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缕曲 立雪天安门

初中生

三十年间的文艺腔

黄纪苏

“文艺腔”当然不是指《诗刊》、《小说选刊》、《新剧本》上的文艺腔——那些地方就怕它不“文艺腔”。咱们聊的是文艺领域之外的“文艺腔”，尤其是社会认识和政治动员中的“文艺腔”。

首先得承认，即便在这些领域，“文艺腔”也是有它的位置的。先秦的公共知识分子，儒、法、道、墨、阴阳家在启发王侯、建言献策的时候，没有哪家不带文艺腔的。骆宾王写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因为文艺得好，据说武则天读了都受用；毛泽东“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也是“文艺腔”，他同时还特别提防别人用“文艺腔”来“反党”。

记得我们上中学第一次下乡劳动，背着背包奔东北旺苗圃，路远人小背包大，走得嘀里当啷的。所以一出西直门，一位叫孙强的老师就开始站在路边打快板：同学们，朝前看，前面就是东北旺，下定决心排万难，胜利就在咱眼前！我们又走了俩钟头还听他在路边呱唧呱唧“前面就是东北旺”。于是同学也说了起来：红红太阳暖洋洋，照到我的破衣裳，姓孙比人小三辈儿，姓儿也比姓孙强！这样一“文艺腔”，还真不觉得累了。那位孙老师已去世多年，想想真是个好老师啊。

“文艺腔”当然是指文艺化的表达，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大，也可以说不大是个问题，无非夸张猛点、比喻多点而已。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里说：美利坚银行不是给人人开过“人人平等”的支票么？今天我们黑人把支票带来了，美利坚银行您要是没倒闭，就请给我们兑换现金吧。如果马丁·路德·金当年没用那些生动有力的比喻，没用一浪高过一浪的排比句，而是来一篇《试论黑人族群赋权之路径依赖》的“主题发言”，我估摸着他到这会儿没准还活着呢（他姐好像还活着），人家灭他干嘛呀！

“文艺腔”的问题不在（起码主要不在）表达上，主要在对于社会问题的文艺化认识上。如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社会政治过程的认识不讲科学，不讲逻辑，不重事实，不重证据，跟梨花姐姐她们那样没头没脑、神出鬼没的，那问题可真就大了。

80年代的文化精英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确挺“文艺腔”的。这也可以理解。一方面，改革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大厦晃晃悠悠，眼看不行了，大家要做的事无非就是撒丫子往外跑。往外跑是个比较简单的事，没那么多学问，社会统计、回归分析、结构功能什么的非要用当然也能用上，但不用也没关系。另一方面，经过十年“文革”、上山下乡，绝大多数新一代精英，高档点的一肚子《复活》、《红与黑》，低档点的净是《一双绣花鞋》、《曼娜回忆录》，他对世道的见解也只能文艺化，想不文艺化都难。

说来挺有趣，最先不想文艺化的倒是文学中青年，大概他们看中国横着看是“日月经天”，竖着看是“江河行地”，自己也觉得乏味了，所以像王蒙80年代就提出过“文学要学问化”。当时的文艺作品挺爱点缀一些“定理”、“效应”的。记不清在当时什么杂志上看过的一篇小说了，净是字母、符号、公式，如果把别的部分挡着，你一定以为是在看《科学通报》什么的呢。

大概80年代中期吧，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引入“数理分析”的方法，后来我还真看了那篇文章，无非把贾府的小老婆以及乌头庄进贡的年货做了个简单统计而已。他们的知识构成就那样，所以转变也只能是在皮毛上、装饰上，认识上基本不脱“文艺腔”。就说提倡“文学学问化”的王蒙吧，你读他80年代的东西，感觉对面是位大龄文学青年；过了这么多年读他今天的东西，更一惊一乍的了，几乎成了妙龄文学少年。

尽管如此，70年代末以及整个80年代最热闹的一批人都是文学或准文学出身，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充满浪漫主义抒情色彩。就社会视野、政治动员而言，这跟当时中国普遍社会心理中的空想资本主义道路还真门当户对，都不带找钱的。记得“文革”后期邓小平谈军队整顿时曾说，战争年代一挥驳壳枪，“冲啊” ，问题就解决了。80年代精英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是一样，一挥私有化，冲啊！喊“冲啊”——当然是苏晓康、刘再复这些人最会喊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如火如荼地展开，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虽然都是横冲直撞，但的确已经过了喊“冲啊”的阶段。文学家或是一边凉快去，或是直接加入了冲锋队，总之，“文艺腔”虽不能说从此销声匿迹，但起码低了一个八度。这时站在话筒前面的是经济学家，讲的净是什么诺斯、科斯、帕累托最优、边际效益递减之类。放以往，听这些东西一定不比听点钞机工作更有趣，但这会儿大家都洗耳恭听。

记得在90年代中期，有一回我跟老友沈林（他肚子里除了粮食就是西方戏剧）聊经济形势，聊完了他感叹说，现在大家都关心起经济学了。事关大家的钱包和存款，大家能不关心么！股市、房市这些年培养出的业余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家可真不少呀。

有趣的是，不少从前专门以文艺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也都纷纷改行跳槽，研究起了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了。新左派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学人，自由派曾讽刺他们太文学了，其实真没扎着地方，扎着的是被新左努力抛弃的文学出身。坦率地说，新左的路子，跟80年代王蒙那帮文人的学人化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他们的确在努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与世界，至于努力的效果如何，我想孙中山那句遗言比较适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忘了朱学勤先生是说哪位新左学人用标点符号表达思想了，其实朱的文字倒是透着更浓的文人气。像他所从事的思想史，说句老实话，不比文学更“科学”，老话说的“文史不分”是实情。

还有哲学——我指的当然不是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之类——有时比文学还文学，浪漫得更没边。主流思想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80年代的“冲啊”阶段，对于“冲啊”阶段，无论是表达上还是认识上的“文艺腔”都已经够用了。

如果中国社会的发展能稳步走向成熟，一般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就应和“文艺腔”渐行渐远。理性讨论理应成为社会思考、政治动员及参与的主流。到时候老百姓不是发短信编段子，而是提了笔记本电脑去人民大会堂和政协礼堂，一笔一笔地分析讨论四万亿资金从哪儿来、经过哪儿、到哪儿去，问得财政部部长直想提前退休。这当然是理想趋势，以现在这个世界乱局，今儿难说明儿，明儿难说后儿，将来什么腔谁又说得准呢？没准儿童腔、娘娘腔大行其道呢？没准直接就来唱腔——唱《国歌》、《国际歌》了，也说不定呢。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0-12 04:46 AM 編輯 ]

初中生

关于民主

黄纪苏

别说普不普适，说需不需要

2008年先闹火炬，再闹地震。自由派先是“天谴”，在群众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赶紧改口说“普适”。有挺的、有批的，还挺热闹的。

自由派是玩概念游戏，说你们看啊，汶川大地震咱们中国人表现得好不好？好吧。为啥好？因为尊重了生命，落实了普适价值。普适价值从哪儿来知道不？从西边。——马列主义英特纳雄耐尔也从西边来的没错吧！西边好东西多啦，民主也是好东西，咱再来它一个要不要?

其实自由派你就直接说我们想要民主不就完了么，兜那圈子干嘛？——没华盛顿、杰佛逊中国人还不会做好人好事了？！自由落体运动公式确确实实普适，但国会山它还真没那么普适。没那么普适只要你觉得应该值得也不妨引进、推广，牛仔裤不也从无到有，差不多一人一条了么？

反对的那方又是老套子：马克思一八三几年怎么说的，四几年怎么说的，五几年怎么说的。更年期似的拿出“阶级性”来碎嘴唠叨——中国都“阶级”成这样了，他们的“阶级”理论却一直在犄角旮旯闲着，这回阻击民主总算派上用场了，够无趣的。我们对民主既没必要红着眼圈迷信它，也没必要闭着眼睛否认它，而应该存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持一种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着想的立场。不妨从功用、能力和价值三个角度来说说民主。

民主功用

先说功用吧。“民主”当然就是人民做主，老百姓当家。当家做主有开心的一面，但也有麻烦的一面。饭菜别人做好了端上来，不比你自己系围裙下厨房省事么？如果有尧舜禹这样的大师傅为中国掌勺，色香味俱全，人民又何必把自己弄得油渍麻花的呢？有朋友认为1949年以来实行的正是尧舜禹的“禅让”制度。这话也对也不对。禅让的意思就是传贤不传子。毛主席从能力、公心上说算是现代尧舜禹了，这是近代惊涛骇浪筛选出来的。他选接班人也的确没选儿子侄子，而是考虑过刘、林、邓、华。这四位无论贤与不贤，反正毛主席那么大智慧也拿不准。禅让制真能发挥“传贤”的功能，老百姓的确没必要多此一举，排队去履行什么“神圣的权利”。

其实只要你能保证统治者都是最好样的，别说禅让了，就是像梅兰芳传梅葆玖也无妨——选贤、传贤、生贤反正都是贤呗。问题就在于你保证不了。民主就一定能保证么？其实也保证不了，你看民主国家的人民选领导跟自由恋爱似的，结了离，离了结，扒拉来扒拉去，效果未必比父母指定的媳妇强多少——希特勒当年也是选上去的。

但有一条民主可以绝对保证：是好是歹都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出了事赖不着别人。还有一条可以相对保证：既然是人民自己选出来的，讨好人民、给人民办事的动力一般会大于不由人民选出来的。当然了，像耶稣、佛陀那类悲天悯人的情怀另有出处，人民打他他也要给人民办事的，可能会因此机会少些。

社会现状与民主功用之间的关系，也许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不少。人类社会各种变量乱作一团，政治经济运行的情况是无数社会历史因素错综纠缠、复杂互动的结果，塞翁失马、淮橘过江，同样的东西，换个时候挪个地方就完全不那么回事了。因此各种民主理论和反民主理论都要在人类社会的变局面前尽可能谦虚一点。

民主由于其开放的参与空间尤其是舆论空间，会呈现动荡不安的特点。这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要看摆在什么环境里面。在中国近代危机火烧眉毛的时候，七嘴八舌肯定是较差的选择。即便是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它也不是多好的选择，因为经文革十年折腾，人心思定——现在有人埋怨当时宪法取消了“四大自由”，可老百姓当时真的无所谓，我们不妨平下心回忆一下。

但今天30年过去了，距离80年代末的风波也已经20年了，国家承平日久，您还是年年岁岁“稳定压倒一切”，还用过多的限令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来一味抑制民主的监督功能，这就不对了。

民主社会一般小震不断，大震不见，泄洪道天天细水长流。而我们的特点是平时捂着盖着，因为体积大，容易将就，东边不行靠西边，南边缺点儿北边补，但结果矛盾会越积越多。大家伙比潜水员还能憋气，一憋就是好多年，到了实在憋不住的时候就是土崩鱼烂。

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前30年的问题和情绪一直捂到1976年，1976年这一反弹把中国弹哪儿去了？30年还没弹完啊！后30年当然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样问题也够个儿的，矛盾和不满也积累了不少。幸亏这些年由于互联网，有了真正来自民间的监督和表达。要说民主，这也是民主。民主的功能就是社会自我反思、自我纠正的机制。民间参政议政，没有这个互联网根本无法想象。要没有这样的参政议政帮着行洪，憋成溃坝不是不可能的。

日常的国内压力

今天因为缺少当年的危机，一个个都是得过且过混日子，混完这届就算齐活，完全没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精气神儿。看历史，“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真是普遍规律。打天下时九死一生啥毛病都没有，有了也赶紧改；得了天下无忧无虑啥毛病都来了。你看从八旗到太平军到湘军到淮军到北洋新军到国民革命军到八路军解放军，生生死死的多快呀。

中国革命80多年了，当年的共产党人真是豪杰啊。熊蕾她爸熊向晖埋伏在胡宗南身边当间谍，不是没人看出来，有人看出来了，说这小子这么廉洁清正有作为，太像共产党了，赶紧抓起来吧！——就冲着一条，你说这共产党能不得天下么？

当年秋收起义一路丢盔卸甲，三湾改编完了，一二百人由毛委员一瘸一拐领着奔了井冈山，靠着这股精气神儿也就20年工夫就拿下了全中国。你再看今天这一个个跑官买官卖官，腐朽成那样，如果没有一套振奋他们的办法，是会快马加鞭老朽下去的。

咱不说远的，就说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反应钝；“3·14”关键的头两天都不会动了；火炬若不是国内外“四月青年”起来勤王，变坏事为好事，真不知怎么收场呢。接着就是后面的溃坝、瞒报、毒牛奶、毒鸡蛋。大家会问，“官”不就是“管”么，今天吃的哪样没毒？毒了我们这么多年，你们都管什么去了？还让广大消费者“提高鉴别能力”，我们家里有化验室么？

这样僵化的体制应付中小型危机还凑合，碰到大型危机就令人担忧了。所以这个体制必须要改造，张五常说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那是妖言惑众。如果我们也这么信了，那就祸国殃民了。

中国近代以来，国家要危了，精英们就精神抖擞，有模有样。日子刚好一点，就成群结队地醉生梦死。可悲的是，这类松懈和堕落的现象，严重压制了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中国的精英应该是干嘛的？应该不但带领人民从死地里爬出来，还要去攀登世界历史的高峰。

对于社会的管理集团，民主尤其是言论出版自由可能起到一种作用：平添日常的国内压力。说白了，天天有人骂你、数落你、揭发你，你行为做事就会像点样，就能够保持警醒，不松懈，不腐朽，不然就只能等着外国入侵或地震山摇才能振奋一回精神。

这日常的压力从哪儿来？来源当然不止一端。教化也可以是而且也应当是一个。我看电视里英模报告会上满场的官员一个个也哭得直抽抽。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及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已被整垮了好几十年，重新修理、改造、树立起来，可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要靠文化教育，但也别陷于文化决定论，如果你药方开的尽是唱歌、背诗、开讲用会，那就是误国误民了。不能光靠这些，还要在制度上解决民主监督的问题。当然，也别以为有了民主制度就什么都有了。凡事过犹不及，一年到头罢工游行，社会也搞不好。

另外，在执政集团内部做些制度改良，当然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这些年日益强化的“问责制”就属于这种思路。问责制本身，我有些怀疑它的效果。效果好点的其实大都引入了外部的偶然压力，是这样一个因果链：出问题-媒体曝光-公众义愤-高层震怒-勒令解决。问题是，靠媒体曝光、公众义愤、惊动高层这还具有普遍意义么？——绝大多数问题是没有机会上媒体成热点的。不借助集团外的压力，仅靠内部举报，这个制度就很难启动，启动也都是为些不疼不痒的事。

面对事故灾难，基层普遍的瞒报封口说明问责制已经无能为力了。当然，多设一些相对独立、彼此外在的机构，也多少能形成一些相对外来的压力。其实老说的“部门利益”，其中便也包含了这样的压力，这有点像《南方周末》兔子不吃窝边草，专找广东省外时弊针砭一样。

基于部门独立性的监管历史久远，什么御史、廷尉、大理寺都是，但局限性也都不小，否则用不着再叠床架屋，设东厂西厂，组织中统蓝衣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后也一直想找到合适的压力源，先找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四清时又用体制内这部分监督那部分，末了实在没辙了便发动群众造反。

今天的吏治跟毛时代有霄壤之隔，一些贪官奸商地痞流氓成群结伙，同流合污，也都够“江湖”、够“山寨”的了。所以，完全在执政集团内部想主意，恐怕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结果。应根据中国的具体问题，稳妥而坚定地引进并创新民主监督机制，对整个管理集团造成外在压力——只要有利于我们，别说从西方进口了，就是从飞禽走兽那儿进口也值得（仿生学不就这意思么）。

西方最近的金融危机，又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弊端。但我们这儿也别趁机把人家什么都否了——他们能领导世界几百年，自有其长处，科学、工业、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是西方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否定不了的，不要让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

总之，对于中国的未来，民主是能有所贡献的。民主的内容很多，对于现在的中国，首先要让言论和新闻出版的管道更加宽松，以加大对执政集团的民主监督。除了刘晓波这些人，大家眼下未必对两院多党有多大兴趣。但你要保证——还要有实在的办法保证你的保证——民主的监督。光来一句“我们说话从来是算数的”早没用了，因为历史证明，你们说话是经常不算数的。

要渐进，但不能不进

说到效用，我们确实也要看到，民主在一些方面可能是非常低效甚至是负效的。议会讨论提案，本来是君子动嘴不动手，但台湾的“立法院”不但动嘴说，还动嘴咬，这还不够，还要动脚踢，高跟鞋都踢飞了，哪儿像我们的两会跟团体操似的，见什么都齐刷刷举手通过什么。

当年基辛格在埃及、以色列之间搞斡旋时就感慨：以色列办事怎么那么难啊，政府议会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没个结果；还是埃及好，总统一声令下，谁不听毙谁！

大家老说中国这个体制太集权了，其实在瑞金的时候也是没完没了地讨论表决，白军都快到村口了，这边还统计票数呢。那年头的效率不像今天，没效率就是没命呀，所以赶紧改成“民主集中制”了。这一改，挺顺的，顺着顺着就顺不回去了。结果是一种悖论：不民主的时间越长，民主起来风险越大，风险越大就越要慎重——也就是说，越不民主，越有理由不民主。这不是一个玩笑，而是一个事实。

也是啊，没有民主，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什么的不也都世界第一了么？所以代价问题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其实解决起来也不难，你抓紧着点，一步一步放开，用攒钢蹦毛票攒出一个民主来，别像模六合彩摸出一个民主来，那样冷不丁的，让人不是疯就是崩。但您如果非但不放开，反而一步一步收紧——觉得不收白不收，收了也没人敢管——那么积累若干年下来，矛盾的双方就都没机会了。

民主价值和民主能力

以上说的都是功用或效率。其实民主还有一个价值问题，这是越来越必须面对的问题。现在一些朋友一提民主就会说我们古时候就靠明君贤相，不习惯民主这玩意。但问题是，这170年没白过啊，这么多年的现代化运动，城市化、工业化、教育普及、通信便捷，这都跟古时候不一样啦，老百姓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啦。民主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价值了，大家越来越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到十八岁就该有的权利。凭什么我自己的事我插不上嘴，老得你当官的给我做主？他也想自己说了算一回。他会说，就算我选不出尧舜禹，我就选只狒狒搁白宫里看着乐行不？！

这当然是极而言之。让人民乐一时爽一时当然不是社会生活的唯一价值，还有很多重要的价值，如稳定、长远利益等等。但人民自己要给自己做回主，这毕竟也是个价值，而且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古代老百姓的确不这么想，村口贴的告示骈四骊六，他看不懂就知道佩服，他会想我算啥玩意呀？现代的老百姓一个一个读书上网、真假学位证书一大摞什么都懂，他会想你算啥玩意呀？这是现代化造就的基本社会现实，你必须要面对，早晚要面对。

民主之所以能成为价值，原因之一就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民主的能力。上面说了，是现代化培养了这种能力。晚清民初的时候政治家说“民智未开”，这东西搞不成。如今100年过去了，民智还没开么？中国人专生傻子么？

民主是当家作主，您得对家里柴米油盐存款花销有个数，要理性权衡今天明年各种意中意外的可能，然后做出比较靠谱的判断和抉择。糊里糊涂投票是不行的，效果可能真还不如县太爷说了算。

中国古代老百姓的确没当家作主的能力，能力都交给皇帝和官吏了。碰着焦裕禄那样的干部，老百姓谢天谢地，什么都不用操心，唯一操心的是老焦会不会调走。如果天子或是老天要调老焦走，他们就上万民伞，或黑压压堵道上哭，但毕竟堵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老焦离开。新调来的干部可能跟老焦差不多，也可能差得远。到了王朝末期，老焦寥若晨星，领导岗位上盘踞的都是“怪叔叔”。面对怪叔叔，老百姓只能干瞪眼忍着，实在忍不住就当一回李逵或杨佳。

近代的先贤发现西方的民主可以在老焦缺席的情况下，在“干瞪眼”与“当杨佳”之间另开一条路，他们也明白这条路也得靠人一步一步走，并不那么容易，老百姓需要培养走路的能力，于是孙中山便定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路线图。

经过了一百年，民主能力的培养话分两头。一方面，按说应该提高最快的两会的代表，好像提高得最慢，这也不怪他们，这些负责挑选国家领导人的代表都是国家领导人的下级挑选的，他们或歌唱得嘹亮，或者舞跳得妙曼，再让他们评说财政预算这就过分了。所以他们该按键时按键、该举手时举手便是不辱使命——这两年还能提一些定中秋节端午节为国假以及关注流浪猫的提案，真的是超常发挥了。

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经过这么多年读书看报，电视里的辩论不知看了多少——一边看还一边跟爹妈老婆理论，出庭旁听之类事，多少也经过一些，再加上互联网BBS等等，应该说民主所需要的那些能力，已经不比两千年前的古希腊人或两百年前的美国人差太多了吧。有了能力，想法就不一样了。有能力就有欲望。晚清时代就那么几个人认字，民主的欲望加起来也就相当于一火力发电厂。今天恨不得一人一博客，民主的欲望加起来没准够一火山了。你看现在有点事互联网上就狂风暴雨似的，显然是膨胀的民主能力和欲望在寻找释放的出口。那种“从前试过这玩意，没戏”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袁世凯曹锟那会儿没戏不证明今天也没戏，您的日历忘翻篇了。

老百姓也有民主的需求

今天哪些人的民主欲望比较旺盛呢？最旺盛的当然是民运分子，他们属于这方面的专业户，靠这吃饭。另外这些年资产阶级的政治抱负随着钱包鼓起来之后，也惦记着往主席台前排中间挪动挪动——靠重新洗牌挪过去，过去之后还要不要民主就难说了。

其实除了他们，对于普通老百姓，民主自由如今也是非常切身的利益。有些官员本来不学无术，但胡作非为，巨大的公权力为他们的撒野犯浑保驾护航。有些单位里，老实巴交的群众想“一刀一刀切了领导”的狠话，我亲耳听到过不少。老百姓需要“民主”“自由”来限制一些官员过分的权力。那种认为民主自由不关老百姓事、老百姓就关心猪肉几块钱一斤的观点，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

很多人坚信，一搞民主，肯定有钱人的天下了，前门放狼，后门进虎。这样说当然有经验上的根据，但尼泊尔“穷党”、查韦斯、内贾德不也都靠民主上去的么？所以天下的事没那么绝对。另外，你可以说美国民主是假的——其实不可能都是假的——但我们就不能来点真的么？

现在有些学者可以一人同时仨观点：一说中国太特殊，民主不能急；二说天下压根就没民主这回事；三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挺民主的了。三个说法各自都有一定道理，但仨蛐蛐放一罐儿里只能掐得一个不剩。你不号称信仰社会主义么？平等可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民主可是平等的题中之义呀。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0-12 04:22 AM 編輯 ]

初中生

与西方外交官谈中国

黄纪苏

前些天，好像地震过后没两天，我和西方某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参赞聊了次天。他的中文非常好，我问在哪儿学的，他说“两岸三地”。我们从《色戒》聊起，这是我们见面的缘起，他是读了我写的批评《色戒》的文章于是跟我联系的。《色戒》、李安本身没多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怎么看待家国，怎么看待世界，这才是本质。所以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进入了正题。

说起中华民族，他提醒我不可一概而论，这里面有蒙族、藏族、回族等等。我说中国跟欧洲有点不一样，我们民族融合从先秦就开始了，后经魏晋南北朝、宋元、清，虽不是百分之百融合，但比起西方国家，比起印度，比起美国可要充分多了。例如，满族基本上已经没影了，倒是这些年有些人冒充爱新觉罗氏出来占占便宜。平时没见着谁是什么少数民族，高考加少数民族分的时候，才会冒出来一些。孙中山讲“国族”比较实事求是，当年的“夷”早跟“夏”混为一谈了。这次地震要仔细论的话，震的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但我们献血捐款的时候，没人想到那是藏人、羌人。哎呀，咱中国人遭灾了，这是我们最本能的反应。我们说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个经过几千年充分融合、已基本上浑然一体的民族。所以，不能拿塞族、克族、日耳曼族、罗马族、斯拉夫之类的“民族”套子来套我们，尺寸不合适。

谈到中国与西方，我说划分利益的基本单位，现在仍是国家。这次地震灾害，外国援助了，我们会感激；援助的没力度，我们也要感谢；压根不援助，我们也没多少好抱怨的，因为这不是人家的事，世界还没那么“普世”。如果中国政府对灾难伤亡不闻不问，我们就会想到推翻它；如果救灾救得一塌糊涂，我们就会想到抨击它；如果做得还不错，我们就会支持它表扬它。全世界的边境线、海关、移民局、签证处、护照都标明国家民族，这层意思讲得再清楚没有了。但中国是一个“大同”意识挺强的国家，近代以来，我们的知识分子比较看不起国家民族，总惦记着普世，总惦记着超越民族，但西方老师不让我们超越，老在打我们，围我们，拦我们，今年三四月份又满世界恶心我们。

我们还谈到德国默克尔总理的言论。关于世界粮价的飞涨，她认为印度人由吃一顿饭改吃两顿饭，中国人由不喝牛奶改喝牛奶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里面流露出的情绪，跟希特勒对所谓“劣等民族”的态度应该说没什么两样。参赞说，默克尔是个物理学家，哪儿有什么情绪。我说默克尔可不光是物理学家，她还是政治家，她的情绪代表了一种深刻的利益关系。说白了，中国人也想过上好日子，但一不靠鸦片，二不靠炮舰，全靠吃苦耐劳，而且一点也不违反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

参赞说，难道没有其他模式了么？我说其他模式当然有啊，中国一直是“其他模式”。可160年前，你们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到我们这块儿，一通狂轰滥炸，把几千年的小桥流水、男耕女织、安贫乐道、自得其乐全炸飞了。中国的模式就像雕象牙套球，可以雕出好几十层，所以也叫“鬼功球”（我最近去南方，参观博物馆，知道最多雕出四十层的，艺人雕完眼睛就瞎了）。雕了五千年的中华鬼功球雕被西方填了火药的铅球砸得什么都不是，于是转产西方霹雳球。从晚清到民国到新中国到改革开放，我们就是推着这个霹雳球在路上。我们搞我们的一套，西方说那是野蛮社会；我们搞西方一套，西方又嫌我们吃多了，吃好了，消耗资源了，排放二氧化碳了。其实我们人均消耗的粮食只是美国人的几分之一，我们人均排放的二氧化碳远远赶不上西方。西方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时候，不受任何指责，没有任何压力。等西方差不多过了那个阶段轮到我们也发展的时候，清规戒律就来了。清规戒律就清规戒律吧，美国还不遵守。我头两年读一位法国学者的文章，其中说，如果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这些国家以西方的方式和标准实现工业化，那整个世界还活不活了？

参赞听了这话连连称是。我说，我们可以不用石油，可以不烧煤。但西方呢，总不能我们重新钻木取火的时候你们开着游艇去河里湖里海里乘风破浪，开着飞机去空中玩跳伞吧——甚至还有富人要乘飞船到地球同步轨道上去无限风光。

