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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主: 初中生

金缕曲 立雪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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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0-1-3 22:36:28 | 顯示全部樓層
原帖由 micmag 於 2010-1-2 02:31 PM 發表。


戰後老美駐日司令部第一時間瓦解了五大財閥,
~~一個主權國家的最普遍國力表徵,當然與其經濟產業的財力與技術力密不可分
~~主軸產業永遠是掌握在政府的好,可更易打出政策牌,也相對容易達到穏定經濟的調節
~~若然主軸產業不幸落入唯利是圖的商團手上時,就容易成為制肘政府政策的談判籌碼
~~但也不能像烏蘇羅殺國哪樣,成功緊握著主軸產業的咽喉,可力度過猛,反弄個休克昏迷出來。

~~日本比較特殊,自田中角榮大興工木,大搞基建,拉動內需
~~核心城市與鄉下的距離被集體高速運輸及高速公路網縮短了
~~縣市城鄉都分享到了經濟的肥水,但在城鄉距離縮短的同時,貧富之差又拉闊了。
~~從來哪裡人多就是票多,為鞏固黨派票倉,於是打出了大幅補貼農民
~~最早被富起來的人所壓迫的低層勞動者結集成為組合
~~於是又要定期的做做秀,在國際層面說些瘋言去討好鞏固極右的支持

~~法律禁止種票,也禁止企業獻金,
~~商團主便在社內叮囑員工,分散以個人名義小額損助於政黨,
~~選出來的,當然在潛意識上代表特定立場及作出或多或少的政策回扣。
~~日本從前就有過企業投下巨額損款,改變集體高速運輸的路線去開發獲利
~~商團就是選舉機器的奶媽,這點不能否認。

~~不過歴史也充份證明了經濟力不完全等如國力的事例,
~~日本用第一個泡沬的錢,堆到併購海外資產的賭卓上,
~~幸運地成功地從美國人手上贏取了第二個爆破的泡沬。


反正我是不相信选票的,兄弟在美国混,有一段时间就去学怎样作票,不是事后才去作票,而是事前就作好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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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1-4 11:41:08 | 顯示全部樓層
~~小狐的確是有輕度亂言的毛病,
~~以前在日語學校的時候,主任老師就下過『思維與表達能力不協調』的評語,
~~其實看到了初爺的回貼,實在是十二分的高興及萬幸,
~~有點像回到大學校園,得到恩師指出思路問題及給與正確的有系統疏理一般,
~~對國內的事情,小狐不能假設其他人也像小狐一樣,但可以肯定小狐的確是無知,
~~為所能收集到的知識或一般見解都是非常的片面,所以衷心感謝初教授的指導及糾正。

~~神權、族權、金權的現實版三權分立再加上專權
~~小狐也是不相信選舉被諭為的神聖不可侵,
~~選舉的可操作性及金權專權可掛鈎性太高了。
~~小狐繼續以一顆甚麼都可接受的戲迷的心去看待人民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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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0-1-6 19:29:28 | 顯示全部樓層
原帖由 micmag 於 2010-1-4 11:41 AM 發表。
~~小狐的確是有輕度亂言的毛病,
~~以前在日語學校的時候,主任老師就下過『思維與表達能力不協調』的評語,
~~其實看到了初爺的回貼,實在是十二分的高興及萬幸,
~~有點像回到大學校園,得到恩師指出思路問題及給與正確的有系統疏理一般,
~~對國內的事情,小狐不能假設其他人也像小狐一樣,但可以肯定小狐的確是無知,
~~為所能收集到的知識或一般見解都是非常的片面,所以衷心感謝初教授的指導及糾正。

~~神權、族權、金權的現實版三權分立再加上專權
~~小狐也是不相信選舉被諭為的神聖不可侵,
~~選舉的可操作性及金權專權可掛鈎性太高了。
~~小狐繼續以一顆甚麼都可接受的戲迷的心去看待人民藝術。


哟,狐爷瞧您这扯的,咱哪能当人老师呀,今儿咱路过街口,正好看见王大花她儿子领一群人正打群架呢,咱当然让小屁咳子们不能打架呀,您说对不?可人王家小少爷说:“您就别充善人了,上个月还跟胡同口面馆那儿揍人呢,这会子又跟这儿拉架来了,您别是拉偏架吧?”——您说我找谁说理去呀?咱上个月揍的那位可是本处地面上的武混混!

得了,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吧,您说咱今儿这思想道德课老师当的,那叫一个背!不过嘛,谁打小不是这么过来的呀?管他干嘛?对不?都不打架,日后要是打仗了,一国弱不禁风的书生,谁挑头保家卫国呀,您说对吧?

不能,不能当人老师,当着当着,光图自己过瘾了,说不定扼杀了民族根苗,那罪过可就大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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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1-6 20:50:04 | 顯示全部樓層
~~不見初爺數天,心想不妙了,或許在世界某某角落又要發生某某值關注的事兒似的
~~又或者小狐的幼稚表達,繪不出心中哪對初爺的文風及博聞的傾慕及敬仰?
~~其實每一段初爺的選貼小狐都很用心的看不只一次,毎次都有看到及觸碰到新知識。

~~說句真搞笑的,剛開始在術網看到初爺貼文,偶有對國內情況不時勵斥敢言,
~~還差丁點兒就誤會爺您會否是個專宣反論的輪子頭領呢,,,汗!!
~~及後看多了初爺的貼文,方知有爺的存在,實在是咱們的福氣呢

~~愛國且務實的意識形態對於一個民族的團結,確實非常重要
~~相信是來自這份務實,初爺才兼理正反兩面的觀點與信息,給我們帶來不同視野的新知呢

~~小狐的亂語病又在不經意間發作了,還是轉個話題
~~自去年一別匆匆,眾網友也甚念同期間忍遁的...
~~演活了巡暴房捕快角色的王大花姐,以及專研古籍的京氏兄
~~他們都好嗎?
~~打個招呼順便問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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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1-6 22:36:32 | 顯示全部樓層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0-1-6 07:29 PM 發表。
都不打架,日后要是打仗了,一国弱不禁风的书生,谁挑头保家卫国呀,您说对吧?
...



有時你想打架也沒機會打,你老來看看,挑這樣的日子擺陣打擂台,不就是存心讓你錯過打擂台的時機嗎?


中大南校區校園規劃公示http://www.upopph.cn/pph/content/5466.aspx
公示日期20091224-20100107

[ 本帖最後由 小狗子 於 2010-1-6 10:39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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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0-1-7 00:18:12 | 顯示全部樓層
原帖由 小狗子 於 2010-1-6 10:36 PM 發表。


有時你想打洧S機會打,你老來看看,挑這樣的日子擺陣打擂台,不就是存心讓你錯過打擂台的時機嗎?


