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和历史约会

初中生

1992年7月，邓小平在谈话中说：“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地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1993年9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该年7月，在亲自编订完文选后，邓小平轻松地说了句“大事完毕”。同年9月，在和自己的弟弟邓垦谈话时，他提出“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

在199​4年秋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以后不要再来问我的意见了。”随后，中共中央宣布，党的领导集体正式完成了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转移。

1995年，陈云逝世。

周围的人希望邓小​平能够再为中国人民留下几句话，他回答：“该说的都说了，没有需要再讲的了。”1997年2月19日，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共中央以最高的规​格为这位从来没有担任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的“核心”治丧。在追悼会后，遵照本人遗愿，邓小平的骨灰被撒向大海。中国人民能够平静地料理他的后事，被普遍认为是他为中国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的集中体现。

1995年，康世恩病逝。

1994年底，余秋里在家中栽倒，随后进入植物人状态。医护人员想尽办法，只有在播放周恩来1965年《政府工作报告》高度肯定“大庆石油会战”的意​义那一段录音时，才能在他的脸上看到红润。1999年2月3日，在即将迎来建国50周年和大庆石油会战40周年的时刻，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能源战线“奠基主帅”，生命之火​熄灭了。

一页风云散，变换了时空。

在整个“中国思想界的九十年代”（即1992年春天到2002年秋天）是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狂飙突进、扫荡冲决的十年。随后，这个过程被迅速拨转。贺卫方在2008年夏接受《南​方周末》专访，声称：“1998年到2002年，充满信心，以为用自己的知识就可以改变中国。2002年之后，就越来越绝望。”

这个过程，属于另外的话题，这里只提出简单的论述：正是中国在1992年开始全面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使得全世界的中产阶级迅速泡沫化，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只表现出单向度发展的趋势。

简单解释一下：宪政民主制度从逻辑来讲具有两面性，它既可以使中下层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也可以使上层的既得利益得到制度性的维护。如果一个社会有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结构，则可以首先确保社会的稳定。如果中产阶级倾向于变革，就可以对上层利益进行限制和稀释，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被全社会共享。这个阶段的典型，就是著名​的《光荣与梦想》记述的时代；如果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趋向保守，就可以对一些底层的激进变革要求进行“纠偏”，此时上层的特权会有所恢复。在私有制的体制下，上层是资本的掌​控者。如果上层的特权有所恢复，从短期看，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从长远看，则可能强化特权，造成负面影响。那时，中产阶级又可以通过选举换马，由左倾政党执政，再对上层​特权进行“矫正”。这样，就会形成秦晖所谓的“天平效应”。

所谓“单向度发展”，秦晖将其命名为“尺蠖效应”，即一个社会的权力或者资本精英，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可以把手伸进任何禁脔，没有任何顾忌；而需要自己付出代价的事情，就缩​进制度的壳里，拒绝对社会承担任何责任。

2005年，在秦晖撰文论述“尺蠖效应”时，他只批判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到了2009年春天，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秦晖把中国的官僚和美国的金融资本一起批判，然​后呼吁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重建西方的均衡，迎来中国的新生。秦晖作为一位历史观教授，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但作为历史学教授，怕是“差点意思”了。

总之，单向度发展（亦即民主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制度设计）已经不能履行纠偏改良的功能，只能为大资本集团的特权提供一种最有效的政治保护。秦晖一只眼失明，另一只眼​深度近视。他作为一名热切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比之同道，那一只眼睛，还真当得起“一目了然”四个字。

这个趋势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苏东剧变，中国实行全面的、政府控制的、高效率的对外开放，使得全球化进程不仅没有任何抵制力量，而且得到了高度集权的中国政府的全面推进，所​以迅猛发展、不可逆转。由于现代经济的信息化程度和教育的培训化与普及化的作用，使得全球化的“扁平世界”效应迅速实现。其结果就是，尚未形成的中产阶级社会失去了“中产阶​级化”的可能，已经形成的中产阶级迅速“泡沫化”。所谓的“中产阶级价值追求”或者向“物欲化”和“犬儒化”发展，典型表现就是对于政治的冷漠——在西方的表现，就是投票率的下降；在“专​制国家”的表现，就是文化的娱乐化和庸俗化。

“社会进步”被普遍等同于物质的富足和生活方式的“自由闲适”，而“社会进步”另一种表现，就是思想浅薄，很容易被经过精心包装的政治明星吸​引，在面对现实的困境时，乐于以“追星”的心态追捧具有强大造势能力的政治明星。投票的表现看似积极，其实是对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抱着对于明星同样的态度——真正的政治家是遥远的梦​想中才有的，眼前这个家伙只是有一点像而已，那么不妨把他推上去，他吹的那些能兑现更好，要是兑现不了，我们也先找个顺眼一点的，大家先high一下。总之，反正社会已经这样，既不会​有什么好转，也不可能变得更坏。至于那个自己支持的人物执政后，他有了业绩，大家高兴，但要让他们承担代价去支持，基本没有可能；如果他没有业绩，表达一下“加倍的失望”就是了，大​不了下次选举再推一个明星出来。

由此可见，无论内外政策，资本集团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已经很难被撬动了。

初中生

对于这些资本集团而言，在中国最好的博弈对手是一个集权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因此，控制整个西方社会的大资产阶级与中共的关系，就不是敌人，而是​对手——作为“对手”的前提是共存，作为“敌人”的目标是消灭。

今天的中国，只要中共自己不放弃执政地位，实际上已经没有力量能够扳动了。中国的技术官僚集团和西方的跨国资本，实际上结​成了联盟，不仅扼杀了中国的改良性进步的可能，也使西方的改良性进步的成果泡沫化。

但是，各国的知识分子并非无可作为，只是现在的主流知识分子都是原有活动方式和思维定势中的佼佼​者，不愿承认那种思维定势的失败，仍然凭借自己的话语权进行徒劳的努力。另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急于进行左的或者右的“激进革命”，试图迅速实现自己的比较耸动视听的预言，以体现自己的巨​大的思想价值。

对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应重新认识中国人民在整个人类进步历程中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论述其奉献与奋斗的意义，在思想上首先确立起中国执政集团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脉渊源，对中国执政集团施加影响，给予中国执政集团以历史大视野的指导，最后在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甘阳总结的“通三统”包括：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革命的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其实就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欧洲大陆文化和英美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其内涵​的核心价值分别是和谐、超越与效率。将这三者融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进程的，就是“辩证务实”的思想方法——这就是毛泽东的方法论对于中国与世界的意义所在。

今天，中国大多数人，包括一些极左派，都低估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意义，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种理论和历史分析视野，他们在思想方法上采取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不能辩证地认识历史和现实。这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用大多数中国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把一些思想和历史的信息传播给大众，以整体提升中国社会的思想氛围，这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发生深化与转变。文艺作品就是实现这种目的一种很好的形式——2009年大型纪录片《复兴之路》推出，但引起的反响远不及1964年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当前能够深刻反映历史的文艺​形式和文艺作品极为丰富，不似当年的《东方红》那样一枝独秀，全国上下无论投入，还是关注，都是唯一的。其实，《复兴之路》的思想和艺术水准是可以比肩《东方红》的。

就《奠基者》这部电视剧作品而论，由于篇幅远远超过100分钟的电影，加之现在的创作环境比较宽松，所以其深度和信息量都有明显提高。家中长辈和我一起观看，特别在看到一些不那​么“高大全”的表现，包括在1961年初很多“大庆石油会战”的参战工人离开的情节，都认为表现得比较真实客观。剧中既有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干部从不完全了解实际、导致工人情绪波动，到​了解实际、做出调整的过程，也有一些工人从动摇到坚守的转变过程。既凸显了王进喜等先进分子的坚定无私，也表现出了他们在工作中从简单粗暴到受到触动、转变提高的过程。这是​一些有血有肉、有各种问题，却能及时改变的活生生的人。而且，既强调了当时大跃进的热情和意义，也反映了当时头脑发热中的一些情况，同时也比较委婉地表现了中央决策层领导的一​些意见分歧，但并不否认任何人的党性原则和良好愿望。总之，这是一部摆脱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充分利用了电视剧的容量，透射了丰富信息的优秀作品。

这里，最后应总结一​下该剧对今天的启示意义。

首先，中国现代化进程最主要的依靠力量是基层的人民群众，这是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被焕发了从未有过的“创造历史”的主人翁自信，​在这种自信的激励下，人民自愿付出了自己劳动的剩余价值，并以超负荷的劳动量，迅速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完美洁净的。当时的意识形态论述，具有​一种“反智主义”的内涵，这种思想内涵的负面效应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一些学有专长的专业人员和人文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伤害，有些人的遭遇堪称“惨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当时的“反智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论述，应该是主要的思想根源。

第二、一些基于专业角度提出的意见，被认为是“右倾保守”而被漠视甚至批判，结果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一些严​重后果。

但是，对这两点，也应有辩证的认识。

第一、如果专业人员能够真正深入第一线，和工人、农民平等交流和讨论，不仅在感情上会得到工人、农民的认同，也可以在实践中直面真实的情况和具体的问题，深化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修正自己的一些失误，更快更好地进入实际的工作状态。

即便是人文学科，如果能够深入地与普通民众和一线的工作人员交流，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经验和价值观念。毕竟，​在国际学术交流对话中，即便使用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模型作为工具，也只有那些对“中国经验”的论述才更能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一般而言，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于西方理论的理解不可能超过西方人，所以如果中国学者们只讲西方理论，那么西方人会认为不太可能有什么价值——由于他们脑子里有了这样的“先见”，就很难引起他的注意了。如果能用中国经验把西方理论解释得很透彻，那么就会引起他们的重视。如果能依据中​国经验修正补充一下西方理论，那么就很不一样了。所以，毛泽东的一些说法固然刺耳，却是真正的洞见。

第二、其实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对于精英人士是有内在的“畏惧心理”的，因此他们只要有一次被精英人士认可是正确的，此后双方就很容易相处做事了。反倒是精英人士内部的同行同道之间，往往会有一些麻烦——这不​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员独有的问题，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内部也大抵如此。

所以，双方在生活中不妨保持各自的情趣爱好小圈子，而在工作中则要多结合一下。可惜的是，当年很多​时候把这个关系颠倒了，将“结合”片面落实为“生活的结合”，甚至强行安排了一些婚姻；而在工作中，却不知不觉就搞成“各干各的”。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始终深入第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才能​在同侪中突出出来。如今，这两伙人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在拉大，但生活情趣却在趋同；然而在工作中，也还是既有有突出的，也有一般的。