参赞说，当然不应是说一套做一套，我们也有罗马俱乐部、布达佩斯俱乐部的主张嘛。我说，罗马俱乐部、布达佩斯俱乐部的主张好像还不是主流观点，好像也没落实为基本的社会政策产业政策。总不好让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去为西方几个“神人”的另类思想提供试验田吧。坦率讲，我本人对于物欲跑道上的疯狂竞赛并不喜欢，一个人的幸福不能全靠财富，一个国家的幸福也不能全靠GDP——但也不能不靠。我也希望能建设一个比穷奢极欲的资本主义更有趣一点的文明。但这个文明不是现在这么个建法，因为西方的建筑规划主要是为了西方自己的利益，为自己两全其美、横竖合适。人类应该改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由这个体系的既得利益者来指导改造，肯定改得弊端丛生。

后来又谈到三四月间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的表现，我说这茬人终于走出了中国革命尤其是文革的阴影，能够正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了。参赞说他们经历少，所见也许并不深刻。我说这些80后的经历确的确比不了60后、50后、40后。经历多可以是优点，但也可能是缺点。被某种恐怖经历吓出心理疾患的人，满脑子幻觉，一会儿觉得鬼来了，一会儿觉得狼来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判断也许有深刻之处，却是一种深刻的错误。而80后经历虽少，但生长在中国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没那么多真的假的极端经历，因此也就不会发生杯弓蛇影、没事往床底下钻的情况。他对现实的判断也许不深刻，但是一种不深刻的正确。

谈话虽然含着不少机锋，但气氛不失为友好，声色还算是和缓。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0-12 04:27 AM 編輯 ]

初中生

《色戒》与张爱玲

黄纪苏

我对《色戒》本来很生疏。平时就没有看小说的习惯，除非语言或才情让人一见钟情，否则我没有性子等到五六十页才入佳境。对张爱玲的淡漠还多一层原因，那就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的极口称颂。在八十年代，夏几乎就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化身，加之博极群书，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大陆几代读书人理解、欣赏和评论现代文学的定音哨。但逢共必反的立场拖累了他的见识，他对左翼作家鲁迅、赵树理和平民作家老舍等的评论，其“文宣”口吻跟中宣部的文件差不太多，显出他价值和审美视角的势利而狭窄，不过是旧上海租界区资产阶级客厅的一扇窗户而已。

由于对夏的眼光失去信任，我对张不曾发生特别的兴趣，偶尔碰到翻上几页而已。不过平心说，张爱玲是有艺术才华的，像“蝴蝶是花的鬼魂，飞来飞去寻找前生”，奇诡的想象可追李贺；她对自己所在的那个寄生没落阶级的描述，既冷酷无情又饶有兴致，就像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专业遗容摄影师，还筹划着个人作品的巡回展呢。

张才高而德微，日本人打过来她便说还是喜欢日本文明，日本回老家后她见到国民党的符号就热泪盈眶，共产党得了天下她便讴歌解放区，待她移民香港挣上美国领事馆的工资又揭露解放区，你不知道她哪段儿算是真心实意。“义”、“节”、“气”、“志”这类传统书生的人生功课跟她一点不沾边。她行囊里只有“才”，却进入文学这样一个历来崇尚“德”的领域，赶上抗战这样一个特别需要“德”的时代。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儿，不入一家门儿”，他的夫婿胡兰成也是同类人物。胡若早生一二百年，以其才子情调、布衣生涯，或不失为沈三白式的有趣文人。但命运不幸把他们放在民族危亡的大局里，结果双双绊倒在是非忠奸的“大节”上。“一白遮百丑”，一黑也会失百媚。像周作人辈，若换了承平之世，何尝不会沿着“渐近自然”的花蹊柳径一直走到功德圆满？但多事之秋只一个急转弯，就把他们翻在“寿多必辱”的沟里。时代为每个人造了一张人生收支表，收支相抵后的总得数，或为盈余，或为负债，全看每个人的修行了。
　
《色戒》讲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起码有一半是在张爱玲的身世里。有些自以为智商高的人劝我们聚精会神只读文本，少牵涉其他。对有些作品是可以就事论事的，如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但同样是老杜的《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就不能不联系作者的身世和时代了。

其实，说这类话的人，大都嘴不对心，他们平日衡人论事，串联并联、上纲上线的功夫炉火纯青，只有在给别人扣“文革”、“大批判”帽子时，才临时摆唯美唯艺术的造型，摆完了依旧红娘似地忙得不可开交。

还有些人读张爱玲读成张迷，那就等于做了问题少年的亲妈，死也不相信自己的心头肉能跟坏人坏事有任何关系。

好在并非所有人都被张氏迷倒麻翻而丧失正常的思想和批评能力。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别的人抛妻别子投身抗日，别的作家或投笔从戎，或刷标语写快板鼓舞士气，别的青衣花旦蓄了胡须不为日本人载歌载舞，而张爱玲却只争朝夕向文坛窜红。以当时的价值环境，为日本人帮忙帮闲是件丢脸的事，张爱玲并非如众张迷所愿，眼里不见家国，心中唯有艺术，而是权衡了利弊得失，打定“出名要早”的主意，自己先合适了，至于国家或大家的利益，先一边歇着去吧。

她有句话说极为凶险：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毁灭了，成就了一段恋情。这种极端个人利益至上，没有哪个月白风清的社会可以容忍，更别说一个月黑风高、就算齐心协力同舟共济都未必能抵达彼岸的苦难民族了。

如果日本人最终赢了，就像元、清，张爱玲、胡兰成自可以其“先知先觉先行”笑傲遗民们的迂腐甚至虚伪。——就算遗民自己终身不仕“伪朝”，他们不照样赋诗送甥侄们应乡试会试么？沧海桑田、陵谷易处，太炎先生立于抗战前夕的遗嘱“倘若异族入主中国，子孙尤须洁身”，虽极沉痛决绝，但真又能贯彻几代呢？

可惜日本人输了，汉奸们做不成“三先”，只好做丧家犬。不过就在女法奸、女意奸髡首裸行于街头巷尾的时候，中国内战又起，国共双方都放松了对卖国分子的法律追剿，使其中不少人成为漏网之鱼。虽然漏网，他们道德上依然是过街老鼠，苦捱着昼伏夜出的黑暗日子。——胡兰成在台湾被揭露而再窜日本，张爱玲在大陆也极不风光。

汪伪人物用全部身名买进如日中天的大日本股，熟料兵者诡也，绩优股转眼成垃圾股。这些乱世的“豪杰”大多不失赌徒风度，临命还能坦然——像易先生的原型丁默邨尿湿了裤子，应该说还是少数。没死的也都自认背运，苟活而已。但张爱玲不愧在没落世家锻炼过的上海女人，面对一把垃圾股，她不是一声长叹，而是想着翻盘。

她拿出上海滩的商业精神以及五马换六羊的交易手段，先将汉奸倒成志士，志士倒成二百五，二百五倒成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倒成强权压迫；再把私欲倒成艺术，艺术倒成人性，人性倒成女性，女性倒成阴道，阴道倒成玄之又玄的非常道。这样七倒八倒，她终于把一个无良文人、一个附逆国民倒成了一个艺术至上者、一个爱情殉难者。

把垃圾股倒成绩优股，由于难度大，过程便长得出奇，用了几乎三十年的光景。当这只股七十年代末在海外上市时，光景惨淡，非但没什么人认购，反而被华人批评家迎头指出它的垃圾本质。又过了近三十年，随着国际当红导演李安的参股，《色戒》才真正时来运转了。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0-12 04:31 AM 編輯 ]

初中生

《色戒》与李安

黄纪苏　

李安拍《色戒》的动机，想必跟张爱玲不大一样，因为他毕竟不是张爱玲。李安的电影我原来只是听说过，没见过，从偶尔读到的报导和听到的议论所获得的浅淡印象其实颇不坏：他似乎是个处世低调的谦谦君子，跟比着“闹妖”的大陆影视名流形成反差。

2005年夏天复演《切·格瓦拉》，记得演出过后没有太久，就听说汤唯要去演李安的什么“色戒”，当时听了挺高兴。我们的演员多属“北漂”群体。户口、工作、收入、事业全都漂泊不定。演《格瓦拉》这样的戏，他们得不到什么实际“好处”，能有机会到大片里演主角，是件让人宽慰的事情。

总之，对李安和他的电影，我一直相当陌生，有所认识还是通过这次《色戒》。先是见几个友人在电子邮件中的议论，感到兴趣便去读有关材料，包括张爱玲的小说和郑萍如的事迹。后来，一群学农大学生来访，对即将上演的《色戒》表示了义愤，并说他们要上书有关部门。到这时，广大纸媒体对《色戒》的讴歌已一浪高一浪了。

其实最先把《色戒》跟历史、政治挂钩的并非我们，而是跟李安深谈过的龙应台。龙女士把《色戒》当成一篇历史翻案文章来读，抗战八年忠与奸的鸿沟被她读没了。而且龙应台这些人并不拘泥于抗战那几年，他们继续“上纲上线”。影片一上映，明眼人马上从“群”/“己”或族权/人权的角度赞不绝口。《晨报》上有篇文章说：这电影太好了，好就好在用男欢女爱颠覆了家国的最高道德律令。

这样看来，电影《色戒》并非偏离而是强化了小说《色戒》的主题，张爱玲碍于当年舆论环境吞吞吐吐说不痛快的话，李安以疯狂的叫床岂止是说清楚了。对于李安所干的这件事，有些人因为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干，便一口咬定他根本没干。这些人并非李安的签约门卫，却前后左右为他乱扑乱挡，说李导演埋头钻研艺术，对政治毫无兴趣，抗战不过是人性寓言的一道背景罢了。可李安毕竟是美国好莱坞的“大”导演，别说这些普通志愿者了，就是马英九误洒的“家国”泪，他也不给面子，而是由着性子说了实话：一提抗战大家就慷慨激昂热泪盈眶，张爱玲看透了这些，她冥冥中求我帮她把这段历史翻过来。最近他更是坦白心迹：我知道让王佳芝做的是件“绝对错误的事情”，但鬼迷心窍我就非让她这么做不可。

李安的心思，和一般先锋艺术家肚里那点坏水真没多少区别，就是要到庄严的地方出怪声做怪相，以此完成艺术对权威的“反叛”（龙应台在《南方周末》的文章里说到李安“离经叛道”、“颠倒黑白”的冲动）。别的艺术家顶多就是到小剧场耍耍流氓，或是在通县宋庄铺张毛主席像当席梦思，然后窜上去淫乱。而李安却成功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上实现了超级裸奔，而且他有信心大陆有关部门没胆量拦他——“这个电影只有我拍才可能通得过”。

其实要说李安有什么政治上的抱负，那也真高抬了他。他跟大陆多数电影人乃至“艺术家”一样，虽有这方面的感觉，但未必有这方面的自觉，不过是跟着人满为患的大思潮顺风顺水地漂罢了。这个思潮说到底，就是对中国失去自信心，其根源还是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遇的根本危机，即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股自轻自贱的潮流已汗漫百年，过去二三十年中尤为汹涌，吞没灵魂无数。不但大牌精英公然叫嚣中国就欠当三百年殖民地，就连有的小毛孩子也说要一直被日本占着今天该多好啊！这个潮流囊括了整个华人社会，李安不在波峰也在波谷。仅从这些年的电影来看，《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色戒》，无不洋溢着一种灵魂出窍后的肉体腐烂气息。
　
除了那股百年思潮，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李安说张爱玲冥冥中求他帮忙，李安不会是学雷锋光做好人好事，他一定也有更属于他个人的冲动。这部电影除了美化汉奸的历史观、重个人轻家国的价值观，再就是颠鸾倒凤的方法论了。

如果说《色戒》是多家合资（张爱玲、李安、上影等等），李安则主要以色情入股，他的最大手笔在于床戏，他对床戏非常自负，说那才是“终极的东西”。他对色情的表现相当变态，从中可以窥见到表现者压抑的人生和病态的人格。据说李安的父亲是位中学校长，中学校长属于社会中最“正统”的一群。而李安从小对“正路”的学问却格格不入，只对学习表演心有灵犀，属于典型的“别才”。对于“别才”，社会需要另立标准承认，另辟蹊径接纳。而投奔这个标准、寻觅这个蹊径的过程，要比胖人买到加肥裤子困难多了。别才与父母、学校、就业市场、婚姻制度、等级体制——简单地说与社会——多有摩擦，这摩擦也许上小学就开始了，要到威尼斯获奖是才算结束——据说李安获奖时父亲已去世，无缘收回对儿子的失望，这在李安是一件人生恨事。

李安留学美国不进机械系或商学院，而是进了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平民子弟应绕着走的舞台表演系，这有点像宁夏来的贫困大学生不当家教不挣外快，却成天在什刹海后海酒吧一带出没。他毕业后果然好多年等不到上岗的机会，只好专门在家烧火做饭。中美两国的性别文化大同小异，都是男尊女卑，男外女内。而作为人夫的李安却和妻子互换了角色，过起女耕男织的生活。据网上报道，李安的母亲曾给儿媳妇下跪，说太委屈她了；而丈母娘也力劝女儿弃暗投明，“天下比他强的男人有的是嘛！”好像有一回，系着围裙的李安为丈母娘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老太太却冷嗖嗖地来了一句：我说李安呐，菜烧得这么好，我投资开个店，你来当大厨好啦。

这样的场面让人看了心酸，一个漂泊异乡、敏感而又潦倒的书生，不会有人在乎他心头的重压，肚里的苦水，至于苦水七折八徊将流到哪儿，就更没人关心了——除非有朝一日流到艾奥瓦大学开枪的卢刚，或前不久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杀人的韩国青年。多亏了李安的妻子，网上看她的照片相当周正，真不知哪儿来的“妇德”，硬是不离不弃，从一而终。相比之下，当年大陆女留学生无论美丑，囚犯越狱似地在新大陆竞相跑散，被抛荒的丈夫或男友就像没了脚的鞋，横七竖八，空空如也。李夫人铁肩挑起的不是半边天而是整个天，这样的女强人对于老公，名义上是老婆，实质上是老板。

迄今人类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的基本模式，虽然受到社会变革的剧烈冲击，但依然坚守着两性关系以及性心理的无数细节。例如，小女子依在大男人肩头如泣如诉，大家会觉得自然而然；若是男科长坐在女局长腿上撒娇，则当事人心里都会别扭。李安夫妇之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应属女领导/男员工型夫妻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两面性，它既为“不争气”（李安岳母的话）的丈夫提供粥棚，又为想出轨的男人钉上镣铐。

李安的基本身份是艺术家，艺术家的基本特征是多情浪漫——当年谢冰心这位中国文艺界的老奶奶就曾感叹，文艺圈里只见过巴金一个不二色的。李安不会是巴金第二，他曾说，一个漂亮女间谍色诱特工头子，这够让导演摄影激动一年半载的了。其实，就连抗战这样的道德长城他都要“撕开”个口子伸头探脑，一夫一妻的篱笆墙他难道不想随时翻进翻出么？只是李安当年在北美大社会和家庭小社会里全都一沉到底，“人性”的色被“家”、“国”的戒逼到墙角，无路可走，又不甘休，只好原地化作病灶。这病灶像胡同深处的小酒馆，边缘的社会地位、颠倒的夫妻关系、压抑的浪漫冲动则像醉醺醺的酒徒，在昏黄的灯影里划拳骂座，还口齿不清地为“苟富贵”的未来赌咒立誓。

其实到此为止，李安的人生和内心经历都很值得同情，就像所有挣扎在社会底层或边缘的人都值得同情一样。记得从前读侯宝林先生的传记，看他艰难惨淡的早年岁月于心不忍，老想快些翻到峰回路转的一章。李安首次获奖后打电话向老婆疯狂报喜的那幕，又何尝不让人顿觉华灯齐放、满心芬芳呢？

从苦难向成功、从边缘向中心那衣不蔽体、一瘸一拐的进军，从来就是个体故事或历史长卷中最动人心弦的场面。但人的境界也在这其中和其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有的能够推己及人，向弱者伸出援手，小我的苦难于是升华为大我的美善；有的则得志猖狂，配了加快轴似地行凶作恶。侯宝林先生当年也是社会丛林中拼杀出来的成功人士，却能知恶向善，以其绝代的天资和过硬的本领改良当时的相声，使其融入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

平心说，比起大陆近三十年剧变中杀进东京大掠三天的各路豪强，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走来的李安，显得平和从容不少，但也仅此而已。他当社会北漂时所经历的苦闷和压抑——无论是社会的还是情欲的——翻身后并未得到改造和升华，老病灶略加包装就搬上了公共大屏幕。对成功和色欲的渴望在漫长的孤独中被挤压成暴力性的幻想，终于在众目睽睽下的也不知交欢还是交战中得到喷发。

这类病态的发泄本自常态的人生，虽不足道，但也不必特别责备李安，因为黑色的恶之花早开满了艺苑内外了。李安的可耻之处在于为虎作伥，在于用自己半生遭际和一腔愤懑去帮张爱玲颠倒、混淆历史的大是大非。李安作为一个曾经的弱者、被压迫者，或按他说的，一个曾经的边缘“艺术家”，确有挑战社会规范的原始冲动。但他选择的对象，并不是压迫他的社会等级体制，而是世界等级体制中弱者或被压迫者对压迫的反抗——他选择了中国人民血流飘杵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象征性，如今正遭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御用意识形态的不断侵袭。

李安并非政治上的糊涂虫，他在这场对峙中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一种被强暴者对强暴者疯狂叫床并向其他被强暴者强力推荐SM巅峰体验的立场。这样的立场选择其实司空见惯：这个强暴体制年深月久、坚如磐石，不是李安的这样的骨头可以碰的。

对体制的曾经不满和最终归顺使李安在人格上一分为二（在潜意识的世界里有时不会分得那么清，混为一谈的情况也不排除），两位李安荡悠悠飘上那张潜意识的绣榻，一个变成男主人公的阳具，血脉贲张地“忆苦”泄愤，就像当年翻身光棍专地主小老婆的政；一个化作女主人公的阴道“思甜”，气喘吁吁地宣讲强暴即必然、必然即现世、现世即甜蜜的社会法则和“人性”奥秘。

其实李安这套SM社会观或历史观对于大陆一点也不新鲜。诸如“中国早三百年就该成为殖民地”，“租界是现代文明桥头堡”，“鸦片战争教会中国人自由贸易”等等，大陆精英早就“凤鸣楚楚，龙吟细细”，叫床声二十多年不绝于耳了。他们之所以面对强暴选择站在强暴者一边，并隆重推出打是疼骂是爱的SM美学，是因为他们看明白强暴者还在强势。——李安说这个片子只要他拍就通过，正是出于站队站出来的优越感。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0-12 04:33 AM 編輯 ]

初中生

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

黄纪苏

金融、保险、房地产的英文字头依次为F、I、RE，正巧凑个“火”字，于是便有了这外号似的“火烧经济”。“火烧经济”以其空手套白狼的泡沫秉性，这些年风风火火，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烧得红红旺旺。但它最近一个跟头就出了事，出事的地点就在樊纲博士的所谓“彼岸”（见《南方周末》8月28日《还要多少年才能到达彼岸？》），也就是全世界无数船只，从梦想小纸船到树皮艇到龙舟，日夜漂流的目的地。彼岸五大投行垮塌的烟尘像巨大的黑旗冉冉升起。火烧业转眼化为火葬业，而且火势汹汹，扑向实体经济——美国、英国的汽车公司纷纷减产或停产。华尔街的墙上隐隐约约现出了数字，观者都说像“1—9—2—9”。

这场火究竟会烧多大、烧多久，当然只有他年回首时才可能历历在目。这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像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千禧年初的网络泡沫经济那样，一时乱云当头，继而风流云散，紫阳高照么？或许它标志或预告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么？难道世界历史真地峰回路转——资本主义刚说要终结它，就被它给终结了么？这是本次危机再加上近年来其他方面如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带给我们的悬念。

最近正好要编一期杂志，便带着这个悬念囫囵浏览不少文章和帖子。至于读后感，可概括为“似曾之局、未定之天”八个字，也就是说，还看不出谁终结谁。但既然未来又说不定了，对未来想象便又可以开始了。

事情的直接起因在美国，在于美国的泡沫火烧经济，准确地说，在于这个经济跟实体经济的不正常关系。著名国际金融、投资专家麦加华（Marc Faber）几个月前曾这样调侃这种关系：

联邦政府给每人600美元的退税。如果拿这笔钱去沃尔玛消费，钱归了中国；如果拿它买汽油，钱归了阿拉伯；如果买电脑，钱归了印度；如果买水果蔬菜，钱归了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如果买好车，钱归了德国；如果买些莫名其妙的破烂，钱归了台湾。这钱怎么花也不归美国经济。把钱花在美利坚土地上的唯一办法，就是喝啤酒、嫖妓女。只有这两样产品属于美国制造。我可是从我做起。

说美国人不事生产自然是夸张了。美国人也生产，但他们生产的跟收获的实在不成比例。成千上万人没挣出那么多钱，却要住那么大房。解决这个矛盾、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本来有正当的财富再分配途径——政府和富人有钱出钱，有房出房就是了。但他们选择了歪门邪道，通过打包再打包、担保再担保，以眼花缭乱的组合，什么ABCP、ABX、CBO、CDO、CDS、CLO、CMBS、CPDO、MBS、SIV（按姓氏笔画为序），把白条炒成金条，向看花了眼的全世界兜售——因为利太大，发行这些玩意的公司也都忙着收购。这就是“金融工具”、“金融创新”之类的本义，跟我手机里经常收到的来自“李先生”的办理什么“发票转账业务”的短信其实意思差不太多。马克思早说过，资本主义隔一阵就要发一回金融狂想症，也就是不干活光赚钱、赚大钱！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本身，上海证券公司研究员陆一的《美国政府：为重建制度信用“改写资本主义”》解释概念，讲述过程，分析性质，一五一十，明白平静，显见的行家里手。陆先生我读他的简历居然是中文系出身，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河东河西，变化之剧，把不少人送到谁也想不到的地方，这又题外的慨叹了。

新左派学者韩德强几个月前的演讲《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成因、趋势》从更宏观一些的角度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向金融危机的有机演化做了生动、风趣的讲述。作者十年前在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研究中便预报了2010年前后的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韩德强从前喊狼来了都是在高音区，这回狼终于来了，他在音量、音高上反倒相当克制，则为知人阅世，添一则有趣的材料。

我想世人未必看不出火烧经济所包含的赌博诈骗性质，只是他们不太敢于做出评价。没准人家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呢？前不久中国的精英还在各个饭局上聊什么“国外一流人才干啥？干金融！”——钦佩之色让人想起不安心三农的阿Q说起城里小乌龟能“把麻将叉得精熟”。

民族主义经济学家王小东的那篇《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绝不仅仅是华尔街》称得上明心见性，这也是他一贯的文风。王文有一个重要观点：这类赌博诈骗经济是一个国家下行而绝非上升的标志，因此，青春年少的现代中国应该向实实在在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求发展，没必要跟着八卦师傅走太极步奔沟里去。

像韩、王这样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的学者，他们所致力的向公众把事实说明白的事业在中国特别可贵，因为如今上档次一点的打家劫舍都经过“专业”“学术”的化妆，人家抢了你还笑你不懂。

比起中国的“精英”，美国的精英倒更像精英。火烧经济怎么回事，他们不但心知肚明，而且还居安思危。赫德森与詹森的对谈《火烧经济要火熄》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讨论了大约30年：其他国家是否会而且啥时候会起来反对美国白坐车（即通过现行金融体制不干活干赚钱——黄纪苏注）。可我们无法预料他们什么时候会这么做，他们真做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所以我们只能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直到遇到反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遇到什么反抗。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应急预案，但其他国家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预案。他们只是被动反应，而不是积极主创。

拉玛·巴苏德范的《金融·帝国主义·美元霸权》对于成全美国无票乘车而且一路畅通的美元霸权体制做了一番历史回顾。至于这个体制的所造成的现实后果，作者说：

今天，约66%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约25%的外汇储备是欧元储备。美元的持有人被牢牢地钉死在现在的位子上，因为美元抛售将导致美元币值急剧下跌，他们手里握有的美元价值会缩水。

这话说白了就是，世界不单要供寄生虫好吃好喝，还得跟寄生虫同生共死。这种岂有此理的世道虽然可以捆住“利益攸关方”的手脚，却捆不住人们对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想象。

美籍华人廖子光先生最近回国忙得不亦乐乎，我听过他的演讲，在友人家向他提过问，还在网上读到他领衔的致世界领袖的公开信，他就呼吁大家一起想象美元霸权的终结。

对未来的想象依赖于现实的苦难，二者是泉与涌的关系：苦难多深，喷涌就多高。社会主义应该说是近代以来对未来的一次最大想象，它生于不公、长于不平，蔚然大兴于二十世纪两次浩劫之后而成为亿万人浩浩汤汤的普世追求。但它不数十年即被外部环境和自身弊端所压垮，那垮塌声既来自被抛弃的社会经济制度，更来自失神的目光、冷却的血液，来自对未来世界关闭了的想象。记得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1990年代曾说(大意)：我们想得够多的了，没什么好想的了，就顺眼前这条道走吧！全世界这几十年大概也都这么看的——连公园遛弯的退休工人都这么看，大概也就只能如此罢。但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世界顺着那条“终结历史”的盲道走着走着就走到火烧楼垮的地方，不由得世人不睁开眼睛继续想象未来。

应该说，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有力的剖析、最深刻的批判仍然出自社会主义思想——这种事没法指望格林斯潘。那方面的声音，不出事的时候没人爱听，既然出事了，那就应该听听。很多人会都坚信此次金融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偶感风寒”，杰克·拉斯姆斯却在《日趋加剧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明斯基到马克思》指出那是资本主义治不好的职业病或基因病，他说次贷、当前金融总危机以及此前的其他金融危机，都反映了同一个内在动力，投机和超级投资是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固有的长期趋势。

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代表了社会主义大家族中托洛斯基那一支即所谓第四国际的立场和思路，该文对酿成此次金融危机的资本主义体制的揭露可谓有理有据、酣畅淋漓。托洛斯基主义的特色，在于它超民族国家的视野和国际主义的立场。应当承认，在一个全球化到如此地步的世界里，许多根本性问题的解决的确离不开国际的视野、价值、胸襟和行动，而且情况只能越来越这样。不过，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仍然是这个世界划分利益的最基本单位，仍然是保卫弱小民族、后发国家利益的最重要工具。比姆斯这篇东西，我读其文而玩其义，感觉他们所关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主要还是西欧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际主义”是有局限的，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理想主义者缺乏感召力。解决这个缺憾，希望不要等到第五国际。