中大南校區校園規劃公示http://www.upopph.cn/pph/content/5466.aspx公示日期20091224-20100107


哟,怎么着狗爷,谁敢惹您老人家?共匪到广州抢您老人家地盘啦?您上头说的咱没太明白,回头得空您给咱细细说道说道,咱也长长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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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1-7 12:16:18 | 顯示全部樓層
看初爷的帖子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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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0-1-9 02:18:36 | 顯示全部樓層
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


黄纪苏



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界出了梁启超、梁漱溟、郭沫若、吕思勉、潘光旦、钱穆、陈寅恪、费孝通这些杰出人物,他们都学有根基,富于真知灼见,能成一家之言。新中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确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本来是有强大解释力的,可一旦成为教条,反倒束缚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

这30年,学术界按说够热闹的了,以中国社会100多年来的九曲九折的巨变,社会神经感受到的刺激应该是够强烈了,学术思想的原动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看不到多少有原创力的东西呢?当然,回到世界体系内,跟着英美重新当学徒,这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既然当学徒,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东西都是师傅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时中国不过是跟着西方另一位师傅当学徒而已。所以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只有到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的重生再造,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让师傅离休下岗,中国的学术文化才可能真正出现大的气象。

但话也得从另一头说,人文社科跟自然科学还不一样,它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民族性,其普适的程度要远远低于后者。你跟外面的师傅学是能学到一些东西,解决共性的问题;但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那部分,你是没有师傅的,你只能把自己当师傅。

1840年这一跤,中国真是摔蒙了,天旋地转,看谁都像师傅。本来“中体西用”放人文社科这块比放哪儿都合适,晚清民初这批读书人,从小读的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他就是想全盘西化、把中国这个“体”当狗扔了,它也要自己找回来,鲁迅就是例子。青年学子对他说,你对旧东西掌握得那么圆熟,我们觉得你真棒!鲁迅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那些东西我不是想扔扔不掉嘛!

当时就是想扔,连着中医、中国戏、中国字什么都扔,但这些东西哪儿那么容易扔掉的?所以到后来又提“民族化”、“民族气派”,提“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按说顺着这个路子是可以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你想那会儿帝、修、反都不要,可不只剩自己了么?但到末了连自己也没剩下——“文革”时期没有学术,因为不要的东西太多了,营养严重缺乏,把自己整得骨瘦如柴,一切都谈不上了。

八九十年代的这拨知识精英由于生在封、资、修被通通取缔的年代,四书五经还真没读过,读的净是《半夜鸡叫》,他就是想中体西用也无从下手,更何况他们再也不想中体西用了。我有个朋友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大历史系读书,他说:“这四年什么都没读,娘的光读外语了——还没读出来!”

他的情况当然极端了一点,但也挺有代表性。就举外语为例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会七八国外语的在大众眼里也就是“挺神乎”一主儿罢了,跟我们看人用脚穿针引线的感觉应该差不太多,会让我们佩服,但不会让我们自卑。前面说到钱钟书从80年代的学术界热到90年代的全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会好多种外语。我想中国也有会好多种地方方言的人,但就没有流传出来成为佳话。其实就是会斯瓦希里语、越南老挝语,甚至俄语、西班牙语也没什么用,还是得人均GDP高的那些国家的语言。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那种社会心理、学术风气的经济基础,简单说,就是美元跟人民币1:8的比率。

我们再说第三个原因:干西学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运输队致富快。80年代出国,省一顿饭就能带回件小玩意,小玩意别看个头不大影响很大,往家里一摆,女同学见了就很可能就变成女朋友。当时经常听到,有学者出国为了多带些小玩意回来,顿顿方便面,由于营养跟不上,回国下飞机都是抬下来的。学者们去西天取经,取回美元、马克和大好前程,被鲜花绕着,聚光灯照着,媒婆堵着,飘飘忽忽,哪儿还记得什么“中体西用”啊,他只恨自己这“体”生得不对,不幸生在了黄河两岸,只能站在黄土高坡上临风做自我批评,说黄土地上的体制不好、文化不好、人种不好、历史不好,地形地貌全都不好。都不好,怎么办呢?一些有宏伟政治抱负的说,那就让我们把东土改造成西天吧!另一些人说,那得猴年马月了,咱还争取直接移民西天得了。他们在争取移民的过程中发现,西天千好万好就是使馆签证处不好——不是所有人都给签。

不让签也没关系,他们照样跟西方接轨。因为是摸着黑接的,有时会接出妙趣横生的结果来。随便举个例子,我原来干《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活儿,有回碰到一篇稿子,谈的是中国文学,里面有这么个词儿“世界新质生存母体关怀倾向”,一看头就大了。我找到作者说:“这要译成英文!——估计你也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你能不能把原文告诉我?”

他说:“我也是抄来的,不知道原文怎么说。”

我说:“那你就用家常话给我解释一下。”

他说:“你就自己解释了吧。”

我说:“是‘新生活’么?”

他说:“没错,没错,就那个意思。”

作者其实挺朴实的真是个好人,根本不是咋咋呼呼的新新人类,而且40来岁,本来是能好好说话的,但他说现在学术界就吃这套——显然也是被逼无奈。

这路东西,90年代以来在史学理论和文艺批评中比比皆是。我有回浏览杂志看到什么“A层面上的D线效应”、“B层面上的F线效应”,还以为是说二极管什么的呢,其实说的是中国话剧!

学者们走到这一步还真不是学习西方,而是冒充西方了,因为西方好像也没到这地步。北京开的那家连锁店“加州牛肉面大王”,总部据说在加利福尼亚,历史据说有一两百年。有爱吃这面的去加州想尝回正宗,一打听根本没这么个店。

前些时香港有位大陆出去、在国外绕了一圈绕到那儿的政治学者丁学良教授,他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够国际学术水准(也就是在国外什么杂志上发表了多少文章)的不过五人,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于是我对这个人便有了印象。有次等车买了张小报,上面正好有篇文章介绍他是中国“能品洋葡萄酒”的第一人。后来我又看到一篇报道,讲他从安徽山沟到社科院马列所,再到哈佛大学的成功攀登之路,也真是个人奋斗的一个小典范啊!他填出生日期只能填出年和月来,因为家里当年穷得买不起日历,父母只记得他呱呱落地、嗷嗷待哺的那段日子大雨倾盆,估计是盛夏。最近,我转到他的博客上浏览了一下,见他写的文章也跟《管锥篇》似的净是括号加外文,再一看那外文净是power、freedom、people之类,都是吓唬安徽失学农民兄弟的。本来从底层向上奋斗,特别值得大家的理解和同情,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公平的精神,也给社会带来生机和活力,但像这样把自己奋斗成一个蹩脚的“高等华人”,就不太有意思了,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学者群体中,可不能说是少数现象。由这帮睡觉都要打领带的学人出任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你又怎么能指望中国很快能出现有原创力、有“自由之精神”、符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发展的学术文化呢?