所以，简单的“反智主义”意识形态论述要修正，但这不应成为某些人控诉那个时代的依据。

今天，由于教育向“培训化”和“平民化”的发展，实际的“白领”与“蓝领”的区别已经很模糊了。而且中国又​面临一个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中跨越升级的问题，于是一些人简单认为，欲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跃迁，就应该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只要创造“优越的研究条件和创业环境”即可——这​种认识正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所论的“乞丐和龙王比宝”！

由于中国的底子薄，在基础建设方面仍需大量资源投入，同时又要支付越来越大的改革成本；因此上述这种思路只能把中国引向一个“永远成​为提供廉价知识型劳动力的实验室和办公室”的状况。

中国的优势在于，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和教育的普及与扩张，使得廉价的体能型和智力型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几乎是无限的；而且​产业链条和基础设施也是全世界最完备的，并且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和低端研发环节的转移，这个趋势还在发展。因此在国家战略层面，应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优势，以“山寨”的方式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扎实稳健地完成产业升级。这说明，在现阶段应主要激活廉价的知识型劳动力的激情和活力。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那些除了自己的体能、技能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意愿，没有任何经济社会资本、没有任何体制性庇护，甚至被剥夺了组织独立的工​会和罢工权利的农民工，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资本运营的“成本洼地”，迅速加大了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过程，使得那些国家不能如预期那般平稳地完成劳动力结构的转变，只能为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第三产业”进行包装，造成了危险的泡沫。这些泡沫一旦破裂，在西方的民主体制和强大跨国资本的压力和限制下，只能制造更大的泡沫盖住破灭的泡沫，最终就​是综合国力对比的迅速易位。

1999年秋，签下最重要的与美国的协议、推动中国加入WTO走完“决定性一步”的龙永图在CCTV称：“不要争一时的胜负得失，过二十年咱们再看​。”结果过了不到十年，龙永图成为很多人声讨的对象。不分析主观的偏见，最根本的原因是连龙永图都低估了这种强弱易位的速度——他认为中国应该继续“装孙子”，但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所有领域的话语权斗争之中。不是现在的主政者头脑发热，而是形势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预判。

初中生

2004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再干一个二十年》。2004年之前二十年是1984年，在那一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这个“决定性的成果”并不是一些人所鼓吹的“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是​把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或者说“驱赶”）了出来。

本来中国是一个对“饥荒”和“流民动乱”有着深刻而惨痛的历史记忆的国家。因此，把农民锁在土地，然后通过城市化的发展逐步改变城乡比例，是中国制定一切政策和计划的“铁律”。但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个“铁律”。

传统的农业技术水平，使得近八成的人口在土地上耕作具有其必要性——尽管是低效率的，但可以用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把农民拴在土地上​。当年的全民“修水库”和“造梯田”，确实是得不偿失的“瞎折腾”，但却可以把精壮的农村劳动力在农闲时拴住，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又可以在农忙时确保足够的劳动力。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集体积累都被分光了，根本没有资金引进先进的农资和农具。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激励下，只能加大自己在劳动力上的投入——所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当中国农民在自己祖祖辈辈摆弄千百年的土地上投入几乎全部精力之后，温饱问题的解决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随后，新的问题出现了。

1980年代初，对农村的所谓“两户”的放贷，几乎到了没有任何信贷约束的程度。以致1993年朱镕基铁腕整治信贷纪律后，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再也不敢向纯粹的农业项目​放贷。这两家金融机构成了很多人诟病的“城市对农村的抽血机”。直到2008年6月一些小国出现了食品恐慌之后，这个状况才有扭转。今天回想，那些能拿到贷款的人，属于所谓“草根​精英”，在原来的体制下，这些人可以成为人民公社干部或生产队干部。但是在新的体制下，这些人是不大可能在政治上“进步”了，于是只能用一些钱把这些人拴在农村。那些借给这些人的贷款能有回报更好，即便都糟塌掉了，也算“花钱买​稳定”的无奈之举。所以，把钱塞到那些“草根精英”手里就是当时的金融系统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后来，这个过程又在城市折腾一遍——一些刑满释放人员成了“塞钱”的对象。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既发了点小财，又被磨平了戾气，现在已经是标准的守法公民。极少数人，则成为今日中国城乡社会中的黑恶势力核心“教父”级人物，而他们的第一桶金则是拜改革所​赐，于是这些人被某些人认为是“体制外新生力量”的代表并对其加以全力维护，就是很正常的了。

由于这些“能人”数量有限，因此能用钱安抚，就用钱安抚；若是再怙恶不悛，还可以用“严打”消灭——因为已经缩小了打击面，本着“露头就打”的原则，所以“严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多数因农业技​术的改进而闲置下来的农村劳动力，又能用什么办法呢？坦率地讲，中央当时根本没有办法！在没有应对问题的可行预案的时候，就敢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只有中国共产党培养起来的​成熟的政治家才有这样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来自于毛泽东为共产党确立的性格特质和思想方法，更来自于那一代政治家对于农民的意愿和创新能力的坚定信心和深刻理解。

现在一些人鼓吹“相信农民的创造力，可以在出卖土地后实现成功创业”。对付这样的“学者”，只能正告他们：“你们的见识，连中国当代最大的冬烘先生梁漱溟都不如！”在中国​，只有带着农民打过江山的人才有资格说自己“理解了中国农民”。没有这样的履历就不要自吹是什么“农业经济专家”！

在当时，无论邓小平还是陈云，都没有什么现成的办法，只不过​由于不改革就无路可走，因此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了。由此可知，说毛泽东“蛮干”或者追究某些人“草菅人命”，是多么不公正。中国的改革，其实一开始就面临着“流民动乱导致政权颠覆”的​风险。这才是中国真正要命的危险所在。直到2008年底的“民工荒”时，还有人做这样的推想。在80年代，为中国解开“流民动乱导致政权颠覆”这个套的是两伙人。

一伙是禹作敏、吴仁宝、王宏斌、卢志民等农村的真正“能人”。他们认准了一个死理，也是中国农民最大的真理：中国归根结底，必须把农民拴在乡土社会，才有基本的稳定可言。​因此，不论当时中国农村发展工商业的基础和起点怎样，只要抢先干起来，把规模做起来，以后就可以得到国家资源的支持，再加上乡土企业独有的优势，那样就可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了。此后，虽然禹作敏因为和当道者大唱对台而被打掉，但是吴仁宝和王宏斌则是始终对共产党大唱赞歌，因而得到了体制给予的资源支持，干得很是热闹。如果用“公平竞争”的原则细究，体制给予的一些资源支持​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站上更高的视点，就必须承认这种体制给予的资源支持是绝对必要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被邓小平称为“中央意料之外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

但是，如果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第一、会占用大量耕地，那可不是小事！第二、既然是企业，就要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起点低、没有技术和资金积累、规模受到种种制约，这样的企业​干起来一时很热闹，从长期看，那就完全是胡闹了。虽然国家在初期可以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但毕竟不能解决根本困难，所以乡镇企业的“骤起骤落”是再正常不过的。从长期看，如果只有​乡镇企业一条路，那么实在是靠不住！但是正在此时，不分管农业的另一伙人意外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为了统筹对外经济交流合作，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办事机构——进口领导小组。其成员由各部门抽调，组长是副总理谷牧。我们还应该记住两个名字：副组长马宾，机电口负责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国专家局局长江泽民。

当时谷牧考察西欧几个国家后，感觉到技术和装备水平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意识到必须尽快展开和西方的交流合作才能缩小差距，否则只能越拉越远​。在考察东南亚后，看到东南亚招商引资的情况，谷牧记起在意大利也见到过保税区，于是便提出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

这个设想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有国外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有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可以依托，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有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有急于完成产业转移、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的现成港澳台侨投资者。地处偏远的“海防前哨”，不需要国家在设备上的投入，又有现成的销售渠道，完全可以大胆地试一下。于是，大家迅速拍板推开——当然，国家还​是要有一些基础设施的投入，而江泽民当时就是被派到广东考察基础设施状况的带队领导。

开始建设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中，为加快进度，管理委员会主任袁庚决定，工人在定额之外多铲运一车土石奖励四分钱。这个倒不是惊人之举，惊人之举是他结合自己在香港的见闻公然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当时有人议论：“又要钱又要命，哪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道。”袁庚不为所动。后来，有人把这句口号的“发明权”归在袁庚名下。袁庚回答：“乱讲！这哪是什​么发明，香港人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最初，来到深圳特区的都是国家干部和国营职工。最初的玩具厂女工中就有200名来自长春的国营玩具厂。但是，当时特区的前景不明朗，大多数工人不愿迁转户籍，这就出现了“两​地分居”和“借调”的问题。后来，特区的户籍含金量上升，又引发了成本问题。所以，必须寻找新的劳动力。

香港老板的精明被传给了共产党的干部，他们盯上了农村的闲置劳动力。先是广​东本省，然后是临近的湖南、江西，随后是湖北、四川、安徽，最后是全国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把特区看做是“希望的热土”。他们背上简陋的行囊，怀揣朴实的和不那么朴实的梦想​，成群结队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到这片土地。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随后，这种用工制度的优势被越来越多的城市企业意识到。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在中国从沿海到内地梯次配置，基本吸纳了农村闲置的青壮年劳动力。此时，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才基本解决。

初中生

按照一般的经济学逻辑，制造业已经迅速转移到中国，发达国家必须提前完成产业升级，转移制造环节，在研发环节和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确立自己的优势，才能保持经济社会的平​稳，进而引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如果这样理解，那么目前的经济危机就可以解释为：这个“制造业迅速转移到中国”的过程太过迅猛，使得发达国家一时难以适应，所以制造和积累了大量金融泡沫。因此，应对危机​的办法就是把破的泡沫盖上，逐步填实其它泡沫，再采取一些措施，刺激一下经济，完成产业升级，即可度过危机。各国也都是按这个调门在宣传。

但是，真正有见地的经济学家都清​楚，这样的逻辑已经不灵了——这次经济危机将以一次国际经济政治权力版图的重构而结束。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时点，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完成了。而完成这最后一步的推手​，就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中国领导人。

1991年春，候补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他正带着一个考察团在德国考察。回国时，他没有直接到北京上任，而是回到了上海。他在上海主要有两项​安排：一是交接工作，二是拜望在上海休养的陈云。陈云对他面授机宜，究竟谈了什么，目前还没有公开，也许永远不会公开了。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简单说，就是中国的农​民工，使得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全世界工人阶级兄弟都进入了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这掏空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并且把其它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后，中国实实在在地崛起​了！