彼得·伊文思《另一种全球化》的上下姐妹篇，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各种社会运动以及制度创新（如拉美的“参与式预算”）的层面上阐述了“反霸权主义的全球化运动”。相对于托洛斯基派的国际主义，伊文斯介绍的“另一种全球化”倒是勾勒了一幅更宽阔、更实事求是、容纳了更多利益关系的画面。例如作者就能够承认，“整合地方性和全球性诉求的时机尚不成熟，在付诸实施之前多流于空谈”。作者也敏锐地发现“南半球国家的一位敢于冒生命危险、挺身面对致命对手的地方人士，很有可能一转过身就背叛了他自身的利益，只是期望得到福特基金会的一笔赞助经费”。他还指出民族国家在“反霸权全球化”运动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主义作为改造现行国际体制的重要力量，总的说来还停留在小股势力分头起事的阶段，距离一呼百应汇成天下大势还相当遥远。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前面说了，在于现行体制的危机还不够剧烈。此外，各路社会主义自身所暴露的弊端也还需要有效地纠正，留下的教训还需要充分地汲取和消化，因为毕竟败过一次跟一次没败过，机会是很不一样的。

塑造未来世界新格局的潜在力量还有方方面面，其中能源形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最令人瞩目。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价值、人性前提，已经将人类带进了越走越窄、几乎没有退路的能源峡谷，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已经排兵布阵，为期不远了。当然第一批倒下的，会照例是弱者和穷人。

福特·伦奇和本杰明·瑟瑙尔《生物燃料与穷人挨饿》对生物燃料的来龙去脉做了客观的分析。作者指出，“长期以来，主导生物燃料行业的并不是市场力量，而是政治和一些大公司的利益”。生物燃料问题的本质在于富人要从穷人肠胃里开采石油。除非工程师纷纷摇身变做魔术师，相信能源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以更无情的方式进一步激化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

再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经济体”而非“政治体”、“社会体”、“文化体”、“价值体”的说法富于讽刺意味。的确，到目前为止这些新兴国家无一不是现行体制内的尖子生或跳班生，新人与老板之间的矛盾冲突只在资源分配的比例份额上，他们似乎不会给现行体系带来多少质的变化——至于引发什么就不好说了。其原因在于它们没代表别样的文明模式，原因的原因则在于别样而有号召力的文明模式在现实中还没出现——除了在过去和在书里。

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包括印度和俄国，印度国际战略家拉贾·莫汗的《面对挑战，印度寻求政策的连续性》，原载于《外交事务》的这篇文章显然是为华盛顿政治精英出谋划策的，作者谈到印度虽然一向宣传不结盟，但已决心加入美国的“民主同盟”；虽然没有怎么跟伊朗为难，但关系不过尔尔,跟美国的盟友沙特才称得上密切；虽然近年跟中国关系颇有改善，但想抑制中国崛起的心思其实跟美国一模一样。他希望下届美国政府对崛起的印度继续给予重视和信任，这样“新德里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与华盛顿合作的前景就越发光明”。

另外还读到一篇俄罗斯学者季米特里·特列宁的《俄罗斯希望美国少点意识形态》。特列宁的文章有种喝过伏特加酒的坦诚和豪爽——那毕竟是打退了拿破仑、打垮了希特勒、率领半个地球跟另外半个周旋了半个世纪的大国。他说：俄罗斯眼下没想让美国缩回老窝，那不现实，“莫斯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华盛顿的领导”；但美国也别以霸主自居，要懂得给对手留空间，学会“共存共荣”。他文章不长，警语妙语不少，例如：要是美国把在国内实行的民主也往国际上推广推广，要是俄罗斯把在国际上宣扬的民主也往国内落实落实，那就圆满了。又如：美国的顶峰已经过去，俄国也刚九死一生从山头跌到山脚，俄罗斯人很愿意跟美国分享自己新近获得的智慧。

特列宁还讲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他说莫斯科已抛弃了任何意识形态，拥抱了实用主义。这话其实概括的是一种更普遍的现实。放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己份子，有意识形态的没力量，有力量的没意识形态。这个体系所发动的掠夺无一不旗帜鲜明，所造成的灾难无一不放诸四海。而对它的抵抗，听得到的大都吞吞吐吐，不知道在说什么；看得见的基本上躲在国境线里侧，彼此谁也不敢联手。

前面说了，就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走势而言，这种局面不仅自然，而且当然。如果这走势踉跄过后还能接着走，那么反体制的力量退而结网可矣。但如果这体系经此次危机真地混不下去，那就需要为不一样的未来有所准备，包括建立普世的价值和远大的抱负，包括设计从地方割据走向再造世界历史的长远路线图。

无论什么情况，想象一下未来总是不错的。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0-12 04:37 AM 編輯 ]

初中生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支配历史的“大事因缘”？　

韩毓海

借此机会，我首先要向尊敬的读者说明一下《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二版所作的修改：篇目本身未作丝毫的更动，但每节几乎都增加了新的资料，目的是使增订版的观点更加鲜明丰富。至于语句和修辞上的改动，则无法一一列举出来，或许，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从业者而言，写出为自己满意的文字几乎是不可能之事，这也意味着语言的推敲永远是未竟之业。

早在年初的时候，我就接到通知说，《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一版已经全部卖完了，而增订版马上就要付印。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第一版的某些部分需要作更为彻底的修改，但是现实的压力使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半年多来，我一直在为第二卷（《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而努力工作，这也就是本学期我在北京大学所开课程的内容，这门课需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商君书》、《盐铁论》、《封建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陈六事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统筹全局疏》、《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国之命运》、《〈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论联合政府》，当这些血与火的文字一一重现的时候，我深知：我们筚路蓝缕的先驱、精神的父亲，是他们以思想和实践铸就的不朽华章，点燃了后来者的心灵和眼睛。

“一篇读罢头飞雪”，时间倏忽而去。当《毕业歌》声响起，新的暑期即将到来时，同学们告诉我说：正是一个学期的阅读，使大家真正理解了《毕业歌》里那些著名词句的意义：“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尊敬的前辈和同仁、在广大读者中迅速得到理解，既是对我劳动的最好报酬，更是对一个初学者最真诚无私的鼓励。中华民族江山有思，我知道：是那些肩负着天下兴亡大业的实践者、劳动者们，成就了百年燕园中的“弦歌一堂”，我深信：“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同时“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即从历史中、从实践中、从国家人民的利益中去寻找知识的依据，“从无字句处读书”，这就是北京大学真正的光荣传统。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经说：“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其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经接近成功。”[1]亦如本书第一版绪言中所交待的那样：正是在纽约亲眼目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经历，方才使我读懂了《资本论》作者的教诲：一个将“虚拟经济”置于生产和市场交换（“实体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体制，何以是一个“头足倒置”的危机结构。同样的，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已将中国与世界深深地嵌入为一体，方才为我们当前的思考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这就是要求我们的思考必须始终具备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

我们深知：使《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理论文献成为当代中国认识世界之教科书的，并非基于单纯的理论或思想史的缘由，而是基于现实实践的要求和愿望，如果没有社会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所提供的深刻“常识”，我们就无法辨别高深莫测的理论和知识的真伪与高下。“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理论的认识，还必须再回到实践去。”[2]历史已经证明：离开了这一明快的道理、离开了这一正直的求学、求知道路，学院里的知识和理论研究就将迷失方向。

1954年，毛主席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曾经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意味着：只有了解自己的前人走过的道路，只有了解我们前人的事业，才能更为深刻地了解我们今天的任务和使命。

如果尝试着将漫长的中国政治史分为四个时期，那么从春秋战国到秦的郡县制统一可以称为第一个时期，而其中又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郡县制之设立，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中国政治思想，兴起于秦晋之间，成就于墨法之道，而在诸子百家中，墨家兼爱、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对近代以来的革命者影响巨大，而其践行禹道，摩顶放踵，以自苦为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伦理，尤其值得我们珍惜。同时，《商君书》则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指那种通过经济、军事和法律手段组织人民的根本力量。这一论断不但开辟了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而离开了秦所发明的户籍-郡县制度，一切政治实践亦将因丧失基本抓手而无从谈起。毛主席《读〈封建论〉呈郭老》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至于墨家艰苦奋斗的实践精神，《庄子·天下》篇则论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今日再思此语，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从汉至唐，可谓中国政治史的第二期，其基本脉络则是贵族制度的消灭，国家官僚制（科举制）的实行。这其中既有内部旷日持久的艰辛改革推动（九品官人法与中正制的纠葛，即体现了改革的复杂性），亦有北周、隋、唐携北国刚健雄风之革命冲击，而继秦之户籍-郡县制度之后，统一的国家考试制度之实行，再为中国政治奠定一层深厚根基，中华民族藉此方走向光辉灿烂之盛唐。

北宋以降，中国在世界上率先走向“近世”，举凡交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之“近世化”，于宫崎市定教授的名篇《东洋的近世》中均有深刻之论述。至于工业技术方面，以焦炭冶铁之法，中国更是早于英国工业革命600年而成熟，此一点尤其具有世界史意义[3]。而所谓“千古之谜”者，则为率先走向近世之中国文明，何以此后竟600年徘徊不前，反而终在1840年之后，为现代西洋帝国主义势力所一举击溃。而我以为这便是政治史、思想史研究最为要害之课题。

实际上，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已经深刻论述过：宋以降，学术与政治的分离、文治与武功的分离、官与吏的分离（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乃是导致政治组织能力下降、国家能力下降的根源所在。其中官与吏的分离，更是贵族制、中正制和役法弊端的遗存和发展，它导致了基层的财政、司法和税收乃至军事均操纵于胥吏之手，胥吏、豪民和生员沆瀣一气、把持基层和地方，遂酿成国家权力无法深入其中，而所谓“理政”，至此则步履艰难。同时，由于官僚队伍中埋藏着一支庞大的非正式的行政大军，国家便不得不听任“火耗”、“陋规”和“浮征”的存在，财政和税收的统一再也无法实现，于是“理财”亦从此变为了空谈。

何况，率先进入近世的中国，生产发展、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之固有矛盾，竟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于是，除用于促进农业革命之外，中国更将铁的大量生产以及冶铁技术，用于铸铁钱及以“浸铜法”铸铜钱，货币的大量增加，固然促进了中国的“商业革命”（明代即有“十大商帮”之兴起与壮大），但也正是因此，与其后英国将焦炭冶铁技术投入制造机器，并以此推动制造业和军事工业发展不同，中国冶铁技术的发展，尽管极大地推动了其“农业革命”特别是“商业革命”，但却没有发生出“工业革命”，而这也使得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使得商业资本支配国家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与障碍（宫崎市定、陶希圣）。

进而言之，造成这一瓶颈之根源，更在中国没有以成功发行国家主权货币，从而完成金融革命，并得以籍此闯过生产、市场扩大与货币短缺这道矛盾难关。而国家货币不能发行，金融革命无法完成，根源又在政治上的官吏二分体制，王安石即痛感基层全为胥吏、豪民所把持，国家金融力量无法深入农村。到明隆庆元年（1567）之后，国家干脆通过进口美洲白银来解决货币短缺问题，亦即从此将货币问题之解决委之于海外和国内豪商。于是，中国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便不可避免，胥吏、豪商、外国资本支配中国的命运亦就不可避免了。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政治史的第四期，揭开了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新时代，揭开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入手，通过深入群众、组织群众的制度创新，重建了与劳动人民血肉相联的、牢固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并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1948年12月31日，成功地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国家主权货币“人民币”。此后30年，新中国方才以此现代政治、经济和财政制度创新为强大动力，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举完成了工业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中国庞大的产业、生产能力，驱动了世界贸易和商业革命的日新月异。有人说：中国用30年的时间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又用30年时间解决了“挨饿”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十分形象的；而今天的我们，正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在这条继往开来的道路上，我们深知：遭遇各种艰难险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应该虚怀若谷地接受一切科学的批评意见，接受世界上一切友好人士的善良建议；但是，对于那些“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们还是要理直气壮地以马克思曾经引用过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作答：“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60多年前，陈寅恪先生曾经用“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来颂扬宋明儒学的发生之于中国历史的划时代意义，而笔者学识浅陋，至今还难以理解他的这番高论之陈意所在。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百姓如我者，同样是60多年前，一位伟大的中国人，在黄土高坡的低矮窑洞里所说的话，却如悠远的雷声，时刻警醒着我们，告诉我们何谓“佛陀”、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支配历史的“大事因缘”——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了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的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一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4]　

外国人一向有把自己的作品献给至亲好友的惯例，如此，我则愿诚挚地将自己幼稚的工作，奉献给养育我的父母人民，特别是奉献给激发我写下本书第一行文字的山西那遍地英雄的山河，奉献给在这块土地上默默牺牲和奉献着的父老亲人。因为――正是那些在历史的纵深处和现实的实践中奋力工作的人，使得我幼稚的写作成为了一个声音。
　 　

　2010年7月10日 暴雨后写于北京　　

[1]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2]毛泽东：《实践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

[3]宫崎市定：《宋代的煤与铁》，见《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92页。

[4]毛泽东：《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2页。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0-12 04:39 AM 編輯 ]

初中生

新中国的文化历史空间

主讲人：孔庆东

2010年8月22日

非常感动，这么热的天，大家冒风雪、战严寒，无所事事往这儿跑。我知道，最近世界形势一片大好，我自己也深有感觉（jiao）。臭虫不臭，蚊子不咬，美国的《新闻周刊》已经选出了最受全世界欢迎的一位英明领导，他的英名就叫“温家宝”。（众人笑）

我觉得非常荣幸，脸上非常有光，特别高兴这件事。的确，这世界上那么多坏人坏事，只有我们中国用毛主席的诗说，是“风景这边独好”。我也在博客里面高声赞美了祖国的大好形势，叫做“国在山河破，城黑草木深。……有奶皆三鹿，无良抵万金。……” （众人笑）

下面不用讲了，可以说我们的形势越来越好，东海炮声隆隆，西川白骨嶙嶙。一东一西，我们国家已经完全漂起来了！——流血漂橹的“漂”！

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我在家呆着也没什么可做的，帮不上忙，百无一用是书生。在家里只能看看古书，看看儿童故事，看看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最近祖国发生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就是司马光砸缸。宰相司马光，那么伟大的势力，毅然举起魔掌把“缸”（初中生按：指郭德纲）砸了。缸是什么东西？缸当然是很俗的东西，老百姓家里面用它腌泡菜、腌酸菜，放菜、放水、放粮食。缸的确是个俗东西，但缸是不是“三俗”？中国人民很长时间被洗脑了，把俗当成“三俗”。须知“三俗”不是俗，俗不是“三俗”。俗是好东西，“三俗”不是好东西。

缸如果不是好东西，那为什么我们千百年来要使？缸可以摆在老百姓家，缸也可以摆在朝廷上啊。大家如果去过故宫的话，故宫的很多门前都有两口大缸。——那缸上被八国联军用刺刀刮走了金子，旧日刀痕还历历在目。——缸如果是坏东西，你干嘛把我们上面的金子刮走啊？所以，缸要不要砸，这是一个关系到千家万户要不要过日子的问题。把我们的“缸”砸了不要紧，还把我们的“锅”（初中生按：指郭德纲）也给砸了，连“锅”带“缸”都给砸了，你让我们还过不过了？（众人笑）

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可说话可不说话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我们活下去的问题。你这个“和谐社会”，“和”就是要让人吃饭啊，一个“禾”加一个“口”就是大家都要吃饭；“谐”就是要让人说话啊，一个“言”加一个“皆”就是大家都要说话。——你不让我们说话，这个“和谐社会”就要不和谐。

你不要以为司马光可以随便砸缸，大家都看过小品，砸着砸着就变成“司马缸砸光”了。我很担心有一天会砸光，如果有一天把我们中国砸光了——当然现在中国还剩下什么东西我也搞不清楚，我又不是祸国殃民的经济学家。（众人笑）

我看现在中国的好东西的确剩下不多了。我到各地去参观的时候，无耻的导游经常说：“这块是文化大革命砸的，那块是红卫兵砸的。”我就问：“你看见啦？谁告诉你们这是红卫兵砸的？都是你们砸的！都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毁坏的。”——文革的时候当然有毁坏，但只占5%，现在毁坏的则占95%，这才是事实！如果哪个地方的导游不这样说，我就知道这地方必然有文化，有独立思考精神。只用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考察出各地旅游部门的文化水平，并由它反映出那个地方的整体文化文化水平。

今天真正的“三俗”不是“缸”、不是 “锅”，其实是“台”。人们平时看着俗的东西其实是雅的，看着雅的东西其实是俗的。你说“台”这个字好像是雅的，其实不然，你看看我们国家的各种台上都在干什么？有一种台叫T形台，T形台上的东西不俗吗？它比郭德纲雅吗？显然不是！

我们还有各种虚拟的台，电视台、大舞台，台上都在干什么？说一句老话，我们的台上充满了“牛鬼蛇神”。你超越了故事去看，那台上都是些什么？都不是人！我们五四运动好不容易驱逐了牛鬼蛇神，呼唤出来了人，可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不知不觉之间牛鬼蛇神就回来了。

由于我们长期看这些牛鬼蛇神，我们就看不惯人了，我们搞不清人妖之别。我们很容易受这些“台”的忽悠，我们就不知道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情里，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关键的。

我得到的资讯并不比在座的各位多，也不比社会上其他的普通人多，更不比狗仔队多。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上着同样的网，浏览着同样的东西，而我一点击就是那重要的东西，你一点击就是那“三俗”的东西呢？差别就在这儿。我们不要相信媒体发达、资讯发达自然可以带来民主自由，不可能的。自由是一种能力，自由从来不是赐予和宣传的，你有多大能力，你就有多大自由。

你没有那个能力，你一点击全都是明星走光的新闻，那是你自己造成的。我一点击就看见美国评价温家宝排名第一，是世界上最受爱戴的领导；胡锦涛排名第六，是世界上最不受爱戴的领导。这是事实吗？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显然是故意要分化我们的党和政府，分化党中央和国务院。这是瓦解中国最狠毒的一招。当然，我相信他们不会成功的，我相信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关系特好、关系特瓷，一点矛盾也没有。（众人笑）——我相信坏人的阴谋诡计不会成功，但是我要指出坏人的阴谋诡计，以向党中央表示：我们老百姓也是聪明的，我们也像万山大叔一样，风吹不昏、沙打不迷，不会中了他们的诡计。

这些国家大事，我们小老百姓点到为止，今天我们主要谈一些风花雪月。

乌有之乡就要面临乔迁之喜，今天我们大家来贺喜，就像村里有一家人要搬家，我们大家来唱唱《莲花落》。今天没有专门准备一个具体的题目，他们给我一个命题——谈一谈“新中国的文化历史空间”。

最近，由于我忙着复习“司马光砸缸”，因此我建议他们给大家放一个电影《原形毕露》，这个电影比较好。现在我们已经丧失了孙悟空的本事——我这一代人颇学了一些没用的本事，小时候都不太愿意学这路本事。小时候，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火眼金睛，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可我看了半天也没觉得“现象”跟“本质”有什么区别啊？比如我看着邻居大哥是一个好人，在现象上他是一个好人，在本质上他也是一个好人啊。我说那还费什么事啊？一百个人里面也没有半个阶级敌人，看什么本质啊？在毛泽东时代，本质和现象是一样的！

没想到过了茫茫三、四十年，我现在才知道我小时候练就的是一身多么高深的武功。哦，现在才知道童子功是多么重要。（众人笑）虽然小时候没用，但是长大就有用了，看坏人一看一个准。——我可以跟一个人接触短短五分钟之内，就知道这个人大体怎么样。当然，这不光是受毛主席的教导，还在于我研究文学，文学就是人学，你研究一个典型人物，以后再遇到这类人，有一个管一个。

反正我小时候学的这套本事，便于让很多人原形毕露。这时候一想，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赞赏孙悟空？他不是赞赏孙悟空的暴力，不是赞赏孙悟空会打人，他并没有说“唐僧真坏，纵容徒弟去殴打记者！”（众人笑），他没有这么说。你看那孙悟空一打，那记者就现了原形了，原来他没记者证，他不是记者，原来他是一堆白蛆和长虫啊，或者是豺狼虎豹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难道不该打吗？谁说打人就不对？

打人要看具体情况，在什么条件下打、打什么人都要具体分析。八路军打鬼子就是天经地义，孙悟空打妖精就是天经地义。即使他打错了，自有司法机关来鉴定，由司法机关去判定谁对谁错，你一个妖精，没有资格来给别人判定罪名。

《原形毕露》这部电影，名字好，内容也非常好。这是1970年朝鲜二八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部片子，大家刚才看过了，请大家自己在心里评价一下。大家自然可以分辨，在40年前的1970年代，这部电影是个什么水平，这是一流的艺术、一流的电影。

从类别上说，它很俗啊，它是个“反特片”。我们今天有警匪片、侦探片，跟“反特片”类别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把名字改了，我们不“反特”了，我们今天叫“警匪片”，把“警”和“匪”加到一块，去掉了“是”和“非”。今天是“去掉是非，只为好玩”，今天“警”和“匪”是一样的，比如警察在出发去抓黑社会之前，在警察局里队长领着弟兄们拜一拜关公：“关公保佑，今天马到功成。”此时此刻，黑社会老大领着弟兄们也在拜关公。——就在同一时间，两边做的是同样的事，这样的东西叫“警匪片”。

当年像《原形毕露》这样的朝鲜电影有一大堆，我们小时候看了很多，这才叫真正的“韩流”。我们今天看的这些破东西叫“韩流”吗？韩国来的东西就叫“韩流”？它能反映韩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吗？我们十多年前开始被“韩流”洗脑，很多人都以为韩国是一个多么发达的、自由的、民主的、富强的国家，然后成千上万的人被忽悠到那里去旅游、去打工，过了七八年忽然发现上当了，举国上下一片骂韩国的声音。——大家并不了解韩国，就像我那善良的老母亲一样，曾经非常崇拜韩国，听说有个韩国很发达，和法国、德国差不多。后来我告诉她：“你知道‘韩国’是哪儿吗？韩国就是咱们以前说的‘南朝鲜’。”她说：“啊？韩国就是南朝鲜啊？那不是吃不上、喝不上的地方吗？”（众人笑）

当人民知道“韩国”就是“南朝鲜”的时候，它就原形毕露了。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刀下出美人》，告诉同胞不要以为韩国女孩都长得有多么漂亮。韩剧宣传“韩国男人最坚强，韩国女人最漂亮”，可是根据我的观察，实际上韩国不能说完全没有美女，但大多数都不是天然的，都不是纯天然美女，都是刀下制造出来的，就是“大刀向姑娘们的脸上砍去”给愣砍出来的。——用我们东北话说：“这么多漂亮闺女咋整的？”咋整的？拿刀子硬整的呗！（众人笑）

这种现象的根源何在?大家今天看了《原形毕露》，就知道这种现象是怎么来的了。本来南朝鲜姑娘自己长得寒碜，希望长得像北朝鲜姑娘那样，就利用帝国主义的无耻技术、反人类的技术，把自己伪造成北朝鲜美女。——仅就“整容”这件事，《原形毕露》这部电影就很有象征意义。

真正代表朝鲜风格的“美丽”的，那是北朝鲜美女，那才是我们亚洲型的美女。我们亚洲的姑娘，有谁长得像韩剧里那样狐狸不是狐狸、耗子不是耗子的？那金喜善是个人吗？（众人笑）金喜善两口子领着他们孩子，你看他们的孩子长得跟金喜善差了十万八千里！——这种情况我在韩国的大街上到处都看得见，我看见每个人都领着长得不像自己的孩子。（众人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原形毕露》这样的电影，它是雅还是俗？它既俗又雅，是大俗，又是大雅。“俗”的意思就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就叫“俗”。如果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朋友，可以看我写的一本书《超越雅俗》。那是我的博士论文，是论述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的，同时也从理论上探讨“雅”和“俗”的关系问题。因为现在社会上的人对“雅”和“俗”的理解是有误区的，特别是大批的领导同志，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雅”，什么叫“俗”。

为什么像《原形毕露》这样的电影能够做到大雅大俗，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社会。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给这样伟大的文化艺术开辟了生存空间。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就完全没有这样的艺术，有！但少！靠少数天才、少数艺术家来突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作家有多么大的天才，国家的文艺体制它能保证成批生产这样的作品。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作品好，像这样的朝鲜电影你可以到网上去寻找，很容易找到，像《看不见的战线》、《在阴谋者中间》等等一大堆。那里面的台词我们这一代人都能背下来：

——“你拿的什么书？”

——“歌曲集。”

——“什么歌曲集？”

——“《阿里郎》。”

这是特务对暗号。——我们那时候都可以用电影里的台词开玩笑！朝鲜电影到了这种深入人心的程度，这才是真正的“韩流”。例如“一年挣三百工分”啊，这都是电影里面的台词。现在韩剧这么火，没看见谁去背韩剧里面的台词，看完都说：“韩国人真可怜，吃个破牛肉汤都要演半个小时，以表示这个国家很富裕。”

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空间所创造的文学艺术，综合了我们文学概论上所讲的“文学的各种功能”：文学要有思想性、有艺术性、有娱乐性、有教育性、有认知性。这几大功能它融为一体，看这样的电影得到的收获是多方面的——

思想是健康的，同时你觉得情节跌宕起伏，而且它的人物塑造给你带来了愉悦、带来了美感。——例如，在《原形毕露》这部电影中，当我们不知道那个女特务是坏人时，说不定很多观众还会喜欢她呢。这个朝鲜女大夫长得真漂亮，而且还没结婚，很多人可能会喜欢她。

同时它又具有认知性，通过这部拍摄于1970年的朝鲜电影，你可以看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朝鲜社会。尽管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美化自己的国家，我们就算给它打个折扣，也可以看到60年代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比同时代中国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就更别提南朝鲜了！

上个世纪60年代的南朝鲜真是饥寒交迫，全家人穿一条裤子的现象极为常见。——我在韩国做访问学者时，看过一部韩国的话剧，演的是二战结束后韩国的发展经历，韩国在五、六、七十年代就穷成那个样子，两个小孩可以为了半包香烟而动刀子！而那时候社会主义的朝鲜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人权方面还是在福利方面，都是站在制高点的国家。几十年过去了，蜗牛也会往前爬啊，朝鲜它再穷能穷到什么程度？

韩国人最恨我的一句话就是我问韩国人：“北朝鲜人吃什么？”我说：“你们天天骂北朝鲜，你们不就是每天吃米饭泡菜、泡菜米饭吗？从早到晚泡菜、米饭、大酱汤。你们老说北朝鲜生活不好，难道他们每天光吃米饭不给泡菜？或者是光吃泡菜不给米饭？（众人笑）我想象不出北朝鲜穷到什么程度啊！你们韩国监狱里的犯人吃什么？是不是跟你一样啊？那你还有什么可吹嘘的呢？你们天天都是吃这些东西，家家冰箱打开，装满了各种泡菜，十几种泡菜，腌萝卜，腌大萝卜、腌小萝卜、腌青萝卜、腌红萝卜、腌胡萝卜，赵丽蓉说的‘萝卜开会’。你们还恬着脸埋汰人家北朝鲜，我想象不出北朝鲜还会糟到什么程度！”

