时期，“维护石油系统的声誉”具有了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精神特质的意义。

第二，客观的规律当然要遵循。但是，前人的经验和既有的规范，究竟是客观规律决定的“铁律”，还是只是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经验总结出的“相对真理”？这个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如果什么都按既有的经验和规章制度进行，则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只能被理解为“违背规律、头脑发热的胡闹”。事实上，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一直在被一些“原则性强”​、“理论水平高”的人士，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嘲笑、唱衰，甚至诅咒。但是，中国却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这不正说明了毛泽东提出的“遵循基本规律，打破常规和条条框框”的思想​方法，作为中共贯彻至今的基本方法论的正确和有效么？如果什么既有经验都要琢磨透，再按相关要求把需要的条件配齐，那么很可能很多重要的发展机遇都将失去。那样，中国就只能​始终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永远不可能实现赶超。

当然，就事论事，以事件本身论，起码应该先把相关的技术资料翻译理解透彻后，再全面掌握自身的现实情况和条件，并拿出行之有​效的安全预案之后，才能开始勘探。当时的海洋勘探局领导，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不去掌握海洋勘探的新情况、新知识，不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不尊重一线人员的建议权，无视险情和事​故苗头，片面强调“精神”的力量，以为在出现险情并解决之后，给有功人员表彰奖励一下，就可以让下面自然找到解决办法——这种漫不经心的“侥幸心理”，必然带来草菅人命的后​果。但是，如果就此否认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思想方法，还会有今天的成就么？还能进一步解决后来的发展中的问题，实现新的跨越发展么？

如果就事论事，很难相信，一个安全事故的处理，怎么可以“上纲上线”到关乎整个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道路的高度？是否言过其实？历史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尽管只是三十​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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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在“第二次解放”之后，“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成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分歧的基本内容。

当时大多数老干部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的设想是：“毛泽东的旗子，华国锋的牌子，刘少奇的路子，邓小平的法子。”其意为：毛泽东的旗子不能丢，否则共产党的执政就没有​法统和政统可言。华国锋的位子不能变，否则1976年“十月的胜利”就真的成了“主席尸骨未寒就政变”了，那既不符合共产党的规矩，也不符合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成熟稳定的政权的规矩。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那几年的基本思路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必须坚持和发展。邓小平既有魄力又有资历，是真正挂帅执行刘少奇路线的最合适的人物。

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始终在进行艰苦地探索，全党、包括中央，也在认识上始终存在很大的分歧意见。这个过程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生机勃勃，又艰难曲折。欲讲清楚这个过程，需要另一篇长文才可以。这里不展开，只把简单的结论提出来：当时，大多数老干部和基层干部群众认为，1956​年到1966年的道路，除了“大跃进”，是基本正确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只要全面拨乱反正到“文革”以前的基本路线，在具体做法上再有一些调整，就可以通过“新长征”来完​成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但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认为，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时代的早产儿，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在当时虽然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到如今，​退回到1953年以前的制度结构，是新时期的正确、必要、合理的选择。

明白了这个分歧，不仅可以对三十年来的理论和权力斗争有一个背景的认识，也可以对当年的“渤海2号”事件的调查处理中各方的做法，有一个更大的分析视野。

在事件发生后，首先幸灾乐祸地发难的就是国内外的“文革余孽”。他们坚持认为，“十月的胜利”是一场反革命政变，而为政变进行舆论预热的，就是电影《创业》。如今，当年狼狈​为奸的两伙人，在“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展开斗争，如果能激化矛盾，让两派决裂甚至发生新一轮激烈斗争，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在当时，中国正在和西方的​公司进行联合开发海上油气的谈判，是由石油部一位副部长具体主持谈判，康世恩调度，余秋里把关。刚好又在海上钻探中发生了这样的恶性事故，正可以顺藤摸瓜，上升到“卖国”​的高度，先力争把这个合作阻断，再争取“更大的胜利”。

于是，他们先是在美国发表公开信，又在国内发内参，很快在路边社中形成了“石油部卖国”的舆论基调，余秋里对此大为光​火。​经过国务院组织的论证会上的激烈争论，终于控制住事态，使合作谈判顺利进行。当然，如同前面所述，这种斗争，客观上使得当时没有什么经验的谈判人员格外慎惧，把即将谈妥​的协议重新审核讨论一遍，没有犯马骥祥那样的错误，也让国家少付了一些成本。

