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缕曲 立雪天安门

麻皮鬃珩

现下要强硬的对决，我们的伙伴在哪里，朋友有谁？千万别一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哦！
对决初期的时候，伙伴朋友往往很少！
如果是只摆出准备对决的姿态，没有真正的对决的准备 实力和谋划，那么就算有对决的心思，也千万不要露出来！起码小规模的摩擦甚至武斗中，这是必要的！国家层面的我就不太了解了.... ...请求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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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对决？同谁？
同帝国主义集团的主子？同走狗？同墙头草？还是同所有不友好对待我们的国家或团体？
湄公河惨案这事要怎么对决呢？
杀一儆百的随便找个对手对决？能对整个帝国主义集团形成杀一儆百的效果吗？对谁摆出准备对决的高姿态才可以有如此效果？


麻兄，不是要和谁对决，是要有对决的态度和精气神，否则永远是处于战略被动的地位。至于对决的对象，呵呵，现在世界上具备和中国对决资格的有几个？帝国主义集团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不用怕他们联盟，60年前他们不是联盟过么，结果又怎么样？
对于某些小跳蚤，该排它坚决排，就是想看看自诩天下第一的主子是否有这个胆量和我们对决！捅纸老虎一指头，看他如何？呵呵，那是会捅出个窟窿的。

麻皮鬃珩

对帝国主义集团的很多人，强硬是他们唯一听的懂的语言类型，这倒是对的！

研究京氏

这篇专访里面透露出诸多经济方面的忧虑，潜台词貌似一个“富家翁”：“为了保住家财，儿子啊，你遇事要多忍耐，别人做着你站着，别人骂你要赔笑脸，别人要咱吃粪咱也痛快吃了，要知道打狗需要看主人，腰杆子硬能当钱花么？”——这个论调固然有其道理，但缺少大国的气魄。

大国的战略要靠忍耐，等待机会，——那大国的战略其实就是不作为、等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么！

对于周边国家，必须尽快破局。马六甲海峡不能把持在帝国主义走狗的手里，人家用这个遏制中国的海外战略，国际贸易、能源通道、军事通道，严防中国在国际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你还跑去巴结人家的走狗，要周边国家依赖中国经济，不就是挨打了还要给人送礼么！

周边各国：要从经济、军事、内部关系方面，给他们多添乱，让他们院内起火，无暇旁顾，要让他们的主子爱莫能助，自然不攻而破，远虽不必交，近一定要攻。经济上要打，军事上要硬，内部要分化他们，完全可以让他们更乱一点！这个活儿，紧锣密鼓的干，等中国海上战力齐备的时候，这个通道问题必须解决。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点门前雪还是要扫干净的，亚非拉人民还等着中国的援助呢。

让我们来复习伟大领袖的教导：

“凡是敌人支持的的，我们就一定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一定要支持。”

研究京氏

补充一点意见：

近攻，现在主要是指：

1、军事上，要严重倾向于、但不明确支持主战派，让他们摩拳擦掌，做大做强，多搞实力展示、实战汇演，但不给他们具体的开战权力，要有个底线。这是伐兵。

2、经济上，要抓住一切机会渗透、掌控、分化这些国家，令其经济、民生出现的问题继续恶化，令其无暇分心来遏制中国，最好让他们求他们的主子，自然与他们的主子关系破裂，那就不攻自破了，这是伐谋。

3、国际关系上，团结一切美帝的敌人。

4、有了上述三手，就是“积极准备战略决战”。汉武帝当年北击匈奴，南定南粤，奠定强汉盛世根基，归根到底，是用军事来说第一句话的。

初中生

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韩毓海

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共产主义者会议上，马克思曾经对裁缝出身的工人活动家威廉·魏特林大发雷霆，当魏特林滔滔不绝地炫耀他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圣徒般”的形象时，马克思这样打断他说：“问题不在于如何给受苦者以空洞的希望，问题也不在于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真正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为什么会相信资本家，从而心甘情愿地受剥削。这是因为资本家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圣徒和慈善家，使得工人以为正是资本家施舍给自己工作和口粮。”