回顾这个过程，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人民币贬值，二是大学扩招。

人民币贬值使得中国利用自己的优势，成为制造环节的巨无霸，既掏空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也堵死了后发展国家向制造​业升级的路。这对于整个“全球化”的逻辑是致命的。“全球化”的逻辑是“梯次升级”，也就是说，一个后发展国家以卖资源和发展低端轻工业的方式完成原始积累，在进入制造业环节后，这个国家就应该把​上一个低端环节转移出去或者放弃；在制造业发展一个时期后，这个国家就应该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而本国成熟的制造业公司应以品牌开拓市场，并将生产环节外包。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有序推进的过程。后发展国家能够看到希望，而发达国家可以按部就班地引领整个世界资源的不断优化配置的过程，其技术优势的每一个方面都能找到新的转移对象​，这样其技术升级就会比较平滑，没有太大的经济社会阵痛。

但是，中国却阻断了这个“产业转移”的过程。

要完成这个“产业转移”过程，需要内部和外部两个条件——

外部条件论，如果后发展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基础设施比较完备，劳动者素质能够适应制造业的要求，就可以顺利地完成转型​。

内部条件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有一些人，通过短期地牺牲环境、忍受大幅度剥削，以完成原始积累成为中产阶级，自然有意愿将高能耗、高污染、低福利的产业转移出去。如果独​立的工会等公民社会组织比较活跃，就可以加快这个转移进程。

本来这是一个逻辑上很顺畅的设计，但是却被朱镕基的两大举措摧毁了。

这两大举措都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中国在1993年已经将人民币汇率一次贬值到位，随后就建立了事实上盯紧美元的汇率机制。因此，其它国家的制​造业，如果和中国硬拼汇率和成本，那么基本就是无利可图；如果和中国拼同样的成本，由于基础设施、经济体系、劳动者素质方面明显落后于中国，那么无法和中国进行产品品质的竞争。​这样，只要中国自己的实际汇率操之在己，其它国家无法抢到中国意图保留的订单。

对西方跨国资本而言，从短期看，中国这样一个“成本洼地”是最好的投资获利场所；但是长期而​言，如果不能推动中国解体，使得现有的“一国体制内部的产业梯次配置”变成“不同国家间的配置”，就会使得中国政府完全掌控住制造业，从而可以真正平等地与其进行博弈。这是跨国​资本从来就不打算适应的一个状况。但是，由于“将中国解体”的不确定性太高、风险太大，因此比较现实的做法还是推动中国解除对金融的国家控制，实现汇率的市场化自由浮动​，这样就可以使其“产业转移”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1997年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就是东南亚国家的汇率浮动、对外资基本没有管制的制度缺陷。这次危机给了中国拒绝开​放金融业市场化运作的最正当理由。这样，自然而然地完成制造业向外转移，而非“一国内部的梯次转移配置”就失去了可能性。

另一个途径就是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生长和公民社会​组织的活跃，使得中国的制造业成本迅速抬高，只能向新的资本运营洼地转移。这时，朱镕基的两大杀招推出。

第一招就是将汽车和房地产两大产业确立为支柱产业。其内涵是，只要国家还有发展经济的要求，这两大产业就只能进行结构调整，不能真正打压。这是很要命的一招。

首先，这两大产业的拉动效应明显，涉及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几乎所有门类行业。由于这属于现代社会的生活必需品，只要经济在发展，以中国的人口基数论，这两个产业的盈利空间是​没有止境的。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就会很顺利地转化为预期良好的投资机会。如此，中国的“第一投资目的地”的地位，就很难撼动了。

其次，这两大产业可以最快地引导各种资本向基础设施领域沉淀。中国欲完成“产业的内部梯次转移配置”，覆盖全国的完备基础设施体系是一个决定性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已经有​的订单随时可能转走，更不要说在中国梯次配置了；具备了这个条件，就可以建立一个有足够纵深的制造业体系，如同海绵一样，吸附住各个环节的制造业资本，完成梯次配置——道理​很简单，一个浅碟形的结构，转移时成本较低；而一个有层次的配置，从资本的立场而言，付出成本进行转移，而放弃现成的可以纵深分层配置的产业框架，显然是和自己的利润过不​去。因此，建立起覆盖广阔幅员的基础设施体系，就是中国确立自己制造业巨无霸地位的关键环节。

但是，1998年的情形和2008年有着根本的不同。2008年的情况是国​家有过多的外汇储备难以消化；1998年的主要瓶颈则是资金的匮乏。结果，将汽车和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明确，等于为资本指明了一个投资方向，将大量国内国外各种来头的资​金都注入到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再加上“GDP第一”的官员考核标准，各地招商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除了西部一些地区，中国成了世界的大工地。中国政府也加了最后​一把火——2000年，财政刚刚宽裕一点，中国政府马上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简而言之就是把资金硬塞给西部地区的政府，逼着他们搞起一些诸如“一年跑两辆轿车”的高速公路之类的工程。​至此，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区域市场有中国这样优越的投资硬件，中国真正做到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2008年末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大头还是在“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上面，那就是要进一步细化基础设施的布局，彻底锁定“巨无霸”地位，确立与西方进行博弈的基础。

第三，就是现在争议最激烈的所在，即所谓“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阶级”。因为中国内部的产业结构是梯次配置的，所以很多中高端的专业技术人才，只有在沿海地区和北京这样的​全国或区域的资源集散中心，才有就业和发展的机会。这些地区的工资水平普遍较高，然而物价却与中西部差距不大，本来可以很快发展起一个中产阶级群体。但是，由于1993年朱镕​基主导分税制改革时，为集中财权，克服“地方财政坐大”，将财税收入的利权向中央全面集中，只给地方留下一些油水不大的利源。随后的国企改制，又将地方所属国有企业基本搞死，​所以地方政府实际上失去了财政能力。

为了让地方既有积极性、又有可能性去完成一些必须由地方政府完成的公共职能，并推动地方的建设，所以必须为地方考虑一个稳定的财源。一些学者鼓​吹的“厘清地方职能”或“立足专款专用原则的转移支付”，都属于“在逻辑上正确”，但是“在实践中没有可行性”的方案。只要有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工作履历的人士，根本不会考虑采纳​。

初中生

经过权衡，中央决定将土地出让金留给地方政府。这样的话，如果各个地方政府不积极哄抬房地产价格，那就是和自己的钱袋子过不去，而这个世界还从没有过这样的政府。所以，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价的不断上涨就有了一个最大的利益驱动机制。因为有大量的国际热钱和不甘心在制造业挣加工费的民间资本的涌入，房价只会越推越高。只要中央政府不采取铁腕手段​打击房地产投机，这个价格逐渐推高的过程是不可能停止的。

一些人认为，如果价格偏离实际价值过高，最终难免会被价值规律惩罚，使价格回归一个合理的价位。但这是针对实体经济展开的分析。对于以虚拟为基本属性的金融投机活动而言，​只要有一个支持预期的过硬理由，某种看涨或者看跌的预期就会被不断推高。对中央政府而言，通盘考虑各方面，如果要给游资留下一个真正可以沉淀的空间，房地产其实是最合适的​。因此，目前还不可能真正铁腕整治房地产市场（初中生按：“目前”指文章写作时的2011年）。

这样的话，中高端专业技术人才聚集的一线城市，房地产是地方政府和金融资本共同对其财富进行剥夺搜刮的最便利的途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国真正的城市中产阶级不可能成长起来​。基本上，一套勉强可以称为“体面”的住房就可以让一个白领家庭不堪重负。经济上没有能力进行自主的投资和高质量的消费，自然就无法建立依附于中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而且，如​果没有一套拥有产权的住宅，一个中国人不可能对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建立起真正的归属感。如此，则所谓“80后”、“90后”一代，大多数不可能成为西方意义的“中产阶级”，从而建立在“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直至成为社会主体”这一预判基础上的一切试图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现成经验的变革路径的设计，都将失去现实的社会基础。

房地产业和相关利益体目前受到如此激烈的抨击，说明大多数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完成从白领到中产阶级的社会阶梯定位的，很多学院和媒体的知识分子也意识到，如​果不能让现在的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的主体完成这样的人生规划，他们所寄予厚望的社会变革路径，将失去现实的可能性。所以主流媒体和网络几乎一边倒地呼吁房价的下降。但是，这​个群体的期望实现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探究其根本原因，不应归咎于某些人的私心，而是应该认识到：在一个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为利益配置的主要方式的社会，一个群​体如果没有具备足够威慑力的筹码，其利益诉求就会被漠视，这是最符合“程序正义”原则的。这在哲学上需要一个略微复杂的论证过程，此处从略，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这里的疑问在于：​既然这些人掌握着国家发展所必需的专业技术，为什么在利益博弈中会如此无力和无奈呢？这就要归因于朱镕基的第二个杀招了。

第二招，就是高校的扩招。当时公开提出“教育产业化”建议的，是汤敏和左小蕾夫妇。他们的意思是：中国即将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主要区域，对于知识型和较高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的​需要，将是一个持续的市场热点。所以，如果能引入包括社会资本乃至外资的各种资源投入教育领域，不仅可以为国家进一步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也可以使投资者得到很好的回报——这​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化思维的分析，其政策建议也是希望能开放各种资本投资，且面向市场需要，由投资主体进行学科设置，由学生家庭和本人进行预判和选择购买教育服务。

但是经朱总理“就汤下面”后推进的“教育产业化”，却变成了国立院校扩招升级，完全凭着对“市场热点”的“想当然”的把握，就设置专业，大量扩招揽财，然后又盲目扩张投资，变成了​畸形的教育垄断性市场化。其客观效果就是，中国的知识型劳动力大量过剩。

客观而言，本届政府上任后，就迎来1998年高校扩招后第一批大学生求职的洪峰。此后八年的时间，​每年政府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学校和学生也都想尽了办法，但大学生就业的形势实际却越来越严峻。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全世界的生产线几乎要全部搬到中国，中​国的知识型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不可能更大了。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几乎任何热门领域，很快就会迎来巨量的求职者。