前一段时间,中国政法大学一个男老师被男学生当堂砍死,原因据说是因为一名女学生。这件事情的始末原委还不完全清楚,但从网上报上披露的消息也能看出大概来。这位老师40多岁,来自湖北乡下,在法国留学多年,自觉血管里流的已经是“法兰西血液”,要以红格子裤的另类穿戴,把自己打造成大学校园的一道浪漫风景。这还不够,他还给女学生们写“徐志摩体”诗歌,还在课堂上跟学生夸耀自己法文比中文强,还在家里举办法国葡萄酒鉴赏派对,那感觉就好像他一生下来就被法国人抱养了似的。他从底层上来,想快点获得上层社会的身份标志,这没什么不对。但不幸的是,他弄了个法式徽章,法国不就是多风流韵事嘛。——要是英式、德式也不至于这样的结局。他正值中年,心未必不花,但也未必多花。不过既然佩戴了“地中海红帆”的法兰西徽章,他就不能不花,不花别人会说他那徽章是管人借的。于是寒光一闪,血花四溅。——可怜他夫人怀孕5个月,也可怜那个男学生的贫苦父母省吃俭用,刚把孩子培养成人。这个悲剧的背后显然有崇洋文化的因素。

话说回来,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术的洋奴化应该说稍稍好了点,原因比较简单——学者领到的人民币多了。国家发放的科研基金,几千已经不叫钱了,动辄几万几十万,那都是亿万劳动者辛辛苦苦干出来的,用老话说就是“民脂民膏”。怎奈被贪心学者蜂拥而上、须臾而尽——胡诌一篇谁也看不懂、谁也不会看的《科学发展之我见》就骗去了西部好几家农民一年的收入!某单位的领导就对下面的学者推心置腹说:“小钱(科研基金)你们自己去骗,大钱我帮你们(到财政部)去骗。”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精英对人民资产的抢劫,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学术腐败如今已严重到了见惯不怪、没人拿它当回事的程度。由于学术的腐败,读书人越来越没读书人的样子,一个个看着像官场上的小秘书、市场里的小商贩。小时候,商店卖东西的见小孩子淘气就嚷嚷说:“学生,学校是这么教你的么?”——那时社会对读书人的道德水准是有较高期待的。如今谁还把读书人当回事呢?他们也没把自己当回事,社会的化粪池里,他们不算最如鱼得水,但也够能扑腾的了。

从历史上看,读书人怎么也都还算是社会中比较健康的力量,带着棺材上任、国亡自沉的可不尽是读书人么?相对于其他群体,读书人成天“上下古今”,本来最有可能超越自身经验和利益,最有可能截断恶的链条、打破堕落的循环,成为前面说过的“社会改良的启动基金”。但今天,你看他们或一头扎当权者怀里,或歪坐在资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俩主儿轮包。我真纳闷,他们怎么会腐朽得这么神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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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0-1-9 03:02:12 | 顯示全部樓層
中国革命与阴谋史学

黄纪苏

今年距文革发动40年,结束30年。三四十年时光付诸史册或只一页一章,对于个人,则江声浩荡,滚滚半生流过了。文革为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折,中国革命被它推上百丈崖顶,继而轰然跌落为改革开放,真可谓"把条汉子跳起来就死了"。中国革命、终结它的文革、手造它们的毛泽东,当这一切呼啸而过,进入历史后,历史学仿佛忽然继承了大笔遗产的人家,可以想见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要干番事业——个别子女眼珠乱转,动了邪念也很寻常。


中华民族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由上古迄于清季,治乱因循,周而复始,基本格局未曾变化,鉴古往往可以知今。于是左言右事,石室金匮,累代积年便形成了丰厚的史学传统。历史将明镜高悬,当世的人物、典章、事件举头依稀见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于是忠贞之士效法往圣先贤,把取义成仁当成家常便饭;奸佞之辈见势不妙,纷纷跑去烧香拜佛——虽然没几个立地成佛。历史对现实的反馈和纠正作用,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突出特征。

历史既然是镜子,就应该为现实提供清晰准确的成像,"真"是历史学的第一要义,也是它的主流。但"真"的原则每因现实中疤癞眼、斜眼的敌视而贯彻不畅。疤癞眼斜眼们对"用"情有独钟,他们先把"实事求是"从"古为今用"上割下来扔在一边,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尽情剪裁历史拼接事实,有时好好的一件宽袍大袖就这样改成瘪三穿的鸡腿裤。只"用"不"真"的史学虽称逆流,但流量有时比主流还大。文革后期,当时仍叫做"造反派"的新官僚集团为了向旧官僚集团争夺权力,抓壮丁似地把周公、始皇、盐铁论一股脑儿抓去搞影射史学。那样的历史近乎哈哈镜,对着哈哈镜Shaping,肯定不如不Shaping

文革结束后,"影射史学"虽然名义上被取缔,实际上却生生不息。有些对中国古代官场、民间社会,乃至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倒过来展读,便是一幅“中国民主路线图”。动机不能说坏,但牵强附会、拉皮条似地把优秀党员往红灯区拉,也不能说好。而且说远一点,中国到近代一个跟头栽在世界历史的大坐标上,被许多未曾见过的变数重新界定后,历史相似性已大大缩水,再用从尧舜到光宣的历史类比今人今事,便会空前走样。

后来的影射史观之"用"与文革时期有所不同,但一样富于幽默感。譬如海外激进民运人物,有一阵就痛感当年奔窜海隅的孙中山、黄兴就是当下的自己——怀揣这样的感觉四处蹭饭是种难得的乐趣也说不定。而国内越混越四通八达的保守主义精英,则怎么看孙中山怎么像网络愤青或失意绿卡族,比边缘知识分子洪秀全出息不到哪儿去。


影射比附之外,这些年更有种贼头贼脑的阴谋史学出没无时。影射史学还仅仅指廘为马,到阴谋史学就黄土抟人了——当然不是每个细节而是关键部位。

阴谋史学出现在与现实利益斗争关系最紧密的中国革命史和文革史,尤其集中在毛泽东身上。10多年前《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耸动一时,其写作翻译过程疑窦丛生,但究竟是否阴谋史学,还要俟之将来,看台湾和美国情报部门有关档案解密的情况。最近张戎女士和其夫君合著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西方反共知识界是期望它跟《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一样,在撕画皮、砸牌坊方面再立新功的。也难得作者走南闯北风尘仆仆访人访书,网罗到成堆的大路新闻、小道消息。只可惜这些不知用多少机票和的票换来的"知识",经由比家庭妇女还浅薄的见识深加工后,就像一颗颗被没牙老头嘬过的花生米,让人扔也不是吃也不是。此书一惊一乍的不少"发见",在知人阅世方面缺少后青春期起码的成熟。平心而论,张氏此书并不在阴谋史学之列,但确实属于同一文化战争,只不过是地上部分。


典型的文化地道战,当推前一向网上传了又传的《沉重的揭秘: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一文。这篇东西,也许算不上阴谋史学的力作或杰作,但起码是成功之作。标准很简单:不少朋友读了都信以为真!