而作为“工人领袖的”魏特林现在要扮演的“圣徒形象”，他所采用的宣传手段，其实与资本家制造幻象的伎俩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说：“仅凭空洞的宣传伎俩，只会制造出虚幻的偶像，如果只是唤醒空洞的希望，不但不能解放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反而会徒然给他们带来灾难。”

当魏特林炫耀工人是如何把他本人、而非任何理论当作“救星”时，马克思干脆指责说：“无知！完全无济于事！”（艾德蒙·威尔森，《到芬兰车站》，刘森尧译，台湾麦田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

马克思这样指出：“传播社会主义并不是“行善”，社会主义事业绝不等于社会慈善事业，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基督徒，工人阶级的组织更不是红十字会那样的慈善组织。”——恰恰相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起码是在资产阶级眼中看来，社会主义就是“恶”！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绝不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好的一面”，恰恰相反，无产阶级代表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坏的一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日益恶化”的一面。马克思断言：“推动历史发展的是恶而不是善，造成社会变革和革命的，正是社会‘坏的一面’，而绝非‘好的一面’。”——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相比，最为深刻独特之处。

而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运动作为致力于社会公正的事业，作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造工程，其实质就是努力扩大现存社会“好的一面”，而尽可能消除现存社会“坏的一面”，因此，社会主义者是呼吁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前进的“好人”，他们也应该努力帮助、教育无产阶级改掉恶习、努力“作好人”。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无论是魏特林、巴枯宁、拉萨尔还是普鲁东，甚至包括恩格斯本人，其实都是这样不同程度上的“好人社会主义者”。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们完全不同。为了与这些“好人社会主义者”相区别，马克思甚至不惜这样宣告：“我本人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与其说是对普鲁东的批判，不如说是对同时代的“好人社会主义者”之全体的批判。因为在普鲁东看来，所谓社会关系“好的一面”，也就是指建设性的一面，而“坏的一面”则是指破坏性的一面，历史作为有目的的运动，必然表现为“好的一面”战胜和克服“坏的一面”——而这就是社会进步。

不过，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恰恰是：“坏的一面”总是战胜“好的一面”，这意味着没有破坏，也就没有建设，不破坏一个旧世界，新世界就无法产生，更谈不上什么历史发展。不破不立——这就是辩证法的实质，而“普鲁东”们对于历史辩证法的真谛，实质上完全一窍不通。

回顾历史，马克思这样说：资产阶级恰恰忘记了，他们自己就曾经是封建社会的破坏性力量，是封建主义“坏的一面”。当资产阶级被视为社会上“坏的一面”的时候，它倒是进步的，而当资产阶级装模作样“变好”了的时候，他反而成为社会上的保守力量。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谈到了康德早期的“星云”学说——即宇宙大爆炸学说对于马克思世界观的影响，指出这一点，应该说是恩格斯的独具慧眼。

马克思确实将人类历史的运动表述为生产和交换的“扩张性破裂”，新的生产力从内部“撑破”了旧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由此产生。这种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类似于宇宙大爆炸，因此我们才将其称为社会历史运动的“挤破”学说。

资本主义的命运，就取决于其与生俱来的“扩张本能”，这种扩张采取了两种基本形态：其一是生产品的扩张，其二是货币发行量（即“流动性”）的扩张。《资本论》的头两卷主要探究了第一种扩张形式及其后果，而《资本论》第三卷，则集中阐释了后一种扩张及其后果。

因此，我们倘要研究“经济危机”，应该侧重阅读前两卷，若要思考“金融危机”，则必须重点阅读第三卷。因为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商品过剩”，金融危机则表现为“流动性过剩”。

资本主义的扩张，虽曰“本能”，但却绝不能凭空发生，它取决于以下决定性因素的制约：1.新技术的发明，2.新能源的发现，3.新市场的开拓，4.新的劳动力的涌流——正是这4点造成了资本主义扩张之持续性，即扩张所造成的产品过剩和流动性过剩，又会被新一轮技术的发明、新一轮能源的发现、新一轮生产的开拓和新一代劳动力的涌流所吸收。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都不过是这样一种循环的延续，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扩张的周期性”，或者所谓“经济发展的‘长波’”。