这种情况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白领继蓝领之后，又进入了无限量供给的状态。由于中国已经成为制造环节的巨无霸，则全球的研发中心向白领供给最充裕，成本最低的中国转​移，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否则，那些掌握先进技术的公司被山寨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其投资欲收回盈利，将在时间上失去可能性。这对于中国的研发能力的发展，是真正可行的强基固​本的行动。其它的方案，其实都不太靠谱，只是具有纸上完美的特质，在现实中极难掌控。而这个方案，看起来很笨也很慢，但一旦启动，将是不可抗拒的。而间接后果，就是各个国​家白领地位的迅速泡沫化。简言之，就是白领蓝领化，蓝领宠物化（发达经济体）或者贫困化（不发达经济体）。如此，中国的白领群体，必须寻找不同于所谓“美国梦”的自身和整​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如果这种寻找和实践成功，就可以为自身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实现国家的和平崛起。进而言之，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的保障体制（这个​体制有特定含义，兹不赘述），中国的8090后白领实际成为了被国家发展进程在利益分配方面相对抛离的群体。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所谓的“蚁族”。得到总理批示的专著和热播​后又禁播的《蜗居》，就是在“中国梦”的框架内为这个群体鼓与呼的集中体现。但是，同时却极有可能成为国家下一步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所在。这就引申出第二点基本历史认识。

前面提到，很多人其实都低估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价值。这是一个关乎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和下一步发展规划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哲学命题，此处不赘。简言之​，《矛盾论》和《实践论》是邓小平所谓的“准确的、完整的、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其基本内涵是：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都是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在具体实​践中，则需要确定现实的阶段性目标和策略。其制定目标和策略的“抓手”是什么呢？毛泽东认为，应该是一种思想方法。

这种思想方法，就是沿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确立的价值取向，进行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然后进行矛盾的转化。这就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意涵中的“实践”。比如，在19​40年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中国人民和“三座大山”的矛盾，最低纲领就是要解决这个基本矛盾，而主要矛盾则是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建立的。但是，这种主要矛盾的彻底解决，必须放在解决基本矛盾的框架内才能够真正完成。所以，党必须争夺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其主要的策略​就是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仅进行抗日斗争，也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民主建设，最后实现和“三座大山”斗争的全面彻底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解决。

随之，会有新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凸显出来，党必须进行新的判断，制定新的策略和路线。这个过程就是共产党人的“实践”过程。在每一个具体阶段，关键的​步骤是要抓住主要矛盾的解决。有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能够掌握和动员的，则比较容易解决。有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对方的掌握之中，就需要建立统一战线等方式，​改变这个主次方面对比的格局，实现解决主要矛盾的目标——这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转化。

待一个主要矛盾解决后，还要分析基本矛盾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无变化，则要发现新的主要​矛盾，然后分析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制定新的策略路线，完成新的实践，即矛盾的转化的过程。

初中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主要矛盾最初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思想基础没有确立起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

新的基本矛盾转化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经济基础的薄弱，其主要矛盾则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薄弱。这一矛盾决定了政治思想基础也不可能是牢固的。因此，​必须紧紧扭住这个主要矛盾的解决，作为整个政策和路线制定和执行的中心。明乎此，更进一步，就是进行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的分析。在毛泽东时代，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完备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为解决这一问题，就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思想体系（当然，必须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的限制和​其它一些因素，特别是毛泽东作为这个高度集权体制的最高领导人个人的一些抱负和尝试，中国的体制是富有相当的弹性空间的。这是中国和苏联东欧改革进程和结局不同的根本原因，此​处不对此展开分析）。

在毛泽东去世时，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已经解决，且由于毛泽东的不停“折腾”，中国的体制保有相当的弹性空间。此时，进行改革就具有了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而，改革开放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仍然没有改变。所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主要表现形式却发生了变化。新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完备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只是初步建立，水平还不高。而且，世界在飞速发展，新的短板在不断产生，需要把这些短板补齐；另一方面，就是整个社会的活力缺乏，效率不足。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共有问题。（辩证地看，在集中一切社会资源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计划经济体制是最有效率的；但是，一旦完成这个使命，计划经济体制就必须压低整个社会的效率才​能维持。这是一个不难论证的命题，也直接解释了新中国的一些重大关节的背景。此处不赘）。所以，中国必须同时完成两个目标:强力控制全社会的资源，制定明晰的战略，补齐短​板；还要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效率。欲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中国只有一个体制选择，就是由开明中立的技术官僚群体掌控核心资源，强势主导经济发展，同时将一切非核心资源​放给市场，使其发挥“非核心资源配置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共识。为实现这一共识，党确立了官僚集团主导，以英美式的个人主义本位为价值准则​的最极端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其体制框架。这一体制，被张五常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已经到了冲击人类社会思想道德​底线的触目惊心的程度。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案的意见分歧，是所谓“资本主义改革派”和“社会主义改革派”的基本分歧所在。

“资改派”主张，现在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官僚群体不断扩张自己的特权，而且完全不受监督和制约造成的。因而，应彻底取消官僚群体对核心资源的掌控，完全交由市场来进行资源​的配置。当然，为了避免美式资本主义的“资本独大”造成的问题，应该建立起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对资本在制度和道德上进行节制和引导、规范。如此，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强​化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弱化其负面效应，实现秦晖所谓的“天平效应”，建立起吴敬琏所谓的“好的市场经济”。

“社改派”主张，不应脱离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去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因而，对共产党而言，必须始终在其宗旨和理想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制定策略和路线。为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长期坚持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开放路线。但是，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必然会带来诸多问题。但是，只要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没有改变，改革开放就必须坚持。一些社​会问题，应看做是必要的社会成本。靠着制度上向西方全面接轨，只会加剧这些问题，不可能缓解这些问题。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既要坚决抵制​“和平演变”，又要量入为出，实际解决一些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才是真正稳妥可行的办法。其改革路线的论述，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至于一些极左派​主张的方案，其实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所以要对其严密监控，避免其煽动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至于极右派的主张，其实没有什么社会感召力，可以“杂音”​视之。

三十年来的意识形态状况，是极右派和“资改派”的声音越来越强势，但社会感召力始终不大；与其截然对立的极左派的声音，基本是被权力和资本双重封杀的状态。而真正掌握改革​开放主导权的，其实是完全“失语”的“社改派”。——邓小平曰“我的一大发明是不争论”，习近平则把一些声音直接蔑称为“杂音”，表现的都是一种不屑的态度。这里的原因和后果​都很复杂，此处不赘。

但是，中国就是在各种批评和诅咒声中，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也积累了越来越严峻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和国家是完美的，实际的​历史发展进程，往往是巨大的成就伴随着巨大的阴影。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回避问题，但是其基本的思想路线仍然是由延安时代一脉相承下来的。党从来不奢想自已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群体，可以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始终把握住最主要的矛盾，不断进行调整，掌握着社会发展的主导权。

今天，随着美国为代表的“彼岸”出现了危机，“资改派”的号召​力已经大幅度萎缩。一些人认为，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全面反思，彻底否定改革开放的时机到来了——对此，中央以“不折腾”做出了回答。

因为在胡锦涛那个“不折腾”讲话之前有了“08宪章”，​所以很自然地，多数人认为“不折腾”是针对“资改派”的，“不走回头路”是针对“极左派”的。其实，这两句话都是同时针对两个对立的方向的。对共产党来讲，否定这两种极端​的主张不难，难的是真正确立符合新的、实际的策略路线，并加以落实。这就需要回到“矛盾分析”这个环节。

在2004年，中央提出“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和政绩观”，随后，正式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其间还穿插了“保持先进性教育”。很多人认为，这只是领导集体完成​权力交接后的一个意识形态噱头。——我们可以对中共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在一个高度集权国家，中共作为掌握权力的团体，要找到它的问题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不能在智力上把中共放到一个很可笑的位置上，那样只会引导自​己犯下最可笑的错误。

其实，这里隐涵的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大的策略路线的转变。概括而言，其意涵是：中共中央判断，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都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基本路线必须​坚持。但是，主要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却有了根本的改变。因此，具体的策略路线，即阶段性战略必须转变并推进落实。具体而论，改革开放开始时，主要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产​能不足和效率低下；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主要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转变为市场需求不足和资源缺口越来越大。为解决这一状况，整个的策略路线必须进行根本调整。国内要做的，是​对既有的利益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对外要做的，就是对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调整。

初中生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按：毛泽东同志这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共六点，《毛泽东著作选读》收入第一、二、四、六点，略去了第三、五点。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并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

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

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

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夫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

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韵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

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

我为什么要讲得么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主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放大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去年六月十二号，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

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

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

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

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零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零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

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零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跨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

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

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

有个潘汉年〔1〕，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2〕，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儿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篇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

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注释

〔1〕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1937年间，曾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49夏-1955年春，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副市长等职。1955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关押审查，1963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并被判刑。1982年8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平反昭雪。

〔2〕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潜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初中生

现代师爷郑必坚的亡国之道

曾飞

2012年11月13日

一个认真的共产党员李树泉发文说：“2012年8月6日星期一，北京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复杂性科学与文化大发展第二届研讨会》在承泽园开幕。第一天主讲人是吉林省原政协副主席林炎志先生，他心情沉重讲了一个小故事：听说十八大政治报告起草班子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有与会人员提出，把“共同富裕”写进十八大政治报告，郑必坚先生闻听勃然大怒，“啪”的一声拍案而起，茶杯蹦起老高，怒吼道：“不行！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一次我与这位与会人员同桌吃饭，当面与他求证这件事，他说：“确有此事，不过没有拍桌子、茶杯也没有蹦，那是夸张。郑必坚确实打断了我的发言，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大。更让我沉重的是，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人吱声。”我听了以后，犹如一块石头沉甸甸压在心上。”（引自：李树泉《简评郑必坚说：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

十八大的政治报告这样描述科学发展观：“全党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报告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显然，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就必然要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就必须坚持邓小平“共同富裕”的主张；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必然要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就必须兑现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承诺；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不能只管少数人“先富起来”，必须实现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具有了正统的地位，那自然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和毛泽东思想“一切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的基本原则，那么“共同富裕”、确保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必须的，否则这个理论体系就失去了它的正统地位，而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现代师爷郑必坚认定“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其实并没有错——站在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郑必坚清楚地意识到，会因此而灭亡的正是官僚资产阶级的王国。郑必坚何错之有？从官僚资产阶级的角度看问题，郑必坚确实是大智大勇的“忠贞之士”。而从人民大众的角度看问题，则郑必坚当然是十足的大奸！

