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亲历者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ming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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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

原帖由 ming123 於 2011-7-6 04:37 PM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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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号称“忽悠局二处”，啰里吧嗦的，花样太多，净他妈是虚招，十句话里没一句话说到点子上。

ming123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7-8 12:21 AM 發表。

东方号称“忽悠局二处”，啰里吧嗦的，花样太多，净他妈是虚招，十句话里没一句话说到点子上。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东方时代是中国的兰德。

麻皮鬃珩

原帖由 fiend 於 2011-7-6 08:28 AM 發表。
希望在基础知识方面先生可以教教大家。同时也能看到先生的分析。

从当初短消息建议你参与鞍钢宪法的讨论，就发现你比较腼腆！其实经济问题要多讨论，才可以越辩越明的！既然你感兴趣经济问题，推荐你看这个吧！比猴王强不少！——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50132183_0_1.html

比如他关于地方债的论述，其中我标了蓝字的内容很有些看头，算是报答你上次找来的关于鞍钢宪法的好文章哈：

地方债务不能再让全民兜底

黄小鹏

地方债务问题目前正在持续发酵。银监会、央行、审计署先后公布了不同口径的地方债务总量，尽管统计结果存在差异，但债务总量之大无疑。这些巨量债务的违约风险、对银行体系的可能冲击，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担忧。

这些地方债务从今年底将逐步进入还本高峰期，从目前情况看，部分违约难以避免，必须尽早为之找到合适的处置方案，以免到时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目前的建议方案以拷贝上一轮国有银行大规模坏账处理经验为主，此外，也有人建议实行央行代偿，有的则提出资产证券化方案。在笔者看来，上述方案均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剥离、出售、外汇注资是上一轮银行坏账处理模式的三个基本环节。从事后看，这一轮银行体系的重整总体上比较成功，但代价极为巨大。说其成功，是因为它以较快的速度解决困扰银行的巨额坏账问题，为后续的改制上市赢得了时间，但这一处置方式付出的代价极为巨大，一是资产剥离和出售过程中，保全效果不理想，国资损失严重；二是以巨额外汇补充银行资本的做法，相当于以通货膨胀方式由全民为银行经营不良买单。

央行代偿方案，是更为直接的坏账货币化，绝不能再尝试。资产证券化方案，看上去有所创新，但实质上无意义，因为证券化只能解决资产的流动性问题，并不能消除信用风险，银行将那些可能成为坏账的贷款打包出售，市场会直接给出大幅折价，因而这种财务技巧无助于银行避免损失。

在设计应对新一轮潜在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处置方案时，要考虑到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完成后经济环境乃至债务性质的变化，不能刻舟求剑，复制旧模式。处置方案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有利于严肃地方财政纪律，预防道德风险。

十几年前，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未完成，银行和国企均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实体。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银行坏账，一部分是通过行政手段向国企发放的“政治稳定贷款”，一部分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财政刺激计划的配套资金，例如配合西部开发而发放的基础设施贷款。当时，银行充当的是第二财政角色，采取全民为之兜底的方式(剥离等于全民买单，外汇注资等于以铸币税形式给银行输血)处置这些坏账，虽然留下诸多后遗症，但理论上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尽管腐败因素造成的坏账也同时被老百姓一起兜底承担了。

这一次地方债务大跃进的情况与上一次有很大的不同，今天银行和国企均已改制完毕，虽然其独立性还不理想，但大致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此轮大放贷中，虽然地方政府可能施加了一定的行政影响，但更多的是银行在利润驱动和中央政府隐性担保诱惑下的自利行为。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不良资产如果仍然要全民兜底，不仅理论上毫无根据，而且还会强化两个层面上的道德风险：

一是形成地方倒逼中央，坏孩子受到奖赏的后果。这一次许多地方融资平台敢于不顾自身的资产负债状况和未来盈利前景，大手笔向银行借款，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日后出现偿付危机时中央政府不会撒手不管。正是这种“倒逼”机制，使得一些根本没有现金流的项目，或者预期利润极低的项目，也敢于向银行贷款。

例如，媒体日前报道的云南公路开发公司，总资产1314亿元，负债1015亿元，成立五年来合计才实现8亿元利润，根据规划十二五末也仅能实现利润10亿元。类似的平台贷款如果出现问题由中央兜底，就等于是为地方政府不顾实际的大干快上式的政绩工程背书，形成“老实人吃亏”、“坏孩子受奖赏”的结果。