因此，即使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即使危机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只要新技术能够被发现、新能源能够被开发、新市场可以通过无论什么方式被打开，新的劳动力再次涌流出来——“过剩”都可以被这些新发现、新开发、新市场和新涌流吸收，资本主义便会安然渡过危机阶段，并再次进入繁荣期，重新开始新一轮扩张。

对于经济危机必然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各类学说，马克思这样提醒说：“社会阶级矛盾和区域的差别，非但不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充分条件，恰恰相反，区域差别和社会差别，倒是促使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只要存在区域和社会差别，就存在生产力扩张的空间，经济的“上升期”就不可能根本上结束。

而对于那些“市场主义者”来说，经济危机不过就是新一轮资本主义大发展的“契机”，经济危机总是会自动地安然渡过的――对于这样的“市场学说”，马克思则这样批驳说：“复苏”和新一轮发展，完全取决于上述四个基本条件和基本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在无情消耗这四个基本条件和前提，直到这些前提被耗尽。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扩张，不但与阶级差别的扩大总是同步进行，而且，它总是与无产阶级数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同步进行，直到全世界无产阶级有能力联合起来，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止。

“资本主义之死”或者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将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世界市场已经开发殆尽，新的廉价劳动力不再涌流式出现，新技术和新能源开发日渐迟缓，总之促进“复苏”和“发展”的四个基本前提日益耗尽，“最后一块处女地”也被开发殆尽——在这样的情况下，产品和流动性的过剩最终将缺乏上述四个方面的吸收和支持。这样一来，危机就再也难以渡过，资本主义周期如同停滞的钟摆，丧失了左右震荡的空间与动力。

资本主义的死亡还可能采取第二种方式：那就是无产阶级的阵营已经壮大到这样的程度，即世界无产阶级已经自主生产全世界绝大部分产品，而资产阶级则沦为纯粹的消费者和依赖者，成为纯粹的借债消费者和债务人。现实生产的主人和“货币的主人”之间的全面对立，也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亦即达到了生产者不愿再生产下去，而消费者无力再消费下去的程度。到了这个时候，掌握世界绝大部分产品的无产阶级，就可以通过改变产品的流向和分配方式，彻底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同时，作为“债权人”，无产阶级还可以清算国际债务，重新制定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彻底改造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扩大、生产和交换的扩大，最终将“挤垮”了现存世界秩序，新的社会关系在旧社会的母体里破壳而出。

无论哪一种崩溃，资本主义的崩溃都只能是世界性的，而不会是区域性的；正如新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在局部的危机中诞生。这就是马克思所谓“不可能在一国单独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深意——

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38-539页。）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区域之外，无法开辟出一个可以被称为“防火墙”或者“隔离带”的区域，在那里，可以采用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和分配方式。但是，这种“脱钩”式发展的主要功能，却在于防止资本主义危机的蔓延，防止资本主义核心区将生产过剩和流动性过剩的代价四处转嫁，特别是转嫁到本区域人民的头上。——在马克思身后发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其作用就是如此。

但是，从马克思的理论看去，对于四处流窜的资本病毒而言，一切“防火墙”的效果总是有限的，“局部隔离”当然可以限制资本主义扩张的程度，可以限制危机的烈度，但正是这种“局部限制”，反而使得资本无节制的扩张成为有规律、有限度的扩张，即它使得过剩和危机成为有规律、有限度的，从而可延续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扩张，而且它还为资本主义的最终扩张，预留了“处女地”。换句话说，正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的到来，方才被一再推迟了。

在马克思看来，“总危机”的到来，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正全球化，即“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在这种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中，方才能够产生出一个有能力生产世界绝大部分产品的无产阶级，他们的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最终成为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不能包纳的了。只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才能使既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外壳被“挤破”成为不可避免，而到了这个时候，变革的前提才算真正开始具备。

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马克思是正确的：“第三世界”不可能“挤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第二世界也不行。同时，资本主义也不会被外在于它的一个社会体系所击溃，恰恰相反，所有的“隔离带”，最终均变成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处女地”。——新世界只能在旧世界的母体上破壳，而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外部”另行建造起来。

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它是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为前提的。因此，邓小平才这样说：改革开放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最终胜利，“自我封闭起来”，搞不了社会主义！——他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其中的深意，却只有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才能被真正理解。