我们通过这部影片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这样的影片里，二十世纪最先锋、最前沿的一些艺术，诸种因素融合在一起：

——这部电影有悬念，很吸引人。

——这部电影有历史，故事发生在拍摄当时，但它讲了战后以至战前的历史，用了回溯的方法。

——这部电影显然有政治因素，但有政治就没有人情吗？它有浓浓的人情味。我们小的时候看朝鲜电影，都知道朝鲜电影是很有人情味的，看朝鲜电影动不动就要准备哭，这是朝鲜这个民族文化的特点。

——这里面有生产内容，它的钢厂正在生产一种特殊钢。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政治都结合在一起，惊险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虽然日常生活里面有危险，但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人们又不用战栗、不用恐惧，人民是有安全感的。在这部电影里，人民生活得很好，即使知道有坏人，也不惊慌失措。

我们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但我们没有安全感。讲阶级斗争的时候恰恰是有安全感的。我小的时候就很有安全感，我认识的周围每一个中国人都很有安全感，绝对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存到银行里就可能没有了。即使你出了什么错，那也不用担心，比如你填表填错了，放心！不会有任何损失，有关部门会给你纠正的。万事无忧！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看“万事无忧”是不是也有缺点。——如果“万事无忧”使人民丧失了防范意识，那么以后肯定出大事。这是个问题！但是那时候人人都很有安全感，那也是事实。

这部电影虽然是演朝鲜的生活，但是它也涉及到境外。这里面有美国人、有南朝鲜、有东方、有西方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在这部影片里，都统一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下。朝鲜这个国家虽然讲的是“主体思想”——今天我还特意拿了一本金正日写的《主体思想》（展示），一位企业家朋友送我的！——但这个“主体思想”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其中很多都是毛泽东思想。

当然，我们要尊重一个小国的民族尊严，一个小国它不能说：“我们什么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它要强调自己的自主性！

根据朝鲜革命发展的历史,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中有一条是特别反对“教条主义”，这和我们中国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咒骂毛泽东是左派，其实毛泽东一生用了很多精力来和极左路线作斗争，大力反对“教条主义”。

金日成的“主体思想”还有一条是极力反对“事大主义”。——小国特别容易有“事大主义”，就是侍奉大国，什么都看大国的脸色行事。朝鲜这个国家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他反对“事大主义”：大家都是社会主义兄弟，你苏联也好、中国也好，你可以帮助我，但是我不给你当孙子；你帮助我之后，你走你的！

作为我们中国人，站在自己的民族立场上，可能有想不通的地方：“我们帮你们打仗，帮你们建设，你们现在怎么对我们这么冷淡啊？你看，你对我们的志愿军宣传不够啊。”——我们这样想，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能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想一想？要是朝鲜每天光宣传志愿军，不宣传朝鲜人民军，那样就对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特别是苏联红军的支持，那我们就应该整天宣传苏联红军，不宣传我们共产党、国民党的自主抗战吗？

相比而言，虽然我们现在跟韩国建交了，我们对它的称谓由“南朝鲜”改为“韩国”了，但它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既没有民主，又没有自由！——你如果在南朝鲜宣传社会主义，说你是左派，那么随时可以把你抓起来杀头！这是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所不知道的，还以为它是什么“民主国家”呢！

另外，在韩国的土地上驻扎着几万美国大兵，韩国军队随时听从美国的调遣，一个驻韩美军的少校就可以指挥一个韩国军队的将军，让他把军舰开到什么地方，他就老老实实马上把军舰开到什么地方，以便于美国潜艇当场击沉。（众人笑）假如我生活在这样的国家，我以之为耻。

我跟韩国朋友讲：“你们不要看不起朝鲜，在朝鲜的土地上没有一个苏联红军，没有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点就是你们比不了的。这就叫做凛然正气、浩然正气，你们有本事做到这一点吗？你的土地上没有一个美国大兵我就佩服你，你采用什么制度我不管，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有了这种“以人民尊严为上”的思想，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是既朝气蓬勃、又充满人情味的。我们通过很多细节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小时候看朝鲜电影，就觉得这个国家比我们中国过得都好。当然，它能做到这样，有各种外在的便利因素，由于他们国家本身就小，又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面，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来支援它一点，它就可以过得很好。

其实，在当时中国自己生活也不好，但是中国勒紧裤腰带还要支援小兄弟们，结果小兄弟们过得都比我们好。——小兄弟们过得好，中国在其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就以朝鲜为例，假如朝鲜处于兵荒马乱的状态，那么我们中国能有60年的和平时期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吗？不可能！算算总账，中国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巨大的和平红利！为什么说和平是无价的？如果没有和平，如果美军就驻扎在鸭绿江对岸，那么我们在东北的国防就要花多少钱？你还能搞什么建设？东北的重工业一个也搞不起来！也许我们现在还处于六、七十年代那样的生活水平，而且也许保不住我们的红色江山。这样看问题的视角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视角，它能把各项因素综合考虑、统筹兼顾。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妖魔化“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想象成只有某一种因素，而没有其他因素。比如说“社会主义只有计划，没有市场”。谁说没有市场？我小的时候就到处都有市场，只不过市场上投机倒把严重时，政府会专门整治一下，那就叫“剪资本主义尾巴”。在那时候，买瓜子、肉、鸡蛋等等商品，大多要去自由市场，因为国家供应的平价物品就这么多，需要凭票证购买，所以要是你们家想多吃肉的话，那就去自由市场买吧，在那里的商品价格要比凭票证购买的平价物品高很多。可见，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从来都是有市场的。

再举个例子，当时很多单位都有“采购员”一职，采购员就是跑市场采购物资的，采购员的存在就说明当时的中国不是“一切都是凭国家计划来调配资源”的。我们当时都很羡慕采购员这个职业，每次他们出差都要托他们买点东西。

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对于人民来说是一个安全幸福的空间，这个空间主要是由文化因素构成的。你如果用物质生活来衡量，那么物质生活是永远在前进的，你每一次跟“以前”比，都会觉得“以前”是穷的。但是，“穷”和“富”是相对的，如果我们拿“现在”的生活水平和“以前”比，那你可以责备任何一个时代，而被你责备的那个“不好的时代”，当它跟以前的时代相比时，它往往又是前进的。这说明，如果跟“以前”比，那么多数时代都是前进的。

只有在1949年建国前的经济才是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比如说中华民国时期，许多人的幸福指数还真的就不如大清王朝时期，否则为什么会有“康乾盛世”这样的评价呢？因为当时人民生活得确实不错！康熙、雍正、乾隆用他的文治武功平定了全中国，我们现在的疆域也主要是康熙到乾隆时期奠定的，在康、雍、乾时期，经过大小十余场战争，例如平定尼泊尔、平定准格尔叛乱等等，平定天下，国内上百年没有狼烟，人民无所事事、吃喝玩乐。而且那个时候用的钱都是实实在在的金银，不像现在刷卡透支、银行贷款之类的，都是家里真的有了钱，然后才拿出去花。——当中国人民的钱花到19世纪的时候，就真不知上哪儿花钱了，因为咱们用丝绸啊、茶叶啊、瓷器啊，把全世界的钱都忽悠到中国来了。欧洲殖民者辛辛苦苦从非洲把黑奴贩运到美洲，拼命地挖银子，最后都运到中国了。中国堆积了金山银山花不完，慢慢人民就腐败了。——这是以后的事，咱们另说。

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一个相对美好的文化空间。但是有敌人，敌人在哪儿？《原形毕露》告诉我们，敌人主要来自境外，所以要培养“国防意识”、“敌情观念”。可是这很难，即使你从文字上接受了这个理念，但是很难融入到血液里。我们小时候，也是受电影的影响，一惊一乍的想去抓阶级敌人。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老头很像特务，穿一身黑衣服，拿着耙子，鬼鬼祟祟的在那里扒来扒去不知道找什么，我跟小兄弟们说：“他在找情报呢。”于是我们就盯着那老头，一直到他走了还跟着。我们想象一定会有个老太太出来跟这老头接头，然后他们会用一纸条传递情报，于是我们就跟着，直到天黑才回家。——类似的事情经过两次之后，我们很失望，感觉抓阶级敌人怎么那么难！

其实，当时社会是很安全的，上哪儿去抓阶级敌人啊！那时候敌人虽然确实存在，但是离得很远。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制造出“敌人”来，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被人家制造成敌人，“被敌人”了！社会主义国家原来一般都是落后国家，它原本希望跟别的国家平等贸易、友好往来，但这个愿望可望而不可得，人家不但不跟你做朋友，而且还要封锁你、绞杀你。如果采取战争的手段不行，那么就采取经济的手段来封锁你；如果采取经济的手段不行，那么就采取文化的手段来侵略你！——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落后国家要想赶超，亦步亦趋肯定是不行的，你想学习帝国主义国家是怎么崛起的，那是学不了的！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放过一个片子叫《大国崛起》，很多人看了很激动，领导干部们也是一批一批地去观看。在我看来，这个片子是在胡说八道，因为它把帝国主义崛起的原因都说成什么“民主法治建设”。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现在这么多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在按照这种模式走，怎么他们没有崛起啊？这个片子掩盖了真正的历史事实！所有这些帝国主义大国都是靠杀人放火崛起的，都是靠抢别人的东西而自己不干活崛起的。自己的地不种，自己的树不砍，自己也不织布、不生产茶叶、不制造瓷器，反正你干完了我来抢就是了。这才是“崛起”的秘密！在抢了别人的东西实现“崛起”之后，他们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分赃才建立了投票制，才有了所谓“民主法治”。——他们的“民主法治建设”就是关于分赃的规则设计！

这种崛起的路径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学习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崛起怎么办？就要建立新文化。

早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思想家们都思考过“建立新文化”的诉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开始，那些圣贤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圣贤们首先就发现：在这种制度下，人会变得越来越坏！

怎么办？从文艺复兴开始，思想家们就在思考“怎么办？”，从18世纪人类就开始想着建立一种新文化，“社会主义”就是这种关于“建立新文化”的思考浪潮中的一个分支。为了克服人类“恶”的一面，走向人类“善”的一面，人类想了多少种办法、走了多少条路啊。

我们不敢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但它是经过了反复的竞争与斗争之后最终胜出的。人类要克服自己的种种坏毛病、不断地要“从兽性走向神性”的这种努力，它最后能不能成功？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今天这条路还在走，并没有结束。也有很多人不愿走，他们说：“我们就是想当野兽，人就应该弱肉强食、就应该谁有本事谁活着嘛！你没本事，你就破产、下岗、自杀，这是活该！”现在这种世界观在不断地扩大影响，占据越来越多人的头脑，所以“人类向上的努力”最后能不能成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起码应该肯定这种努力吧？我们不应该倒打一耙，反而把这些努力向上的人说成是坏人吧？——现在是把雷锋、焦裕禄说成坏人，说成不可理喻的人；而把范跑跑说成是好人，说成值得同情的人。如果你做了一件好事，那么狗仔队马上就来采访你：“你为什么做好事？你是自我炒作吗？有谁给了你钱吗？”——各种怀疑、打击、污蔑接踵而来。这就是今天的社会！你要做坏事，别人都能理解；你要做好事，别人就怀疑你有阴暗动机。最无耻的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初中生按：指《面对面》节目的主持人王志），他采访每个嘉宾都像是审贼：“那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众人笑）——不要以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就都是好的！这种“怀着一腔卑鄙去审问每个雷锋”的人就是人类的渣滓！我们党还选这样的人去地方上挂职当副市长，真是奇哉怪也！

“创造新人”的努力，到19世纪后半期达到一个高峰，其中包括像尼采这样的思想家。尼采讲“超人”，讲得很愤激，鲁迅的思想受尼采影响很大，其实都是在努力塑造能够超越现在人类的“超人”。

尼采看到天下人都醉生梦死，都是逐利之徒。老子早都说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尼采看来，这都不是人，跟牲口一样，就知道吃喝玩乐怎么能叫“人”呢？所以，尼采看不起群众，认为这些人就跟猴子一样，应该勇敢地超越他们，呼吁出现一种新的人、伟大的人。

但是，尼采这种思想很容易被法西斯主义利用。——法西斯主义就是觉得：“我是优等人，你们是低等人，我要踏着你们前进。”虽然尼采自己并不是法西斯，但是法西斯把他的思想往那个方向去推演。尼采这种“超人思想”，是人类“创造新人”的思想浪潮中的一个强音。

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人。——我们国家已经20来年不提俄罗斯了，我们跟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文化隔绝了。我们还说自己“开放”，开放什么了？我们现在的文化空间越来越小！你知道现在俄罗斯最著名的作家是谁？最著名的诗人是谁？最著名的画家是谁？最著名的音乐家是谁？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知道几个国家的事啊？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美国、韩国、日本，而且大众从各种媒介渠道接收到的信息还不是真的，还是假的东西贩来倒卖给你的。这就等于闭目塞听！

你以为你每天能上网、有了强大的搜索引擎就自由了吗？你搜到的是什么？全部是对中国的侮辱、污蔑，不是骂毛泽东就是骂共产党，剩下的就是一些色情的、无聊的、肉麻的东西——“三俗”加“三恶”，所以媒体并不一定带来知识。

我们今天的俄罗斯砖家讲什么呢？他们不讲俄罗斯伟大的“新人”传统，他们一讲就是什么斯大林暴政，一讲就是什么古拉格群岛，除了这点事你还知道什么？今天在各种大众媒体上喧嚣的，我不敢说都是骗子，但至少一半是骗子。不讲高尔基、托尔斯泰，你算知道什么俄罗斯？不讲屠格涅夫、普希金，你书都读到哪儿去了？

有人说：“你看孔庆东是研究金庸的，他特俗！”我是研究过金庸，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一串名字，你们这些人有谁比我更熟吗？我不敢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最雅的人，我敢说的是什么呢？在我见过的所有教授中，没有一个比我雅的。（鼓掌）——不信咱就穿上西装一起吃个西餐看看，我见过那班无耻之徒怎么吃西餐的！我们一起出国访问，国外领导人招待我们，人家话还没讲完，这些家伙就趴在盘子上开始吃了。（众人笑）在一开始，我没把他的这种行为和他的思想联系起来，后来联系起来一看，真正自由的、礼貌的人，全是像我这样的！（众人笑）我这样的人反而被他们说成是“土气”，而那些最没有礼貌、最没有人格的人，恰恰就是每天高喊“言论自由”、每天吹捧西方文明的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部作品叫做《怎么办》，其中塑造了一个新人拉赫美托夫。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处的时代，俄罗斯旧社会就要崩溃掉了，怎么挽救这个社会？于是俄罗斯的思想家就想到：“社会的更新主要取决于人的更新，没有新的人，新社会是靠不住的。”——我们刚才看《原形毕露》里面这个特务最后怎么被揭露的？是因为这个社会有了一种新的风尚，是大家共同揭露的。这部影片并没有描写警察怎么厉害、技能怎么高，并没有什么追车啊、枪战啊、爆炸啊这些场面，而是注重揭示人的灵魂变化，那个女特务的养母——那个善良的老太太心灵的变化。

另外还有一个作家吉皮乌斯，她有一个小说集就叫《新人》。屠格涅夫著名的作品《父与子》中，塑造了一个著名的“新人”巴扎洛夫。不是中文系的学生可能对这些作品不熟，这都是我们上学时必读的书。我上大学时一个礼拜的阅读量，今天的孩子们听了都要害怕的。有很多人说：“孔老师，你读书怎么这么快呀？”我说：“因为我有基础。”——你读过大量这些伟人的作品，再回头去读现在这些烂人写的东西能不快吗？比如老师这个礼拜讲托尔斯泰，你就必须在这个礼拜之内把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全部读完。为什么？因为下个礼拜不讲托尔斯泰了，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你这个礼拜没有把托尔斯泰的主要作品读完，就意味着你一辈子都没有时间读了！你有可能到了40岁再去读这些伟人的著作吗？不可能的！什么叫“严格要求自己”，这就叫“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知道大多数人没有读，反正读不读都能毕业，这就是大学！——人有没有学问，关键在于自己，你到底肚里装了多少书，是不是考完试就忘了？

在列宁、斯大林时代之前，俄罗斯有思想的文学家想要创造一种“新人”，这种新人是有理想的、有人文精神的、刻苦要求自己的，他们早上起来洗冷水澡、出去跑步、自己劳动、自己读书学习、看见穷人帮助他们、成立各种合作社、反抗权贵、讽刺朝廷，勇敢、智慧、善良、勤劳……所有的好因素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看中国儒家教育人要成为“圣贤”，和西方所讲的人要成为“超人”、俄罗斯所讲的人要成为“新人”不是有相同之处吗？一个好的社会必须有一大批这样的精英，其他人即使达不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多少有些这方面的优点，这才是好的社会。人不好，制度再好都是没有用的，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人不好都不行。

这个问题鲁迅先生看得最清楚。鲁迅先生的思想深度超过了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领袖和理论家，他的思想用一句话就可以表述，那就是他的名字“树人”——树立新人。跟鲁迅心灵相通的只有一个毛泽东。毛泽东用了那么多的精力教育我们怎么做人，这是全世界政治家中没有的。你看毛泽东的文章，反复讲怎么做人，讲得非常细致，教育、妇女、干部……各个领域他都讲到了，例如他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这样的事都由毛泽东来说。有一个朋友跟美国人辩论毛泽东好和坏，最后他拿了毛泽东的书给那美国人看。那美国人看后说：“啊，毛泽东太伟大了，他说的话不是跟我那个牧师每个礼拜说的一样嘛？原来毛泽东也是好人啊！”（众人笑）他讲的很多话，都是从一些日常生活、从一些细节上去告诉你怎么去做人，而不是空洞的去讲理论。

带着这样一个“新人”的整体概念，我们来看看新中国的文化空间。

新中国的文化空间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继承五四创造的新文化并往前走的。我们从鸦片战争被人家打败，想了各种办法，追寻了各种原因，追寻来追寻去都不对。比如说经济落后、军事落后，说了半天都不对。我们空间这么大、地域这么辽阔，特别是我们现在知道了越来越多的史料后，就发现在鸦片战争之后，这仗打得一个比一个窝囊，按照科学、军事、GDP……按照什么我们都不应该失败。全世界一共十亿人口，我们中国就占了四亿多，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占了世界三分之一还强，就这样一个国家，被英国人派了几千人就给打败了，要哪儿给哪儿，这找谁说理去啊？你说我们武器落后，怎么落后了？你说英国人有枪，但你看看他当时的枪是什么破枪，一分钟只能打两发子弹，而且射程在一百米之内。我们知道跑一百米才需要几秒！——他换子弹的功夫，我早把他砍倒啦! （众人笑）

所以说，这些原因都是胡扯，咱们清朝军队也有枪，其实双方的武器差距没那么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占优势。如果说鸦片战争中我们的武器没有优势，那甲午海战总有优势吧？所以我们的失败跟这些都没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人活得小了。当时，英国人敢派几千人漂洋过海打你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他的心理空间是多么的大！而你这四万万人都干嘛呢？都躺在床上抽大烟呢！

当林则徐义正词严地怒斥英国人犯下种种罪行时，人家承认说：“林则徐大人，您说的都对，问题不是我们要卖鸦片啊，是你们那些官员非要我们来卖不可呀！如果中国人都像您这样，我们早就老老实实回去了。林大人您也知道，中国官员就您一个这样，别人都不这样。”（众人笑）林则徐哑口无言，他还有什么话可说？人家说的是事实，你整个官僚机构都烂掉了，别说你就出三五个林则徐，就算你出三五个焦裕禄，甚至是出毛泽东都没用！

有人说：“今天中国这么腐败，毛主席要在就好了。”我说：“好不了！毛主席刚活过来就得被他们掐死！（众人笑）要不就是媒体铺天盖地宣传：‘大家不要相信啊，这个毛主席是假的！’（众人笑）或者采访毛主席：‘毛主席，您为什么要救中国？他们给了您多少钱？’（众人笑）”——肯定是这样的！即使一个领袖再伟大，也不要对他个人崇拜，只要这个社会上的新人不够，这个社会就不行。

中国一直到20世纪初，才产生了一批新人，你看看这些领袖，首先都是有超人的素质，像鲁迅、孙中山包括蒋介石，每天都在刻苦地自我修养，克服世俗的欲念。

要讲反三俗，蒋介石是一个典范。现在蒋介石的日记都可以看了，从他的日记里看，蒋介石是一个充满了世俗欲念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每天都在跟世俗欲念作斗争。他的日记里写着，有一段时间他迷上了一个妓女，天天要到她那里去，然后晚上写日记的时候就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好——我一个大好青年应该跟着孙中山先生干革命，可是这么没出息，今天又想她了。这不行，明天就要跟她断绝关系，做一个革命好青年。完了你看下个礼拜一，他还是这么写的！（众人笑）蒋先生“反三俗”，用了好长时间，跟自己的欲念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终于摆脱了这个妓女，找到了宋美龄女士，上了一个台阶。（众人笑）

我们不评论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只说他的个人修养，晚年确实是自我要求非常严格，每天早上起来读《圣经》、喝一杯牛奶，规范作息，生活简朴。这种风气是从晚清开始并延续下来的。毛泽东为了磨砺自己的意志，沐大风、淋暴雨去爬岳麓山，在狂风暴雨中呐喊。——余华先生有个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他塑造的那个人物形象，一看就挺渺小。（众人笑）“在细雨中呼喊”，是很猥琐的一形象。而毛泽东是在狂风暴雨中呼喊，多高大一形象！毛泽东这类人，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形象，尼采所呼唤的“超人”在这个时代出现了。

20世纪出现了这么一大批“超人”，有这个背景，才有了五四运动，才有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背景是有新人了，现代文学的目的也是不断地塑造新人、找寻新人。鲁迅的作品主要是批判过去，批判停滞的、灰暗的旧社会。无论是孔乙己、祥林嫂、阿Q，都是我们要告别的形象。鲁迅的作品告诉我们那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生活在那种社会里。但是，前面的路在哪？

郭沫若、茅盾、老舍这些作家就在做这样的探索，在往前走。老舍的作品既塑造老市民，又企图塑造新人。但我们知道，新人塑造起来是非常难的，因为以前从没产生过，或者是刚刚有个萌芽，所以你干了一件好事就来责问你、就来找你的缺点。——我们的社会特别容易对新人求全责备！在这个社会，当一个好人太难了，因为人都有缺点。——你是一个好老师，他责怪你不会洗衣服；你衣服洗得好，他说你文化程度不高。找一个人的缺点太容易了！

我们什么时候看人像孔子那样，只看人的主流就好了。为什么说话、写文章总要带八股气呢？比如评价一个人说，他有很多优点，但是“还有两个缺点”。我们现在评价人总是这样，能不能只要缺点不是太大，就不说它了？能不能只需要说这个人一生中做过两件好事就可以了？反而是评价坏人的时候，倒是需要写上些好话，这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即使是对于坏人，我们也有最大的宽容，这才叫“真的自由精神”。

许多新文学作品总是写坏人更成功，写老的、旧的形象更成功，而写新人就不是那么成功。写新人的作品，到了新中国才获得了大量的成功。为什么？因为新中国的文化本质为产生新人提供了空间。新中国建立之后，文学的主人变了，变成了“人民”。我是搞现代文学的，我们现代文学的一些学者经常看不起当代文学，说：“现代文学出了那么多赫赫有名的作家，随便一举就鲁、郭、茅、巴、老、曹，还有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都是名家，一举一大把。你看当代文学，就没有这么有名的人物！”而且到了当代文学的时候，现代文学作家中还活着的那些人，他们也没写出什么好作品来。——这样一看，好像当代文学成就不如现代文学。

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我说你评价一个时期的文学，标准是什么？怎么能拿自己的标准去评价别人呢？人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随时随地不小心就拿自己的标准评价别人。比如说四川人到别的地方去吃饭就嫌人家菜不辣，山西人到别的地方去吃饭就嫌人家菜不酸，这能算是人家缺点么？不能拿你的标准去看别人，你可以用你的标准去看出区别来，但是不能用你的标准去评价高下，“评价高下”这个事情特别需要谨慎。

当代文学，它不注重作者是谁，很多作品都署名“集体创作”，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不很确定。你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来指责当代文学，那你怎么不指责古代文学？很多古代的小说，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作者是谁，我们现在写的那些古代小说作者都不是板上钉钉的，都是我们猜的，都是经过学者考证之后，估计差不多可能是这个人吧。——比如说《红楼梦》的作者是谁？曹雪芹？这不是百分之百的，没有人能肯定就是曹雪芹，而且连曹雪芹是谁，我们到现在都搞不清楚，曹雪芹跟曹霑到底是什么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子与父的关系，还是同一个人？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以前印《红楼梦》，作者写的是“曹雪芹、高鹗”，你看现在出的《红楼梦》还是这么印吗？不是了吧。因为“高鹗是续作者”这一说法已经被推翻了，现在印的是“曹雪芹、无名氏”。再过十年还说不定怎么印呢！所以说，不能以“作者跟作品的关系是否确定”来评价一个作品。

为什么在现代文学中，作者这么重要呢？我们要知道现代文学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讲究个人著作权，所以突出“作者跟作品的关系”恰恰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特性。这书是我写的，于是我拿稿费、我拿版税——所以作者很重要，所以媒体要突出地宣传这个作者。

在社会主义社会，文学的性质变了，作者变了，读者也变了。我们现在所习惯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小说，它的阅读方式是什么？它的消费方式是什么样的？是一个人躲在个人空间里偷偷地读。一般没有俩人读的，除非是男朋友、女朋友俩人一块儿读，但是读到某些不便于俩人一块儿读的地方，还是要分开，总有一些地方只便于一个人读。——这就是资本主义文化消费的一种方式。可是中国古代不是这样的，李白可以把一首诗写在墙上，谁都可以看，大家可以一块看，因为里面没有什么儿童不宜的地方，大家可以随便读。小说就不一样，小说里有大量儿童不宜，不便于一块儿读。——所以资本主义特别要讲究保护个人隐私、保护个人空间。

社会主义社会，文学的创作者和阅读者都变成了人民，作家就需要转变。——虽然是你这个作家写的，但你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于是，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家就不适应了。适应的人很少，谁适应了呢？老舍适应。因为老舍本来就是劳动人民，老舍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既不左，也不右，他就是为穷人说话的，这种人他最感谢共产党。

今天很多人都骂共产党说：“共产党一进北京城，你看把北京城的这个格局给改变了，把很多什么什么牌楼给拆了！”还说：“共产党就应该保护老北京，北京城里一砖一瓦都不能动，共产党进城后应该都住到公主坟、八王坟去，不能住到中南海！”——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资产阶级！这些人就没有看到共产党进了北京城之后，首先改造了龙须沟。这个城市是保护起来让你们看着玩的吗？这个城市里住着活生生的几百万人呢！要是共产党都住到公主坟去了，要是北京城一砖一瓦都不能动，那龙须沟怎么办？只有老舍，他是人民的良心，他看到了，于是在《龙须沟》中才有：“要说修，都得修，为什么先修龙须沟？都因为，这儿脏，这儿臭，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这是老舍。这样的文字，鲁迅也写不出来，只有老舍能写出来，所以他适应新中国。老舍很简单、很朴素，他看到共产党来了，解决了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这就是最大的人权！所以老舍的写作获得了一个新的力量，这个新的力量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民的空间”。他背后有人民，这个空间，亮！