二是鼓励银行进行冒险，打击那些认真进行风险评估的银行。银行放贷谋利并没有错，但是要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如果中央为那些最终出了问题的鲁莽贷款承担损失，就会破坏银行改革成果，为下一轮更大坏账的形成埋下伏笔。

因此，从巩固改革成果、严肃地方财政纪律、树立预算硬约束出发，地方财政的问题应该通过财政方式解决，再也不能走倒逼货币政策的老路了。未来解决银行金融风险，应该从流动性方面援助地方政府，而不应该以中央兜底的方式来救融资平台并间接救助银行。

笔者建议，融资平台的问题原则上应由地方政府负全责，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变卖资产、发行债券的方式来偿还一部分债务，剩余不能解决的部分，可以在中央预算中建立一个特别基金向其提供流动性援助，地方政府向这个基金窗口申请援助时，应该与往后年度的转移支付进行挂钩。

从理论上看，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用发债所得偿还银行贷款，最为直接方便。但是，地方政府债市融资在操作上预料会困难重重，在平台资产负债状况已经恶化的情况下，平台无法成为发债主体，因而只能以政府为发债主体，但这又要求政府提供可信的全口径财政数据，而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做不到这点。在那些允许地方债存在的国家，其资金多用于经常性开支，以税收偿债，因而账目简单明了。对中国来说，地方政府深度介入经济活动，但资本经营预算非常不完整，多数地方政府连静态的全口径财政状况都是一笔糊涂账，一旦土地泡沫破裂，更是无法编制出包括税收、土地出让金、资本经营收益在内的全面预算，缺乏发债所需的信息，资信评估就无法进行。

在发债面临技术性障碍的情况下，不妨先利用中央财政透明度高、负债比率仍可控的优势，在中央预算中建立一个特别的基金间接解决问题。该基金可由财政拨付和发行特别国债筹集，地方政府遇到当地平台发生偿付困难时，可以向该基金窗口申请借款，如果风险是流动性风险的话，这笔钱日后归还，如果是实质性损失，地方政府的借款将在未来年度的转移支付中被抵扣。在地区公平前提下，还可视情况调整中央地方的分配，通过普遍上调转移支付数量，缓冲抵扣后地方财政受到的影响。

建立这样一个窗口的好处在于它透明、规范，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和银行都能形成硬约束，既避免倒逼货币政策、全民埋单的恶劣后果(历史上央行给地方的再贷款很多有去无回)，又避免了地方政府和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地方政府为偿还融资平台债务必须付出明确、可计算的成本，倒逼其紧缩开支，这利于其养成量力而行的习惯。而硬约束下，地方与银行谈判也会更加积极，部分违约或坏账不可避免。这样，银行既不会陷入危机，避免了对实体经济的重大冲击，避免了耗费社会资源去救助，又不会毫无损失，这对约束其鲁莽习气，引导其走上规范化经营的正途大有帮助。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9-21 04:16 PM 編輯 ]

子醇

官员中11刀身亡续：警方称前10刀系试探自杀大鸣大放大字报,搞得这事越大越好

麻皮鬃珩

有哪位了解下面这段时期的历史的，给说说！真的是文章引的这样的？喜从天降？？？

本文摘自《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是9月下旬在甘北榜罗镇一次只有少数中央常委参加的临时会议上，决定改变前定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的。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9月12日在俄界会议做出打到外蒙边界去的决定时，他们还不清楚路经之处会有一块可以立足的根据地。既然打到苏蒙边境去，是为了保存剩下的这数百干部和几千战士，有了这样一块根据地自然也就达到了当初决定的目的，改变原先的决定是很自然的。

从另外的角度考虑，北上苏蒙边境寻求帮助，尽管是万不得之举，总是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贸然行动，张国焘所谓可能危及苏联外交的说法并非虚言恫嚇，能不去自然也就暂时不去了。而且，在1932年底中苏复交，苏联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日渐恢复的情况下，苏联是否能够象当年支持国民党和如今支持盛世才那样，毫无顾忌地援助与南京政府完全处于对立地位的中国红军，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因此，基于种种考量，做出这样的决定纯属情理中的事情。当然，中共中央绝不会放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在这次中央常委会上，人们一致决定，一方面以陕北苏区为自己的立脚点，一方面得机会时还要再派支队去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