田家英曾任毛的政治秘书,能独立思考,有出众的才华,后因观点上的分歧渐不为毛所用,1966年更被停职并勒令搬出中南海。田不堪巨大的心理-政治压力,于5月23日在办公室自缢身亡,成为文革中继邓拓之后最先倒下的中共高干,1980年3月终获平反并召开追悼会。以上是根据官方或准官方信息获得的史实。

沉重的揭秘》一文则发掘出"新史料",即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0-四-00九0-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以及"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的汪东兴关于"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以及被列为"中办(一九八0-五-00七九-七)号档案"的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的谈话

根据“新史料”复原的新史实梗概如下:1980 年4月中共中央应田家英家属要求重新调查田死亡真相;汪东兴向中央交待,田实为汪手下的卫士所击毙;华国锋主政时亦曾向汪过问此事,汪说田"知道事太多",毛"一直不放心"。

这样的史实如果成立,毛作为共产黑帮老大的形象就更丰满了——他不仅(据《私人医生回忆录》)生活上是淫棍,政治上还是恶棍。

对以上史料史实,笔者将信将疑,遂托友人苏铁山向中央文献研究室查询究竟。据铁山转述文献室友人的答复,前述档案纯系捏造。

另外通过友人介绍,笔者还走访了田家英女儿曾自,向她核实《揭秘》一文所述"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一事的真伪。曾女士爽人快语:"我父亲就是自杀的,我们家属根本没写那信,全是那帮人为了非毛瞎编出来的。"

事情至此,田家英的死法(自杀)连同死因(心理-政治压力)重又回到阳光之下。当时颇慨叹作伪者心地的黑暗,竟至伸手不见五指。相形之下,文革中为定刘少奇的叛徒罪,专案组用枪顶着证人的太阳穴令其好好回忆,野蛮中真还流露出对事实的某种“执著”。

因又想起十五六年前张爱蓓女士《叫父亲太沉重》一书即出,海内哗然:中国革命的道德楷模周恩来奔走国事之余,还走进作者母亲的卧室,并生下一位旷世活宝。此事后来证明亦属胡编乱造,笔者亦尝感叹世界之奇诡,全然不能度之以常人常理:张女士为自己想富贵,为姆妈想浪漫,这都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她怎么就不为她爹爹中国农民张老汉的名誉想一想呢?此书属于典型的阴谋文学,在解构中国革命这一点上,文史的确相通。

按西方出版商为张戎《
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所做广告,此类作品的使命是"改变历史"。但中国革命经30年沧海桑田、陵谷易处,大体已归入秦砖汉瓦一流。也就是说,历史基本上改变完了。如今做意识形态大买卖的,都眉清目秀地向维权、宪政方面想点子,只有不爱洗澡的小包工头总惦记着毛故居改化粪池的工程──至于阴瘙八角虫似地在革命的裤裆里爬进爬出,以google马克思的私生女、毛泽东的女人们为业的角色,就更等而下之了。

毛一身承载几个时代,双脚走过无数情境,他错综斑斓的人生浓缩或折射了中国革命萦回崎岖的历程。这的确为观望他的各种角度提供了一定正当性,但同时也提出了整体把握的高标准严要求。那种认为毛学历不高于是对知识分子长恨不已的小市民视角,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偏差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拉开裤链看毛的"下半身"视角,如果只是对那个时代过度禁欲主义的一种变形批评,也有可同情之处,但真实的毛不可能是西门庆,当然也不会是高僧。无论哪个角度,都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相反。

毛泽东带领中华民族经九曲九折,一雪百年屈辱,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他后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探讨,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这样一位开天辟地又掀翻天地的人物,无论功过,都属于不世出的巨人。只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他并没有大过他的时代,也无须笼罩不属于他的历史。

丑化毛固然可鄙,重新神化他也不可取。无论是用毛时代的失败掩饰今天的失败,还是用今天的苦难抵消毛时代的苦难,两种异曲同工的态度都不能持之久远。他的全部遗产包括成败得失,都应成为今天我们强身免疫的补品,成为我们面对现实问题、探讨未来道路的参照。但营养而已,参照而已,毛的理论与实践毕竟是他那个时代许多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把老路标重新树立起来,能否将酒吧一条街还原为工农大道,天算非我所知,人算则以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在古希腊时代都不容易,今天就更难了。对于重新出发的社会正义,毛不必是当头的红日,人民群众的旗帜应是人民群众自己。——其实,毛的精神最夺目之处,恰恰是为了源头通浚、活水长流而敢教天大的“主义”退居二线。毛的真正传人,或真正呼吸到他灵魂的人,应具有超越他的志气。


还是回到历史。随着时代的推移,真理原则越来越成为人类衡量是非的一个基本尺度。如今除了对癌症患者隐瞒病情、对敌国探子隐瞒军情或向受灾群众化名捐款等少数行为外,蓄意篡改乃至编造事实已为常人所不为,贤人所不齿。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为作史立一道德标准,即"史德",说的是"著书者之心术"。阴谋史学爱好者的心术,无非为逞一时之快而不择手段。对这种旦暮人生及时行乐之辈,告诉他"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的道理,无异于给猫咪讲《离骚》。不过替资产阶级的整体长远利益着想,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历史,实在应该胸怀再博大些,手脚再干净点。

前面说了,历史该变的已大体变完,如果胜利者来到凯旋门下,还是地下过街道卖黄碟时的贼眉鼠眼,只怕不是富贵满堂、长宜子孙的好兆势。至于失败的一方,也要勇敢面对历史,正视失败,承认错误,善不掩,恶不隐。已经输得所剩无几,对于大跃进饿死了人、文革造成巨大损失、毛也犯错误这类事实,再连签单的气量都没有,那就真没什么可再输的了。
附记:

笔者撰写此文过程中曾向田家英女儿曾自核定有关内容。曾女士在电话中说:失去父亲对她是件痛苦的事情,年龄越大这种越感觉越是强烈。尽管如此,对于一些人出于非毛的目的将田往反毛斗士方向塑造,曾不以为然,因为那不是她感受理解到的真相。

此番话让我想起梁漱溟晚年面对众人"一代直声"之类追捧时所说的那句"当时我哪儿敢!",以及他对当年争论的深刻反思。这种不为时趋左右、求真守实、独立不移的品格真令人肃然起敬,它赋予无毛直立动物某种近乎神性的高贵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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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0-1-9 03:11:33 | 顯示全部樓層
关于《毛泽东选集真相》跟朋友们的通信


黄纪苏


现在网上又在流传一篇题为《毛泽东选集真相》的文章,言之凿凿,称收入《毛选》的许多文章并毛的手笔,是被毛贪污了的。Email上的朋友们读了这篇东西反应强烈,以致恨屋及乌,迁怒到了好意转发的朋友——这就没必要了。我也跟朋友们交流了一点想法,贴在这儿跟网友继续交流吧。