仔细一想，真正兑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说说，确实是精英智囊郑必坚最该担心的事——其间的道理十分简单：没有13亿人民大众的日益贫困化，就没有官僚资产阶级的日益富裕。与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除外）不同的是，资本家还能在谋取资本利润的同时，对社会做一些有益的贡献，而官僚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力巧取豪夺从而极度富裕则完全建立在对13亿人无情盘剥的基础之上，13亿人共同富裕了，这种残酷的盘剥也就随之化为乌有，官僚资产阶级王国空前的辉煌也就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看，共同富裕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亡国之道”，千真万确！然而，官僚资产阶级的王国不灭亡，人民大众之国就要灭亡。两者势不两立！因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就只能是社会的一个大祸害，百害而无一利。

万幸的是，现代师爷郑必坚的亡党亡国之道并没有被十八大所接受！“科学发展观”也没有按照他们这帮人的意愿来加以界定。然而人们不能无视精英中坚分子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嚣张气焰。这帮奸诈之人必定会成为帝国主义者图谋灭亡中华的帮凶与内应。“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人们不可不予重视。

郑必坚何许人也？

据任凭《一个可疑的高层智囊郑必坚——透视西方心理战与中国改革》一文介绍，郑必坚是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专家”，他前前后后炮制了一些了相互矛盾的惊世骇俗的“理论”。诸如：

郑必坚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半月谈》杂志的创办者、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中央外宣办秘书长的喻权域在2008年5月《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思考》一文披露了两个凡是出台的内幕：1977年2月，中央的两位“秀才”——郑必坚和龚育之为“两报一刊”起草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经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鑫同志审阅、签发，于1977年2月7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引起全国轰动。那篇社论的要害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伟大的理论“创举”给华国锋同志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更是给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染上了“教条主义”的色彩，导致了脱离人民的严重后果。

1978年5月，胡耀邦等同志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都发表了意见。据湖南的同志讲，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之后，于80年代中期回到他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湖南省看望。他曾几次在湖南发牢骚说：“两个秀才（指郑必坚、龚育之）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喻权域对此感慨道：“奇怪的是，发明“两个凡是”，写出“两个凡是”的社论来的郑必坚和龚育之，三十多年来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1980年初，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胡耀邦亲自主持，《决议》起草工作的直接负责人胡乔木点将郑必坚参与编写。在《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郑必坚的理论功底和文笔被胡耀邦赏识，于是《决议》起草工作尚未完成，郑必坚就被胡耀邦调去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讲话稿去了。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从此，郑必坚作为胡耀邦的秘书和助理，主要在文件和报告起草方面协助胡耀邦工作。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就是由郑必坚等人执笔。这是郑必坚担任胡耀邦秘书后参与起草的第一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1986年底，胡耀邦准备起草十三大报告，郑必坚被任命为起草小组组长。1987年1月，胡耀邦辞职后，中央仍然吸收郑必坚参加起草小组，并指定他为起草小组的三名负责人之一，郑必坚负责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和第七部分《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的起草工作。这份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88年，郑必坚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郑必坚相继参加了十四大政治报告（负责《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部分）、十五大政治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部分）、十六大政治报告（负责《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

——在现代师爷郑必坚之流炮制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理论”的恶劣影响之下，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做法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渐行渐远，导致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人们有理由怀疑，现代师爷郑必坚充当了美国用以瓦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内应和内奸。

仲呈《郑必坚，中国高层智囊第一奸？》一文则指出：

邓小平在1989年11月23日曾敏锐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于1990年3月3日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他在南方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郑必坚于2005年发布了“三和”理论：“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他们曲解邓小平的意见，咬定“和平发展”四个字，误导国家在面临对外冲突时不断妥协退让，希望以退让换和平求发展，其最终结果是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郑必坚等人的错误在于，幻想美国、日本已经改变了其侵略本性，国际局势得到了根本性缓解，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永远主题。当中国某些外交人员在郑必坚的指挥下，一步步对外求和平、求妥协时，当美国、日本逐步发现中国丧失了对他们的危险能力时，针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便接踵而至。

郑必坚还说：“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不必对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去掠夺别国资源，而可以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去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资源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当然，现存国际秩序也有许多不合理之处，所以我们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别的什么办法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012年，郑必坚还对21世纪第二个10年世界大势做出如下基本估计：“第一，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谁也离不开谁。第二，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相互竞争和合作更加明显。在合作中求发展，又在竞争中谋优势。控制竞争、发展合作成为一种必然要求。……”对于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郑必坚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他主张中国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全方位地与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

——现代师爷郑必坚炮制的“三和”理论和“和平崛起”理论巧妙地配合“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配合美国“彻底解决中国”的战略，从内部解除中国的思想武装，引发中国四面挨打的屈辱景象。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现代师爷郑必坚是美国的头号内应和内奸。

现代师爷郑必坚还气焰嚣张地在《大变动，新觉醒——从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变动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一文中宣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直接见效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从而实现了三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解放思想与解放生产力相结合之始终一贯……”

现代师爷郑必坚把“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界定为“解放思想与解放生产力”。所谓的“解放思想”指的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乃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新觉醒”。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成“教条主义”抛弃，让他们这些官僚资产阶级的活动家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为所欲为是真。——他们抛弃马克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公开否定整个无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宏观斗争，却利用自己手中窃取的权力静悄悄地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阶级专政；他们抛弃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残酷利用绝对权力剥削民众，以惊人的速度暴富起来；他们抛弃马克思“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基本原则，只为少数人先富起来而奋斗，并且把邓小平的“共同富裕”主张贬为平均主义的“亡国之道”。

他们摆脱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束缚，为的是“解放生产力”，但他们刻意隐蔽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建立“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然而，在世界进入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统治的霸权时代，在中国建立“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可能的了，充其量能够建立的也只能是半官僚半殖民地的美国附庸社会。这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图谋。现代师爷郑必坚妄图用以“改造”中国共产党，使之“觉醒”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亡党亡国之道。

总之，无论在党内、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现代师爷郑必坚炮制的“理论”都着力维护当权高官的自身政治利益，而无视人民大众的利益，更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则于不顾，任意做实用性的曲解，耍弄政治权术，以满足政治权力斗争的需要。现代师爷郑必坚所炮制的前后自相矛盾的“理论”也就必然不断地伤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制造社会混乱，充满了反人民性和反社会性。此等奸诈之人继续充当高层的师爷，躲在幕后进行“顶层设计”，任意摆布国家的命运，实在是国之灾祸。国人务必去之，莫使其继续害国害民。

最后，还需看看郑必坚此类的无良师爷，何以能够如此祸害中华。

所谓“师爷”，源于古代的养士，其后为幕僚，到了清政府搞定中原时，大批汉族士大夫持不合作态度，以致各地州县官署乏人，长官常由旗人武夫充任。这些人多半不识汉字、不通文墨，只能招募网罗一些汉族文人入署帮助。《清史稿·循吏传序》称：“清初以武功定天下，日不暇给。世祖亲政，始课吏治。”

清世祖亲政当年（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多次下诏要求澄清吏治。他在闰二月丙辰的上谕中，提到不少州县官为“不识文义之人，益不胜任，文移招详，全凭幕友代笔”，因此下令吏部对应选官员进行考试，“优者选用、劣者除名。”而各省督抚也要对下属州县官详加甄别，淘汰“不识文字，听信吏役害民，不堪为民牧者”（见《清世祖实录》卷五十四），可见当时州县官素质之差。幕友佐治之风当即盛于此时。

十几年后，大批“正途”官员补充至正印官位置，既不习惯、也不屑于刀笔之事，便因循旧例，仍请幕友帮助，于是此风牢不可破，最终形成“无幕不成衙”的定局。官员拿钱聘请“师爷”，全靠师爷来处理公务的现象，确实是清代政治的一大特点。这种师爷的正式称呼是“幕友”，或者叫“幕宾”、“幕客”。在清朝各种大大小小的政府衙门里，都有幕友参与政务，帮助官员处理各项公务。

由于师爷并不是朝廷认可的官僚，所以在清朝晚期，著名的洋务派官员张之洞向皇帝上奏，呼吁改革师爷制度，被朝廷采纳后，师爷的历史就此终结。但张之洞并没有真正终结师爷制度，大量的无能官员依然需要依仗师爷，于是师爷从体制外转移到体制内，依然是当官必备的拐杖，此风至今依旧，没有“秘书”、“高参”之类的帮闲，众多的高官寸步难行，甚至连做一个报告，没有刀笔吏帮闲，也犹如赶鸭子上架。于是一些奸诈的师爷也就有了售其奸的用武之地。如此官场的腐烂风气显然在于用人不当，无能者凭各种关系上位，这些庸才当官只为了谋财，并不为人民办事，这才造成了官场如此腐烂的官风。

但愿在人民的中国，此风不再盛行！

初中生

破局

卢麒元

如果我有文学天赋，我一定会将中国三十年来的历史变迁写成一部小说，名字就叫《局》。

一个伟大的民族，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于这个民族的自觉、自主、自立、自强。一个民族，一旦失去自觉，就一定会失去自主。一个不能自主的民族，大事小事去看别人的脸色，它还有什麽资格谈自立?一个不能自立的国家，就算GDP天下第二，仍然要向列强们纳贡，它有什麽颜面说自强!

什麽是“局”?用“game”来解释最为恰当，局就是一场多方博弈的游戏。

站在主局人的角度，可以将局分为四个阶段：设局、布局、做局、胜局。站在入居人的角度，可以将局分为四个阶段：观局、入局、定局、败局。

笔者春节无聊，复读香港三十年预算案，心头不免一惊。却原来，人家在一九八三年就开始设局了。如此说来，九十年代是布局，零零年代是做局，一零年代该有结局了。对中国人而言，八十年代是观局，九十年代是入局，零零年代是定局，一零年代正在演绎结局啊!再细一点儿看：九十年代，汇率改革和WTO是入局的关键两步;零零年代，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是定局的经济标志，至于中美战略对话则是定局的政治标志。到了一零年代，从形式上看，似乎大势已去。

这个局，明面上赌的是财富，本质上是在赌国运。

那末，能不能计算一下本局的胜负呢?可以的，计算一下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结余状况就知道了。请注意，不要去看GDP，那玩意儿，是局幕啊!请不要惊讶，有的国家貌似“负债累累”，却聚集了全世界的人才、资本和优质资产;有的国家热火朝天地膨胀GDP，光彩照人的泡沫背后，人才和财富竟然被掏空了，只留下了污染和贫困。先富的中国人，大都开始变成外国人了，继续计算下去还有意思吗?就要看到结局了，还有什麽动人的理论可以解释残酷的现实吗?况且，搞理论的家伙们，以及这些家伙们的家属，已经悄然变成外国人了，他们的理论还有多少可信度呢?