一

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确实可以说是喜从天降。自西征以来，中共中央虽然知道红二十五、二十六两军在陕甘活动，却始终不知道在陕北有着这样一块根据地。经过一年时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抛头洒血，饥餐露宿，一路鏖战之后，中央红军已经从80000余人战至数千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部队损失殆尽，此时之红军可谓精疲力竭已至极点。

自腊子口一役后，仅有的数千红军减员竟又“超过一千五百人”，使中共领导人深感震惊。就连毛泽东也叹息道：损失比例如此严重，就是过雪山草地也未曾有过。

二

由此可见红军疲劳之甚。再向前去，特别是要通过人烟稀少，寨堡林立，少数民族较多的甘西或宁夏，结果如何却更难预料。因此，就军事领导人而言，迅速找到一处立脚点歇下来，远比打通苏蒙边界更迫切、更重要。当他们意外得知陕北有一根据地之后，可以想象他们会有多么惊喜。红军实在太需要休整了！10月中旬，中共中央当机立断，迅速带领中央红军摆脱追兵，开进了陕北苏区，停下来不走了。

但是，陕北苏区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中共中央的立脚点呢？它会不会又成为第二个江西苏区呢？这一切归根结底仍旧取决于国共两军之间具体的力量对比。而这时中央红军，即陕甘支队只剩下大约四五千人，加上刚从陕南苏区转进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与原在陕北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合起来也只有一万人之谱。可国民党方面，仅驻扎在陕甘一带的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就有十几万人，连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其他杂色部队，及已经尾随追至甘肃北部的蒋系王钧及毛炳文部的几个师，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双方力量极为悬殊。

不过，这时有两个条件对红军是有利的。

第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已经不把北上红军视为追剿重点。蒋介石这时明确认为：“由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向甘肃逃窜”的红军只是“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仍旧留在川北和川甘边境”，国民党军队需要重点对付的应当是这支红军。至于对毛泽东所率领的小部分红军，目前只是要留意不要让他们“回窜出来”。

因此，蒋虽于10月1日宣布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实际上一切军事均交给代总司令张学良处理，自己则亲往成都指挥围剿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行动。故中共中央这时注意到，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已经“告一段落”，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不再积极跟进，“现进攻我们的主力是张学良，指挥是亦是张学良”。其次则是原来属于西北军的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是杂牌。而对付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地方军阀武装，在红军看来要容易得多。

第二、由于红军武器落后，弹药匮乏，在江西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吃了国民党堡垒阵的大亏，中共中央最担心的就是国民党的“堡垒主义”。他们之所以急于取得苏联援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必须取得先进的“技术工具”，比如飞机、大炮，才能“粉碎堡垒主义”。如今，要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能否粉碎国民党的“堡垒主义”又成一大难题。但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陕北、甘北地处黄土高原，既少树木，又少石头，故“敌人要想象中区那样依靠垒堡垒是比较困难”。

既然国民党很难实行堡垒战术，作战部队主力又是战斗力不太强的国民党杂牌军，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自然胸有成竹。他们不仅不担心自己的力量过于弱小，相反，毛泽东雄心勃勃地提出：目前时期以吴起镇为中心向西在甘北发展，整顿部队，扩大红军；然后向南进攻张学良、杨虎城，连接仍旧存在于陕南的另一块苏区，因为“杨、张是好对手”，容易对付；待黄河结冰后，再进一步向东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使陕北苏区成为跨越陕甘晋三省的大根据地。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0-6 02:29 AM 編輯 ]

初中生

我的立场——黄克诚

黄克诚（1902-1986）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

解说：1976年10月，黄克诚被解除“监护”，回到北京。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罢官已经将近20年，当中共中央提出让黄克诚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时候，黄克诚却说自己“要主动让贤”，最后中央领导人说出“主要是用他的名字”这句话后，年高体弱的黄克诚开始投入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端正党风的工作中。

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很多不愿意在平反手续上签字的老干部，当看到黄克诚的名字时，二话不说就签了字，而此时付出工作的黄克诚，自己“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帽子却还没有摘！

就在平反工作顺利推进的时候，一份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意见稿，发到了4000名领导干部手里，意见稿中对毛泽东的评价产生了分歧和争论，有人尖锐地提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要“非毛化”！