很多老作家写不出新作品，巴金也写不出来。在解放后，巴金写了一部好作品，在哪儿写的呢？在抗美援朝前线！那些作家到了抗美援朝前线之后都特别感动啊！作家、文艺工作者，到了那里才知道什么叫“国家”！——有人说：“你凭什么说郭德纲是‘民族英雄’，说相声的能有‘民族英雄’吗？”我说这些人都是无知，说相声的第一个民族英雄还不是郭德纲，叫小蘑菇（常宝坤），是常宝华、常宝霆他们家族的。小蘑菇就是到朝鲜去慰问，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些人到朝鲜一看志愿军那个战斗环境，那个艰苦环境，特别是有一个评弹演员到了上甘岭，人家不让他们上去啊，太危险了！可他一定要上去。上去一看，上甘岭一米多厚的粉尘，原来都是岩石，也并没有发生泥石流，是几十万颗炮弹把一个山头给削平了两米，岩石全部变成粉尘，直接倒上水就变成水泥了。他们才知道这里的战斗是什么样的，活人一个个的就在这个地方战斗！于是，这些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就变了。人还是那个人，因为心里有了“人民”，他写出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大家有功夫可以到网上去找一找五、六十年代的文艺作品，歌曲、曲艺、相声、弹词、大鼓、单弦等等，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贝，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最恨的东西，他们为什么不打击流行歌曲的演员？为什么要打击相声演员，要打击二人转？为什么？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贝。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国没有相声、没有弹词、没有二人转、没有越剧、没有秦腔……这个国家就等于没有了！我们都去唱那个四不像的、任何民族特点都没有的流行歌曲，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了。我们必须在有这些东西的前提下，再去唱流行歌曲，这才是伟大的国家。假如郭德纲是一个唱流行歌曲的，那么他绝不会受到这么惨重的围剿！包括很多支持郭德纲的朋友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从一个更高的、文化战斗的角度来看待。

刚才我说解放以后作家、文学要改变，五十年代就是转变的时代。五十年代有很多文艺运动，这个文艺运动主要是新旧思想的斗争。透过那些具体的事件，比如说关于《武训传》的问题，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关于什么“中间路线”啊、“中间人物”啊等等这些讨论，背后有一个大的声音就是“文学要变成人民的文学，用人民的精神写给人民看，从人民中造就出千百万社会主义新人来”。——经过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空间，从这个文化空间里走出来的人，它就跟旧社会不一样了。

今天中国天塌地陷，这么多天灾人祸，我们看人民是有反抗的，人民反抗的声音还是比旧社会要高得多。旧社会要是没有共产党，那人民几十年就这么忍受着。其实天塌地陷经常发生。我上一篇博客开头刚刚贴了一篇我们中学课本里的课文，叫《一次大型的泥石流》，很多人学完就忘了。——我昨天晚上跟同学聚会，他们都忘了。我说：“我们小时候学的这个课文里面说的很清楚，泥石流发生的原因，一个是地质条件怎么怎么不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动统治阶级长期滥砍滥伐，开采矿石，破坏了这里的自然环境，岩石破碎，环境不加治理保护。’”——人祸啊！解放前这种事是常发生的，那时连新闻报道也没有，死了就白死了，要不然你以为我们中国人在解放前都怎么死的！

汉奸、卖国贼们天天揪着“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很多人”，拿这个来反对共产党。我说：“你要算总账啊，新中国人口的总趋势是在不断增加的，而在旧社会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口没有增加啊，那时家家都生七八个孩子，可是人都哪儿去了？按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晚清到1949年的时候，中国应该有二十亿人口啊，可是结果才有四亿多，那至少死了十五亿，这十五亿人哪儿去了？这个账怎么不算？你不是讲公正吗？你不是讲客观吗？这个事情你怎么就不客观了呢？为什么不去追究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伪满政府、汪伪政府杀害了十五亿中国人民？当然并不都是用枪用炮杀的，饿死的、病死的、自然灾害致死的有的是！”——我写过一本书，叫《1921：谁主沉浮》，你光看开头第一章就明白1921年的中国人是怎么死的？所以说，看一个历史，不但要看前，而且还要看后。

在五十年代，整个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大块，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刺激起了中国所有的工业部门。因为要进行战争，所以就需要几乎所有的工业来支撑。抗美援朝一战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的工业体系！采矿业、制造业、纺织业、信息业、交通业、能源业全部都建立起来了，还没等到抗美援朝结束，打到1953年的时候，中国就基本上什么工业部门都有了。

苏联它也是个扶硬不扶软的家伙，一看中国自己有东西了，它的援助也来了。——到1953年的时候，那个形势完全可以解放全朝鲜，真是“由北到南，一推就完”！在那时，我们的后勤已经不落后了，而在1953年以前，我们的战士牺牲主要是后勤供应不上导致的。但是到了1953年，本来可以解放全朝鲜了，斯大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又不干了，他们大概不愿意让中国把朝鲜都解放了，于是就说：“算了，还是继续谈判吧，就以三八线为界吧！”——最后就维持了一个三八线。

抗美援朝保证了国内和平建设这样一个时间和空间，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左右，国家跟十年前就不能比。今天不是讲这个增长率、那个增长率么？今天我们再努力，都没有1949年到1959年这个增长率厉害。不说别的，就说一项——人的平均寿命，中国人民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0多岁一下子增加到1959年的50多岁。这才十年的功夫，谁能做到？人口为什么增加那么快啊？原因就是不死人了。

旧社会虽然生的孩子多，那孩子不长到七、八岁，大人都不放心啊，随便一个感冒，一个孩子就没啦！在那时，邻居家死了孩子，没有人特别悲伤，那都是正常事儿！——“哟，你们家小三儿过去了？”拿个席子卷着就走了，这是平常事！你看看那些现代文学作家的回忆，谁家没有兄弟姐妹死去？而且都是小时候死的。

所以，为什么旧中国的人口老不增加？虽然那时的生育率高，但是死亡率更高！解放后，小孩子不夭折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得了什么病都有医院给你治，不要钱或者花钱很少；要是小医院治不了，那就去大医院；要是大医院也治不了，那还有解放军呢。解放后，咱们农村先不说，单说城市，你听说谁家孩子因病夭折了吗？我就没听说过！我听说的都是我父母那一辈的人，在旧社会里谁家兄弟姐妹死了。在建国之后，城市里的人就基本没听说过谁家的孩子哪天猩红热死了，哪天重感冒死了，哪天拉肚子死了。在五十年代，农村医疗还比较落后，可是到了六十年代，农村也跟城市一样了，孩子生下来，差不多就能全活了，一生即活，所以人口才飞速增长。

到了建国十周年前后，这个国家是硕果累累!反映在文学上，1959年前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丰收期，我们今天所喜闻乐见的那些“前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作品全部产生在1959年前后的这几年里。——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过去所说的“三红两闯”：《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李闯王》。还有一大堆呢！什么《小城春秋》啊，《青春之歌》啊、《林海雪原》啊……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而且，短短的十年就涌现出一批新的作家，一支新的作家队伍。

这些作品就像我刚才讲的《原形毕露》一样，综合了多种文学因素，它不是只给少数人看的那个“阳春白雪”。这些作品，多数人都能看懂，但又不是媚俗的。——给多数人看的作品不见得就是媚俗的，它并不迎合你的低级趣味，它只迎合你的高级趣味。它让你既能够通俗易懂，同时又引导着你往前走，真正做到了鲁迅先生所讲的“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文艺是灯火，但这个灯火并不是照得你眼花缭乱睁不开眼，你看着灯火很温暖，你愿意跟着它往前走，你的心里是温暖的、温馨的、愉悦的。这是当代文学的一个收获。

我感到稍微不满的一点是，后来我到北大上学，学了当代文学史，发现当代文学史教材里面所排列的那些作品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感受不是完全一致。——我并不是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才要考北大中文系，我从小就喜欢文学，从小就喜欢当老师，所以我今天能够当一个文学老师，在北大当文学老师，就是完全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作为个人我已经无所求了。我本来就想醉生梦死地过一辈子，可是没办法，他们非要逼着我来听这“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我本来就是想无所事事的混一辈子，因此我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被外界所刺激的。——到了大学之后，我却发现这个教材写的跟我们感受不一样，比如劳动人民都喜欢《平原枪声》，可是当代文学史里竟然没有对这部书的评价！这就使我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大学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领所统治。”

我们号称“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学术界是资产阶级王国。毛主席让他们到农村去、到五七干校去接触接触贫下中农，了解了解中国生活实际，他们就说自己“受到迫害”了！这就叫中国知识分子的贱骨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少数知识分子经过改造，思想境界提升了；但是，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迫害，或者当时没觉得自己受到迫害，到了八十年代之后，受这个潮流影响都纷纷写起了“受迫害史”。这些知识分子，拿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60-70元的高工资到农村去，把人家村里的鸡、鸭、鹅、狗全吃完了——他们就是这样“受迫害”去了！（众人笑）

大家有空可以找找那些当年的右派日记看看，看看他们当年是怎么“受迫害”的，看看他们过的都是些什么日子。我的博客里摘过黄源先生的日记，你看看他当右派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不是喝红葡萄酒，就是弄条鱼、弄个螃蟹、弄点肉吃吃，跟他的太太因为家里的猫而吵架等等。什么是历史？不能简单地去看回忆录，特别是不能简单地去看一两个人的回忆录。

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文学作品，它反映的是那个时候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情。跟旧社会比，人民就是觉得到了天堂了，旧社会吃不上、喝不上，不但孩子经常会饿死，而且大人也会饿死。——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了，粮食够吃！可你不能拿五、六十年代跟今天比啊，说：“他家里没电视，所以算穷人。”你不能这么比，你得跟旧社会比。这个时候的文学状况给人的感觉是，你读了刚才我说的那些作品，看了那个时候的电影，你觉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站立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影片都是在国际上获奖的。

这个国家蒸蒸日上，当然其中有痛苦、有曲折、有斗争，但是人民艺术被确立起来了。五、六十年代的空间里，有一个大写的“人”字——人民。你看鲁迅先生的作品，他的作品当然伟大，但他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伟大。看鲁迅的作品，怎么看都是一个痛苦的战士不被理解，一个人顽强地战斗，又反左、又反右，枪林弹雨。作为他个人而言，肯定是英雄，但是存在这样的英雄的时代，肯定不是一个好时代，我们不希望一个时代有这么多的英雄，我们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我们宁肯文学作品中没有塑造出那么多成功的形象，什么祥林嫂、孔乙己，我们希望这些形象少一点，我们要劳动人民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好。在毛泽东时代，当61个阶级弟兄食物中毒的时候，党中央派飞机翻山越岭去抢救61个民工。什么叫“人权”？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权、最伟大的人道主义！我们现在能做得到吗？

我不知道现在的语文老师是怎么讲这些课文的，怎么讲《为了61个阶级弟兄》，怎么讲《一次大型的泥石流》，怎么讲《包身工》。如果不联系我们国家这一部文化空间的演变史，那么学生怎么能不讨厌语文课！学生为什么讨厌语文课？就是因为有些语文老师把语文跟人民的生活割裂开来。你以为蒋家沟泥石流讲的仅仅是泥石流吗？它讲的是反动统治阶级！你把这一层讲破了，语文自然就讲活了。而且学生的高考成绩差不了，他会玩命地自己去学语文。

五、六十年代，人民的小说、戏剧、诗歌建立起来，最后的结果是文学、文化、艺术，包括美术、建筑不再被少数艺术家所垄断，日常生活中到处是艺术，工人、农民都在写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那么多的人在下班之后写文章投稿、写诗歌投稿，每个编辑部都收到大量的、充满了错别字的来稿。我们很多作品就是工人作家写的！那个时候的编辑真是负责任，现在的编辑负责造谣，那个时候的编辑就是负责给工人农民改错别字。——编辑们认为，工人农民写的这个故事非常好，但是文化水平不高，我得帮他改，这一段放在前面是不是更好？这一段多余是不是删掉？在那个时候，很多好作品真是编辑帮着改出来的，你现在看很多当年的老编辑都有这样的回忆文章。

我们很多工农作家是编辑部把他培养起来的，这就是“从工农兵中培养作家”，所以整个社会是充满了文艺气氛的。我父母那一代人的文艺细胞都比我们这一代人要高，我们现在这个文艺细胞越来越差，因为自己不去参与艺术创作，傻乎乎的看着一个没文化的歌星在上面乱跳。——人的观赏层次已经退回到原始社会了。

这些作品一方面是通俗的，一方面它的主题又非常严肃，雅俗结合。比如你说《青春之歌》这样的小说，它是雅的还是俗的？你要看它的结构，它是一个很俗的结构，多角恋爱嘛。一个女孩子，一个漂亮的、有文化的女孩子跟几个男人的关系。这个结构是俗的。你要说现在“反三俗”就是反它，那也能找到借口，俗嘛！小资产阶级谈恋爱，谈多角恋爱，俗！但是，它讲的是一个严肃的人生选择问题。这个女孩子选择的是几个不同类型的男人。——地主老财要占有她，这肯定她要反对。于是她找到了一个北大的学生，在海边救了她的余永泽，这个学生是胡适的弟子，好好做学问，去听胡适先生讲座等等，我们后来把这种人叫“白专道路”，其实他既不白也不专，他就是一个懦弱男人，因为他吃醋，导致一个共产党员被捕。林道静后来就抛弃了余永泽，选择了共产党员卢嘉川。卢嘉川后来牺牲了，又选择了江华。

这部作品就是通过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人生选择、对男性的选择，最后肯定了一条人生的光明大道，就是肯定了“革命”。

《青春之歌》是当年最畅销的书，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市场经济”这样的提法，但是那个时候优秀作品的市场都绝对的好！现在为了市场而创作，市场反而不一定好。我们七八十年代有很多电影，它的票房价值是以亿来计算的。你想这是什么概念？当时的电影票只有一毛钱、两毛钱，票房价值一个亿、两个亿，这叫什么概念？我们今天拍电影，投入8千万，票房2.5亿，这还值得一吹吗？什么叫“文化繁荣”？这不是看一组数字就能体现出来的。

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给人提供了一个天马行空的心理空间。我们今天的文艺评论、文学理论很流行讲“空间”这个词。唐朝为什么伟大，唐朝的疆域面积肯定没有清朝大，清朝的疆域面积肯定比唐朝大，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清朝人活得比较憋屈，而唐朝人就活得怎么就大气呢？因为心理空间大！你读了李白的诗、杜甫的诗、白居易的诗，你觉得这个人的世界是无限的，我可以一马一剑走天下，无数的功名等着我去建立，仰天大笑出门去，这是唐朝的文化空间。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是紧挨着，怎么一到了五十年代这个国家空间就大了？就是中国人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了，那个时候我们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

现在美帝国主义天天骂中国人权不好，当然我们现在的人权状况是不好，可是在毛泽东时代，是我们天天骂他们人权不好。这完全颠倒一个个儿了！五、六、七十年代我们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我们天天谴责他们黑暗的人权状况，然后美国天天辩解：“其实我们人权也不错啊……”（众人笑）现在形势完全颠倒过来了，他天天指着鼻子骂我们，我们自己来解释。——这就是《过秦论》里说的“攻守之势异也”，攻守之势完全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心理空间越来越小。

初中生

那个时候，人们生活在那样的空间里，火热的生活、斗争、青春、艺术，那种朝气蓬勃。你要说物质生活，的确不富裕，也就是混个温饱，但是他也不需要有更多的物质追求，因为你有安全感，你不需要住很大的房子，你相信你家里生了孩子，单位会给你解决他睡觉的那张床的。就是没有过多的考虑，没有说我选择上什么大学啊，我将来找什么工作……不需要考虑。甚至那个时候的人都不一定要想上大学！

我举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的例子，单田芳年轻的时候本来也想上大学，后来他家里人跟他说：“你上什么大学，上大学之后当个技术员，一个月工资也不过就56块！”——其实那个时候的56块钱已经很多了，那个时候56块钱可以养活五、六个人，56块钱是非常高的工资，但是他家里人还是觉得56块钱太少，于是就跟他说：“你不要上大学了，还是说评书吧。”结果单田芳就说了评书，然后他迅速成名。你知道在五、六十年代单田芳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吗？两千多块！天文数字！

那时的单田芳已经狂得不知道怎么花钱了。后来单田芳自己在电视上回忆当年时，他说他家的小院里摆着一排全是进口自行车，英国的、德国的、匈牙利的；家里好几身貂皮大衣，过年的时候，初一穿一件，初二穿一件，初三穿一件；天天早上饺子，晚上包子。这不知道怎么活好了！——所以他文革的时候倒霉了，那些嫉妒他的人就批斗他。文革时候很多受迫害、受批斗，都是平时得罪人了，或者人家嫉妒他，所以才批斗他，并不是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他一个说评书的演员，说的评书肯定也是歌颂社会主义的，也是讲历史、讲民族英雄的。之所以受批斗，主要是他平时太张狂，用我们东北话叫“得瑟”，完全是自己在那儿“得瑟”。

那个时候单田芳活得是非常好，他说他在鞍山讲评书，工人夹着饭盒听了一中午，下午忘记上班了。那时候创造的空间使人们感到昂扬，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咱不知道，汉奸们是越讲越玄，现在已经讲到八千万了！当时中国一共才六亿人口，他们就愣敢说“饿死了八千万”，这想象力挺绝的！

但是，不管饿死多少人，那都是错误的，就算饿死了一个人，有关领导该负责任的就要负责任，因为我们党对这件事情解释得不清不楚，所以造成汉奸们不断加码，不断地说饿死的人很多，从一开始1000万，到2000万，到3000万，到4500万，再到现在的最新数字8000万。

但是，就算是在这个困难时期，你看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从那个时候涌现的文艺作品中体现的精神风貌，是讲人要有风格，要不怕困难，比如陶铸写的《松树的风格》；还有冰心的《小橘灯》，讲人情的温暖。——其实冰心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可是汉奸们连冰心老人都不放过，还要批评冰心老人，说：“你看呀，在共产党那么坏的时候，在饿死那么多人的时候，冰心却写了《小橘灯》，完全是暴政的帮凶！”汉奸是完全没有人情味的，汉奸就是一根筋，把一切事情都扯到阶级斗争上。

到1961年之后，中国经济迅速恢复，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1962年以后，中国经济是一年比一年好，农业连年丰收，工厂只在1966、1967、1968这三年由于武斗和社会混乱才导致产值有所降低。在文革期间，工农业生产的年增长率都在10%以上，大大超过改革开放时期。

可以说，没有文革，今天我们的这一切都没有！我们八十年代为什么生活得比较好，都是文革种下的树。八十年代农业怎么增产的？那是因为之前的大型水利、种子改良、土壤改良，1973年“四三方案”建了一百多个化肥厂，所以我们八十年代才过得比较好。但是我们在八十年代把这个积累消耗完了之后，到九十年代农业就破产了！

今天，毛主席时代修的水利工程全部崩溃，今年（2010年）全国的水灾主要都不是发生在干流上，都是发生在支流上，全国各地有28个省遭灾，三亿多人民陷入汪洋。为什么？就是把毛主席的水库都给毁了！毛主席的抽水机都给卖了！什么都没有了！人民毫无遮拦！每次发水灾后，就派武警战士、解放军战士拿血肉之躯去堵！拿战士的生命不当生命！少数官僚趁机作秀，大量明星趁机作秀，用人民的生命铺平自己前进的道路。

文艺在新中国这个空间里和国家的经济形势发展是相配合的。我们今天一提“大跃进”就是个贬义词，都忘记了“大跃进”曾经是褒义词了。难道说“大跃进”是褒义词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今天一说起“大跃进”，就想起“大炼钢铁炼了很多废钢”，那我问你，你有没有统计过炼了多少好钢？你怎么专门说炼了一些废钢？

的确是炼了一些废钢，就好像我们大人包饺子，拿面让小孩玩，我们能够不说大人包出来的饺子，光去说小孩糟蹋的破面吗？主要成就还是大人包的这些饺子！——我们国家的钢产量主要是在“大跃进”期间突飞猛进的。

大跃进的成就，大家看看样板戏《海港》，《海港》里那个退休工人马洪亮师傅有一段唱：“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大跃进把码头的面貌改，看得我热泪盈眶心花开。”我们国家的大型项目都有赖于“大跃进”。“大跃进”虽然没有做到“15年超英赶美”，“15年超英赶美”是一个过于浪漫的，或者说“左倾”的目标。但是目标定的高，可以使成就更高呀。古人不是说做事要“求其上才能得其中”吗？“求其上得其中”是一种极“左”思想吗？人的目标就是要定得高——你只有争取考上北大，你才有可能考上人大，这是一个起码的道理吧？你目标就定在考人大，那你只能上鬼大。这不是左，这怎么是左？这恰恰是中庸之道！

今天我们回忆起新中国的文艺作品都觉得1949-1966这“前十七年”是好的，前十七年的作品是政治、理想和人情味结合得非常到位的文学作品。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渡江侦察记》，孙道临演的。在《渡江侦察记》的结尾，战斗获得了胜利，解放军连长又要进军了，他恋恋不舍地跟女游击队长告别，其实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若隐若现的感情。这个解放军连长说：“我们还会胜利归来的。”女游击队长深情地看着他：“我们等着你。”——多余的台词没有！如果现在把它改成电视连续剧，那就会加入很多戏，可是在加入很多戏之后，恰恰就把这艺术给毁了。艺术就在于要留有空间，就像我们中国的山水画一样，在山水之间加上一两个人、一间小茅屋，别的地方是空白，留下的想象力空间就会大于这幅画。——你都把它填满了，这个空间就小了。

恰恰是这样一个结尾，引人无限遐思。我们会想，这个解放军连长会不会回来？他现在是连长，回来之后会不会是团长了？或者这个女游击队长是不是已经当了县委书记了？是不是她已经结婚了？就会想很多很多，“革命与爱情”这个复杂的关系都在其中，“大我跟小我”结合得很好。

但是到了文革阶段——空间不是凝固的，它在不断改变——文革阶段中国的文化发展到一个极端，这个极端要从两个方面来评价，就是从好和坏两个方面来评价。

一方面它是人民文化走向光辉的一个顶峰，沿着五十年代所开辟的道路，人民性越来越强，人民的声音越来越大，同时，另一方面也是一个“物极必反”的转折点。首先我们说文革的文化、文学、艺术是繁荣的，不是今天汉奸、卖国贼所污蔑的“文革的文化、文学、艺术是贫乏的”，这有实实在在的数据证实。有人说：“文革有什么？文革就是八个样板戏加一个浩然。”这是胡说八道！这样说的人肯定是没文化，说明他自己就没读过书。对于这样的人，你问他“八个样板戏是哪八个”，他肯定说不上来！你一句话就可以问倒他！你问他“知道八个样板戏是哪八个吗？”他肯定说不出来，你不要怕他。我问过很多教授，而且是中文系的教授，他们就说不出八个样板戏是哪八个。在座各位，你们自己回去查查是哪八个，然后你见了教授就问他，这样你们可以获得文化自信。

在文革期间，要单纯地比较出版物数量，那确实没今天多。今天每年出版多少长篇小说？那确实没法比！因为今天出版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垃圾！今天我们印刷业发达了，砍倒了成片的森林，把它们变成纸，印上这个乱七八糟的字，就变成长篇小说。——我说这不叫书！

在文革期间，你要出版作品，起码得达到艺术标准，那才能出版。从数量上说，文革的文化艺术是繁荣的，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出版和演出的数据，更重要的是到了文革阶段，人人都参加文艺活动，包括农民在内。在那时，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都有文艺演出活动。

中国今天最可悲的还不是农村破产，农民背井离乡去打工，留下妇女在家里喝农药！最可悲的还不是这个，最可悲的是农村一片萧条，农村没有歌舞之声。为什么每年有一百多万农村妇女喝农药呢？丈夫背井离乡在城里打工，家里田地荒芜，晚上这些留守农村的妇女们就围着电视——现在不是村村都有电视了吗？——她们一看电视，呀，这电视里的女的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丈夫在城里头都是跟这些女的混在一起，于是她心里就很郁闷，郁闷无法排解，到最后往往就走上了绝路。

电视里演的东西不是赞美人民的，也不是帮助人民进步的，而是给人民添堵的，并且这种艺术是人民参与不了的。——在我们小时候，人人都表演过节目或者是编写过节目，规定你们班出什么节目、你们班出几个节目，人人都参与过，不是当看客。我们今天是把人们都组织起来当看客。

文革是一个普及大众文化的时代，我们有那么多的例子——工厂里的工人能够读黑格尔，工厂里的工人能够读《资本论》，这是哪个国家能做到的事情？其中有一部分继续当工人，而另一部分就考上大学当教授了。今天很多教授学者都是文革时候的普通工人啊！包括今天那几个著名的汉奸学者，他们都忘本了！他自己的学问是哪儿来的，是文革的时候在工厂里读马列读出来的，那是他自己忘本了呀！

文革期间的文艺首先是繁荣，第二个特点是精品化、综合化。因为有了前面十七年的艺术经验积累，而且国家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从而知识分子待遇也越来越好，于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一大批精品。这些精品中的精品就是样板戏，以前后三批一共十几部样板戏为代表。概括的说，样板戏是综合了人类所有文化艺术精华的产物，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同时是极先锋、极现代的。——这几年有大量的学生论文在研究文革样板戏，以前都不让研究，说这是“四人帮的文艺”，现在经过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很多论文，论述文革样板戏在艺术上的先锋性。

正因为这样，样板戏才能够成为红色经典，几十年过去了，依然颠扑不破。在这三十年间，你看看当代文艺，有什么能够代表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到国外演出，你演什么能让国外佩服，只有《红色娘子军》！你《天鹅湖》跳得再好，那也是人家的，是俄罗斯的！你跳《天鹅湖》、《吉赛尔》，那是你的东西吗？你跳《睡美人》，那是你的吗？美人是给你这么睡的吗？只有跳《红色娘子军》，不但达到世界水平，而且耳目一新！我前一段刚在国家大剧院讲过《红色娘子军》，网上能找到视频影像。这一批作品才是真正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合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要求，或者说希望，文化将来发展的方向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要求，我们拿这三个要求去衡量郭德纲，难道不符合吗？当然符合！说不符合的，那都是郭德纲的敌人。既不民族、又不科学、又不大众，恰恰是迫害郭德纲的那些人！

有人指责文革期间的文艺作品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这里头有几个主要的指责都是不对的。比如指责说“文革艺术就是高、大、全”，说“你看，这人物形象那么高大、那么光辉，这是违反人性的！”