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也许更为重要的却是：“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发展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推动实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方式，为社会主义制造了根本前提。

马克思曾经预言说：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两极相联”关系，是决定资本主义命运的要害，这种“两极相联”关系是人类现代史的核心，是支配现代世界的基本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关于中国的内容，所占篇幅甚为可观，这一点经常被人们所忽视。——自1851年8月起，马克思受邀为《纽约论坛报》写专栏，当时该报的总编辑葛瑞里正醉心于社会主义，执行编辑达纳则于1848年与马克思在科隆有过一面之识，印象十分深刻。而马克思欣然应允了他们的邀请，在写作《资本论》的同时，写下了一系列以“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包括：《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与中国》（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撰写）、《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为了结果》等，共计12篇。

写作《资本论》的同时，卡尔·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里搜求大量的关于中英贸易的资料，无论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数据，还是英国议会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远在万里之外的广州和北京的报道，马克思无不一一穷尽。他不懂汉语，这次还不得不用英语来写作，马克思为这些文章殚精竭虑，以至于恩格斯后来曾经这样抱怨说：美国人为马克思的文章所付出的报酬，与马克思的辛勤劳动完全不成比例。

尼采曾经将康德称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面写作《资本论》，一面则为中国仗义执言的马克思，是否应该称为“大英博物馆的中国人”呢？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反复申述了如下观点：英国的对华贸易，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交换，而是将国家间的交换关系改变为敌对关系。英国的目标绝不是自由贸易，而是通过贸易这种手段，彻底打垮中国，涣散中国的国家能力。英国打垮中国的目标，是为了确立英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因此鸦片战争绝不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间的斗争，而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权对一个古老文明的摧毁和破坏。

因为英国的目的不是交换，不是贸易，而是“惩罚中国”，是摧毁中华帝国和中国文明，所以鸦片战争的目的甚至不是开拓市场，而是破坏中国市场，并反过来破坏了欧洲的生产。——然而，戏剧性就这样产生了：当中国的市场被英国摧毁之后，欧洲的商品也就没有了销路，1840年代之后中国市场的崩溃，便是如此与1848年欧洲的经济危机同步发生。

马克思说：

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时，中国却把动乱送到了西方世界。这时，如果有一个市场突然缩小，那么欧洲的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0页。）

马克思第一次从世界的视野揭示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实质：如果没有东方市场，欧洲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但是，假如有一天，中国掌握了世界生产和交换的绝大部分内容，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同样也不能发展，因为这样一来，既有的世界资本主义框架就会被“挤破”。

这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兴盛，就取决于东方，取决于中国。人们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这其实是说：只有中国的市场、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才能将资本主义从危机的穷途末路中拯救出来，而当马克思这样预言：“只有中国才能使资本主义崩溃”，这其实是说：中国庞大的市场，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开动，它就将从内部撑破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

这就是马克思所谓世界历史“两极相联”规律之实质：

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辩哲学家（指黑格尔），常常把他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和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于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个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起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7页。）

黑格尔提出了世界历史的“两极相联”规律，马克思则赞誉这个黑格尔朴素的发现是“真理”，因为马克思预言中国的加入，会最终挤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无论这种看法在150年前听起来是多么怪诞，但150年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却认同了这一朴素的发现，因为他真的看到了这一天的最终到来——

2009年5月9日，奥巴马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宣布了马克思的预言是真的。奥巴马说：如果10多亿中国人也过上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

当然，奥巴马这里所说的“人类的悲剧”，其实就是美国的悲剧，所谓“全世界将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这不过是说“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将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因为美国作为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导者，总是以“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嘴脸说话，而按照奥巴马的立场，人类的五分之一就不算是“人类”，中国3.75亿劳工（主要是农民工）要过上人的日子，就会使一亿美国人“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如果换了角度，这难道不是说：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华民族不可避免的伟大复兴，就意味着“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崩溃和已经崩溃吗？

我们所说的“大国崛起”，绝不是指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世界霸权，这样的游戏不会再重复下去了。我们所说的“大国崛起”，首先是指3.75亿中国产业工人生产着世界上一半的工业品，而这样的情况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因为当英国的GDP不足清王朝一半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世界霸主；当美国生产了世界上不足四分之一工业品的时候，美国已经统治全球。