黄熙：他当时有这种担心，他说的很主要的一句话就是：苏联共产党就算是否定了斯大林，还有一个列宁；中国共产党要是否定了毛泽东，那么连列宁都没有了！

李振墀：黄克诚当时不主张批毛，不主张“非毛化”。当时他有个观点，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举、百废待兴，这个时候人民特别需要团结一致，如果现在有第二面旗帜比毛泽东思想更好，更能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举双手赞成，但是现在没有！那么这面旗帜你就不能丢！丢掉这面旗帜，我们就没有指导思想了！人们思想就乱了套了！那还要成为一盘散沙！

解说：1980年11月，79岁的黄克诚以暴病之躯，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了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报告。

李振墀：那个会场上，安静得好像掉一根针掉到地下都能听得见声音，大家都秉住呼吸来听啊！就算有人要上卫生间方便一下，都是小跑着去，生怕漏掉听黄克诚这个讲话！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后来在党内传达他的讲话的时候，有好多人都是热泪盈流，说“讲这个话不应该是黄老，他受迫害、受冤屈比别人都多！”

黄熙：关于“评价毛泽东”的那个讲话，那个时候他是没有讲稿的，因为当时他眼睛已经瞎了，说的完全是心里话！他认为毛的政治路线没有问题，但组织路线上有问题。关于政治路线，他说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这方面没有太大问题；关于组织路线，他就说毛泽东亲信小人、用一些坏人！就是说，当时你只要顺着毛的意，他就用你，然后这种坏人有时候就干出很坏的事！这里面有毛的问题，也有别人的问题，也有我们国家各方面不成熟的问题。所以把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推给毛泽东承担，那也是比较简单化的一种方式，而且实际上也不符合事实。

李振墀：他当时引用了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他说，有些问题是历史上的问题，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犯的错误；我们党内作出任何一个决议，都是经过中共中央全会举手通过的，没有毛主席一个人作出的决定，所以我们大家都替他分担一点责任，这样就好一些，老人家的担子就会少一点。我们这些当年都跟他在一起干革命，后来坐天下、坐江山也跟他在一起，那么现在分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跟他在一起，都应该站出来，不应该躲在后面说自己“当年都是英雄好汉，只有毛泽东犯了错误”，这样不公道！

解说：黄克诚的讲话随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引起强烈反响，而让黄克诚青史留笔的，除了对毛泽东的评价外，还有就是对林彪的评价。在今天看到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之所以对林彪表述客观，是黄克诚的意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黄克诚在1946年“保卫四平”战役中，还跟林彪拍过桌子。

1946年，四平保卫战打响了，当时已不在前方指挥作战的黄克诚，不赞同死守四平。

李振墀：他总是给林彪发电报，说“这个仗不能打，我们现在不到决战的时候，我们现在需要养精蓄锐，需要发展巩固我们的根据地，等我们发展壮大以后，再跟国民党决战，现在你打仗等于硬拼，我们拼不过他们，消耗不起！”

黄梅：他给林彪发了电报，林彪不理；他又发电报，林彪还是不理；最后，他直接就给毛泽东发电报，就给党中央发电报，发了一个很长的电报，力陈要撤！——到最后，这个电报也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应。

黄楠：但是作战命令真的下来了，你也得执行，也必须得坚决执行，也必须得坚决打！只是打的时候，心疼得不得了！——都是从红军时代过来的队伍，参加过长征过来的队伍，一下子就造到里头，一大半都没了！

解说：1946年四平防御战从4月中旬一直打到5月中旬，中共军队终因伤亡过大，被迫放弃阵地，撤出四平。

李振墀：黄老跑到林彪这个指挥部去了，见面就拍桌子指着林彪大骂，说“部队打得这么惨，我发了十几封电报，你为什么一个字不给我回？”林彪坐那是不动声色，一句话也不说。

解说：四平保卫战失败后，黄克诚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第二年（1947年）的夏天，黄克诚就完成了“建设西满根据地”的任务；之后，在黄克诚的领导下，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已经能够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兵员、物资、弹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沈决战的战场。

1985年春天，《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有关“林彪”条目的释文，送交黄克诚审查，因为林彪“1971年叛逃坠机”事件，条目把林彪写的一无是处，黄克诚看后，让秘书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写人员叫到了住处。