那么我们要质问，高、大、全怎么就不符合人性了？且不说文革作品是不是百分之百的高、大、全，就算是百分之百的高、大、全，难道高、大、全就不符合人性吗？古代作品有没有高、大、全？《三国演义》里塑造的诸葛亮不就是高、大、全吗？《水浒传》里塑造的武松不就是高、大、全吗？这都是人类文学经典形象啊！外国文学作品没有高、大、全吗？好莱坞不天天都在制造高、大、全吗？高、大、全是文艺创作方法之一种，而且是颠扑不破的成功艺术经验之一种，越是经典的东西它就越要有高、大、全。《荷马史诗》里不都是高、大、全吗？

文艺作品就是要集中讲人的一个特性，而不是把人每天的事都讲一遍。讲一个战士，主要讲他在战场上战斗，至于他回家咳嗽、擤鼻涕，你非得讲它干什么呢？没有讲，并不代表他不咳嗽、不擤鼻涕，而是那个东西不需要讲，跟别人一样的地方不需要讲。没有讲，并不是说他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没有必要把他的吃、喝、拉、撒、睡都展示出来，我们展示诸葛亮的智慧就行了，他回家怎么跟他太太上床的事儿何必要写呢？和别人一样就行了，或者写“此处，一夜无话”就完了。——我们古代的作家就是这么处理的。

另外呢，样板戏是百分之百的高、大、全吗？这还需要具体分析。样板戏就没有人情味儿吗？我上个学期在北大的研究生课上讲戏剧，有一节讲的是样板戏，你仔细看，有很浓的人情味儿。关键是什么叫“人情”，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你干嘛认为只有“那一欲”才是人情呢？——今天那些高举着“人性”的家伙，他认为“人性”只有一条，就是“兽欲”，只有“一夜情”才是“人性”，别的都不是！按照他们的口味儿，样板戏就不符合艺术，就没有人性。按照他们的口味儿，只写武松打虎不行，还要写武松跟潘金莲怎么私通的，因为这才是人性，只有卑劣的、阴暗的人性才是人性。这是他们的“人性论”。所以按照他们的口味儿，武松打老虎，记者就要采访他：“是不是你嫂子让你打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狗仔队，他们是这样理解人性的。

这些红色经典，经过几十年之后依然颠扑不破，人们不但要怀念它，今天的坏人还要花样翻新地去改编它，自己赚钱都离不开这些红色经典。你有本事自己拍啊！你自己拍不出来就糟蹋红色经典。红色经典被改编的呀，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成功的，但是多数都是在糟蹋，多数都是在乱来！一定要给杨子荣加上情人、加上私生子，即使出发点好，结果也不好。你把改编的东西和原来的一对比就知道了。你看《沙家浜》、《红色娘子军》也被改编成色情小说了。你看《红色娘子军》这个描写，两个人进去拥抱的时候，写那个生理反应，特别恶心！如果写别的还可以看看，但他写的东西不符合事实。

文革的文化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有缺点，这个缺点和那个时代的缺点是一样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说高、大、全没错，但是高、大、全作品或者高、大、全倾向的作品过多，这是一个问题。那就造成对人物要求过高，对文艺作品中人的思想境界要求过高，随之导致的是对日常生活中人的道德品质要求过高，要求过高有个什么结果呢？就使大多数人民觉得自己活得不合格。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让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活得不合格，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的媒体天天在制造“成功人士”。媒体随便卖一种东西，就算卖一个破洗发水，广告代言人也得是国际影星，人都得那样，都得不穿衣服躺在浴缸里用这种洗发水。你好不容易说：“我赶时髦，我也用这种洗发水！”可是明天一看，他又使另一种洗发水了。于是你老是不合格，你老是觉得自己活得不对，你老是觉得自己是三等公民。——人家那才活的是一等公民，你看人家开那样的车、拿那样的手机。

电视里每天都告诉你：“你不是人，你永远没有成功的那一天！”可是，你要是有成功的那一天，资本家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了。资本家为了要拓展他的市场，让他东西卖出去，就必须天天给你一个感觉，那就是“你活得还不够格，还不行，你得像我这样的才行！”其实，资本家自己未必是那么过的，但是他要塑造那样的形象。

文革是从另一个方向，是从人的道德角度，它让你觉得自己老得“斗私批修”。你看人家那个形象多好啊，人家捡了一分钱给警察，可是有的人捡了五分钱自己买冰棍了！——就这样一个小缺点都不被允许。

在文革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刚刚建立了十几年，还不到二十年，也就是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你就去要求人们有这么高的道德品质修养，这个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实际上做不到！

大多数人民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你得承认这个事实。我们的父母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很多思想也会影响孩子，你让我们完全做到大公无私，就算是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红小兵也做不到。即使我能做到，我班里的同学也做不到。我捡了一分钱交给老师了，老师表扬我是好孩子；另外一个小孩一看，这事儿有利可图啊，于是他从自己兜里掏了一分钱说“老师，我也捡了一分钱”，结果老师也表扬他——这助长弄虚作假！

当人民的道德水平没那么高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古代的圣人说得对，你推行一个道德的时候要合乎实际，要合乎这个社会实际发展水平。你过多地铲除人的私心，就容易造成“水至清则无鱼”。四人帮讲的那些话对不对？他们讲的那些话从理论上都是对的，但人民真的不喜欢四人帮。为什么人民不喜欢四人帮？就是他们讲的东西过高，人民跟不上！——在文革那个时候，只允许小孩有缺点，大人只要有了缺点就要批评，就小孩能有缺点。

文革中有一批以小孩为题材的作品特别成功、特别受欢迎，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部电影叫《闪闪的红星》。因为小孩可以有缺点，小孩思想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所以《闪闪的红星》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文革的一个警示，因为《闪闪的红星》通篇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还乡团就要回来了。”我经常想起土豪劣绅胡汉三的台词：“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

所以说，文学是非常玄妙的，你当时不知道这部电影的伟大意义，你光觉得这部电影好。《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拍得确实好，没看过的同学可以找来看看，里面诗情画意、非常优美啊，李双江唱的那个“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江青看了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江青一拍桌子：“谁说我们无产阶级不会抒情啊，你看我们无产阶级多会抒情啊。”她也是满腔悲愤，恨那些人污蔑劳动人民不会抒情。但更大的意义，中国人讲“谶纬”，这个“谶纬”就是预言，《闪闪的红星》是一个预言——潘冬子还没来得及长大，胡汉三就回来了！

而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都没有警惕性，没有这个警觉，光沉浸在诗情画意里了。我这个人其实骨子里是很懒惰的，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比如社会上对我的评价，赞扬也好、批判也好，都不是我主动做的。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做好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准备，我小时候就沉浸在《闪闪的红星》这种氛围里，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可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打下了红色江山，农民种着地我吃着粮食，工人给我生产工业产品，解放军叔叔保卫着边疆，我还有什么可干的呢？于是觉得特失望，决定这辈子就混过去了。后来80年代也觉得挺好的，80年代我还上大学了，工作也挺好，个人生活也不错。结果就养成一种懒惰的习性，到现在谁问我，我的真心话都是：“我想当一个苏东坡那样的知识分子，没事三五好友在窗底下喝点茶、喝点酒、说点闲话、开开玩笑、猜猜谜语，我就愿过这样的生活。”

是有一种势力不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想与世无争都不行，他非逼到你鼻子和门槛来，非得让你同意他，非得让你站队不可。我没有办法，我愤然而起，是这个社会把我这样的人逼得愤怒了，非得把我这样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说成“左派”，可见这个社会已经堕落无耻到何等地步！

文革作品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从总体来看，它的模式比较单一。如果想深入探讨的话，我推荐大家看北大洪子诚教授写的《当代文学史》。洪老师是非常客观的，他把四人帮这些人叫“文化激进派”，讲的比较客观。文化激进派理想过高，对文艺作品的要求过高，于是就造成了大家小心谨慎，结果创作的模式就比较单一了。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是简单图解政治观念，比如说在某个作品中，一个书记和一个队长，犯错误的总是这个队长，正确的总是那个书记，大家发现这个现象了吧？一个团长和一个政委，团长老是犯错误的，政委总是正确的。这个模式一直影响到现在。——你看《亮剑》，犯错误的总是李云龙，赵刚总是比他高明一点。你要说“政委应该站得高一点”，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可实际生活中不都是这样呀，在实际生活中，肯定有司令员或者团长更高的，也有政委犯错误的。毛主席派林彪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不给他派政委——林彪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兼东北局第一书记，党的领导特事特办。要是刘伯承打仗，那就不放心，就必须派一个邓小平当政委，让老邓看着他。因此这得分情况来看，例如林彪这样的人就不需要政委。

政委或者书记永远高明，这样的作品一多呢，老百姓就反感了，因为老百姓就提前知道大结局了，一看队长出来了，那准得犯什么错误，所以这样就失去悬念了。刚才我们看《原形毕露》，好就好在你事先猜不到结尾，它不是那么僵化的。

文革这个模式一直影响到现在的反腐败作品。现在那些反腐败作品，总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省委第一书记不在家，他到北京开会去了，或者在中央党校学习呢；然后省长在家里胡作非为，最后省委书记从党校带着党中央的精神回来了，收拾了贪官，前景又是一片光明。——其实这个模式还是受文革的影响。

有一些作品突破这种模式，竟然受到批评。我举点例子，比如《海霞》，那是根据《海岛女民兵》改编的，《海岛女民兵》是非常好的小说，黎汝清写的，后来改编成电影，非常美——“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么织渔网”，非常美；第二段是“渔家姑娘在海边，练呀嘛练刀枪”。电影拍得好。

还有一个电影叫《创业》，是讲大庆的，它就是因为模式不那么单一，有很丰富的人情味。《创业》的主人公叫“周挺杉”，他就是王进喜的化身嘛。他照顾工人生活，买土豆，里面有坏人就批判他，说这个周挺杉买了大量的土豆，“买土豆就是助长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有很多这种带着生活气息的台词，结果这样的电影受批评。后来还是毛主席亲自过问，毛主席批示这些电影没有问题。毛主席说“此片无大过，建议通过发行”，还责备了给他们打棍子的那些人。毛主席对这些电影的这个爱护，就像我今天爱护郭德纲一样。（大笑，鼓掌）毛主席说，人家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啊，“罪名居然有十条之多”，也就是说，这太过分了。不过，虽然毛主席保护了那些影片，但毕竟它受过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因为这种创作本来就是集体创作，不是一个人创作，容易挫伤大家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文革期间民间文学盛行。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就是听故事，到处去讲故事。此外还有很多手抄本在流传，这些手抄本有一部分是色情的，还有一部分是那种反特的，讲什么《梅花党》呀，《墨绿色尸体》呀……很多跟我同龄的人小时候一定听过。特别是《梅花党》，越讲越恐怖：国民党撤离大陆，在大陆留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干下了许多坏事，一直到最后才揭秘，原来梅花党的二把手就是刘少奇同志，一把手是王光美同志。很吓人！

《梅花党》这个系列包含着很多小系列，我小时候都会讲，我小时候到农村去讲《梅花党》，这帮农村孩子给我拿点吃的，进屋里坐在炕上就讲，特别是紧张的情节要到晚上讲，到晚上把灯灭了才开始讲。（大笑）所以，我在农村亲戚里面都特别有威信。我一开头，只用一句话就把他们镇住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公安五号在人民公园被暗杀了……”他们一下子就懵了！就是说，那时候这种文学是特别盛行的，人民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

我们看文革，它一方面把一种艺术推到极端，另一方面它有自己的缺陷，时间长了造成人民倦怠。这个空间是很大的，虽然这个空间很大，但是人民在里面有点无所事事。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人民普遍进入一种文化倦怠状态，觉得什么都没劲儿。其实生活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好，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但他就觉得没劲儿。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老百姓觉得这政治没什么意思，你看连那林副统帅都是坏人，他要谋害毛主席。

林彪死了，就把林彪骂得一钱不值。这是我们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一旦某个人犯了错误，就把他的一切都否定了，连林彪打的仗都否定了，说“辽沈战役都是毛主席指挥的，林彪光犯错误！”而且说林彪不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犯错误，从井冈山时代他就犯错误，说“林彪一直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林彪就没好事！”

而且，不管谁犯了错误呢，他的夫人一下就变成了“老婆”！这很有意思。这人没犯错误的时候，就介绍“某某的夫人”怎么怎么样；这人一被打倒，就是“他的老婆”怎么怎么样。这个风气特别不好，我说这就是“三俗”，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三俗”——落井下石，趋炎附势！

人民到七十年代中期就变成一种不去独立思考、随风倒的状态，就忙着个人家庭的那点小生活。据我的记忆，在我生活的城市，大概整个七十年代吧，那个城市的人民在干什么？男的就在打家具，女的就在织毛衣。——那些妇女天天都想着搞一个什么花样，勾一个什么东西，勾一个门帘呀，勾个桌布呀……成天找这些，互相介绍这些，每天就是“上七针下八针”；男的就在家里打个沙发呀、打个壁橱呀、打个碗柜呀……天天弄这些。而且他们那些原料也源源不断的都能弄到手，比如说我家要打个立柜，那明天我就到厂里拿块木板去。社会主义工厂嘛，可以随便拿，家里缺什么都到厂里拿去！

那时候逐渐演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在当时觉得这是幸福，还是社会主义好！可是今天回想起来，其实是工人阶级开始慢慢丧失阶级自觉性。工人阶级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后，就开始没有思想了，这个时候就容易上当了！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说：“咱们搞奖金制度，谁干得多就多给两块钱奖金！”那么人们就会跟着那个人跑，而不管这个制度的后果如何。人们想不到今天给你发了奖金，十年以后就让你下岗。——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文学、艺术和文化身上，这些东西要系统地来考察。

经过文革，到了新时期的时候，新时期的文学一开始是“伤痕文学”，大家可能都记得。伤痕文学对以前的文学、对文革的文化起到一个瓦解和破坏的作用，大家知道卢新华写的《伤痕》、刘心武写的《班主任》等作品，这些作品本身的价值非常的低。刘心武就说：“别提我那些个作品，现在没法看！”他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都是小学生作文水平的作品，那里边还有各种硬伤，这就不说了。

但是，通过“伤痕文学”，再到“改革文学”等等，它有一个这样的功能：作为个体的“个人”开始重新得到关注。文革文学它是关注整体的人民，每个人都和整体的人民、和一个集体连在一起，就算在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这么一个小孩，他也跟中国革命连在一起。潘冬子在米店里当学徒的时候，半夜里望着月亮，他就想：“延安是什么样子的？”——他跟全中国连在一起！

而在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个人变成了独立的、孤独的原子，跟集体切断关系，一开始这种作品使人有一种新鲜感，第一次看这样的作品，觉得这很好玩呀，就讲一个人的事，跟谁都没关系。像《小街》，郭凯敏跟张瑜演的《小街》,它就切断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这个时候是在某种程度上向1949-1966“前十七年”回归。也是正是在这时候，在1976年以后，1977、1978、1979这几年，很多老电影开始重新向公众播放，很多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看的，我是在文革之后才看了大量的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当时重新向公众播放这些电影也是为了批判四人帮，因为四人帮否定“十七年”，结果我一看这些电影，于是就很痛恨四人帮，我说：“四人帮怎么这么坏呢！这些电影都挺好的，怎么说它们不好呢？”

这个时候回归“前十七年”，经过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八十年代过来的朋友会记得这些名目，今天早就烟消云散了。不是研究文学的都不知道这些名词，还有什么“先锋文学”等等。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你今天如果问一个从五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的人，我想多数人会对八十年代打最高分。我个人也给八十年代打最高分。

我认为八十年代是不左不右的，它既保持着革命的理想主义惯性，同时又很关注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情感又是健康的情感，同时它仍然以革命为基调，但是它这个空间是最广大的，外延特别大。——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自由，但八十年代给你划定的“犯错误地域”非常小。

在八十年代，文学仍然可以说是整个文化的火车头，也正是这个原因，八十年代高考录取分数最高的一般是文学专业，不像今天。比如说在八十年代要考北大中文系，那是非常难的，跟陈景润那活儿一样难，例如在我们省，北大中文系只有两个名额。这就是说，必须是各个学校中学习最好的那几个人才敢有这个梦想。

当时，我为了考北大中文系，首先要保证学习好，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要保证在全省绝对的优势——在我们那儿，各个学校学习好的人，互相都知道彼此成绩。保证优势还不行，还得打心理战，还得把别人吓唬住，所以我早早就宣布我要报考北大中文系，就把别的学校的潜在对手都给震慑住，（大笑）他们一听说哈三中的孔庆东要考北大中文系，“那我就算了吧”，于是很多人都放弃了。

在我们这个班里面，有全国的高考状元九个，这是空前绝后的，再没有这种情况。这也说明，我的每一个同学都是一方诸侯，都不得了，不是省里的状元，就是地区的状元，好像县里的状元都没有，不是榜眼就是探花的人。这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就改变了，九十年代之后，高考分数越来越低，北大中文系曾经有好几年招不到状元。有一年我们的书记见到我很高兴，“喂，老孔，咱们今年招了一个状元。”我问哪个省的？“西藏的！”（大笑）就曾经有过这么惨的时候！这几年又恢复了，这几年大家可能看到还是学传统的专业比较好，不论是个人修养，还是找工作都比较好。我们这几年招到的状元和分数又开始回升。今年就招到好几个状元，包括北京市的状元，都在我们这里。

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那个时侯以学文学为荣。可惜好景不长，1989年一阵急促的枪响，打碎了人民的美梦。全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都受到严重的挫伤，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1989、1990、1991、1992这几年，用“万马齐喑”这个词一点都不错，各界都无声了，没什么可说的了，用不着说话了！——可以从反面去想鲁迅的那句话，“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大炮一响孙传芳就跑了”。

到1992年之后，这个国家突然加速，在刺刀保护下强行进入野蛮资本主义，——这就是1992年以后整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媒体不是这样讲的，媒体讲得很好，媒体讲的是“春天的故事……”，讲的是“有一个老人划了一个圈，使今天迎来了好日子”，这就是我们主流媒体讲的话！这就是主流“三雅”媒体讲的话！

但是我们看到，1992年之后的中国文化界进入了一个颓废的、怨恨的、偏执的、狂躁的时代，它的标志是1993年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叫《白鹿原》、一部叫《废都》。1993年诞生的这两部争议非常大的长篇小说，影响非常大。所谓“影响非常大”，不是说它里面的色情描写，虽然很多媒体炒作这个，但是这个我并不怎么看重，比如说贾平凹《废都》一下删去三百五十四字等等，这都是噱头！这个不要紧，没有这个也可以。关键是，他整个作品的思想基调——这里边的人已经没有主心骨了！如果用金日成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主体思想”。正是从这儿开始，中国人、中国文学里的人是断了脊梁的的癞皮狗，就是说没有脊梁骨了！就是说人怎么活着都可以了！（鼓掌）

八十年代我们的思想是很开放的。开放之处在哪里？就是人不一定跟你的太太过一辈子，人可以离婚，人可以有婚外情，只要你跟他有感情，你俩可以好，你俩怎么着都行。但是，到九十年代，就变成了你可以跟任何一个人好，只要是一男一女就行。现在呢？好像是连这一点都不限制了，任何人都行。——可能是我们这代人还不能进化到这个程度，还理解不了。当时觉得我们已经够先锋的了，怎么这个世界还能往前发展呀！真的没有想到！

1993年开始，这种思想就大行其道，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俗人，后来发现很多教授、学者用堂而皇之的理论在每天给人们灌输这种思想，归根结底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人怎么着都行！”

我记得好像是在电影《霸王别姬》里头，蒋雯丽演的那个母亲，她演得非常好，她要自己孩子去戏班学戏，可是戏班老板不收她的孩子，那个母亲是一个妓女，她满腹悲伤，流着眼泪，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学艺，她给戏班老板抛了一个媚眼说：只要你要我的孩子，“怎么着都行！”——那个媚眼抛得让人心酸无比！

人到了这个时代，是为了生存“怎么着都行”的一个时代，那已经不是人了！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有很多事不行，死了也不行，这才叫“人”。怎么能为了一口饭就“怎么着都行”呢？从1993年到现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我们大量的年轻人就已经变成“怎么着都行”了，很多还是大学生！大家每天可以在网上看到无数个实例，我们就不去举例子了。

我们无数的人民，一说“不好”，好像指人们陷入迷茫、偏激，无道德、无责任、无追求。可是，事情原来可能不是这样的，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好”过，但是由于周围丧失了这个大环境，才使得我们逐渐地“不好”了。

明明我们原本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空间中，自己却看不到，自己反倒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空间，当你认为它不是一个好空间的时候，你就会不珍惜它，最后就真会把一个好空间给摧毁。

明明我们国家二十年前还是山清水秀，现在已经变得乌烟瘴气。我就开玩笑——我这人有不正经的一面——我就说，我已走过全国大多数省区，“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锦绣河山更加壮丽；孔和尚走遍祖国大地，祖国大地乌烟瘴气。”真是这样的！我走到很多地方，看到环境破坏大于环境保护。走到很多地方看了之后都心疼。我问一问真正有独立思考的人，问一问我的同事北大教授们，我说：“小时候你家怎么样?”他说：“我小时候上学，放学都不敢一个人走，因为路上有狼！”——你看，一个地方环境好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狼是一个标志！（大笑）你想，有狼就肯定有大批其它动物，肯定有大批其他动物作为狼的食物，而且狼的食物们又需要食物，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

我们北大中文系今年是百年系庆，出了一系列的书，有一本书我推荐大家看，叫《筒子楼的故事》。这些老师以前都住过筒子楼。前面是陈平原主任写的序，最后一篇文章是我的，陈老师认为我是最年轻的筒子楼，因为我文章的名字叫《末代筒子楼》。其实还有比我年轻的，但他把我放到后面了。

我推荐大家看那些老教师写的文章。有的老教师回忆：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在北大上学，校园里面有狼！——就在离咱们不远的地方有狼出没，这你能想象吗？那就说明那个时候北京环境好到什么程度，所以说北京是谁破坏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破坏的吗？不是呀，那个时候毛主席、党中央跟狼住在一起呀！怎么能是他们破坏的呢？

还有王理嘉老师写的文章。他说往后湖走，后门就写着那个告示：“最近未名湖这一带有狼，同学们一定要成群结队，手拿木棒才能到这里来。”跟武松打虎里景阳冈一样，景阳冈上的告示就是这样的。而且当时为了吓唬狼，还画了好多白圈。——中国农民要吓唬狼，就会画一些白圈，这狼也比较弱智，看见白圈就不往前走了，大概是狼比较迷信。

五十年代北大还有狼，现在你看看北大，连水都没了，北大里边原来是湖泊成群，北大八大园全是有水的，现在只能死保一个未名湖，未名湖还不是真正的地下水，是人工死保的。北大这些湖全部干涸，而且是近五年的事情！北大这个资源完全毁坏，说得再远一点，也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事，邓小平活着的时候，北大湖泊都没有破坏到这个程度。

我听说北京的湖泊将来只能保三个地儿，一个是中南海，一个是颐和园的昆明湖，再一个是北大未名湖，因为这几汪水是有文化意义的，别的水可能都保不了。以前所有北京带水的地名都要消失。海淀区的领导为什么恨我呢？因为我说海淀区不能叫“海淀区”，你没水叫什么“海淀区”啊，应该把两个三点水都去掉，咱改成“每定区”！（大笑）所以他们恨我，恨我说话太刻薄。

我们现在整个文化状况正像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大面积的“三俗”！我是坚决支持反“三俗”的，但“三俗”的势力特别强大，他们要顽强地对抗党中央的命令，对抗胡总书记的指示。怎么对抗？就是移花接木、乾坤大挪移，明明自己是“三俗”，却要找一个替罪羊，而且柿子要找软的捏，他怎么不敢找张艺谋当替罪羊啊？他怎么不敢找陈凯歌当替罪羊啊？他专门找一个草根艺术家郭德纲来打击。这个打击是一石多鸟，美国人之所以会支持，说不定这就是美国人策划的。你看这一次打击郭德纲的活动，组织得多么严密，所有的汉奸一齐狂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界纠纷，这是一场严肃的、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

尽管有胡总书记的讲话，我们看形势并不乐观。胡书记讲完就完了，他们就拿着鸡毛当令箭，颠倒黑白。今天充斥着文坛的都是什么？黑幕文学、反共文学、无病呻吟的小资文学、打着“反腐败”幌子的“展示腐败”文学。我说你这是反腐败文学吗？人们看你这个小说主要不是为了看反腐败，主要是想看看人家是怎么腐败的！（大笑）你这是“展示腐败”文学！

《原形毕露》为代表的这种社会主义文学，即使它在描写坏人坏事的时候，也不是淋漓尽致地去展示他怎么坏，而是点到为止，把本质点出来为止，不去刺激人们的感官。比如说这个女特务，她有没有男女生活？肯定有！但是这不重要，影片不去展示，点到为止。

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里面，比如革命烈士被抓去严刑拷打，并不展示拷打的血淋淋场面，只是让你知道这个革命者在受苦就行了。——你看墙上的影子，一个皮鞭啪就挥过去了，配个声音你就知道了，不去展示那个血淋淋的细节。现在呢？烙铁要烙到肉，还要刺啦冒着烟，我们现在很多影视都是这么展示的，这就是为了刺激人的感官。

电视剧版新《林海雪原》，一开头就拍土匪来杀人，打得血肉横飞。这是展示坏人的凶残吗？这只不过是在简单地刺激感官罢了。它的结果是不好的，这才是真正要反的“三俗”。

真正正义的声音、为人民服务的声音反而成了地下党。我们共产党在很多领域，现在都成了地下党，你看哪个老师敢在课堂上公然宣传马克思主义？讲马克思主义成了见不得人的事情，讲共产党好成了见不得人的事情，都要被人嘲笑，说你有病！我们的文学作品都以抹黑共产党为荣，都要讲共产党某个领导的坏事。我们党的很多领导，都缩着脖子做人，自己对这个党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说得过分一点，出了中南海，在很多地方，我们的党都成了在野党！这怎么能行？实际上你就成了在野党，在很多单位里都不是党的声音说了算，而是利益集团的声音说了算，利益集团控制了我们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主旋律，从江泽民主席到胡锦涛主席所强调的“主旋律”都被抽空了，名曰“主旋律”，其实里面给你放上别的东西，里面给你放上一些跟主旋律相反的东西，然后还号称是“主旋律”。比如说电影《建国大业》，人家郭德纲说：“嗨，听说拍了个电影，叫《见郭大爷》。”（大笑）——这是一流的幽默吧？他轻轻的一个调侃，就把这部电影的价值给瓦解了。