先放下中国，我们去看看俄国。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玩出来一个惨痛的败局。好在，这个国家仍然存留了一些精神上的贵族，他们虽然未能在定局的时候破局，创造出反败为胜的崭新局面。但是，他们终于成全了普京，普京也确实不负众望，终于收拾了前苏联的残局，开创了俄罗斯民族的一盘新局。

回到中国，习李一代似有所悟，他们在煌煌定局之中感觉到了危机，他们果敢地发出了不走“两路”的政治宣誓。习李一代确实异常艰困，他们背负盛世荣耀却伫立在悬崖的边缘，历史仅仅留给他们最后一丝破局的希望。如能破局，就不需要收拾残局了。如果能够反败为胜，就可以争取一个辉煌的结局。是啊，结局就在眼前了，还能“其惟春秋乎”?有些人非要用GDP完成对自己的历史定位，用人家的口水做面膜，岂不是很可笑吗!

然而，破局何其艰难!

要知道，人家从设局、布局、做局到现在，历时三十载，倾尽了两代人的心血。人家培养的代理人早已是水银泻地，无所不在了。最可怕的是，人家已经进入到了制度和政策层面最后的博弈了，就剩下改旗易帜这最后的一搏了。不信，你就去听听，是谁在高喊普世价值!不要懵懂了，“最后几步”和“死路一条”，是主局者在赤裸裸地逼宫了!

不过，有些人并不真正理解中国，特别是不理解经历过大革命洗礼的中国人。请相信，中国还存在一批真正的精神贵族，那是一批金融资本永远无法收买的左翼爱国人士。正是他们推动了十八大关于道路问题的深刻反思。这次深刻的反思，已经开始影响制度和政策的走向了，也必将逐步深化为对前三十年错误的历史性修正。

确实，我们已经站在悬崖的边缘，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一次历史性的大败局了。但是，毕竟我们还没有跌进万丈深渊，毕竟我们还没有陷入彻底的失败。一句话，我们仍然有机会破局!

破局，当然不仅仅是习李的工作。更准确地说，能否破局，取决于中国全体国民的觉悟水平。回到本文主题，一个不能自觉和自主的民族，当然没有自立和自强的希望。我们要促成中华民族的自觉，就必须重新对国民进行启蒙。所谓民族自觉，就是一个民族的方位感，就是建立中华民族清晰的政治坐标和经济坐标。当我们重新掌控我们的意识形态，将“普世”邪教扔进太平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重建中华民族的政治坐标和经济坐标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也知道我们将要到哪里，我们自然知道我们如何选择正确的道路。简言之，就是不要继续在别人框定的坐标里爬行了，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冲出别人布设的局。

笔者还要重复过去的观点：我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哲学问题，就是一定要解决中华民族主体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国人民才能够真正掌握共和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现实地说，我们必须夺回被国际金融资本蚕食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有了这份自觉，就有了人民主体性，共和国就可以自立和自强。

笔者春节思考香港问题的时候，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我们在一九八三年之后，没有充分理解主权的含义。所以，我们只是在形式上收回了香港的领土主权，我们并未收回香港经济管理主权，我们也并未完全收回香港政治管理主权。如果，不需要顾及脸面的话，我们应该承认现在是国际金融资本在行使香港的主权。所以，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香港就被彻底掏空了，即将变成一个需要救济的废都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值得全体中国人深思吗?难道中国大陆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不值得忧虑吗?当人家用钓鱼岛等敏感的领土主权问题遮蔽我们的视线的时候，当人家用所谓“五毒”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警觉已经岌岌可危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呢?亲爱的同胞们，你们是否注意到，共和国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局外横刀立马的敌人，而是隐藏在局内搞改革的那帮局外人(身在曹营的徐庶们)。

从国际金融资本的角度观察，在八十年代末期，美国用持续强美元(坚挺的石油价格)的政策完成了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财富清剿。既然是清剿，当然会有枪声，车臣和格鲁吉亚的枪声将卢布一路打残，连带朝鲜这样的边缘小国都无法幸免。于是，卢布一泻千里，前苏联东欧的人、财、物滚滚西去。谁说过故计不能重施?从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再次转入持续弱美元的历史周期，持续弱美元使得美元资本持续进入中国，国际金融资本迅速资本化并市场化了中国的财富，为下一步清剿中国的财富做好了技术准备。随着美国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美元持续转强的历史周期即将开始了，另一次的大规模财富清剿就要重新上演了。美国人精通障眼法，将中国人送进云里雾里，完全忽略了另一次强美元的现实威胁。有些天真的中国人，被铺天盖地的抗日闹剧泡烂了脑袋，今天的日本人充其量也就是当年的伪军，安倍不过是国际金融资本布局中的一枚弃子(炮灰而已)，钓鱼岛仅仅是用于引发败局的导火索罢了。有人正在期待，钓鱼岛的一声枪响，打爆人民币汇率，用强美元席卷中国财富。仔细想一想看，难道不是吗?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布局，作为一场宏大的game，需要本民族最有智慧的思想家去博弈。很遗憾，我们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家被系统地边缘化了。人家玩的还是老套路，从常青藤上顺下来几只猴子，在金融资本的强势加持下，巧妙地占领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几乎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主宰。不巧的是，猴子们总是沉不住气，既得利益者们急于套现走人(率先出局)，移民潮和资本外逃提前爆发了。看到人财物滚滚西去，我们的人民终于开始觉醒了，老百姓现在已经知道了，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是骗子。老百姓很快就要完全明白了，骗子绝不仅仅止于主流经济学家。当骗子们不能招摇过市了，这个局就快要破了。有些人以为，关几个网站，限制几个人说话，就能保住一个骗局，那可真是幼稚得可笑啊!

我一直很佩服布局人的胆识。将十三亿人装进一个局里，这个局你们真的能控制得了吗?就凭那几个隐藏在局内的局外人吗?用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糊弄几个酸秀才，难道可以蒙蔽读过《国家与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吗?别逗了，中国既不是苏东，中国也不是中东，北京更不是鹅城，我们不需要用走上街头的方式，我们也不急于现在就去钓鱼岛插五星红旗。是的，捍卫人民币的防线不在钓鱼岛，能够摧毁人民币的当然不是“五毒”，人民币的防线只能构筑于十三亿人的心里。人民币的信用，取决于十三亿人的信念;十三亿人的信念，来源于中华民族主体性回归。值得欣慰的是，这个主体性的回归已经开始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回归，必然形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格局。中国尚有能够俯瞰全局的优秀思想家，他们不会坐视共和国陷入历史性的败局。当我们的人民认清了骗子，我们就有办法戳破骗子们布设的局。中国人有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哲学角度讲，人民币的币值，取决于人民的自觉，取决于人民的自主。一个可以自觉和自主的国家，就知道如何自立和自强。再延伸一步，中国最根本的国防是中国人民的心防，有全体人民坚固的心防，就能防止人民币崩溃。如果，我们能够守住了人民币币值，人民币不象卢布一样崩溃，结局会怎样呢?我们不倒下，我们的敌人就一定会倒下!那个甘当炮灰的安倍，真的不想去救岌岌可危的日元吗?日元如果崩溃，最大的受益者就一定是美元吗?万一，人民银行不再是美联储的办事处了;万一，人民银行重新成为中国人民的银行，那会发生怎样的巨变呢?人民币或许真的就开始国际化了!你们也不能总是把人家的总理当成你们家的总经理吧?又或者，布局的人也应该思考如何收拾自己的残局了。

我没有文学天赋，《局》我就不写了。还好，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不阻止他们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我只是要求他们必须同时阅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他们已经学会并开始进行严肃而深刻的思考了。待到破局之后，我倒是期待孩子们可以完成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巨著，名字可以叫做《破局》。

谨以此文祝朋友们元宵节快乐!

谨以此文预祝两会圆满成功!

研究京氏

原帖由 初中生 於 2013-2-25 06:10 PM 發表。
破局

卢麒元

破局，当然不仅仅是习李的工作。更准确地说，能否破局，取决于中国全体国民的觉悟水平。

我一直很佩服布局人的胆识。将十三亿人装进一个局里，这个局你们真的能控制得了吗?就凭那几个隐藏在局内的局外人吗?用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糊弄几个酸秀才，难道可以蒙蔽读过《国家与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吗?别逗了，中国既不是苏东，中国也不是中东，北京更不是鹅城，我们不需要用走上街头的方式，我们也不急于现在就去钓鱼岛插五星红旗。

卢先生好见识，敢说话！




[ 本帖最後由 研究京氏 於 2013-2-26 03:41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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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研究京氏 於 2013-2-26 15:38 發表。


卢先生好见识，敢说话！

初中生

奇妙无比：中国城镇化，美国来设计！

曾飞

如今的世界，实在奇妙无比，中国的城市化（特色化为“城镇化”，掩人耳目）政策，竟然是由美国来做顶顶层设计，然后由中国代理人来执行。早在2003年之前，美国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就断言：“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将会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同时，城市化也将是中国在新世纪里面临的第一大挑战（按：“支部书记”交办的伟大任务）。”

2012年12月07日《保尔森：只有城市化才能救中国，中央税权应下放》：据媒体报道，前高盛CEO和美国财长保尔森日前撰文称，中国正经历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经济增速下滑，只有城市化才能救中国。“重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保证未来繁荣是至关重要的不但是中国，还包括全世界。”他表示，通过实施新的城市化政策，中国就能保证更为平衡的投资结构，解决重要的负债问题，实现消费水平的增长，还能清理中国的自然环境。“否则，中国的经济和环境问题将会继续恶化，这对整个世界都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中国过去的成功建立在两大支柱上：投资和出口。当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这种模式带来的收益正在消退。几乎没有人怀疑中国必须向新的经济模式改变，一个依赖消费的增长模式，能够解决负债问题，还能扩大可持续能源和环保措施的使用。”……“在大规模的投资令现在的模式不可逆转前，中国必须尽快实施新的措施。2025年前，中国预计将有200个人口规模超过100万的城市。而美国只有9个。”保尔森指出，世界的经济繁荣将取决于中国能否维持其增长动力。我们都需要中国重设其发展模式。“世界面对来自自然经济系统、资源和商品压力的挑战，必须通力合作不断推进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向正确的方向迈进。”