黄熙：他就说“要按历史的原状来写”，就是说林彪过去怎么样、现在什么样，哪个地方是好事、哪个地方是坏事，都要按历史评价来写，要有历史感。

李振墀：他说，你们写条目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秉笔直书，你想想我们建国以后，在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中就出了10个元帅，而林彪是10个元帅之一，如果他不能打仗、他没有功劳，那么他怎么能当元帅？你们写的林彪竟是错误、一无是处，你这个书将来出版以后，全世界人都会看，人家外国人都会说：“中国军队怎么没有人了，找了一个窝囊废当元帅？”——这你们交代不了！

解说：在对林彪做出评价这一年（1985年）的9月，黄克诚辞去了领导职务，中共中央以全会的名义向黄克诚发了一封致敬信，并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致敬信这样写道，“您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您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陈晓楠：黄克诚将军戎马一生，在枪林弹雨当中出生入死，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从来没有挂过花、负过伤，所以有人说他是一员“福将”，而黄克诚说自己只算是一个大难不死的幸运者！在晚年，黄克诚也曾经半伤感半自嘲地说，他们那个庐山会议的“四人帮”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自己还真的是个幸运者。在黄克诚最后的时间里，有一度病重的时候，他拒绝打针服药，不愿意在丧失了工作和生活能力的情况之下，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家人和医生是半说服、半强制地给他实施了治疗，才延长了他的一段生命。黄克诚去世之后，他的夫人拟他的口气，为他写了一副挽联：“人生复何求，少逢国危，坚信马列，青年从戎，毕生尽瘁，幸得见中华民族光荣屹立；既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国运日新，人才辈出，惜不随全党同志再尽绵薄！”用黄克诚女儿的话来说，和黄克诚相知了近半个世纪的母亲，或许真的是大体道出了黄克诚将军的心境吧！

京华荏苒十三载，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黄克诚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1-2 12:10 AM 編輯 ]

初中生

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黄克诚

节选自黄克诚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11月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

同志们，本来我是不准备讲话的。中央让我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书记，我身体不好，没有下去检查工作，只能联系很少的干部与群众，因此我讲的意见就不一定准确。但我是心里有话就要讲的，所以今天还是向同志们讲讲。我这个讲话，请同志们不要记录，也不要传达，等整理好送中央审阅，如认为可以向各级纪律检查部门传达，再发给你们。我的讲话，有些同志听了可能不痛快，请他们原谅。

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代表中央就这个问题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多次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他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我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抵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党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和中层以上社会的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像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等人，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革命立场，支持农民运动；并且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把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这就使很多革命的共产党员对这个重大关键问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确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党中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原来准备进攻长沙。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团长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卢德铭。他带着队伍辗转到达修水一带，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罗荣桓同志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队伍。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但是进攻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毛主席看到平江、浏阳地区离长沙太近，大的部队在这里难以长期立足，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他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在秋收暴动中，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由于经验不足，多数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坚持下来没有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领导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关系重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数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

彭德怀、腾代远、黄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江、浏阳斗争，彭德怀和腾代远同志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们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

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却失败了！

为什么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也经历过曲折、受过损失，却能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对于“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怎样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些关键问题，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啊！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实要高明好多倍！

我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

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艰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红军能够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决策。1929年2月，在上海的党中央曾经指示朱德、毛主席离开部队到上海去，要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这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毛主席答复中央说：“我们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一定要我们离开，那就请派恽代英、刘伯承同志来代理我们的工作。”后来，军阀战争很快爆发，形势就变了，毛主席的“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那首词，就是这时写的。——在这关键时刻，如果不是毛主席坚持正确主张，部队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

1929年红军主力在闽西，这时党内发生过一次关于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我没有参加，但罗荣桓同志、陈毅同志曾经同我详细谈过。那时争论很激烈，争论的结果是多数人不赞同毛主席的意见，于是他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当不成了，只好休息养病。后来，红军的战斗活动很不顺利，于是又去请毛主席出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主要部分就是《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那篇文章。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问题。毛主席在我们党和军队生死攸关问题上作出的正确决策，对我党我军的建设起了伟大的作用。有的人现在说“古田会议好像不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不是历史事实！一说毛主席有错误，就好像什么正确的事情都不是他干的，而错误的事情就都归他，这怎么行呢？

1930年，“立三路线”来了，想集中红军的主力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许多同志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急需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刻，毛主席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判断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通过周以粟同志向红三军团做说服工作，不要冒险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到敌人进攻时再消灭他。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才把红三军团的领导同志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就因为有了这个正确决策。——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要受严重损失！