前几年网上流传田家英死因的新说法,说得有鼻子有言,敝人也是将信将疑。后来下决心一查到底,查到党史办负责人和田家英的亲属,都说没这回事,至此方知那是有人诚心杜撰,连添油加醋都不是(参见拙作《中国革命与阴谋史学》)。郭松民对这种意识形态斗争“流氓化”的倾向愤愤不平,是可以理解的。如今闹腾的毛著作权纠纷,我猜是从前些年闹腾的“毛著稿费”那儿扩展来的。此事我没功夫也没路子再去搞调查了,仅根据常识做点推断。

首先,毛是政治领袖而非签约作家,他的一些著作,其形成过程比通常情况要复杂一些,是完全可能的。但以此指毛贪他人之功为己有,则是用瘦人的腰带量胖人的腰围了。我想,毛即便贪也应该是巨贪,贪“几百年出一个”、“几千年出一个”那种大号的,像这类博士及其导师们才孜孜以求的小黑芝麻,毛会动心么?

再者,毛是文章高手,自有一层文人身份,文人都适用的“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法则,想必也适用于毛。就说《实践论》吧,那在毛是重头文章,往俗了说,毛要用它在党内树立自己的理论地位的。共产党内当年有比赛背马列的习惯,王明最是口若悬河,据说听得林彪、周恩来等如醉如痴。毛当时成天找人聊哲学、讨论哲学,一身的经验和苦水,再加满腹的心得,就等着一挥而就呢,怎么舍得请枪手隔靴搔痒,还白送“毛泽东”冠名权呢——当然请人“斧正”、“赐正”是很有可能的。记得毛也说过,“两论”当时就是赌一口气熬多少夜写出来的;又记得毛的警卫回忆:有一天毛满眼血丝将手稿交给他拿到延河对岸去印刷。毛的延安岁月相对悠闲,跳舞有时间,搞对象有时间,读书作文当然也有时间。既然有时间,舞文弄墨的瘾干吗让别人去过呢?

最后,说到诗词,胡乔木的新旧体诗我都读过,气局小几号,风格另一路。(他的新诗集好像叫《人比月亮更美丽》,小资着呢!)说《沁园春·雪》是他做的,说者一定也姓胡。

记得从前余英时也说过郭沫若抄袭钱穆的什么说法,我当时就不信,因为郭沫若属于天才型学者,说法有过剩的问题,没有匮乏的问题,跟本用不着东抄西借。后来历史所老资料员翟清福先生果然一五一十考证出来:在郭沫若的说法和钱穆的说法之前,已有梁启超的说法了。——我想钱穆也没抄梁启超,才多大的一件事啊,人家几个英雄所见略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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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0-1-9 03:22:59 | 顯示全部樓層
胡木英回忆父亲胡乔木:读书写作一辈子

11月10日,北京万寿路两侧高大的乔木下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我们一路前行,胡木英家就在前方。


胡木英,胡乔木之女、国家工商总局的退休干部。在一排排中直机关的住宅楼里,胡木英家并未显得特殊。墙上的胡乔木伏案照高悬,仿佛告诉我们并不为人所知的父女往事。


“父亲不健谈也不很爱聊天,散步时也不大理我们,总是自己想自己的事情。”69岁的胡木英快人快语,不似传说中乃父的沉默和内敛。


被誉为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的胡乔木,从毛泽东秘书到“党内一支笔”再到“新闻大管家”,经历了怎样的宦海沉浮?除了新华社的千字文简历,外界对其所知甚少。



毛泽东点名招秘书:“乔木是个人才”


对于胡乔木来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我是1941年1月23日生于延安。我出生半个月左右,父亲就去给主席当秘书了。”胡木英说。


此时,胡乔木和夫人谷羽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父亲当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这一年的1月上旬,皖南事变爆发,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为此,中共高层通宵达旦地开会,毛泽东更是异常忙碌。


2月上旬的一个清晨,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突然来到胡乔木所住的窑洞。对于当时的场景,胡木英说:“母亲亲历了这个过程。”


王若飞对胡乔木说道:“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他那里做秘书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于是,陈伯达将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


1941年秋天,杨尚昆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认识了给九月政治局会议做记录的胡乔木。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回忆说,“他不到三十岁,一介书生,清秀文雅;在会上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庆谈判以后的事。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胡木英对父亲的延安时期知之甚少,一方面当时年纪小,一方面是“父亲忙着工作,并不在家里待着,在家的时候就是写东西。”不停写东西的胡乔木有件事情让女儿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延安的窑洞家里伏在桌子上写东西,桌底下放了一个炭火盆,脚踩在炭火盆边上,暖和一点,结果有一次他写着写着就忘了,就把鞋子给烧了。”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说《沁园春·雪》是你父亲写的?


胡木英:不是。父亲没参加过长征,壮丽景观没经历过,这不是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而且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不会写出主席那样的气魄。


创作党史中的《史记》


1949年6月,毛泽东离开香山双清别墅进驻中南海丰泽园,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亦随之搬进中南海。


8岁的胡木英跟着父亲进了中南海。胡乔木的家在春藕斋西边的静谷,同住在静谷的,还有由胡乔木推荐当了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当时我们家就住在进入静谷门内左手那排房子,三间厢房,包括了父亲的办公室和全家住处。我记得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部分人,当时也在静谷办公。”


胡乔木虽然仍是毛泽东的秘书,但是工作内容开始发生变化。胡乔木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新闻出版总署第一任署长,后又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胡木英至今记得1954年的一天去毛泽东家看电影时的情景。“那天傍晚,家里的电话铃响了,父亲接电话才知道是主席打来的,邀父亲到他家看电影。父亲带上我去了丰泽园。”


放映的影片名叫《葡萄熟了的时候》,这是一部刚刚摄制完的国产片。


胡木英跟父亲去毛泽东所在的丰润园“菊香书屋”看电影这是仅有的一次,更多的时候是胡乔木接到电话后就去领任务。于是,胡乔木参与了共和国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和定稿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胡乔木的名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被称为党史中的《史记》。


这是在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胡乔木为中央写的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父亲坐在放满凉水的澡盆里,趴在一块木板上写”,由于胡乔木对党的30年的历史非常熟稔,“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


杨尚昆回忆说,“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195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此书再版多次,每次再版父亲还要‘精雕细刻’一下。”胡木英说。


1950年下半年到1954年,胡乔木家又搬到了怀仁堂南面的颐园,与彭德怀住的永福堂正好是前后院。


胡木英对彭老总家的地图记忆深刻,一次她随父亲到彭老总家,看到办公室一个巨大无比的地图,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县、区、公社,甚至更小的区域单位,都标得清楚细致。“我后来才知道,军事地图才是那样详尽的”。