2013年02月06日中国环球时报《今日美国报：中国大搞城市化，平移700座山》：中国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速度惊人。据预测，再过12年中国将有221个人口百万的城市，欧洲目前这样规模的城市为35个。专家称中国每年新增城镇居民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人口，“在中国，像兰州这样的城市还有不少。”到2030年中国将有10亿人住在城镇。若能成功地把昔日农业人口城镇化（按：化出10亿廉价劳动力，城镇化的具体目标），它将超过美国稳居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但若搞砸了，今后20年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城市会遍布大型贫民窟。”

发展论坛网友“你就当我没说”一语道破“中美国”的依存结构：“美国的高科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一目了然。”

为什么美国人要设计一个“美国高科技加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呢？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经济学文章《中国城市化：全球经济走出“恐怖平衡”的契机》解释说：最近这几年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用了一个词——恐怖平衡——来描述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恐怖平衡”该怎么调整？其实，在经济危机冲击到中国经济前，这种调整已经以多种形式发生了。第一是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第二是资产价格的大涨大跌；第三是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特别是能源和资源的价格上升。这个上升过程中，谁受损最大？谁用那些资源谁受损最大，所以受损最大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是用资源、能源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这些调整过程中，中国出口受到了冲击。当所有这些调整都难以到位时，最后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实际上也是“恐怖平衡”调整的一种方式。全球经济有没有可能走出“恐怖平衡”？我认为有两点因素要看，如果21世纪美国可以进一步进行高科技创新，而且劳动生产率的速度可以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速度一样的话，我看形成“恐怖平衡”的机制不会彻底转过来。当日本人和中国人想存钱的时候，最好把钱借给美国，获得高回报。但美国劳动生产率不大可能持续快速增长，即便是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些领域的变化不太可能像信息技术那样深刻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找到另外一个走出全球经济“恐怖平衡”的方式。世界需要找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个增长点，应该可以支撑一定数量、一定等级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增长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是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后30年经济持续增长基本动力。（按：本质并不是经济增长，而是资本利润的增长）

一句话，只有中国城镇化，继续提供人口红利，才可能继续维持美国充当顶端掠食者，中国继续充当低端的被掠食者的国际剥削结构，“恐怖平衡”才能继续恐怖下去。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才能继续相依为命苟活下去。这样的生死命脉，21世纪的头等大事理所当然要由世界霸主，龙永图先生所尊称的“支部书记”美国佬来做出顶顶层设计，中国的代理人来执行。

那么在这样的顶顶层设计之下，中国代理人的执行只能是以驱赶农民进城打工，抢占耕地搞房地产为目标，别无他路。

2012年04月25日联合早报《郎咸平：中国城市化与逆城市》：其实中国这个思维是延续了美国的旧思维。美国工业革命的时候，确实是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是你晓得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80%的增长来源于钢筋水泥（按：房地产，卖土地等资源积累财富），20%来源于劳动力的投入（按：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剩余劳动积累财富），到最后我们发现，城市没有任何技术进步。更可怕的是，只要“城市化”一停止，什么都停摆了。这种“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思维非常可怕的，是错误的思维。

2012年12月18日《易宪容：城镇化的核心就是让农民进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员易宪容撰文，城镇化的核心就是让农民进城，它是指农村居民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过程，……11月28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指出，未来几十年中国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如果13亿人的现代化和近10亿人的城镇化走好了，那么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贡献。所以，在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公告里，就明确把城镇化作为未来中国经济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公告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加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场化。” ……因此，房地产市场不仅仍然是支柱产业，而城市房价会继续上涨。其实，这种对城镇化的理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与最近中央所强调的城镇化的含义有较大偏离。如果说新一任政策的“城镇化”是这样一个思路，那么这与近十年来所进行城镇化没有多少区别。可以说，近十年来，为了GDP的增长，政府对城市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一个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造城运动也就在这过程中兴起。近十年，不仅中国新建住房的总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而且城市钢筋水泥空盒的扩张也前所未有。

2011年07月20日新浪房产《第十四届中国城市化论坛实录》：

龙永图：“城镇化也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核心的要素之一，就是人力资源的提供问题。只有城镇化，才能源源不断的让从土地里面解放出来的农民进城，成为中国工业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的源源不断的提供者。最近西方国家已经掀起了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所谓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看远远没有结束，从数量上来讲中国人口红利这样一个时代可能到五年以后结束，但是由于中国整个产业和经济方式的转变、调整，所以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制造业将走向一个新的台阶，在这样背景下，只要加强人员的培训、加强就业岗位的调整，我想我们中国的人口红利还会保持几十年。”“因为只有建立大的城市或大的城市群，才能够真正的最集约的利用土地，最高效的发展制造业，最高效的发展服务业。”

李津逵：整个中国正在从工业化向着城市化转型，而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刚才王厅长说的房地产这个产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城市的最核心的功能应该是居住，而房地产的改革也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请一位专家给我们讲，从房改看中国的城市化，他就是我们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顾云昌先生。

顾云昌：我是房地产人士，三句不离本行，从房地产开始说起。……今天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请注意，我特别用了“重要”两个字。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是国务院文件里写的，有些人说房地产应该把它排除到支柱产业外围去，当然这是他个人的想法，实际上它是客观存在的，我想用一个数字来说明问题，2010年我们全国的老百姓买了多少房、花了多少钱呢？有个统计数据，大概花了8.3万亿，其中买新房花了5.25万亿，买二手房花了3万亿多一点，加在一起8.3万亿，这8.3万亿是什么概念？太多，相当于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这8.3万亿买房当然老百姓拿了钱出来买房，另外一部分跟银行借的。那么我们再算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之一就是消费，就是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多少，城乡加在一起15.9万亿，扣除了农村的大概13.6万亿，在13.6万亿当中扣除了政府消费扣除了企业消费，居民消费业就是8万多亿，那么结论就出来了，就是在去年一年全国的城镇居民花了8.3万亿来买房，另外花了8.3万亿左右来解决吃的、穿的、用的、行的、学的、医的统统的消费。这对老百姓来说一半是他买房了，另一半干其他事情用了，你说房地产是不是重要支柱产业，没有哪个行业能比得上它对中国的投资消费拉动。（按：证实了中国的官僚资本积累绝大部分靠房地产）

显然，美国设计的中国城镇化，核心就是劳动力和土地。这个设计的执行者会是谁呢？当然是中国的国务院了。以前是，今后还会是。

能限制得了吗？在当前的体制下，显然不可能。

最近网上大声咋呼《国家主席能管总理吗？》强调说：国家主席是虚职，总理则行使实权。从职权上说，国家主席是虚职，国务院总理则拥有实权。国家主席可以做什么呢？根据宪法，他可以公布法律，可以任免许多官员（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就是由国家主席任免的），还可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甚至进入战争状态。但是，所有的这些都必须是按照全国人大的决定进行，国家主席本身基本没有个人决策权。这些决定，都是全国人大方面的决定（包括对总理的任命），而国家主席更多是按照规定程序，履行公布的权力使其生效。而国务院总理是国务院，也就是中央政府的最高首脑。

这还不够，代理人们继续咋呼“党政分开”和“军政分离”，不要党来领导，不要人民军队保卫人民的主人地位。这当然是美国佬的指示了。从马歇尔开始，美国人就图谋把美国党政分开、军政分离的制度引入中国。他们不断向中国传达一个讯息：“我们美国最反对党政不分，军人干政。”中国应该遵循西方传统，建立一支国家的、不干预政治的军队……。这样美国的代理人在中国就美梦成真了，拥有了无人能约制的绝对权力了。

《张宏良：目前国务院的最大问题》指出：目前国务院最大问题：一是党的领导薄弱，二是不受人大监督。诸如出卖国有资源、数万亿救助美国两房公司、种植转基因主粮转等有关国家死生存亡的重大问题，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府都不能决定，中国以前的国务院也不能决定，唯独本届政府拥有如此无边权力，必须加以限制。……右派汉奸认为罗援将军微博不该干预政治，“国防时空官方网站”认为军队学者也应享有言论自由。“ 军人不得做任何政治评论，这是基本常识！”——那是西方军队的基本常识（按：那是华尔街的意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要政治挂帅，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这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本常识（按：这是人民的意志）。况且习总视察广州部队刚刚讲了要坚持政治挂帅。用什么军队学者也要有话语空间来解释，本身就不理直气壮。

因而，罗援少将说：“有网友问我，为什么而战斗，为何而战斗？我的回答很简单，在习总领导下，外保国权，内惩国贼，涤荡腐败，振兴中华！”

党的十八大宣言：“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如果听任党管不了，军队不问政治，那么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就可以忠实执行美国的顶顶层设计了。这就是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美梦。他们自以为聪明绝顶，而无视草民，以为中国老百姓是一盘散沙、一群愚民、一群奴才，以为把持了“官僚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就能“依法治国”，确立他们永久的“精英统治”了。是不是如此，历史会回答他们的！

felicity

最近环球网接二连三登出一些怪论：特别在3月7日 的军事评论标题如：
军工企业可整体上市或引入战略投资迅速壮大
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难深入 审批流程需简化
军工企业宜早日形成“商办官助”投融资模式

特别是第一篇文章：
【环球网报道 记者 张加军】2013两会期间，航空界代表积极建言献策，全国人大代表、中航工业南方董事长、总经理彭建武，全国人大代表、中航工业通飞董事长孟祥凯3月7日接受记者联合采访时强调，强大的国防军工实力是中国能否和平发展、中华民族能否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在当前形势下，应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推动军工企业迅速壮大。
　　两位航空界代表从美苏两种不同的军工发展模式引申开来，通过对比得出清晰的结论。苏联一直奉行“官办无助”的军工投资体系，最终陷入军备竞赛泥潭，被“两条腿”走路的美国军工体系生生拖垮。而美国前10大航空军工企业中，无论是从事航空发动机业务于1896年上市的GE公司，还是从事电子系统业务于2001年上市的美国罗克韦尔科林斯公司（Rockwell Collins），全是整体上市公司。此外，日本的军工企业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三菱电机也都是上市公司。
　　军工企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等特点，通过整体上市或引入战略投资者，就可以在政府补助投入外获得另一个长期稳定、多元及时的募集资金渠道，这种“商办官助”的模式，有效地促使欧美军工企业逐步做强做大。军工企业引进战略投资者甚至整体上市（含总装资产）从来都不是“洪水猛兽”，这一点，世界军工强国早已证明。

abcdreamer[环球香港特别行政区网友]8小时前外國軍工鉅子特別是美國可直接影響國會撥款購買其集團軍工產品，甚至外交政策。只要成功發動一場戰爭，集團都賺大錢，沒有人會理會國防預算會拖夸政府財政，因此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要用食物卷維生也在所不計。這兩個代表說話怎那麼像這集團代言人，究竟是安啥心？
abcdreamer[环球香港特别行政区网友]8小时前
吳邦國剛講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這兩位代表就要照搬西方那套，只說利卻一字不提國防風險，快立案吧！
abcdreamer[环球香港特别行政区网友]8小时前
軍工走資，國防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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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的，习近平刚说官商不可勾肩搭背， 经济自由改革派居然公然插手国防之利器，军工企业。。说话完全像美国利益代言人。。。大家对此有何看法？