这部电影好像是歌颂新中国的，但是你看看这部电影歌颂的是谁？它在怎么讲述历史？按照它的逻辑，新中国是民主党派建立的，这个新中国不是共产党建立的，跟劳动人民更没关系，是一群上流社会的记者、学者、律师、文化人，他们鼓捣鼓捣，就建立了一个新中国，还很给共产党面子。这个“新中国”是一群牛鬼蛇神建立的！这是他们的《建国大业》！所以郭德纲给了他们一个狠狠的讽刺，这就是“见郭大爷”。

很多人看不出郭德纲艺术后面的凛然正气来，光觉得他好像是痞子，这怎么是痞子呢？这种幽默是一般人说得出来的吗？这么极致！这是钱钟书和周树人的水平！你要不服，你弄一个我看看？所以我才说：“汉奸队伍里面连半个郭德纲都没有，正因为自己无才、无德、无能，所以才会迫害人。假如他们有半个、大半个郭德纲这样的人才，自己就推出来了，也不必这么恨人家。——自己的东西太差嘛！”

我们一路走到今天，到了这个新世纪的时候，进入了一个众生喧哗的阶段，个别优秀作品是有的，实事求是地说，每年都产生不少好的小说、好的电影、好的电视剧，但是，在总量上占绝对劣势！而且还经常得不到展示的平台，不能在最主要的媒体、最好的黄金时段播出。特别是人民现在已经被洗了脑，大多数人民不读文学作品，也找不着好作品。比如我说哪部小说比较好，大家听完就完了，没有空去找它。我们真的进入一个无声又盲目的阶段。前几年我推荐的《那儿》，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去读，那是真正写国企改革过程中人民的血泪的！在一部国企改革史中，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国家资产被瓜分？多少人民受苦受难？我们媒体上天天都播“今天是个好日子”，可就是不去播今天有个农妇吞农药自杀了，就是不去讲这些事情。

我们这个时代应该产生大量的好文学。文学就像森林埋在地下之后产生煤矿、产生石油一样。人民有了这么多的痛苦，兑换也应该兑换出几部好文学来吧？但是竟然没有！

我们三十年代人民那么痛苦，还产生了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这些艺术家。可是今天这个文学完全是脱离人民的，就算有少数好作品，也只有我这样的人能看到。——因为我每天看大量的刊物，所以才看到了。但是我推荐来推荐去，也没有多少人去看。我们主流的“台”，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台”，已经完全取代了“缸”，这个“台”又一次被“牛鬼蛇神”所霸占了。

于是我就想，文革的时候为什么要大力批判“牛鬼蛇神”。我们好不容易把劳动人民请上了台，但是不知不觉又给排挤下去了。这其中的历史教训总结起来是非常复杂的，要改变它也是非常难的，靠几个人是没有用的。鲁迅这么伟大，他也不过就是呐喊呐喊。——鲁迅的作用就是呐喊，唤醒了很多人投奔延安，还得有毛泽东这样的人领着干革命。但是革命之后，革命成果又付诸东流了。

昨天有一个学生又把1966年毛泽东写给江青的那封信发给我。毛泽东说的很好，说我死之后，右派要复辟，然后老百姓过得不好，老百姓还会再起来，等等。我想老百姓不会简单地再重复历史上的那种起来的方式，时代发展了，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斗争方式可能也需要改变。怎么样重新夺回我们的文化空间，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呼吸？

鲁迅先生就感到他被泥土压得喘不过气来。——鲁迅说，我写的这些作品不过是在泥土中挖一个小洞，为了给我自己喘息一下。鲁迅并没有说“我要救国救民”，这种胸怀他没有，他知道自己救不了国、救不了民，他说“我就为了我自个儿还不行吗？我这么一倒霉的人，‘未敢翻身已碰头’。”鲁迅是天天遭到围剿的，我们今天老觉得鲁迅是个文化英雄，好像他老批判别人，不是的，鲁迅是天天被别人骂的，鲁迅每天被各种媒体所围剿，他自己的作品只能跟那些三俗作品发表在一起。——我们今天看《鲁迅全集》，他的作品一篇一篇看着这么干净，可当时发表在报刊上的时候，左边是明星花絮，右边是性病广告，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战斗的。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又一次回到鲁迅时代了，很多年青的同学还不能理解，你回去翻一翻旧刊物，看看以前那个环境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不敢说比鲁迅那个时代更黑暗，但比鲁迅那个时代更复杂则是绝对的，比那个时代绝对是更复杂！（鼓掌）

我虽然搞现代文学，但我又不仅仅搞现代文学。从中华文明五、六千年的整体来看，我又对中华文明充满乐观的希望，我觉得中华民族受一百、二百年的苦难也可能是命里应该的，因为你当老大的时间比较长，在这个世界上当过一两千年的老大，那时别人都服你；所以现在呢，该你倒霉！这两天运气不好、手气很差，过二百年的苦日子也许是应该的。

从这方面讲，我又有点封建迷信，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趋势，我相信中国人民还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智慧。我前几天在镇江讲鲁迅的智慧，我想不仅鲁迅有这种智慧，中华民族也一定能找到这种智慧来克服我们这几十年“非左即右”的二元论偏激思维方式。二元论的思维就是从左跳到右，不会享受一个大的空间，总是处在一个极端、一个边缘。我们需要该左的时候左，该右的时候右，才能够最好的利用老天爷赋予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这样一个空间。我希望中国——说不定十年八年还会——产生新的文化运动，只有这样一场新的文化运动，从党中央到各种学者、各界人士所说的“文化复兴”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鼓掌）

初中生

告别百年西制崇拜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 执行院长）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应有新的反思。大家常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摧毁了反动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问：自秦代构建中国大一统以来的历代王朝难道是经典理论归纳的西方中世纪那种“封建制”吗？

辛亥年前的清末，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后来被人戏剧化处理的慈禧，都想搞西制工业化。如果说大臣们只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说的 “对国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那么包括慈禧在内的中央统治者在洋务运动后期就已经开展了 “师夷长制以制夷”，亦即今人所说的“制度引进”。所以，在经济基础的“洋务运动”和上层建筑的“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在教育、军事乃至政府体制上采行西制；大量派留学生出国，也是这一时期的现象。

后来我们知道，引进西制及人才没能救活被内外战争搞得财政崩溃、地方弄权的大清王朝。

接着探讨一下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失败。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全面采行西制的中华民国有个很重要的现象，叫“黄金经建10年”。当时大局甫定，重归一统，地方经济随之恢复，于是出现民间资本和自由市场加快工业化的十年。但1929-1933年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打断了这一进程。当时，包括白银在内的贵金属价格飞涨，与今天滥发美元造成通胀、带动黄金价格飞涨类似。而中国那个年代还是白银币制，民间交易中流行的是银元，袁大头、孙大头、鹰洋，官府税收和富商财富都用白银。这个银本位的国家突然遭遇世界银价大幅度上涨，接着，遭遇美国单方面取消白银协定，并且从1934年开始提价收购白银；日本为摧毁民国经济，也抬价收购白银，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同时，西方通胀危机在中国造成“输入型通缩”，迫使国民政府在1936年宣布取消银本位，改发纸币——中国随之在 1937年进入长达11年的内外战争叠加、高额通胀的全面危机。

二战后，中华民国几乎没有硬通货和贵金属储备，惟有依靠美援来维持政府，也只维持到1948年美援停止。到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在有的地方已经发行了数十亿票面单位的纸币。——此时，这个国家最具现代化西制内涵的财政金融体系崩溃了。

所以说，中华民国先亡于无储备之西制财政金融崩溃，后亡于无军饷之西制军事失败。天可怜见的，西制也没能救中华民国。

而1950年新中国能够从民国时代遗留的高通胀经济危机走出，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土地改革剥离了85%的农村人口，使之与现代西制经济无关，于是乎乡土中国相对稳定；二是朝鲜战争打来了依赖外部投资的军事重工业，让中国战时经济陡然起飞。

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管理制度的构建，都要满足于得殖民主义巨额利益之先手的西方国家提出的利益需求。如今，国内很多人更加认同西制之“普世价值”，把西方政治看成是人类要普遍实现的现代化体制。对此得提个醒：如果是一种理念或信仰，则无所谓对错——应该尊重不同的信仰自由！但当我们刚想接受这个很美好的“普世价值” 时，欧债危机、美债危机，以及北非和欧洲的城市骚乱爆发——虽然被西化意识形态冠以不同名义，但仍证实了这种“被普世”的西制实质上是一个高成本导致高负债的制度体系！

有鉴于此，关键要看认同者是否打算负担西制需要支付的巨大制度成本。任何西方来源的现代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下的治理体制，都是要花大钱的。能否有效运作的关键，还不仅是得看成本高低，更要看到底由何种利益集团支付成本。

有个现实需要承认：辛亥逾百年，中国至今仍是不得不承担西方转嫁过来的制度成本的后发国家。如果没有另辟蹊径的创新能力，则难逃玉石俱焚之宿命。

诸君，辛亥百年之际的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上世纪的“资本短缺”，而是新世纪的“资本过剩”。在产业、金融、商业这三大资本过剩条件下，执政者若试图靠过剩的资本构建信用社会、形成稳定契约关系的努力，往往会适得其反地带来较高的制度成本和因这种努力不奏效而带来的较高的治理成本。时过境迁，当一些人还在讲着“如何构建市场制度”、“如何自由契约万岁”的时候，这些早已是那“童年的阿娇唱着过去的歌谣”。

回顾辛亥以来中国走过的百年历程．归纳成一个还不很确定的提法叫做：“告别百年西制崇拜”。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2-21 05:31 AM 編輯 ]

初中生

不要成了没有战略的民族

韩毓海

来源：《北京晨报》2011年8月30日，标题作了改动。

核心提示：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关注战术，不关注战略，谁也不谈5年后、10年后怎样，每个人对明天也没有预期，这就很容易产生戾气。“三年自然灾害”时，国家承诺3年解决问题，有了预期，再困难大家也挺过来了。其实这次“十二五”规划非常好，提出了明确的战略主张，可谁在看呢？大家都不关心长远，我们成了一个没有战略的民族。

提起韩毓海，不能不提到《五百年来谁著史》，作为一本普及型学术著作，从去年到今年，它的销售量已突破17万册，堪称是出版业的一个奇迹。

因为观点不同，大多媒体对此选择沉默，因为一道“人造”的立场，太多人在刻意忽视。然而，这却不能抹去《五百年来谁著史》的雄辩与理性光芒。

《五百年来谁著史》的姊妹篇《龙兴》仍在反复修改中，可韩毓海却忙里偷闲执笔了《人间正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那是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等几位当代中国一流学者共同的声音。

在新中国出版史中，可能还从来没有这样一本书：几个普通人，将自己对党的理解自发地写出来，没有上级意志、没有机构指令，它的话题如此宏大，它的面貌如此“正统”，却在市场上赢得一片好评。

这是一本检讨历史经验的书，又是一本眺望未来的书。90年风风雨雨，究竟什么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该如何反思过去？

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体制、价值、观念、道路等等大词正占领着话语空间，然而，曾经的“道路”真的是靠图纸作业走过来的吗？那些成功真的是几个“概念”铸就的？如果“名词”可以解释一切，中国近代史为何会这般挫折、苦痛与艰难？而凭着坐而论道，就能突破这个死循环？

在不知不觉间，我们正在忘记历史，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可究竟怎样把握人间正道？怎样才能不偏离人间正道？几位学者激烈的争论，最终凝聚成了这本厚重的书，抛开假问题，面向真问题，本书拓展了一条全新的启迪之路。

“中国道路”应该有个主语

北京晨报：《人间正道》的缘起是什么？

韩毓海：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上海学者周建民老师为建党90周年写了一篇稿件，交给胡鞍钢、王绍光和我看，当时的感觉是，周老师满肚子是道理，可就是讲不出来。原因一是他文风太老实，不易被读者接受；二是这个题目太不讨巧。

北京晨报：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成书呢？

韩毓海：因为对周老师的观点我们很认同，今天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总要有个主语，如果不提中国共产党，就找不到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的动力和抓手，所以胡鞍钢建议我执笔重写。

北京晨报：当时想写成一本书了吗？

韩毓海：没有。一方面，这种题材的书，市场风险比较大；另一方面，还有政治风险。但作为学者，我认为这是个重要课题，很愿意去做这件事。就在我拖拖拉拉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期投入费用，组织大家开了两次研讨会。这下没退路了！只好把它写完。我入党很晚，别人开玩笑问“为何入党？”这本书算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

选择60%还是7%

北京晨报：对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

韩毓海：其实是整个中国社会都应回答的问题。如今整天骂制度的都是些什么人？我看主要是从制度中获得了利益的人，包括三种人，一是干部子弟，二是部分官员，三是某些高级知识分子。总之，越是日子过得好的人，抱怨越多，骂得越凶。我有一个朋友，是高干子弟，一生靠父母的光环生活，高考分不够，他照样能上大学，现在住别墅、开好车，可他天天给我发短信骂这骂那。今天手机中的很多“段子”并不是老百姓编的，恰恰是一些官员编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最了解情况。他们为什么能骂？因为生活压力小，整天无所事事，他们形成了一个“精英”圈子，但这个圈子最多也只占人口总数的7%。

北京晨报：那么不骂的人又有多少呢？

韩毓海：我给你举个例子，当年山西举全省之力修路，太原近郊有座高架桥，直接建在居民楼上面，当时承诺经济条件好了，马上搬迁。可一等就是20年！山西GDP从200多亿到突破一万亿，可老百姓天天还得忍着噪音污染！我去了很生气，说“共产党怎么能这么干事呢？”可老乡马上说“这可不能怨共产党，共产党不让外国人打进来，有错误肯纠正，这就够了。”——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不骂共产党，他们占中国总人口的60%。

要认清哪头重哪头轻

北京晨报：可经常听不到这些正面的声音。

韩毓海：因为我们没搞明白哪头重哪头轻，天天和精英圈子讨论，自然听到的都是7%的说法，可是，给他们的越多，他们抱怨越多。你看那些天天编段子的，要么是央视拿几十万月薪的主持人，要么是新富阶层，要么是睡到11点才上班的那些人，他们谁不是制度的受益者呢？所以我说，那些领导的孩子，是被爸妈给惯坏了；而许多中上级领导是弄臣，靠嘴上会说话会逗乐而得到提拔，是干部队伍中的赵本山，他们被领导给惯坏了；而部分知识分子，是被老百姓给惯坏了。他们骂，其实是嫌奶给得太少。那么，我们该对60%负责呢，还是该对7%负责？中国60%的人民养活着7%的精英阶层，不解决这60%的问题，任何民主都是假民主。前几天，我在香河买了套家具，送货上门的师傅已经60多岁了，非要自己扛，怎么也不让我搭把手。他说，你是教授，怎么能干这活儿？到了家里，他替我鸣不平：怎么大学教授住这么小的房子，这太不公平了。中国老百姓尊重读书人，可今天许多读书人日子过得好了，却认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主动脱离百姓，所以我说他们被老百姓惯坏了。这些精英圈的人永远在指责别人，总觉得老百姓差、党腐败，可没有老百姓、没有党，你的好处从何而来？

怕苦是时代之癌

北京晨报：为什么从体制中获益的人，反要咒骂体制？

韩毓海：因为没搞清“我是谁”，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胜利基础，可今天这个精神正被淡化。很多体制受益者怕走路、怕吃苦，不愿意到那60%人当中，听不到这60%的声音，只能天天听那7%，失去了自我。我们总在讲核心价值，什么是核心价值？艰苦奋斗才是核心价值，否则就搞虚了。我最近读《蒋介石日记》，他天天抱怨人民素质太差，水平太低，发自内心地着急，整天想着怎么提高人民，可北方大片领土沦陷，他却不愿飞到北京去，天天和江浙财阀混在一起，离人民这么远，不能和他们共命运，这怎么可能成功？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时，毛泽东让他去山西搞土改，他怕干不好，问该怎么办，毛说：“很简单，就是一刻不能脱离群众。”我对山西情况比较熟，其中石峪县地处风口，环境恶劣，新中国成立60年，18任县委书记，上任第一件事都是拿起铁锹去种树，今天它被称为“代北江南”。看着那些郁郁葱葱的坡地，令人心潮澎湃，这才是人间正道。过去形容湖南人有四句话，叫“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作家韩少功把自己孩子放到乡下，说不能吃苦，不会读书，这还叫湖南人？可今天湖南成什么了？成了“娱乐大本营”，许多湖南人把孩子送到外省去读书！这应该反省。

西方如何走向强大

北京晨报：您强调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但更多学者在强调制度、文化，认为这是西方文明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

韩毓海：西方之所以强大，关键在两点，一是它的勤奋，二是它的斗争思维，这才是根本原因。制度与文化作用远没想象得那么大。我在美国工作时，从早上7：30一直忙到晚上7：30，两节课每天要重复讲三遍，身体不行的人根本坚持不下来。在纽约，我住的房子才7平方米，头天下飞机，第二天就要去上课。在美国，教授怎么了？和苦力没什么区别！美国没有中国这样的精英阶层，整天闲着没事干，到处品头论足，靠所谓“人文精神”混饭吃，日本同样没有这个阶层！在美国，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就是失业的代名词，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他们年轻人的勤奋精神比我们强得多。再有就是斗争思维，美国电视上整天都是对打的节目，拳击都算温和的，自由搏击、泰拳之类，每天都是血淋淋的。勤奋与斗争思维才是西方走向强大的根本，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中国道路是走出来的

北京晨报：那么，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中，如何贯彻勤奋与斗争思维呢？

韩毓海：中国近代遇到的问题前所未有，正如李鸿章所说，是“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不仅军事、经济不行，文化也不行，是全面失败。硬实力弱，软实力也弱，国家进入死循环。传统中国轻徭薄赋，可是要搞现代化，就要投资、就要加大赋税，那人民就不干了！此外，屡战屡败要割地赔款，一个屈辱条约就要赔几亿两银子，据康有为计算，当时南方最好的工匠年薪才20两白银，北方工匠才12两，背上“战败赔款”这个包袱，怎能不涸泽而渔？面对这一困境，就要在货币政策上进行调整，魏源提出“自制银元”，康有为提出“废两改元”，孙中山提出“货币革命”。1935年，法币出台，因为没有经济基础，只能向英国大笔借款，法币一和英镑挂钩，二和美元挂钩，而日本被隔绝在外，这就是日本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原因。然而，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到1945年法币取消时，通胀已达到10多万倍，齐白石说他“请一次客要花几千万”，骇人听闻！可1939年，共产党领导的冀南银行成立，发行“冀南票”，这是人民币前身，到后来，连国民党政府都存人民币，为什么？因为它坚挺！因为它不再和国外货币挂钩，不再被所谓的“概念”所引导，而是直接与土地和农民生产挂钩！——一个困扰几代人的难题，就这样找到了解决之道！抗战时，日本鬼子找冀南银行，老百姓全家被杀也不说，因为他们知道，这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

组织是斗争的产物

北京晨报：为什么舶来理论没能解决的问题，却在实践中被解决了？

韩毓海：这个问题梁漱溟也思考过，他晚年说，最后才想明白，西方发达在于科技和组织能力，而组织的完善，必须依靠斗争。今天我们在思考西方富强时，常常简单归因为“民主”、“人权”，这就忽略了根本问题。

北京晨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不是在学习西方吗？

韩毓海：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同样贯彻了斗争思维。邓小平说过，改革是要以我为主，如果以人为主，那就失败了。——那一代领导人经历过战争，非常了解斗争思维。中国改革把握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倒下，全球资本第一次自由流通，美国企业不肯投资美国，欧洲企业不肯投资欧洲，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所以我们把握了机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资本账户坚持不开放，外商盈利基本在本地投资和消费，有效地防止了金融危机，这正是斗争思维的体现。相比之下，苏联刚开始拒绝全球化，后来又全面倒向西方。——苏联的经济根本问题在于太单一，是资源出口型经济，可是它的政策却来回翻饼，这个根本问题依然没解决，就是因为忽略了斗争思维，停留在概念争论、图纸作业的层面。就像中国宋代一样，靠价值观争论来应对实务，凭观点用人，提拔的都是司马光那样语言漂亮、永远正确，却干不了实事的人。

正确认识美国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人似乎也走入了同样的误区，不谈实务，一切奉美国为圭臬，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点江山，在知识阶层中，“自由主义”几乎成了共同的话语规范，而这种单一化的视角，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韩毓海：关键是我们7%的人对美国了解太少，应该更深入地去观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刚开始去唐人街买菜，50美元够吃三天，可同事指责我说“怎能去那里，把纽约大学的脸都丢尽了！”——美国同样存在着等级的现象，许多人也在抱怨。纽约大学的教学楼电梯很窄，一次要等10多分钟，后来一打听，它原来是车衣厂，1931年发生火灾，由于电梯太窄，死了200多女工，因为地价特别便宜，被纽约大学买了下来。——这要放在中国，要算是“罔顾学生生命安全”了。在曼哈顿地铁里，经常能看见大老鼠；冬天时，街边躺满了流浪汉。我有一次在路上走路，后面跟的黑人突然就不见了，原来他躲进下水井去了，那里比较暖和。确实，美国很自由，但美国“自由”和法国“自由”是不同的，美国是被动自由，保护的是强者，如果你相貌好、身体壮、脑子聪明，法律就保护你，所以美国总统都是帅哥，可如果你天赋不行，你就享受不到这个“自由”。

奥巴马是个好人

北京晨报：但美国毕竟创造了奥巴马这样的神话。

韩毓海：对。我在美国时听过奥巴马的演讲，如果我能投票，我也会投给他，他的语言太有煽动力了。他现场带着一个叫雪莉的小女孩，来自阿肯色州，母亲得了癌症，每次问母亲想吃什么，母亲就说想吃豇豆罐头，因为怕说好的，家人就会经常买，花掉更多的钱，因为治病已经让家里变得很穷了。奥巴马问：“这难道就是号称自由、民主的美国吗？这是我们的羞耻。”奥巴马话音一转，说乔布斯用私人飞机带他去硅谷玩，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私人飞机，居然这么舒适。在硅谷，可以点自己想吃的菜，可在美国南方，却是工厂倒闭，全家人没有饭吃。他说：“美国正在被撕裂，正面临着第二次南北战争，可有人却说，要给他们机会，再给他们8年，可我们要说：够了！”奥巴马每讲完一段，下面就一片山呼海啸，他不赢得选举是不可能的。他是个好人，但他许多改革计划根本推不动。确实应重视他选举获胜这个事实，但也应看到，民主与基层人民越来越远，斗争思维弱化，政治家们全靠嘴上功夫，落实不了。

重拾我们的民族精神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国人都有一个美国梦，您怎么看？

韩毓海：其实他们真去了美国就明白了，中俄的纨绔子弟与美国人民的反差相当大！在美国，你就是当资本家也很不容易，非常辛苦。美国、日本孩子非常勤奋，可我们的孩子却丢掉了勤奋的传统，只会抱怨，自己把自己定位为“强者”，总想到了美国就好了，可是真正去过美国的人知道，在美国谁会这么舒服？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能想当然。

北京晨报：但现实确存在着一些问题，让人灰心，这也不能无视吧？

韩毓海：阿克顿勋爵说过，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今天谁拥有绝对权力？是银行！在今天，不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问题，而是银行与人民之间的问题。现实是开发商、消费者都被银行掌控，社会出现了食利阶层，这在好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被允许，确实需要认真去解决。

勤奋才能超越历史宿命

北京晨报：那么，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呢？

韩毓海：问题的关键，还是官员不勤奋，不深入基层，不会干，不想干，所以什么事都委托给所谓的“行家”干，这就脱离了群众。今天出现的“小官大贪”现象应引起高度警惕，山西有个科级干部，贪污了几个亿，其实他给上级最多也就是两条烟，这就把他们给糊弄了。这种“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情况，许多朝代都存在，就像《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职位很低，却黑白两道通吃，左右逢源，最终搞出那么大的动荡来。今天应警惕的不是腐败，而是“不作为”！官越小越腐败，关键在于上级缺乏监管，可上级干什么去了？无非是忙于开会、念文件，空话传达空话，浮在上面，只听7%的意见，结果被食利阶层和空谈阶层所左右。只有官员走向基层，真正勤奋起来，我们才能超越历史宿命。

人民不是消费者

北京晨报：今天中国社会的戾气正在上升，您是否关注了这一现象？

韩毓海：是这样。就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火车晚点了几分钟，结果顾客上去就要打乘务员。为什么？因为今天大家把人民理解为消费者，而不是劳动者，这种逻辑在美国也行不通。人民是劳动人民！因为是消费者，就可以打劳动者，这是对“人民”这一概念的误用。此外，今天年轻人累，大城市财富的创造者没能得到更多财富，使他们心情不好。

北京晨报：除了个体原因外，是不是也有大环境方面的问题？

韩毓海：有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关注战术，不关注战略，谁也不谈5年后、10年后怎样，每个人对明天也没有预期，这就很容易产生戾气。“三年自然灾害”时，国家承诺3年解决问题，有了预期，再困难大家也挺过来了。其实这次“十二五”规划非常好，提出了明确的战略主张，可谁在看呢？大家都不关心长远，我们成了一个没有战略的民族。

北京晨报：引入西方式的价值观，会不会解决这个战略缺失的问题？

韩毓海：这个行不通，我们要实实在在研究真问题，不能搞虚的，人民关心的是教育、养老、住房、医疗等。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曾遭遇过戾气上升的问题，它们也不是靠制度调整来解决问题的。比如《北国之春》，当年就是日本民工的歌曲，他们在大城市受挫折，怀念故乡，后来日本推出了廉租房政策，我在日本当教授时，七、八十平米的廉租房月租才2000日元，电器配备齐全，这样怎么可能还有戾气呢？戾气是经济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不能迷信“自由”、“民主”就可以克服这些问题。

初中生

中国崛起需要战略智慧和战略耐心

——《凤凰周刊》主编玛雅专访乔良

今年是9·11事件10周年。

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在过去10年中，美国以“全球反恐”为名，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耗资已高达3万亿美元，美国却深陷其中难以脱身。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房地产业破产，货币市场崩盘，造成了美国以及全球经济衰退的灾难，至今没有明显的复苏趋向。

与美国不同，中国在过去10年政治、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发展。在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3万亿美元，不仅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也成为拉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对于美国所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和中国实力的显著提升，国内有分析认为，21世纪至关重要的前10年，美国在战争中失去了10年，中国赢得了和平发展的10年。海外舆论也认为，中国是全球反恐战的“沉默赢家”。《澳大利亚人报》称：“在中国经济惊人增长的同时，美国陷入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中。全球反恐战争的明显胜利者似乎是中国。”

如何看待中国和美国实力上的变化以及世界权力新格局下的中美关系？在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战略意图已然明显的今天，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　　

从战争敛财到战争脱困，帝国都是自己把自己掏空的　　

玛雅：有人说，过去10年，美国打了10年仗，中国搞了10年建设，这两种不同选择造成了双方实力上的变化，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衰落。你是否认同这个说法？