“文革余孽”容易对付，邓小平的“左膀右臂”胡耀邦和赵紫阳就不那么容易对付了。

客观而论，中国革命和建设是一个惊心动魄又艰苦卓绝的过程。一些关键的环节如果不能实现突破，就​会前功尽弃、满盘皆输。所以，在整个党的历史中，有很多可歌可泣、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而以中国当时的条件，是无法对他们的贡献做出“适当”的奖励和补偿的。为了保持各个​阶段的积极性，事实上采取的是一种低成本、但有很大问题的激励机制：暂时不进行物质补偿，只进行精神的奖励和表彰。但是又形成默契：今天的荣誉和对贡献的肯定是以后抵偿​自己的失误甚至罪行的资本。

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坚持原则、不会“护犊子”的领导干部，无法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就算以严正著称的“政治元帅”罗荣桓，就曾​经在评衔时，先对一位觉得自己评衔较低、私生活又不检点的老部下严词训斥，但是在会上却坚持把他的评衔由原来的方案再升一级，而且后来也没有影响对这个老部下的提拔重用。

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那些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和英雄模范也多数不是圣人。很多倒是都有些在普通人看来不太“地道”的特质。艰苦卓绝的党的事业，就是这样一个不很纯洁​、但却富有战斗力的组织体系干出来的。所以，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护犊子”的分寸和本事，就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评价其政策水平（即“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标志。

所以，不论余秋里，还是康世恩，在事故发生后，“爱护干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具体的方式就很成问题了。按照共产党处理干部的大致过程，首先应展开调查，在这个过程中​，被追究责任的干部首先要把所有错误认承下来，把所有责任大包大揽；然后，在陈述具体过程和原因时，可以在不歪曲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做出委婉的、对自己有利的辩解。那些​干部的老领导，这个时候必须回避，或者要严格要求干部，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总结教训、认领责任；待调查结束，讨论处理意见时，老领导再强调一下这些干部的能力、水平和贡献，并以自​己的党性原则担保，教训会被深刻记取，同类情况不会再发生；最后，提出希望，请组织一定考虑一些情况，再给干部一个打翻身仗的机会。经过这个过程后，一般对于干部的处理，都是要比照相关规定从轻酌处的——这就是“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基本思想。

回头来看，余秋里确实在石油部的干部大会上提出要求：一定要配合调查组的工作，绝不能文过饰非。但实际上，在国务院的调查组进入调查后，整个石油系统却表现极为傲慢，他们​以自己的历史贡献和荣誉，抬出副总理的招牌，拿出一个轻描淡写的“说明”，便欲强加给调查组。在这种情况下，调查和处理也确实很难进行了，最终还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仗义执言，才使调查顺利进行，并且​最终使相关领导干部受到了处理。

表面看起来，这就是“一些人居功自傲、文过饰非与另一些人仗义执言、排除干扰，最后使人心道义得以伸张”的过程。但这里的疑问是，康世恩和宋振明即便自己没有亲历残酷的政治斗​争，难道他们就没有耳濡目染一些基本的政治常识么？余秋里既然可以为他们说话，难道就不能说服他们遵循基本的党性原则么？为什么他们要如此违背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呢？这就​需要分析当时关于整个国家的发展道路的分歧了。

在工业交通领域，陈云与邓小平的思路是有明显分歧的——陈云一系被称为所谓“保守派”，而邓小平一系则被称为所谓“改革派”，在1979年先后被扳倒的那几位则属于所谓“凡是派”。当​时的情况，“凡是派”被同情，“改革派”得人望，“保守派”掌实权。在“凡是派”彻底边缘化，“文革派”翻身无望之后，“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就成为后面十年乃至​延续至今的“路线斗争”的主线。

邓小平把“改革派”的谷牧掺沙子，放在了分管国家计委的副总理位子上与余秋里“分庭抗礼”。但是，由于直接执掌国家计委的姚依林和余秋里同属所谓“保守​派”，所以谷牧实际上孤掌难鸣，发挥不了作用。