《中国经济周刊》:胡乔木被称为中共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胡木英:他在世时从来没人提。我也没听说过有这个说法。文革后邓小平提出,党内几十年文件都是通过胡乔木的手,他确实是党内第一支笔,因为对他这么多年的了解,还是用他合适。——邓小平也有理由,因为过去毛主席、周总理都说过,“有乔木就有饭吃”,就是能写出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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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0-1-9 03:26:25 | 顯示全部樓層
胡乔木复读者耿庆国信:我六十年代以前从没填过词

耿庆国同志:

一月十日来信收到。你在毕业后决心服从国家的分配,到党最需要的任何地方去,搞一辈子革命和建设,这个志愿很好,祝你成功地实现你的愿望。你对于我的几首词感觉兴趣,因而问起我以前写过的能不能发表。我告诉你吧,以前我没有写过词,这次发表的是我初次的习作。以后可能还写一些或发表一些,但这现在还不能决定。当然,我以前曾经读过一些词,作过一些初步的研究,否则是不会一下子就写出来的。

词这种文学体裁很特殊,严格地说来是已经过时了,要学习写作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以便掌握有关知识和技巧,因此我并不鼓励你认真去写它。你写的几首,热情是有的,但是对于文字的掌握还没有“过关”,有不少词语用得不恰当。比较起来,末一首《渔家傲》文字通畅,但是情韵还嫌有些不够味,需要更多的精练和抒情化。我想,你有了这份革命的热情,这是最重要的,至于写不写词,或者写得好不好,这对于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的青年来说并不重要。   

我近年由于得了比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能工作,也因此才有时间学习这些东西。虽然它们的内容完全是革命的,没有旧诗词中常见的那些坏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如列宁所说,写革命都不如实干革命更为有趣。不多谈了,祝你顺利地完成你的毕业论文。

胡乔木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来源:《胡乔木诗词集》第204-205页,《胡乔木传》编写组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2年0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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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0-1-9 03:59:55 | 顯示全部樓層
从一段往事看毛泽东与胡乔木的文学水平

againair

1998
年第六期(总第119期)《随笔》里许敏歧的《毛泽东对胡乔木<词十六首>的修改》,记录了毛泽东为胡乔木修改并推荐发表十六阕词牌的一段往事,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于与胡乔木文学水平的高下。

时任《人民文学》诗歌编辑的许敏歧收到了一个大信封,信封里是胡乔木《词十六首》的打印件,大约是送给毛泽东主席指正的,上面毛泽东用铅笔做了多处改动,并在稿件第一页的边上写了“送交诗刊发表”几个字。许敏歧记下了其中修改的八处。

胡词:“万里风云会,不用百年期”,毛改为:“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引用了“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的典故,较之空泛的“百年期”,其气魄不可同日而语。

胡词:“谁与我,吼风奇剑,灭此生光”(第二句与《沁园春》词牌不符,疑有脱字),毛改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

许敏歧这样评价道:胡毕竟是一介书生,“吼风奇剑”也好,“灭此生光”也好,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愿望。毛泽东“舞倚天长剑”用的是艺术夸张,但每个字的后面,考之于当时,证之于后来都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


从上面两处改动,我们可以看出,《沁园春·雪》中流露出的那种气魄,是胡乔木所没有,而是毛泽东所独有的。

就气度而言,毛泽东我行我素的气度也是胡所不具备的。如胡在描写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几阙《菩萨蛮》里用“神仙万世人间锁,英雄不信能偷火”,来体现中国人打破核垄断的精神,“不信”二字包涵了不信邪、敢闯敢拼的意味;毛改之为“英雄毕竟能偷火”,“毕竟”两个字,更写出了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心和对封锁的轻蔑。

胡词:“攀山越水寻常事,此生不晓艰难字”,“不晓”二字已经很妙了,毛改为“英雄不识艰难字”,又平添了几分任意所之的境界。
至于胡词:“算千古繁华,长埋泪血”,毛改为:“长埋碧血”,化悲痛为悲壮。

胡词:“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犹污半面妆”,毛改为“西子羞污半面妆”,化被动视角为主动视角。

胡词:“十里长安道上,火树映风旗”,毛改为:“十里长安道上,火树映红旗”,明快之气跃然纸上,足以见毛泽东和胡乔木在炼字功底上的高下。


由此可见,现代一些所为揭密者,称《沁园春·雪》乃胡乔木为毛泽东捉刀,其下作水平绝对是在当年蒋介石的文化爪牙之上的。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0-1-9 04:01 A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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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0-1-9 05:26:40 | 顯示全部樓層
壮大公民社会的文艺


黄纪苏



中国这100多年处在剧变当中。剧变社会里,大家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匆匆赶路。五四那一代精英的感觉就是国亡无日,着急上火,看什么都像中国的病根,看汉字、中医、旧体诗、京剧什么什么的都不顺眼,觉得中国都是它们害的。那时候他们骂中国骂得很激烈也很过头,但并不幻灭,你从他们文章中读不出破罐破摔来。他们认为只要找对路,搬掉路障,实现了现代化,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到1949年由乱而治,中国从近代危机里第一次伸出头来,扬眉吐气,信心大增。全民族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日夜兼程。文化上要建设底层文化,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是不小的抱负。但因为时间短,建树不多,也不牢固,后来政治上往极左一偏,又把取得的一点成绩,如京剧现代化之类全赔进去了。



“文革”破产,使整个中国革命名誉扫地,并进而殃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山川人民。文化精英经历了近代以来最深刻也最肤浅的幻灭,所剩无几的灵魂后来又被市场社会洗劫一空。你看那帮名导演名演员,别看一个个干得挺欢,不少人怀里揣的都是外国护照。这年头揣哪国护照本来用不着指责人家,但起码这说明他没看好中国,对中国的命运没有担待,只想同甘不想共苦。



作为普通人,追涨杀跌、买绩优股抛垃圾股都很正常。问题在于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文化精英。很可惜,这些精英徒有精英的派头和行头,灵魂上比小市民还小市民,简直就是一帮乱哄哄的精神股民价值难民。他们干得再欢,也不过是个文艺包工头、打工仔,赶紧捞点名利“回家过年”——赶上风吹草动,他们一撒鸭子全没影,留下的净是烂尾楼。



再造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肯定不是这样的肩膀承担了的。这样一群精神上的叫花子,由他们做文化艺术的领头羊,能是什么结果呢?这30年的文艺当然有成就,但这成就跟中国的走势和气势不成比例。中国本应该出现伟大得多的文艺。



就说传统戏曲吧。上个世纪60年代“京剧现代化”再创辉煌的气象早已荡然无存,没完没了老是《三岔口》、《穆桂英挂帅》,现代生活也只能演点计划生育什么的。古不能为今所“用”,结果就是灭亡,于是大家纷纷挤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盒或收容所去求“生”,一种了无生气的生存。