乔良：我不太认同这个说法。这种说法好像是美国做了错误选择，才导致了它今天的局面。其实，美国不打仗还能干什么呢？它只有这一个选择，不可能还有别的什么选择。

从小布什上台，克林顿任上连续一百零几个月的繁荣期就结束了，没多久“纳斯达克泡沫”也破灭了。此前，美国能够引领世界的就是它的高科技，主要是IT业，这在纳斯达克指数破灭后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时的美国引以为傲的高科技已经不再能为它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只好在国内转向房地产业、在国外转向战争，这是小布什上台之前就既定的。

对于房地产业，小布什的目标和华尔街并不一致，他希望延续克林顿的“人居有其屋”的政策，让美国人都能住上大房子，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拿到选票，同时也给美国创造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他这么做，是想吸取他父亲老布什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国内经济，结果连任失败的教训。但华尔街金融寡头们在“人居有其屋”的旗号下，制造了最终导致金融海啸的“次贷危机”，又通过次债危机波及到了整个世界，这是小布什、美联储甚至华尔街都始料不及的。

上台时的小布什，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打一仗”上，他的目标是伊拉克，切尼副总统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都清楚地讲明了这一点。

9·11对美国来讲是个意外（我不大相信在这件事上流行的各种版本的“阴谋论”），本来小布什上台后必定要打伊拉克，不管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和他的战争内阁都注定要这么干。因为不是“疑似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而是萨达姆借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把欧佩克延续了数十年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乘机改成了用欧元结算——这无异于往美国人的心窝子上捅刀子！而伊朗、委内瑞拉甚至俄罗斯都可能群起而效法，这对美国人来说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美国人要打伊拉克是必然的，因为这关系到石油担保下的美元霸权地位。恰在此时9·11发生了，给了小布什最佳的战争借口。——据拉姆斯菲尔德回忆，本来小布什他们想两场战争同时打，阿富汗、伊拉克都不放过。后来为稳妥起见，才决定先打阿富汗。

玛雅：为什么美国非打仗不可？

乔良：很多人把这一点解读为美国人“仗恃军力强大太霸道，动辄喜欢武力解决问题”；更有人解读为“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是幕后推手”。这些都是因素，但不是根本因素。因为这解释不了为什么美国有些仗非打不可，有些仗却死活不打的问题。比如说，美国人宣称打科索沃战争是为了“人权高于主权”而战，那么“卢旺达内战”一年多死了一百多万人，美国为何视而不见？再比如说，美国人睚眦必报，谁冒犯了美国必遭报复，为何在黎巴嫩2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被炸死、在索马里美军特战部队“黑鹰坠落”，美国人不报复？这说明美国人打不打仗是有讲究的，这讲究就是：一不打大仗，二不与大国打仗，三不打与美元霸权无关的仗。

因此，美国人打仗，总是围绕“美元霸权”展开，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和基石。小布什上台时正好是世纪之交，美国那时朝野上下都信心满满，宣称“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为了这个“美国世纪”，美国一定会打击所有有苗头挑战它霸权的国家，这其中也包括中国。

如果不是9·11，伊拉克战争会提前一两年打响，后来因为打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被推迟到2003年。

但对美国而言，打仗并非一条生路。美国人在20世纪末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临近，没有看清自己这个帝国的前景，其实在过去这10年中，它的败象已经显露无遗。回首过去十年就会发觉，美国这样一种体制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把自己掏空了，就剩下一个脑袋在转、一个心脏在蹦，连血都是别人输给他：产业基本空心化，除了军工产业还在，70%的就业人口都转向了金融和金融服务业；当时的美国，国家负债近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约4万美元，连手纸都要中国人为他生产。——一个人或者一个帝国能靠这种状态生存吗？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货币的游戏停止，疯狂的陀螺停止转动时，什么是使它重新转动起来的鞭子？还得是实物生产！而当你没有实物生产，你自己手里没有“实物生产”这根重新抽动陀螺的鞭子时，还有谁能把这根鞭子交到你手里？

更严重的是，未来10年才是真正关键的10年，美国还将继续失去。你刚才的说法有一点说对了，就是中国经过10年发展变得更强大了，中国的外汇储备从不到1万亿美元增加至3万亿美元。世界其他国家如印度、巴西也在增长，俄罗斯靠卖资源也越来越有钱。——别人都在增长，美国却在停滞！未来10年，美国如果急起直追，那也还可以，但是它做得到吗？这次好不容易提高了2.5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可是共和、民主两党达成的条件是，不管是哪个政府，在未来10年每年削减2500亿美元的财政开支。2500亿财政开支缩减到美军的头上是每年350亿，大概相当于削掉一支航母特混舰队。——美军算被削减的还不算多，10年才3500亿美元！

不管怎么说，未来10年，当别人在干更多事的时候，美国却要处在一个“缩衣节食”的状态——本来钱就不够用，还要年年缩衣节食，那美国政府还能干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回如果不出现奇迹，或拿不出“出人意料”的奇招——例如彻底在美元上耍把戏赖账，就真的没有太大的戏了。

玛雅：无论有没有9·11，美国都要打伊拉克，是为了控制石油？或者是它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是先搞乱伊斯兰世界？我们知道，美国的战略思考力和行动力都是很强的，善于走一步看几步，过去10年美国发动了两场战争，但是都没有打赢，这是一个战略性错误，还是目标长远的战略性布局？

乔良：美国肯定要控制石油，而“控制产油区”这一战略目标，9·11之前和之后都没有改变。这一点基本上与“反恐”，也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关。小布什一定要打伊拉克，他要完成老布什未竟的事业，这是既定的，这一点从小布什和他的团队那些回忆录里可以看出来。

9·11后增加了一个“反恐”的战略目标，而且排到了“控制产油区”这一目标的前面。为什么要控制产油区？不仅仅是能获得暴利，也不仅仅是小布什家族、切尼、拉姆斯菲尔德都有石油财团的背景，而是因为控制了产油区，就能控制美元需求，因为石油是用美元结算的；同时，如果控制了产油区，那么就能控制所有国家，因为你只要发展，就需要能源，而只要全球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美元的霸权地位就不可撼动。

所以，美国打下伊拉克不久，就迫使在美国刺刀下诞生的伊拉克“民选政府”把石油交易用欧元结算改回了用美元结算。这场战争的示范效应就是要告诉世界，只要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存在，美元的霸权就会存在，美国人仍然可以通过“军力”和“美元”这两手控制整个世界的命脉。

而9·11的突然发生，使美国人又多了一项使命，即整合伊斯兰世界。美国人发现，伊斯兰世界仍然是基督教世界的死敌。东方儒教所影响的国家与西方有很大的兼容性，而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则完全不兼容。

美国打阿富汗、打伊拉克的另一个目标就是要整合伊斯兰世界，以此来消除西方世界的死对头。而这么做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最终掌握全球财富转移的控制阀，把“用美元转移全球财富”的权力牢牢掌握在美国人（说穿了也就是少数寡头）的手中。在此之前，美国人一直没有想好怎么去整合伊斯兰世界，“反恐”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玛雅：经过两场战争，再经过今年的“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埃及到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伊斯兰世界陷入了战争与混乱。但恐怖主义远远没有消除，民主政治更是遥遥无期，这样的“整合”并没有给美国和西方带来安宁。

乔良：把伊斯兰国家原有的不得人心的政权打垮，并不意味着伊斯兰世界的改变。这些地方从此以后都会变成烂摊子，这对美国和西方会有什么好处吗？我认为没什么好处。拔掉了一个眼中钉、肉中刺，就能解决问题？利比亚的反对派真的是“要民主”的一帮人吗？即使他们从美国留学回来，那又怎么样？美国人自己的“民主”都已经不是货真价实的，都已经不是当年那种充满朝气和理想精神的“民主”了，难道这些在西方的桑拿房蒸了一下的所谓“阿拉伯世界的精英们”，他们的二手货“民主”就会货真价实吗？不可能！可以断言，未来10年，整个伊斯兰世界，凡是经过战火和内乱的国家都将是一片混乱，不会有一个国家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法治政体。

对于美国来讲，南海问题是一颗闲子　　

玛雅：在伊斯兰世界打了10年，美国现在重返亚太、干涉南海，是“战略重心东移”？将太平洋作为互联网、贸易和金融之外，争夺全球霸权的又一领域？

乔良：美国的战略重心在东移，很多人都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也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部分地转向了东方。但是美国的战略重心仍然是二元化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仍将留在欧洲。

美国为什么在把一只脚踏向亚太，踏向西太平洋的时候，另一只脚还要深深陷在大西洋里？因为它对欧洲不放心。因为一旦美国衰落，最有可能接棒的不是中国，而是欧洲。中国现在要接棒，还远远准备不够，缺失的条件很多，你不能仅仅凭经济实力去接棒，甚至再加上军事实力也还不够。因为权力的转移是全方位的，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仅凭经济实力加上军事实力就成为全球性帝国的。这也是为什么当年蒙古帝国虽然横扫欧亚，但最终却建立不起全球性帝国的原因。

在当今世界中，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现行体制和规则都不是中国制定的，而是欧洲和美国共同制定的，因此欧洲有这方面的能力。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区既不是北美经济区，也不是亚太经济区，仍然是欧洲经济区——虽然中国最有活力！另外，为这个世界提供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观体系，也不是中国人现在就能做到的，而在这方面处于强势主导地位的，除了美国就是欧洲。所以说，欧洲的力量仍然很强大，它的那份“随时想要夺回霸权”的心思，到今天也没有消弱。

因此，美国的战略重心始终不能完全东移，因为它一直担心着欧洲。虽然很多人说“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但是不打仗不等于不争权，不打仗不等于不争利！

美国的战略重心现在还在东西方摇摆，但有一点很明确，它的确已经很强势地把一只脚迈向了亚太，这是因为另一个对手在崛起，那就是中国。

玛雅：美国重返亚太、干涉南海，声称是为了“保护盟友安全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透过美国支持台湾、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甚至越南、印度的表象，从国家战略的视角来看，南海以及西太平洋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处于什么位置？

乔良：对于美国来讲，南海问题是一颗闲子。在围棋中，闲子看似闲，其实寓意深远。高手往往在争夺最激烈的范围之外，会貌似不经意间布下一颗闲子。但到了关键时刻，闲子不闲，就会发生出人意料的作用。

玛雅：其实是在布局？

乔良：是布局。杀到关键处，你才发现这颗子的重要，所以说“寓意深远”。现在看来，美国在过去几年里在菲律宾和越南下的那些功夫，都有“闲子不闲”的意味。它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扰乱中国的战略视线，牵制中国的战略走势。

但南海，显然不是中美博弈的主战场。为什么呢？比起控制产油区、确保美元霸权地位、打击欧元的上升势头、削弱它在国际结算货币中的份额和比例、让更多资本回流美国这些大战略目标来，美国并不急于在东亚、在南海跟中国争夺什么。何况美国今天在整体上处于收缩态势的时候，想要全面按住中国、收拾中国、迟滞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也力有不逮。而且他不可能把精力都用在对付中国上，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对付。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他要盯着，他还要“反恐”——陷入两场战争的脚还没拔出来，同时又要准备下一场战争，他实在是太忙了！

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不愿意在他腾不出手来时，就让你中国疯长。那他怎么办呢？就干脆“砌墙”围着你，让你长不到外面去。谁是他的墙坯子？就是越南、菲律宾、日本甚至印度这些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美国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策略手段，就是“代理人遏制”，而不是他自己直接遏制。

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一方面是给这些能替他遏制中国的“代理人”打气，使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僵；另一方面时不时地敲打中国、把中国的势头压下去，以此向全世界、也向中国周边国家显示：“我仍然是老大，你们仍然要相信我、依靠我。”——如果能压住中国的势头，就能让全世界对美国对美元重拾信心。

比如黄海军演，美国多少次想进黄海搞军演都被中国顶了回去，最后终于还是借“延坪岛炮击事件”插了进来，其用意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还是奈何不得美国！

美国为什么非在黄海搞军演不可？最重要的就是要保住全球对美国的信心、对美元的信心，因为美元是靠信心来支持的，没有信心也就没有了美元。如果美国在黄海军演上败给中国，全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必定大打折扣。所以说，黄海军演对于中国来讲只是丢不丢面子的问题，对于美国却是丢不丢老命的问题，所以美国志在必得，一定要进来。

中国当时本来就应该看破这一点，当时本来应该回避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对撞。当你和一个人对撞，那个人如果输给你他就会死，那么他肯定会拼死一搏。知道了这一点，你就没有必要在不是你的核心利益的地方去和一个亡命徒玩命。有人说什么“黄海军演的区域距离我要害地区只有七八百公里”、“从航母上起飞的军机可以直接攻击中国首都”。这都是理论推测，说得不好听点，是自己吓唬自己。你问问美国人，在军演时他敢把航母派进黄海来，真到了开战时，他敢吗？只有傻瓜才会把航母这么大的家伙放进口袋形状的黄海里来，成为对方的靶标。要知道，现在所有的大国都有击沉航母的能力，中国也有！

玛雅：但是南海问题关乎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是不可回避的。

乔良：南海问题要解决，但是怎么解决呢？抗议？没用！打仗不失为一种选项。以中国现有军力，为什么没打？有些人认为是“胆小懦弱”，这么说不对。新中国头20年，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珍宝岛作战，我们全都说打就打了，没太多的顾忌，为什么？因为那时中国是个基本封闭、自给自足的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求于人——仗打得好，国家富不到哪儿去，打得不好，国家也穷不到哪儿去，所以打了也就打了。

今天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大多数人的日子可以说是“脱贫”甚至“足衣足食”了。但这个富庶的日子你不是关起门来过的，而是你敞开大门，把你的产品送出去，把全世界的资源、能源拿回来，变成你的产品再送出去。这个时候你要是跟周边国家一下子变成战争状态，情况会怎么样？美国和西方正虎视眈眈地等着你出错呢。虽然你是正义的，捍卫国家主权，天经地义，可是这个道理你只能跟你的人民讲。你打，人家如果武力阻止不了你，却能联起手来掐断你所有的资源和能源——要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资源和能源进口国之一！如果你说“我为了南海打一仗，从南海拿回石油来，不惜被全世界在其他方向把我的脖子掐住”，那么你觉得中国人光靠南海石油能不能活下去？这不是现代化“早实现还是晚实现几年”的问题，而是失不失去民族复兴的千年战略机遇的问题，我们能不仔细掂量么？

搞国际政治一定要掂量出轻重。中国从全世界获得的资源支持着40万亿人民币的GDP和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我们从南沙能得到多少？——没有人做过计算，但不妨看看越南：据有关报道，越南在那里打井已经6年了，到现在挣了多少钱呢？一共打出约600亿美元的石油，越南人自己获利200亿。200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相比较是什么概念？和40万亿人民币相比较是什么概念？

玛雅：越南现在整个经济还不如一个深圳大。

乔良：对。200亿美元对越南来讲是巨量财富，对于中国是九牛一毛。虽说九牛一毛损失了也是让人心疼的，何况你的领土还让别人占了，这更让人气愤。但挽回损失的办法是不是只有“正式开战”一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外交途径无效，当然可以考虑用兵，但可以动用军队的办法很多。为什么不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上动动脑子？美国人“误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以色列人从恩德培机场解救人质，都动用了军队，却都不算战争行动，我们为什么就只有一根筋？

除了要有充分的策略智慧，中国现在一定要有足够的战略耐心。有人说：“中国毁就毁在韬光养晦上。”这一点我不认同。哪有大国没有战略耐心的？战略的实现是需要耐心的。不要说人是高智商动物，看一看动物世界，老虎狮子狩猎，首先都要找好最有利的地形、选择最弱的对手、看准最短的途径、把握最佳的时机，然后才猛然一击。一个大国，没有战略耐心怎么能成大器？

所谓“中国智慧”，很大一部分，我认为就是战略耐心。当年陈老总的一句话还是耐人寻味的，“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机一到，统统报销！”这话今天依然有效。领土问题的解决是要看时机的，不是一出现争端，就非得马上解决。如果眼下是最好时机，当然要果断出手、尽快拿下。如果不是，那就要等待最好时机的出现。但等待不是眼睁睁地无所作为，要始终对敌人保持军事和外交（最好还有经济）压力，甚至某些的特殊举措才行，使其不能在与我有争议的领土区域内为所欲为。给麻烦制造者制造麻烦，是解决你的麻烦的有效办法。否则，一切麻烦都是你的。

让周边国家对你充分依赖，而不是充分恐惧

玛雅：但是如你所说，美国即使不直接在东亚、在南海与中国争夺，也还是在“砌墙”围堵中国。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打造的所谓“防范联盟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乔良：环中国“防范联盟圈”，60-70年代叫“新月形包围圈”、“香蕉形包围圈”，后来戴旭给了它个新命名——“C形包围圈”，应该说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很多人把这一针对中国的地缘态势看得很重，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即使今天已到了太空时代、信息时代，人类仍不可能轻视或忽略地缘因素。

历史地看，正是由于地缘因素，成就了一个个依靠陆地贸易和海上贸易起家的帝国，也最终限制了这些帝国的扩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帝国的聚敛财富的方式都是依托地缘因素展开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美国人才另辟蹊径，着力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帝国。美国人的办法是发明了一种我、王湘穗和王建等人称之为“币缘政治”的新的全球权力和财富转移方式。有了这种方式，美国就可以把卷入这一轮全球化的各国变成它的金融殖民地，而不必像老牌殖民帝国那样先占领别人的地盘再打劫，结果在抢走了别人东西的同时，也制造了敌意和仇恨。——美国人用美元霸权下的全球金融体制避免了这一点，它用输出美元换回产品和资源、又让美元回流美国、然后再次输出的循环方式，把世界各国变成了它转移财富的提款机。这比占领统治再劫掠别国容易多了，也方便多了。

当它的这种“金融战略”成熟之后，针对某个国家的地缘包围圈，对于美国来说就不再是最重要的策略。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币缘战略”这种隐蔽而又有效的方式敛财，那么“地缘战略”这种公开又霸气的老式手段还有必要做为主要手段使用么？在这时，地缘包围圈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对你保持一种地缘压力，让你分心分力，或者拽拽衣袖、拉拉后腿，干扰你的发展而已。周边这些国家，美国会把它们整编成一个联军来进攻中国吗？那是断然不可能的！而且这些国家夹在中美之间，都各有各的盘算，都想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让这两个大国当中的一个为它们“火中取栗”，而却没有哪一个小国愿意为别人“赴汤蹈火”。美国对此难道看不明白么？它可是比谁都看得更明白！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从中国获利将不再是、或者说主要不再是通过进攻、占领和侵略来取得，而是通过金融手段这个最低成本的方式。

美国人很清楚，如果中美之间出现对决，没有一方会成为胜利者。美国人更清楚，“从中国获利”的最好方式就是永远让中国成为整个生存食物链的下家，美国居于高端，中国居于下端，双方之间就像一个循环水系统。这个循环水系统今天在美国人看来运行是正常的，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既然有这么便捷的方式获得中国的财富，美国人干嘛要跟中国打仗？在周边包围你，形成适当的压力，让你为了解决周边的问题，顾不上跟美国作对。更何况你还急着要把产品卖出去，来获得美元，而美国又是你最大的市场，只要你对美国市场产生依赖、对美元产生依赖，你就摆脱不掉被他不断“剪羊毛”、甚至敲骨吸髓的地位。当你处在一种“提款机”的地位时，美国有什么必要砸毁提款机？所以我不同意“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说法，我认为它是“美帝国主义弱我之心不死”。所以说，在美国面对中国时，“地缘战略”远不如“币缘战略”重要——在中美关系中，它已经让位于“币缘战略”了。

如何解决“C形包围圈”的问题？通过打仗的方式把周边国家都打成恶邻吗？这是最愚蠢的做法！你把他们打得乌眼青，从此都和你对立，他们虽然怕你，但可以让你天天为了提防某些小蟊贼，不得不加大防范成本！——这显然不是好办法。

中国今天有自己的优势，为什么不去利用？现在全世界，尤其是亚洲，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火车头”，连日本经济复苏都得靠中国这个“火车头”来带动，其他周边国家更需要中国来带动。那么火车头的优势是什么？是我有权决定挂不挂你这节车厢！如果我甩掉你这节车厢，那么倒霉的就是你。比如越南，整个国家经济还不如一个深圳大，中国有多少个深圳？！——中国现在应该做的，是让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充分的依赖，而不是充分的恐惧。

玛雅：远亲不如近邻，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其实比美国有优势。周边国家权衡利弊，还是要和中国搞好关系，不会为了美国跟中国作对。

乔良：肯定！因为我和你离得近，和你有地缘联系。在今天，连美国自己借钱都遇到麻烦的情况下，它能拉动你什么？它帮你打两仗，或者让美国军舰保护你多打两桶油？这能解决你国家的生存问题吗？旁边有个大邻居，他作为“火车头”，想拉谁就拉谁，你的经济与他挂钩，让他带着你多跑一程，你就财源滚滚了！反之，如果它甩下你，那么你就得过穷日子！

我们必须有能力让这些国家掂量这一点！而要让他掂量，就要有多种手段，不是仅仅说“中国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就能吸引他，他只看到你“欣欣向荣”，看不到他可以从中获利，那他就只剩下羡慕嫉妒恨，这样他就会选择跟随别人。你要有一套语言传递系统，能让他懂得孰轻孰重！

中国现在的话语能力相当弱，在外交上许多话语也很陈旧，一上来就是“睦邻”、“友好”、“合作”云云……其实，不要谈那些虚的东西，只要让他看清楚“如果你跟我合作，你的国家有什么资源、什么产品，我中国能消化你什么，能为你带来什么”就够了，要用一个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贸区、自贸经济体系把这些国家拴住。

对所有这些国家，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把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心，换成“被中国这个火车头甩掉”的担心——因为只要被甩掉，就可能永远失去机会。要让周边国家看到好处、看到前景。如果他不能从中国的发展中看到好处和前景，他不会对你友好，因为衡量国家关系最重要的标尺是利益。——你不让他看到利益，他就可能选择敌对。

现在，菲律宾、越南和美国绑在一起，觉得和美国一起跟中国敌对，可能是它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如果他们发现，跟中国敌对与不合作是利益最小化，而不是最大化，那么他们就会选择跟你合作。——中国一定要让这些国家看到好处和前景，也要让他们看到坏处和麻烦。

要把我们的手里钱当政治牌来打

玛雅：中国一直以来对美国的心态是：“我不挑战你，你也别来招惹我。”总是跟美国说：“你不要这样那样，不要对台军售，不要见达赖……”而美国却总是居高临下对中国说：“你应该这样那样，应该升值人民币，应该军事透明，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今天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尤其作为美国的债权国，应该如何变被动为主动，理直气壮地要求美国做什么？

乔良：你说得很对，哪有债权国被债务国欺负，让债务国来提要求的？中国人真是当“杨白劳”当惯了，现在终于当上“黄世仁”了，回过头又被“杨白劳”欺负，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这就是鲁迅讽刺的《法门寺》里的太监贾桂，权阉刘瑾让他坐，他说“奴才站惯了，不想坐。”——中国人到现在心态还没调整过来，还没有当债主的心态，还是穷人心态、贾桂心态。眼下比GDP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人需要尽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债权国当然有权利，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

中国要学会并敢于给你的对手制造麻烦，让折腾你的人先被折腾，让你的对手自顾不暇。不论是对大国还是对周边国家，只会被动防守，不懂得下先手棋，像今天这般总是穷于应付、疲于应对，这无论对中国的近期发展还是长远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

这次欧债危机，德国看到了希望。德国希望那些“欧猪”国家烂得更彻底，然后让它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让渡一部分主权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国说“可以购买更多欧债”时，德国非常不高兴的原因！如果中国不去救那些国家，德国就可以对那些国家提要求。所以，中国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把我们的钱当政治牌来打，不要只当经济牌来打！

利比亚撤侨，3万多人撤出来，希腊帮了我们很大忙。为什么？因为我们购买了希腊的债券。但我们不能把债券仅仅拿来为撤侨铺路用，这样就大大贬低了这个战略武器的作用。既然你德国人怕这个，那美国人怕不怕？我们应该举一反三，学会如何把金融做为战略武器来使用。中国今天的外汇储备，中国手里的欧债、美债，就是中国的金融核武器。

一个大国，只追求商业性的投资和商业性的回报，不追求战略性的投资和战略性的回报，这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有战略投资，以期得到战略回报。商业投资和回报显然不能跟战略投资和回报相比，前者只能涨满你的口袋，而后者能够改变世界！中国今天口袋已经涨满了，但仍然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原因何在？因为我们没有战略眼光，没有战略思考，没有战略设计和规划，也就不会有战略回报！

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好好学学美国。美国在二战之前，美元已经成为一种很抢手的货币，也就是说它的金融力量已很强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德国加以扶持，把大量的钱借给德国，投向它的军工产业，一步步重建扶持起了在“一战”中倒下的德国，最终使其重新站起来，发动“二战”，挑战英国的霸权，为美国获得世界霸权扫清了障碍。——美国人这种做法是很值得中国人玩味的。所以，对中国手中的巨量外储和巨量美债，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它的安全问题，更要好好考虑一下它的战略使用问题。否则，你充其量也就是个暴发户加守财奴。

玛雅：中国还不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但在国际社会“中国威胁论”却已甚嚣尘上，我们所处的外交环境并不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

乔良：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我考虑了20个字：理顺内部，稳住周边，交好要国，避免对决，水到渠成。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1-10-12 05:05 AM 編輯 ]

01010101

乔良：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我考虑了20个字：理顺内部，稳住周边，交好要国，避免对决，水到渠成。


乔良先生的这句话，小的觉得有问题，什么叫“避免对决”？谁会真正和中国搞对决？纸老虎们会和中国搞军事的对决么？搞经济的对决是他们一方就能说的算的？他们没有在这两方面必胜的把握。我们呢？不要是要避免对决，是要时刻准备对决，拿出这个态度来，才能最有效的解决对决问题。按照这个说法，稳定周边，还得交好要国，还要态度游移的避免这个那个，那是要累死领导气死群众笑死卖国贼们的。

初中生

原帖由 01010101 於 2011-10-15 10:33 PM 發表。
乔良先生的这句话，小的觉得有问题，什么叫“避免对决”？谁会真正和中国搞对决？纸老虎们会和中国搞军事的对决么？搞经济的对决是他们一方就能说的算的？他们没有在这两方面必胜的把握。我们呢？不要是要避免对决，是要时刻准备对决，拿出这个态度来，才能最有效的解决对决问题。按照这个说法，稳定周边，还得交好要国，还要态度游移的避免这个那个，那是要累死领导气死群众笑死卖国贼们的。

说得好！这样，湄公河上的惨案就有答案了！

麻皮鬃珩

准备对决？同谁？
同帝国主义集团的主子？同走狗？同墙头草？还是同所有不友好对待我们的国家或团体？
湄公河惨案这事要怎么对决呢？
杀一儆百的随便找个对手对决？能对整个帝国主义集团形成杀一儆百的效果吗？对谁摆出准备对决的高姿态才可以有如此效果？
再多说几句嘛！确确实实是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