同样的，这样的情况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恩格斯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欧洲工人阶级人数较少，且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与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之间处于利益对立、从而难以联合这种难局；列宁创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身人口很少，那里的工人阶级只是为苏联生产，他们仅仅是苏联工人阶级，而非真正的世界无产阶级。今天，只有今天，中国3.75亿产业工人阶级是在为全世界生产，他们从而才是真正的“世界无产阶级”。世界劳动者阶级的阵容，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庞大过！

今天，中国劳动阶级的联合，第一次使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真正的可能，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扭转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改变人类发展进程，也第一次成为真正的可能。

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不可能摧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中国也不可能“挤入”发达国家俱乐部，正如中国3.75亿世界商品生产者不可能挤入“全球市民社会”，中国的崛起只能挤破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现存世界秩序的崩溃——这就是马克思的预言！只有在今天，中国才迎来了阅读和理解马克思的历史时刻。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我们的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分配方面，即社会分配不公，另一个是文化方面，表现为精神涣散。

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只有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得以解决和克服。今日之中国，必须把“共同富裕”当作重建社会主义的现实前提。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发扬“我们的前人与一切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历史首创精神，采取坚定、有效的措施，使得广大中国劳动者平等分享发展的成果，而不是将这些成果的大部分以美元定价，送出国去白白浪费！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局。同时，我们必须破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财富观，切实增进劳动者的劳动收入，而非食利者的“财产性收入”。进一步说，我们应该在“快乐”和“幸福”的意义上重新定义人类劳动，应该以新的人类发展指标，来替代GDP的不合理指标。

当然，道路是曲折的，因为我们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前夜，在旧秩序崩溃、新秩序破壳的历史过程中，全世界人民都必须增加“危机意识”、甚至就是“困难意识”，做好“过苦日子”和爆发重大危机事件和事变的精神准备。

资本主义无法摆脱这次大危机，这是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所注定了的，正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世界各国政府把刺激经济的措施和手段，都已经提前用尽了。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这一次空前的危机，这是由现存世界的基本结构，特别是由前述关于发展的“四个基本前提”均已耗尽所决定的。

首先，像美洲新大陆开发、殖民地扩张、社会主义阵营开放那样推动世界经济大扩张的机会，今天已经基本渺茫了。需要重新开发的世界市场，除了南北两极和非洲之外，余地不大。而众所周知，依靠南北两极和非洲的快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这是极其困难的。当今世界，除非对美国本土所垄断的资源进行开发和分配，除非对欧洲本土所垄断的资源进行资源开发和再分配，世界经济便没有出路，但是那就等于挖掉了现存世界秩序的根本，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让少数发达国家承担发展的代价，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其次，靠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余地已经很小，而且不可预期。何况，正如马克思早已经指出的：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出现，从来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特点，所谓“淘汰落后产能”，势必影响世界经济规模，进一步导致失业扩大。

第三，世界人口增长已经进入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大趋势，但社会福利总体水平可能下滑，导致消费水平日益受到制约。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力的提速和超速发展，会导致生活成本的上升，它直接反映为生育成本上升，从而造成人口下降。——这一“矛盾共生”的自然律，并非预言，因为它已经成为现实。

第四，到本世纪末，世界煤炭资源即将耗尽；到下世纪中，石油资源也将耗尽。即使有新能源开发出来，也难以支撑现有的世界工业生产和经济体系扩张。按照热力学定理，熵的增加将与能源的耗散达到均衡，而这意味着能量的转化是不可逆的。

中国要带领全世界走出“总危机”，所面临的挑战、承担的责任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挑战，决非使得13亿人，特别是3.75亿普通劳动者分享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那么简单的事，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根本性的：一方面是如何通过分配体制改革，解决“产品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却是如何通过加快金融和货币体制改革，解决世界“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两者彼此关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而后一个问题的解决，并非仅靠中国一家就可以完成的。

这需要重新思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现存世界基本政治结构。

货币金融扩张，导致流动性过剩，这几乎就是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本能，是其无法克服的痼疾，马克思说：“这个痼疾一开始就埋藏在私人银行制度的机体之中。”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到了这个痼疾：