外来的话剧,这30年来在艺术上没有完成民族化,思想上基本上没有走近过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前沿,这些年更成了插科打诨的去所,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谈不上多少贡献。



音乐剧都是《猫》、《西区故事》的生搬硬套,毫无中国气质,像当年《洪湖赤卫队》那样动人心弦的,半个也没有。



绘画两点成一线,从画家的工作室直奔富翁的客厅,跟集邮、炒普洱茶可以分在一个小组了。



再说电影,改革开放初期有些电影像《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还能把人民自己的伤心事,哭给人民自己看,而今天那些“大导演”净组织中国历史文化向西方卖淫慰安——西方一看中国还这副德行,觉得又安慰又安全,可以继续猥亵,接着欺负了。



诗歌越混越没样,好像都不是不足挂齿,而是说着丢人了。



唯一有些起色的是电视剧,那也是靠广大劳动妇女,也就是大妈大姐们坐镇电视机前把关,创作、制作方才不敢在审美上胡来。



小说就没这福气,读者中不少没吸毒但胜似吸毒的小资白领,他们逼着作者按照他们的嗜好,编些乌烟瘴气的东西。



总的说来,这30年文艺的成就不可能没有,但也真不是多大,一身邪、戾、匪、嗲、妖气,有愧于这个沧海桑田的大时代。



中国的经济明明爬到了五楼六楼,可“上层建筑”还窝在地下室里,这是中国社会突出却不显眼的一个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产链中,中国现在相当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纳、威尼斯,那是生产链最低端的卖儿卖女。真正高端的文化产品是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发展道路、审美标准。有了这些东西,外国人才来取经而不是来嫖妓。所以,要树立大抱负、提升软实力、改良社会、重建人心、促进文化艺术的产品升级,应该是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化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任务。



现在这拨所谓的大腕,他们占据着最大的资源,但凡做出一点垃圾来,就通过强大的资金和权力进行媒体运作,忽悠全民认购。中国文化要真正复兴,这些文化艺术的“领军人物”要么改邪归正,要么下岗出局。他们是这30年的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产物,他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中国不往前走则已,中国的文艺不向上走则已,要往前向上,就凭这些人,凭他们这副败家丧气的样子,走在队伍前头肯定是要耽误事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在哪里呢?我们先不说文化,先看看体制。今天的文艺体制大致分三块:一块是政府机构,一块是商业市场,一块是公民社会。



高速发展的经济让政府财源滚滚,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往往一台晚会就花出去几千万,组织一场什么“文艺国际研讨会”就是几百万。那些国家院团还有组委会之类,给人的感觉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倒也不一定是他们特别有钱,而是说他们有了钱也弄不出像样东西来!纳税人那么多钱被他们拿去设了那么多奖项,请了那么多评委,摆了那么多酒席,考察了那么多山山水水,结果洒出去的人民币倒是种出点什么没有啊?



其实问题不在艺术家,也不在院团领导,他们都挺值得同情的。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大抱负的体制日益僵化,款拨得越多,事办得越差。你说他拿钱没办事那肯定是冤枉他,说他办少了事也是冤枉他,但说他办了跟没办差不离就没冤枉他。他们用人民币搭彩虹桥,堆砌“今天是个好日子”,没有一点自我批评、自我警戒的能量和气量,使得一个民族灵魂建设的文艺沦落为指甲油或精华素。文艺的许多部分是需要钱的,但文艺最珍贵、最核心的部分与钱无关,那不是富出来的,是苦出来的。



如果说国家院团这一块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那么商业市场这一块则是除了钱什么都不认。原来好多人觉得只要一市场化,艺术上的问题全都迎刃而解。这七八年我观察了戏剧和电影,还真没看出来,看到的是每况愈下。跟好莱坞接轨的那些商业大片,什么《黄金甲》、《无极》之流,真就是锦盒装的垃圾。他们哪一部都掀媒体狂潮,哪一部都成天下笑柄。



戏剧剧场这些年市场化的结果也出来了:各个剧场的那台上和台下就跟组织了互助组似的,你教我无聊,我帮你下流。最盛行的就是恋爱加搞笑,因为投入低产出高啊。演员就差下台一人按住一个观众做痒痒肉的工作了。观众几年下来差不多被改造成只会笑的剧场动物。记得有一回在一个挺大个的剧场里看戏,台上的幽默感差极了,但台下的痒痒肉却发达极了,满场乐得前仰后合,叮叮当当都快把椅子背儿砸劈了。有时候台上明明演的是段悲情,照理该哭,但台下非笑不可,笑得演员导演哭笑不得。所以起码目前来看,市场一样担当不起重建中国文艺的重任。不过,现在电视剧看样子进入了良性循环,呈现出市场积极的一面。



我比较看好的是第三块——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光是非政府组织,还包括很多并没有比较稳定的组织,因此无须向民政部申请注册的关系、组合和活动,包括民间那些一块野营的爬山的,一块演戏的评戏的。周末你去公园看看,老百姓自己载歌载舞,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看着看着就加入进去了,那气氛比国家大剧院过瘾多了。



目前互联网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博客的社会含义是人人办报纸办杂志。人人办电视台的日子也快了。多少个人博客、论坛、MSN、QQ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并不断地伸头探脑,从虚拟走向现实。写诗的,摄影的,聊电影的,交流音乐的,传统的生活类别它几乎一个不少,传统没有的它也造出来了,而且许多都跟市场无关,跟宣传部门不挨,而且越玩人越多,越弄水平越高。



这十几年互联网可真解放了不小的文化艺术创造力和生产力。就说传统文艺现代化吧。那些年互联网上像王佩写的对子,王小山写的快板,生香活色,灵动天成,真让人叫绝。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文艺,真比国家那块有活气,比市场那块有灵魂。



群众自发的艺术,才不管什么市场份额,也不争什么金鸡金蛋奖,它没必要为了一鸣惊人而狗急跳墙把自己弄得怪物似的,反倒显出一种深刻的从容和优雅。我原来在朋友那儿看过她祖上留下来的书画,都是文人墨客间里互相解闷的,根本不是那些装腔作势的书画家可以比的。老百姓不在那道,不吃那饭,也不受那管,因此倒更可能接近艺术的两个境界:自由和自然——你看有些短信的文学水平多高啊。



这些年公民社会对文学艺术的参与一直在进行。再说流行音乐吧,不少音色如崔健和田震的那种嗓子,原来是不入“流”的,但却在公民艺术的天地里得到发展壮大,最后体制也只好扩大修订自己的“美学”,开门请人家进来。人家也是一方天地,你把人家关屋外,其实是等于把自己锁屋里。



网络上的群众参与造成了文艺上的大民主,像《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像很多非常有新意的作品,对官、商文艺形成了竞争和压力。作为第三方面,虽然目前还在造反起事的阶段,闹闹哄哄,副作用也不小,但公民社会参与造就未来中国文艺的大趋势是明摆着的。2009年山寨版春晚虽然流产了,但却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



我绝没有贬低国家与市场、把公民社会当灵丹妙药的意思。其实三者本身各有特点。特点而已,用得恰如其分就是优点,过犹不及就成缺点。一个比较理想也还算现实的格局应该是让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足鼎立、让它们扬长避短、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的混合文艺体制。按说这三样东西目前也都并存,但现在的社会指导理论,却没把混合体制当成一个长久的家,而是一个临时的店——也没准就当成发廊里屋的那张野鸳鸯的床呢。



站资本那边的,他们惦记的是“大资本小政府”,是希望中国改成中华股份有限公司,谁钱多谁控股,看这帮当官的还吃谁!