1931年，在江西红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后，党中央派项英等同志来到苏区组成“苏区中央局”，在“苏区中央局”下面建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撤销了以毛主席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

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等同志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们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等同志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有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之间的大山上，修起了壁垒，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就果断地下令出击，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他的《渔家傲》词里面说；“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的当时的情况。如果实行项英等同志的办法，那就糟糕了，根据地就会丢掉，红军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他自己没有讲过，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知道！

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就受到重大损失。

1931年，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央的多数同志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组成了中央局，领导整个中央苏区的斗争。这时形势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两、三个月时间里打了许多土围子，把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绝大部分拔掉了，中央苏区形势非常好。另一方面，因为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蒋介石既要对付日本人，又要对付他自己内部的各派力量，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可惜当时我们党内又发生了争论，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闽、浙、赣地区，口号是“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战”。但是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的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这个正确意见！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毛主席又被排挤！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巳有深刻影响，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以博古为总书记的“临时中央”也来到中央苏区；此后，共产国际又派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指挥军队——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他们改变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方针和正确的军事指挥原则，结果是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掉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有八万多人，过草地时就剩了两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几千人！留在中央苏区的几万武装，最后只剩下陈毅、项英等同志带的很少一些人！——同志们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创造了那样大的苏区，一离开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就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毛主席在1932年受排挤以后，几年当中只能搞点调查研究，看看书、写写字、填填词，名义上当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这些词就是这时候写的。

毛主席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开始了。在广西作战的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后，大概是在贵州的黎平会议前后，毛主席开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党的领导和军事方针问题。

在遵义会议上，他的决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红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来传达的，当时听了以后感到很不满足，认为遵义会议虽然对中央领导进行了改组，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那时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

经过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了原来的看法，才懂得当时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受批判的同志就不多，就有利于团结！——当时只是解除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是到了向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批判的领导同志就多了，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团结一致。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又一个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汇合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张国焘自以为“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按他的路线干，甚至要谋害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果断地带着红一、三军团等部队北上到达陕北，而是按张国焘那条路线往西康地区去，那么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张国焘的那条路线下，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加上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区苦战一年多，人员减到3万。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同志以及红四方面军许多同志的共同斗争，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在北上途中，他又主张“西征”，结果又损失了两万人。最后，红四方面军仅剩万把人到陕北。

1936年底，“西安事变”成功地实现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们让我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主席反对这样做，但是没有批评共产国际，只批评了王明——这样既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时期中，他对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何“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都有一系列决策。

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党和军队大大发展起来。项英等同志不执行毛主席让他们“挺进敌后”的指示，1941年在中央严厉督促下率部队北移时，又擅自改变中央规定的渡江北上路线，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相反，陈毅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于1938年4、5月间就率领新四军一部，东进江南敌后，随后又渡江北上，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曾让我们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取我党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尽管去了重庆，仍然坚持“针锋相对”、“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

毛主席不但以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了解放战争，而且亲自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解放了祖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实现三大改造、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所作出的决策，都是英明、正确的。这些情况同志们都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比较具体地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

如果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小平同志讲得对，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对许多错误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能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

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这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

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大家来分担自己应该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业还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多从自己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只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探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惧的原因，也是我们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还有一点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为人民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1958年我同他接触过，就感到他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容易出差错。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脑子一紧张，说话就缺少分寸了。

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

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因此我们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他老人家。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

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

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我们正在很有成效地加以克服。但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即毛泽东思想，却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甚至把毛主席的正确思想言论也拿来批判，我认为这样做是要把中国引上危险的道路，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比方说，现在有人在批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根本思想是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这与我们现在讲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实质上是一个意思。怎么能把这两个提法对立起来呢？离开了“工农兵”还谈得上什么“人民”呢？文艺不起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又怎么为社会主义服务呢？文艺界这几年出现了一大批好作品，对革命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确有少数人打着“思想解放”的幌子，否定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针。这些人不愿为占我国人口80%的农民服务，不愿为广大的工人服务，也不愿为勤勉工作的广大知识分子服务，不愿为“四化”服务，而对香港、日本、美国的一些不大高明、甚至趣味低级的货色倾心向往。

我国正处于艰难地开创新路、建设“四化”的阶段，国家对外开放，向人民介绍外国，学人家的长处，应该多介绍这些国家创业时人民艰苦斗争的情况，多介绍世界上科学家献身事业、造福人类的事迹和精神。要注意现在有些青年人有一种只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享受，甚至迷恋一些连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也认为“腐朽无聊”的东西的倾向。文艺创作和外国文艺作品的介绍拿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给中国人民？拿什么来培养我们的青年和少年？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