关于资本在货币借贷上所起的作用，亚当·斯密曾说：“即使在货币借贷上，货币也似乎是一种凭证，这种凭证使某一个所有者不使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本，同作为资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就像同一些货币能够用作等于起价值3倍以至30倍的贷款手段一样，它们也能够用作依次偿还的手段。”既然同一种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多次购买，它也可以完成多次借贷，因为购买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借贷不是货币，不以购买为中介，而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手里。（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5页。）

马克思这里讲解的是：现有的银行制度为什么总是与“超发贷款”（即“流动性过剩”）紧密相联。

我们知道，银行的产生和金融业的发展，其根本上的是起因是将社会闲置资源集中起来，投入到最需要的方面去，以减少资源浪费，从而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因此，银行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地“依托现有存款”发放贷款。但是，银行从一开始就无意或者有意地忽视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大量的“贷款”，会以各种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转化为“存款”。如果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忽视了这一点，即并没有对应地扣除或者冻结初始存款人的存款，而是把贷款当作了存款，并以这种“貌似存款的贷款”为据发放新的贷款，那么就一定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同一种货币可以完成多次借贷”现象，也就是说：同一种货币，在银行手里就会成为“3倍以至30倍的贷款手段”。——这便是所谓的“贷款乘数效应”。

由于把贷款作为存款，并以此发放新的贷款，如此循环往复，银行似乎可以创造无穷的货币投放，从而使得货币总量难以控制，最终便导致了流动性过剩。

仅就当下的中国而言，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先生曾经这样指出：“中国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与存款的比率不得超过75％，但考虑到贷款与存款之间的转换关系，即使一开始贷款控制在存款的75％之内，但由于贷款可以转化为存款，如将其转化的存款再按75％贷放出去，相当于原始存款的56％。依此类推，则‘由贷款派生的存款’，最高可能达到初始存款的290％以上，形成信用的过度投放。”

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所作所为则更为过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大型跨国公司纷纷转变为“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它们将从银行手里获得的低息贷款，再次以高利贷的方式贷出，从中赚取高额利息，银行与跨国公司联手放贷，则使得流动性过剩雪上加霜，变得从此再也无法收拾。

当今世界金融体制还有着其特殊的缺陷，那就是：它以美国一国之主权货币作为世界中心货币，这必然导致作为货币发行国的美国，为了一国利益牺牲全世界的利益，丝毫不负责任地超量发行货币。——美元超发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公害”。

尽管中国的生产能力是巨大的，但是，比较当今世界金融海啸般的“流动性过剩”而言，中国的生产能力无异杯水车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方面制造着海啸般的公共债务，一方面却依然保留着大量土地、矿产资源不开发，大量高科技产品不肯出售，庞大的军费开支不愿缩减，维持着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富可敌国的日子丝毫不肯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着在现有的世界货币金融体制之下、现有的世界政治体制之下，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来拉动世界经济，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关系，就表现为货币与商品生产的对抗、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对抗、发行信贷的金融领域与生产领域的对抗。”最终它必然表现为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国家集团与生产国集团的对抗，而今天，这种对抗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

所谓“货币资本决定现实资本”、“信贷的发行决定生产和交换”，也就是观念的生产决定现实中人的活动——这就是形而上学，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是这样一个“头足倒置”的体系，是“用它的木头脑袋倒立在世界上行走”。这就是资本主义体制之荒谬的根源！

因此，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表现为：为了货币就必须牺牲商品，为了金融和虚拟经济就必须牺牲实体经济，为了货币发行国就必须牺牲商品生产国，为了维护“木头脑袋”就必须牺牲活人的生命，为了美国就必须牺牲中国，为了资本主义就必须牺牲全人类——

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来说，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4页。）

今天的人类，已经到了必须在“资本主义或者野蛮”之间作出抉择的关头。

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不过意味着观念的生产支配现实的生产的历史之终结，不过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终结，不过意味着那个“头足倒置”的幻象世界破产。

而对于中国来说，这首先就意味着：不再把空洞的“美国符号”作为生活的价值、作为精神的家园，不把现实中的美国作为逃避现实的渊薮，最后方才能够真正做到不把商品以美元定价。