恰在此时，发生了“渤海2号”事件。如果运作成功，不仅可以顺藤摸瓜，扳倒余秋里，还可以上纲上线，把民愤引向以大庆为代表的所谓“极左路线”。这样就可以重施故伎，如同扳倒陈永贵、在农业方面否定“极左路线”、推开农村改革那样，在工业交通方面，扳倒余秋里，否定“大庆精神”所代表的“建国后十七年”，至少​把它归结为“陈旧保守、违背客观规律的蛮干教条”，从而为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所谓“先进现代化体制”扫清障碍。进而，从“引进先进的国外经验”与“坚持陈旧的本国经验”的角度​切入，在“人心思变”的宏观思想背景下，展开意识形态的斗争，最后扳倒胡乔木、邓力群把持的意识形态权力。——这样，改革就可以蓬勃开展了。

而从“保守派”一方来说，他们必须在一个合​适的节点控制住事态的蔓延。也就是说，对双方来讲，实事求是、就事论事都不是“政治正确”的调查处理的态度。对“改革派”来讲，上纲上线就是最正确的；对“保守派”来​讲，文过饰非就是最正确的。此时的斗争，不是事件本身的论是非，而是两条道路的争胜负。所以，从康世恩开始，整个石油系统有那样的表现，而且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大庆人对当年的处理结​果耿耿于怀，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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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宋振明此时显然会记起自己五年前的那笔“买卖”，明白自己只要后退一步，整个“大庆精神”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都会被彻底否定——整个过程就如同当年拍《创​业》争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的诠释话语权一样，是出于同样的逻辑。所以，无论怎样蛮横无理，他都必须顶住。

但是，他显然低估了邓小平的决心，没有能够选准止损点，一步不退，死顶到底。毕​竟，七十二条人命触目惊心，这样的死定硬抗，很容易失去人心。结果，宋振明黯然离职，马骥祥锒铛入狱，康世恩大势去矣，余秋里则干脆从工业交通战线领导人的位置上被排挤掉——尽管在今天​看来，从管工业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不是什么贬黜；但对余秋里而言，正是他年富力强、欲凭着自己的经验和威望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大展宏图的当口，可却在此时遭到排挤，回到已经离开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军队，其个中的辛酸，实难与人言。

此后，谷牧领导了中国整个城市经济改革的布局阶段，改革终于进入了直接与 “保守派”对垒的攻坚阶段。但是，攻坚的进程很不顺利，因为整个国家计委统领的原有经济体制的“存量部分”，已经被牢牢把持在“保守派”手中。为了完成攻坚，才设计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方案，其基本意图就是要在计划经济格局之外的“增量部分”，以价格为杠杆、以市场交易为手段，完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样既可以拉拢腐蚀计划经济的基础，又可以表现出比“僵化的传统体制”更大的灵活和公平性，从而最终让全体人民在实践中认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等到自然规律将那些“僵化保守”的“老家伙”淘汰掉之后，就可以凭着民心所向，顺利​地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

从逻辑而言，这是一个很务实且成算很大的方案。不幸的是，任何历史进程都不是简单的逻辑就可以决定的。一种逻辑，必须和现实碰面，必须经受人性对其进行扭曲的考验。一种不​具有现实条件的方案，不可能成功；一种不能战胜人性中的某些诱惑的改革，即便成功，那结果很可能会让所有人扼腕！——当年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就遇到了这样的绝境。

那时，整个中国经济的产能严重不足，到处都面临瓶颈制约，只能勉强保证正常的工农业生产和基本的人民生活需要，根本没有什么“增量财富”去进行改革的攻坚。为了能使攻坚​展开，就把有限的物资人为地划出“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再利用一些高干子弟的私心杂念，先是滥发了一些货币，然后鼓励高干子弟进行以倒卖批文为主的“无本万利”的“​经营活动”。当时，由于中国还没有股市、楼市等可以套住流动性的所谓“理财工具”，因此流动性只能在不断进行的“批文交易”中被消化。高干子弟在此中可以上下其手、大获其利；而平民百姓就只能提​出自己不足万元的存款，或者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应对通胀预期，或者参与到投机倒卖的活动中，希望能分到一点边边角角的小利——城镇人民已经对“价格闯关”有了越来越多的微词​！