我们要设想一下，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拿什么东西来代替呢？毛泽东思想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几亿人民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产物！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占统治地位长达千年之久的是孔夫子的思想。这个思想经过我国民主革命后60多年时间，现在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了。另一种思想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对中国民主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很多老一代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在青年时代都信仰过三民主义，但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比，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旗帜来号召、团结、组织中国人民起来斗争的。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领导并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写了一系列的着作，在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精神武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革命群众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我们都感到她对于我们更亲切、更行之有效。

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党，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总要有个思想武器作指导。有些人要丢掉我们自己的宝贵财富；难道要请孔夫子、请三民主义回来？那是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过了是行不通的！如果既不请孔夫子，又不请三民主义，那是不是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搞来呢？我看是绝对不行的！

我完全不是一个闭关主义者，我们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比如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等等。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就绝不能搬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不可能为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

现在有些人就是崇拜资本主义那一套！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是比我们高，但资本主义已经搞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少犯些错误，情况还会好得多。不要把西方都讲得那么漂亮，那里黑暗的东西多得很！据美国报刊报道，美国黑手党的“产值”，1979年收入为1500亿美元，纯利润就有500亿美元，仅次于石油企业的产值！那是些什么玩艺呢？就是搞各种毒品、搞赌博卖淫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国家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呢？难道这就叫“文明”，就叫“幸福”？丢掉毛泽东思想，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变质、子孙后代就会受罪，不能不看到这个危险！

有的同志主张，只提“马列主义”就行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有中国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内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人民做出过伟大的贡献，锻炼出我们党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要团结人民战胜困难、聚精会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还要靠毛泽东思想。比如，要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就要靠毛主席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等一系列优良传统作风。不能因为我们今天执政，当了“官“，就丢掉这个宝贵的传统，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看一些乌七八糟的电影，这不是生活小事。这样的歪风邪气不制止，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腐败下去！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否定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是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抵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形象的现象做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存在着“信仰危机“，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思想没有出路、没有精神依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

当然，我不是说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正确，他的某些话是讲错了，或是过时了，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1-2 12:28 AM 編輯 ]

麻皮鬃珩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0 03:04 AM 發表。
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黄克诚

节选自黄克诚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 ...

好！讲得好！引得好！有胆！
时常觉得，最关心的那段历史竟然有如此多的版本，使人感叹历史也许就只是在雾里看花，永无还原真相之日，毕竟每个经历者都是在自己的视野看问题，加之黄所谈到的情绪作怪，绝非一般人能去统筹梳理出真相的，加之后来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扭曲隐瞒篡改修饰，如无最上层的支持，或时日久远，亲身经历者故去殆尽，那就真的永无还原真相之日啊！
但其实尽量还原真相，对于在那个年代做出过牺牲，吃过苦的人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补偿吗？也挤压了别有用心的人施展的空间！

01010101

下次再纪念黄克诚老爷子的时候，最好把他的这段讲话放在人民日报和各级党报显著位置上发表。那样才够强。看看现在的一些纪念会议，媒体一发布消息的时候，总是那么几句干瘪的语言，让人以为是在走形式。

初中生

原帖由 麻皮鬃珩 於 2011-11-10 07:59 AM 發表。
好！讲得好！引得好！有胆！

时常觉得，最关心的那段历史竟然有如此多的版本，使人感叹历史也许就只是在雾里看花，永无还原真相之日，毕竟每个经历者都是在自己的视野看问题，加之黄所谈到的情绪作怪，绝非一般人能去统筹梳理出真相的，加之后来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扭曲隐瞒篡改修饰，如无最上层的支持，或时日久远，亲身经历者故去殆尽，那就真的永无还原真相之日啊！

但其实尽量还原真相，对于在那个年代做出过牺牲，吃过苦的人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补偿吗？也挤压了别有用心的人施展的空间！

原帖由 01010101 於 2011-11-10 12:23 PM 發表。
下次再纪念黄克诚老爷子的时候，最好把他的这段讲话放在人民日报和各级党报显著位置上发表。那样才够强。看看现在的一些纪念会议，媒体一发布消息的时候，总是那么几句干瘪的语言，让人以为是在走形式。