如果当今世界最大的迷信是“资本主义迷信”，那么当代中国最大的拜物教就是人们头脑中的“美国梦”。——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产国是一个著名的穷国，而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却是最富裕的国家，如果说这里面存在欺骗的话，这种欺骗却绝不是“剥削剩余价值”或者“延长一般劳动时间”那种小小的欺骗，这是由于人被自己头脑的造物所欺骗，人为自己头脑中的幻象所欺骗。——如果人还不习惯于独立自主，那就是由于它已经习惯了“用自己的木头脑袋倒立着行走”。历史上的无产阶级是如此，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

经济危机容易治理，但这种自我欺骗的现代病症却难以治理。因为经济危机，就是人们的理性欺骗了他们自己。或者说，人的头脑欺骗了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谓：人们拜倒在他自己头脑制造的幻象面前的“拜物教”，他们崇拜的不是商品，而是“物”，是自己头脑的“产物”。

简单地说，“中国精英阶层丧失了理想”是错误的，因为在作为“理念”的社会主义被抛弃的地方，重新建立起的是“科学资本主义”的理念或者幻象。简单地认为中国精英的“美国梦”和“财富梦”只是个“幻象”，这同样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理想和幻象，正如一切金融衍生品那样，乃是被当今世界最科学、最理性、最学术的话语所论证和担保的，这种梦幻乃是由北大和清华的EMBA教材所严密论证的，而那里就是中国最大的造梦工厂，是“梦想在现实中起飞的地方”。

如果马克思在世，他也许会这样教诲我们说：问题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的资本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必须检讨那种以科学的手段论证和制造梦幻的方式。

马克思感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相信自己头脑的产物，而不是去正视现实，而犹太人马克思之所以是“清醒者”，就是因为他毕生既站在欧洲布尔乔亚社会之外，又站在欧洲布尔乔亚社会之上。

一个布尔乔亚社会，实际上完全不发生“接受马克思”还是“拒绝马克思”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马克思站在这样的社会之外，一如他毕生为资产阶级社会所驱逐。不过，马克思又确实是站在一切资产阶级社会之上，一如马克思无情地嘲笑一切资产阶级学者的所谓“理性学说”无非是假道学、是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欺骗，而那些被马克思无情嘲笑了的人们，却只能一贯装聋作哑——装做根本没有听见。

总而言之，人类思想之所以堕入这种自我欺骗的现代病症不能自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告别马克思”成为了上世纪的下半叶世界知识发展的主潮。关于现实的经济，马克思早已经作出了经典的分析：说到底，经济活动的现实动力就是商品生产和人类劳动，而资本主义则是对现实经济活动的扭曲，资本主义用理性的手段去制造财富的幻象，并愚弄人们去追逐这个幻象。

制造财富幻象，这既是资本主义的活力、创造力所在，但也正是导致它死亡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幻象注定会破灭，正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资本主义必有它的兴盛、死亡，而资本主义的死亡，正意味着人类从自我欺骗和自我麻醉的幻象中觉醒。

马克思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直到今天，还是比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深刻，比那些头头是道地分析当前经济状况、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都要有力量。

而马克思之所以比他身后出现货币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流派、凯恩斯主义学派都深刻，就是因为他看到：问题不在于资本家如何欺骗劳动者大众，而在于劳动者大众如何相信了资本家制造的幻象，问题就在于人们为他自己的理性和头脑所欺骗：“人们制造了幻象，并转而膜拜在幻象的脚下”，而这一点，实际上连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自己也不例外。

马克思无情地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詹姆斯·密尔这些资产阶级学者踩在脚下，指出：自从《国富论》诞生以来，英国劳动者如果是变得更穷了，就是变得更加不幸，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把关于“抽象价值”的讨论尽其所能谈得更抽象，就是为了掩盖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劳动，如果不榨取劳动者，所谓“财富”就无从谈起这个简单事实，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努力，无非是以理性的手段制造财富的泡沫和假相，再以繁荣的假相来粉饰四处可见的危机。

马克思告诉现代人类一个简单的真理：人们需要理性，但人们没有必要迷信和崇拜观念。人需要头脑，但没有必要崇拜自己头脑的造物。——没有必要“用自己的木头脑袋倒立在地上行走”。