[ 本帖最後由 felicity 於 2013-3-9 11:01 PM 編輯 ]

研究京氏

原帖由 felicity 於 2013-3-9 11:00 PM 發表。
妈的，习近平刚说官商不可勾肩搭背， 经济自由改革派居然公然插手国防之利器，军工企业。。说话完全像美国利益代言人。。。大家对此有何看法？

很好呀，有其他资金进入，可以多立项、多做研究，加速军工企业发展嘛！军民一家，这就真正做到，应该支持。

初中生

我对国家未来既乐观又忧虑

本文是全国政协何新委员2013年3月6日下午小组会发言提纲

中共十八大确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我衷心拥护。

但是毋庸讳言，新的中央领导核心所面对的是近20年来最为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这种错综复杂性，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国际关系的，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

我是多届委员，从七届二次会议到现在，除了第十届不是，我担任政协委员五届了。但我一直是孤立分子。第九届时候，我反对当时推行的“大规模下岗”、“国企改制私有化”政策，被免职一届。所以从大局着眼，我很少公开讲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央建立新的领导集体。我认为国家前景光明，大有希望。但是我也对未来深怀忧虑。我为国家未来十年可能面临的复杂内外变局担忧。习主席鼓励政协委员“讲真话”，所以我今天再讲一点点真心话。

我们中国人应该看到，由于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隔膜，中国人一直对世界很无知，在许多深层方面，至今仍然并不了解西方。

当今世界处在大变革的前夜，处在形成新的全球格局和秩序的前夜。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深不见底，影响覆盖全球，不知会持续多少年。说“中国一枝独秀”，就是误判。说“世界形势主流是和平与发展”，也是误判。

近两年国际形势似乎突变，南海资源问题、钓鱼岛问题、缅甸问题、朝鲜问题、中印边境问题，都可能引发局部战争甚至引发由于国际干涉导致的总体战争。其实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对政府工作报告有看法。我又要唱点反调。当前我国经济处在发生危险的边缘。许多群众不满。群体事件不断。老百姓有许多意见，我实时收集了一下政府工作报告直播时的网络评论，在比较自由开放的公开论坛上，尽管不断被删除，但是负面的声音远远大过正面的评论。

有人说，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和积累，近年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国家有相当经济实力，国家机器的强大也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维持社会基本稳定。还有人乐观预测，到2020年中国GDP达到多少，2050年GDP达到多少，这些话可听可不听。问题是那时候的中国和世界是不是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过去的十年、二十多年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当时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苏联今天还存在吗？

如果考虑到未来内外变局纷繁，存在诸多变数和难以预测的因素，包括：目前通货膨胀形势非常严峻（远远高于官方估计），社会中下层生计存在困难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城乡中存在巨大的失业、无业以及不稳定短期就业的人口（失业人数被严重低估）；近五年来发生网络舆论革命，传统的舆论和媒体掌控方式在新媒体时代已经失效（电影《雷锋》收看率近乎零就是实例）。加之民众中充满对党和国家不信任以及失望、抱怨的情绪，边疆分裂势力活动十分猖獗，以钓鱼岛、朝鲜为诱饵，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等等。以上诸多不利、不稳定的因素，均有极大可能导致在未来的5-10年间爆发不测事件，从而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我非共产党人，有一句话本来不应当由我说。但我个人认为，当今在政治上最严重的问题甚至并非腐败问题，而是党不管党、政府不治国的问题。

这个问题发生的根源是由于两个因素：第一是近年来不恰当地强调“党政分家，党不理政”。第二是政治改革的方向被错误理念和舆论所误导和绑架——一讲政改，就讲“一人一票”，讲“民选官”。说透点，这不是为了“民选官”，而是为了“民选党”。

有人说，中共现在只是执政党。这其实是一个别有用心的命题，是偷换概念，但是被津津乐道。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是执政党，它们随时可以下台。但是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共产党是开国的党、建国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建的！

执政党可以轮换，可以随时下台，不会导致国体的改变，不会发生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改变。但是如果共产党下台，那意味着国体的改变、宪法的改变、国家全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这是会发生天下大乱的大变动！

中国共产党是现今中国基本制度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放任玩什么“民选官”，中国必会大乱。我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官员，我就要退休了，但就是这么一个现实！

现在自由派所鼓吹的所谓“政治改革”，他们所有的说教，归结于一点，其实无非就是劝说共产党准备主动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劝说共产党交出执政权力和军队（这是“军队国家化”论的实质），然后把政权交给所谓“公民”们的选票——“还政于民”，通过选票把权力交给大陆的“民进党”——民主党、自由党或其他新的政党。

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实质无非就是要求共产党把中共中央军委撤销，交出军队。所以“政改”问题的最终实质就是，你共产党究竟要不要交权？要不要交出军队？要不要交出国家？

当今所有问题，环境问题、腐败问题、人口问题、转基因问题，根本问题就是党的失职、政府的失职，党不管党、政府不理政。恰恰不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政府职能转换不够”，不是“政府应当进一步退出市场”！

为什么政府面对诸多重大复杂的具体国民经济问题放手不管？包括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空气污染问题、饮水污染和毒化问题、野蛮拆迁问题、城管横暴执法问题，也包括大量的富人贪官外逃、资产外流几千亿问题，以及物价飞涨的问题，等等。

执政者天天讲“政府放弃职能”、“不要介入市场”，而要把这些问题的解决统统交给市场。——市场能解决吗？解决得了吗？市场的原则就是优胜劣汰，两极分化，唯金钱至上，利润第一，所以才发生这些问题。让市场发展自发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饮鸩止渴吗？这些问题不是发展中的问题，而是决策者对世局判断有误，对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有误的问题。继续这样走下去，必将把中国引向一条危乱之路。

本次会议我提交了四个提案。

1）关于反对以“大部制改革”的名义将铁路系统公司化后转为民营、私营，让铁路成立中外合股公司，然后允许外资进入，兼并侵吞中国铁路已形成的巨大国有资产的提案。其实发达国家的铁路很少民营化、私有化。中国为什么这么搞？

2）关于反对撤销科技部的提案。我认为科技部不应解散，还应当加强。不能指望以后完全靠民营企业、大学搞科研，而应珍惜、维护中国的科研国家体系和队伍。这需要一个领导部门。

3）关于呼吁重新审定小学数学教材，撤销不合实际的艰深内容，反对强制英语化，减少少年儿童学习和精神负担的提案。

4）关于考虑未来水、资源、人口及环境问题，建议国家考虑将天津设为陪都，以及北京的部分职能及机构疏散迁离到中部地区的提案。

原则上我不反对“大部制改革”，不反对以“城镇化”为发展方向。但我认为这两件事都不是眼前的当务之急。不但不是当务之急，而且如果仓卒乱改，必会导致国本动摇经济混乱。

现在中国铁路运行秩序良好，匆忙并部，仓促搞什么“公司化”、“民营化”，进而引入外国大资本而“外资化”，铁路秩序必会在这种“乱改”中大乱！铁路是中国经济的大动脉，铁路运输成本的提高，将导致全面恶性通货膨胀。铁路也是国防运输的命脉，如果铁路动脉系统引进外资，外资掌控，将意味着国防运输重大信息的对外公开化。尤其在当前，中国可能面临对外战争，在这个时候突然要搞乱目前运营良好的铁路系统，是不是别有用心？！

还有城镇化“撤村并城”的运动，如果实施不好，处理不当，也会导致农村社会秩序的紊乱，会颠覆国本。

所以我认为，当前的迫切问题根本不是搞什么“大部制”，搞什么“城镇化”，而是亟需整顿国内经济秩序，重新选择经济发展道路，统筹国内经济全局，梳理、解决严峻的现实经济问题和改善民生问题，着力要解决目前物价上涨过快、农民工失业多和从业就业难，以稳定人心、安抚社会的问题。

我呼吁新政府坚决放弃过去十年来以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主干拉动GDP的错误政策，切实面对和解决下层百姓哀哀求告导致生存困难的那些民生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极其复杂棘手，不是通过抽象的“制度改革”和“职能转变”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些多年以来决策、政策和发展方针失误的问题，是多年积累的问题，无法通过什么“政改”或“私有化”方案解决。

最后我想讲的一点意见是，注意近二十年来的智能化电脑革命及其相关科学技术的革命，正在改变世界文化，正在改变社会制度的组织形态，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而目前中国人，包括中国领导人，对此认识非常不足。最重要的一点是，电脑智能化技术的革命，已经使得全球新秩序、全球金融及经济政治一体化成为可能。旧式的民族国家视野已经不够！当今围绕中国问题发生的所有重大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都具有全球性意义！中国也必须寻找和制订一套自己的全球化战略。

当今的世界市场基本上完全被欧美金融体所控制，中国不可能“遗世独立”彻底摆脱出来。以后也只能继续寻求合作，但是应当是既斗争，又合作。如非万不得已，也应当尽量避免发生激烈的对抗和战争。

但是，多年来西方势力用多种方法渗透进中国。输入软件、输入经济政治改革方案，让中国进入陷阱。譬如，近年喊得很响的所谓“反垄断”就是一个糊弄中国人的欺世之谈。全世界的资源市场、金融市场都早已被跨国托拉斯、康采恩（例如高盛和摩根集团）所垄断——世界五百强都是垄断的托拉斯集团。为什么他们的枪手却只攻击中国的国企搞垄断？无非就是为了拆散中国的国有大型经济体，让他们的托拉斯进来控制中国经济。

还有设置汇率升值陷阱，让热钱滚滚流入中国，以加剧中国的国内通货膨胀——这些举措后面都有深远的战略意图。有人说我是“阴谋论”。其实，不让人知道“商业、政治和历史中充满阴谋”这个真相，本身就是一个阴谋。中国人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时候，首先应当看清楚这个世界，看清楚面前打交道的真正对手究竟是谁。这是我不能不说的。

我就讲到这里，也许所说都是谬论，那就立此存照吧。谢谢各位。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3-3-27 02:01 PM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