呵呵，当年有人叫嚣说：“公开全部档案资料，以供全面批判毛泽东！”结果某人悠悠一语：“如果一些档案资料公开，不是对毛主席不利，而是对现在不利。”——于是，那些放肆叫嚣的人，他们的老板一个大耳刮子就把他们搧得飞将出去！

所以说，也就只能是“那么几句干瘪的语言”了，因为他们无法战胜一个死去了35年的人，于是只好在被迫面对他的时候，尽量扭过脸去。

01010101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6 02:29 AM 發表。



呵呵，当年有人叫嚣说：“公开全部档案资料，以供全面批判毛泽东！”结果某人悠悠一语：“如果一些档案资料公开，不是 ...

上文中黄克诚老爷子的秘书李振樨，俺们和他聊过好多次。
俺在北京给人提鞋的时候，租住的是李家的房子。当时最让俺们不解的是，那么大个首长秘书，90年代竟然也住个一室一厅，这还不说，后来竟是在一个学校的印刷厂工作。 不过，这样的干部，俺们是真心的佩服！

麻皮鬃珩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6 02:29 AM 發表。



呵呵，当年有人叫嚣说：“公开全部档案资料，以供全面批判毛泽东！”结果某人悠悠一语：“如果一些档案资料公开，不是对毛主席不利，而是对现在不利。”——于是，那些放肆叫嚣的人，他们的老板一个大耳刮子就把他们搧得飞将出去！

所以说，也就只能是“那么几句干瘪的语言”了，因为他们无法战胜一个死去了35年的人，于是只好在被迫面对他的时候，尽量扭过脸去。

我认为，现在大多数地方的人之所以讨厌政治家，主要就是由于除却建国的政治家外，其余的政治家都是欠债的，他们是先占位置再还债，而且占住位置后还债的时候往往七拖八欠，甚至赖账！这与建国时的政治家不同，建国时的政治家是先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做了对老百姓的巨大贡献，之后民心所向，被推上位置的！古有治水的大禹，今有救民与水火的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不是随便就可以抹黑的！这样的人物，注定流芳千古！
后来的共产党人，在吃以毛为代表的那批人的老本！吃鲍鱼，抽特供熊猫，都是减分的行为了，何况大面积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再到业务能力低下的人纷纷靠关系把持位置！这些人，这些谋私利占据位置的人，才是真正最怕揭秘的人！老百姓有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是这个理！

初中生

原帖由 麻皮鬃珩 於 2011-11-18 12:27 PM 發表。

我认为，现在大多数地方的人之所以讨厌政治家，主要就是由于除却建国的政治家外，其余的政治家都是欠债的，他们是先占位置再还债，而且占住位置后还债的时候往往七拖八欠，甚至赖账！这与建国时的政治家不同，建国时的政治家是先冒着流血牺牲的危险，做了对老百姓的巨大贡献，之后民心所向，被推上位置的！古有治水的大禹，今有救民与水火的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不是随便就可以抹黑的！这样的人物，注定流芳千古！

后来的共产党人，在吃以毛为代表的那批人的老本！吃鲍鱼，抽特供熊猫，都是减分的行为了，何况大面积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再到业务能力低下的人纷纷靠关系把持位置！这些人，这些谋私利占据位置的人，才是真正最怕揭秘的人！老百姓有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是这个理！

官僚集团一经形成，就具有凌驾于个体之上的集体人格，这个集体人格异化了身陷其中的个体人格，其自身具有的巨大惯性，怎么样打破它？

麻皮鬃珩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1-11-18 01:10 PM 發表。

官僚集团一经形成，就具有凌驾于个体之上的集体人格，这个集体人格异化了身陷其中的个体人格，其自身具有的巨大惯性，怎么样打破它？

是说要革命之？我这边的伙计都是得过且过，下面新出来的小年轻，个个认为革命的后果就是被军训，也不知是啥子逻辑，连军训那点苦都吃不了的人，没有相当的压迫，是很难产生有凝聚力的行为的！所以通过糖衣炮弹腐化瓦解，以及给以基本的安乐福利，是欧美阴谋家的绝活，也一样可以成为中国官僚的妙计！现在的电视作品，主旋律早就成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了，别说打破官僚，再这样搞下去，封建残余都要复辟了！

[ 本帖最後由 麻皮鬃珩 於 2011-11-18 06:23 PM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