1988年12月26日，毛主席纪念堂自落成以来，迎来了最多的参观瞻仰者。当看到周围有金发碧眼的外国记者和一眼就可以看到的明明暗暗的“中方陪同人员”时，瞻仰者故意​大声议论，表达着自己对于“改革”的强烈不满和对“文革”的热切呼唤。外媒发表评论：中国用十年的时间走出了毛泽东时代，现在很有可能再用十年的时间走回毛泽东时代。更危​险的是，生产资料的炒作投机，导致农用物资价格的上升，而在人民公社解散后，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各种公共服务的初步“市场化”以及农村越来越明显的贫富分化倾向，使得农民的大​多数对于“改革”的态度，正在迅速转变。

面临这样的形势，中央只能做出调整，开始进行经济秩序的治理整顿。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被剥夺了领导经济的权力，由总理李鹏主持治理整顿。由于一些措施断了正畅快淋漓大赚特赚的那些人的财路​，于是这些人迁怒于总理，不断散布一些“路边社”的消息。

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些消息在一些“民间消息灵通人士”心目中，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这样的舆论氛围，又使一些人错​误判断了民心所向，以为只要集中全力攻击总理，就可以将“保守派”彻底边缘化，搬开改革道路最后的、也是最大的障碍。于是，一些动员便在国内外迅速展开了。由于这些人把持着国​内的媒体和向国外媒体驻华记者提供信息的渠道，所以这种肤浅的认识，居然在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受众意识中成为“普遍共识”——形势已经很微妙了！

面对这样的局势，邓小平和胡耀邦都感觉到巨大的风险。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不能乱”，胡耀邦在去世前半年一直忧心焦虑却无能为力。总书记赵紫阳却以为这是自己扳倒总理李鹏、重掌​经济领导权的机会，于是他对一些人纵容甚至鼓励。最后，事态终于发展到即将失控的程度。

促使邓小平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的因素是：当那些人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子上街时，老百姓​只是同情他们；可是当他们打出“反官倒、反腐败、反通胀”的旗帜时，仅北京每天就有几十万人声援。如果不把事态压下去，风潮一起，被扳倒的就不是主持治理整顿的人，而是那些“造成了治理整顿​的绝对必要性”的所谓“改革派”。但是，此时的强力手段已经不是邓小平可以任意选择的了，最终只好用最极端的手段平息了事态。

在邓小平的坚持下，“改革派”的幸存者李瑞环出任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当时总的基调却是“反和平演变”。在这样的形势下，李瑞环的活动空间很小，只能先搞“扫黄打非”，再提“稳定祥和”进行拖延。

在胡乔木的领导下，中央宣传部虽欲有所作为，但上面还有李瑞环，这使得一些措施受到很大掣肘。而且，各个主要媒体的负责人基本没有变化，因此基调虽然变了，这些媒体的内心倾向依旧。于是，在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时就只能搞些“党八股”的东西，所谓“言语无味，面目可憎”——此间虽然播出了一部以王进喜为主人公的电视剧，但是效果实在有限，甚至于连电视剧的名字都没有给人留下印象。

拖到1991年，突然发生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一方面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都相信，中共政权很难再坚持五年；另一方面，一些人沉不住气，积极主张完全放弃改革路线，全面恢复1​966年的体制。倒是邓小平和陈云都比较沉稳，主张再看一看。最后，还是邓小平决定主动出击，于1992年开始南巡。

1992年6月，在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说了一些对当时因抵制“南巡​谈话”而辞职的几位领导干部极度不满的话。当年秋天的中共“十四大”，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被确认为党的基本指导思想。此后，中国的改革进入波诡云谲的阶段。

在这几年中，余秋里和康世恩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算是退居二线；党的“十四大”决定撤销顾问委员会，于是两位算是彻底休养了。马骥祥刑满出狱，被安排到大庆，很快办理了离休，并于1996​年去世。宋振明于1990年6月13日病逝——他去职后没有回到河北馆陶老家，而是回到大庆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当时，他乘火车到大庆，下车后被用轮椅送到市中心的万人广场，赋诗一首，​便悄无声息了。

宋振明去世后，当时的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他的老领导都送了花圈，只有余秋里的花圈被愤怒的大庆人从会场扔了出来。有人告诉余秋里，大庆人抱怨他十年前没有为宋振明说话​。余秋里老泪纵横：“他是我的老部下，我看着他成长起来的，能不为他说话么？可是......”可是党性原则要求他必须承受住大庆人的情绪而不能为自己辩白。他为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权威，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必须承受这样的情感痛苦！此后，余秋里彻底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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