当官的说了:想什么呐?改公司也是我当董事长,现在大家先练习着管书记叫“老板”吧,啥时候叫顺了啥时候改名,改得成算我吃自己,改不成接着吃你!



从无数个案去看,如今官和商的关系真是够没劲的,要么是狼狈为奸,要么是你吃过来我灭过去。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希望公民社会加入进来,起点好作用。我想起那几年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剧协资助了30万块钱,他们进行公益基金式管理,营销上借用了市场的手段,排了40部戏,在几个剧场里热热闹闹了近一个月,末了还剩了几万块钱。廉洁、效率、群众参与、自我实现,应有尽有了。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还有一层不小的意义,那就是公民社会改良了政府,借鉴了市场,形成了三者间的良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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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於 2010-1-9 05:41:27 | 顯示全部樓層
中国当西方徒弟,钱钟书做文化泰斗



黄纪苏


其实我们的用意根本不在个人,我们是通过具体的人来看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不妨把这几十年文人的谱系简要地捋一捋。



先说钱钟书。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父亲去欧洲参加那里的汉学家会议,带回来不少资料,其中有一本俄文书,说是翻译中国一个作家的小说,叫“围城”,译者托父亲把书转给作者,作者叫钱钟书,一个很陌生的名字。我父亲把书寄给他,他回了封信,信不长,好像净是打趣的话,忘了怎么说的,大约是“为国争光”什么的吧。我略感诧异,因为我爸并不认识他。后来不久他就成为知识界的泰山北斗了,这比电视剧《围城》让蹬平板车的都知道他可早了小十年。



他的蹿红在中国社会的山河巨变中有深刻的根据。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中国革命在“文革”时期被推上高峰,接着跌下了深谷。于是这个革命的一切迅速褪去了原本诱人的光泽。而西方,这个小时候觉得黑咕隆咚几盏昏暗路灯的所在,一下子大放光明。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被革命忽悠了,如今人财两空,得赶紧改邪归正,跟西方师傅好好学手艺,再不旷课逃学了。



记得1977年天安门广场群众一圈一圈开什么“民主讨论会”,我们那圈黑眼睛、蓝的确良围着一双蓝眼睛、绿衣裳(我后来碰巧知道那是个澳大利亚海员,大概是来天安门广场看热闹顺便泡妞的),大家结结巴巴向他打听中国向何处去。我记得有人跟他请教“政治体制改革”的事情,还问周围人谁知道“体制”英文怎么说,当时“黑眼珠”你望我,我望你,最后都惭愧地垂下了眼帘。



这个场面其实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以玄奘译经的态度认真咀嚼、仔细钻研。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人群中忽然背着手走来一位同胞,说了一段英文,接着又说了一段法文,接着又是德文,大家能不傻么?于是他再接再厉——意大利文、古希腊文、拉丁文,把“蓝眼”都听得溜圆,大家能不疯么?这是钱钟书暴得大名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中国革命转为改革开放,文化思想上虽然不少人扔掉老主义投奔了新主义,但一般知识分子打心眼里对“义理”有些瞧不上了,具体的知识相对升值,这跟清初朴学的兴起是差不多的道理。梁晓声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自己写的另一篇几百字的文章用了三四十个希腊典故,想想也没什么劲,无非是想说明本人也是读过点书的。王蒙当时也向文学家发出了“文学学问化”的呼吁。当时的小说报告文学不由分说,上来就是一则《辞海》条目,就跟给孩子取名查《现代汉语词典》一样。大家后来提高了点水平,散文杂文又都以《世说新语》打当头炮了。在这种普遍的文化氛围里,钱钟书能不是巨匠么?那一代读书人急于拥有却还没拥有的古今中外各种小摆设,都快把四卷本的《管锥篇》挤爆了。



黄裳先生对钱的定位客观而中肯,说他是位学人兼才人。钱的确不比这高,但也不比这低。钱夫人杨绛先生回忆当年在清华园初识钱钟书的情景,钱当时就表明了胸无大志、唯愿终生向学的心迹。对此杨很认同,两人遂结百年之好。



钱的学问平心而论是颇有可观的,首先像他这样博览群书而过目不忘的,当世还真找不出几个,当然有了孤狗、搜狗这样的助手之后寻常人也有可能达到那个境界,但这两样利器在他生前都还没普及。当然了,不少人批评他没有建立大的理论体系,但就文史的既有传统而言,能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把材料找出来,功劳真的已经不小了。而且他做的都是很基础性的工作,投入了生命岁月——用他的话说,属于“冷淡生涯”。他的劳动是应该肯定的。



但钱的文学创作,的确没夏志清捧得那样高。他只是个戴着镣铐跳舞的才子,练的娶青妃白、烹文煮字的手艺,津津乐道于小世界的鸡飞狗跳,气象不能算大——他给胡乔木改诗词,自己也颇慨叹“仁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区别。



历来文艺作品的评价,作家的境界怀抱都是要算在内的。其实这境界也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质量。举个例子,鲁迅说:“婚礼不过是同居的广告。”何等的简括有力!钱钟书的连类比喻一般是没完没了,一直连到读者都夸“他可太有想象力了”才肯罢休,这跟爱打扮的娘们一天换八套衣服没什么两样。鲁迅的比喻是为了更有效地表达思想、说明问题,而钱则是在表演才艺。一,反映出境界的高低。其实钱先生的现代汉语写作相当匠气,多少于此有关。倒是看他的古文比较舒服,古文比较程式化,谁写都跟小老头似的,个性相对容易掩藏。



钱无论作为一个学者还是文人都算是不错的,而且也没听说他坑过谁害过谁、干过什么缺德事。只是把他当作“泰斗”,却多少说明那些年社会文化的某种病态。在一个胸无大志的时代,钱这样的人很容易领袖学林,就像清代的阮元。不过平心说,由他坐第一把交椅,真够对得起当代文化史了。在这个周老虎、三聚氰胺的年代,哪天韩寒做了文坛祭酒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或者上面愣派个人事处长来当文联主席,不也得接着么?

钱先生到晚年颇悔少作,是可以理解的;但轻薄亢躁的当代文坛偏就拜倒在他的“少作”前,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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