马克思无情地揭示出：以理性的手段骗人是一个奇妙的发明，而人被自己头脑的造物所征服，这种自我欺骗则是可悲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这种欺骗和人们的自我欺骗之上。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正义者同盟”的口号“四海之内皆兄弟”，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是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骗局和梦想，因为让骗局的精心制造者与上当受骗者成为兄弟，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就是更大的欺骗！要终结骗局，就先要揭穿骗局。正是由于那些幻象和骗局的制造者们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的团结，破坏了荣辱与共的人类情怀，因此要实现现实的正义，绝不是靠空谈“四海之内皆兄弟”，而是要为正义而斗争！要实现人类的团结，就必须驱逐不团结者！要实现正义，就要消灭不义的根源！要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就先要承认“四海之内已经不再是兄弟”的现实，承认不再有人类团结的现实！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我们若要夺回劳动果实，就必须首先让思想冲破牢笼。

研究京氏

金缕曲 立雪天安门

金缕曲 立雪天安门——谨此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

作者：润之堂前荷戟人

猎猎风呜咽。
正人间、混茫大地，漫天寒彻。
悄立城门遮望眼，
万点狂花是雪。
落了去，玉栏丹阙。
一笑从容谁识得，
算遗篇，字字成真诀。
挥泪读，血犹烈。
　 　
高名挂起尊豪窃。
旧同人、求田问舍，壮心湮灭。
向晚江山多橙色，
孤负红霞素月。
道何在？无由分别。
隐约渝州歌清绝，
再听来，胡骑游关说。
心与胆，醉中裂。

初中生

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

黎阳

一、准战争年代

所谓“毛泽东时代”，是指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这二十七年。这二十七年是个“准战争年代”——从头至尾不是打仗，就是准备打仗。主要包括：

（一）不流血的大战

1、冷战（1945-1990）——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

2、反封锁、禁运、颠覆、包围的“超限战”——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

（二）流血的小战（局部战争）

1、反台湾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的封锁破坏，其高峰时段为1949-1955，比较著名的有：

——舟山群岛之战（1949.8-1950.5）：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口、上海、江浙沿海的基地

——万山群岛之战（1950.5-1950.8）：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珠江口、广州、广东沿海的基地

——上海保卫战（1950）：制止台湾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

——海南岛之战（1950）：制止海南岛变成第二个台湾，奠定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基础。

——东山岛之战（1953）：反击台湾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山岛

——东海海战（1954）：争夺东海制海权

——一江山岛之战（1955）：占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打掉台湾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的最后一个基地

——大陆沿海地区制空权争夺战（1949-）

——炮击金门（1958）

——挫败台湾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反攻大陆的图谋（1962）

——反台湾国民党军队特工登陆骚扰（1962-1963）

——“八.六”海战与崇武以东海战（1965）

2、抗美援朝（1950-1953）

3、国内剿匪（1949-1962）

4、西藏平叛（1959）

5、中印边界保卫战（1959，1962）

6、中缅边界勘界作战（1960）

7、援越抗美（1960-1975）

8、中苏边界冲突（1969）

9、西沙之战（1974）

10、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反侦察、反袭扰作战（1949-1972）

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在这样“流血的大战不打、不流血的大战不断、流血的小战（局部战争）接二连三、一切按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的准战争气氛、准战争环境中过来的。评论毛泽东时代，就不能脱离“准战争年代”这个历史实际。

初中生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评价历史，看的是结果。评价历史人物，看的是对民族利益的贡献。只有坚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私利”的原则，才能做到如实公正客观，达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识。否则一切评论只不过是少数人谋求私利的鼓噪喧嚣和广告表演而已。

评价毛泽东时代，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国是什么状况，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又是什么状况。评价毛泽东，关键是看毛泽东时代开始时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毛泽东逝世时这些根本利益实现得如何。

毛泽东时代发生了那么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战争，发生过那么多天翻地覆的变革，所有这一切是对是错，是功是过，同样只能用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为标准来衡量才能弄清。

初中生

三、“冷战”时期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整个毛泽东时代都处在“冷战”期间。要评论毛泽东时代决不能脱离“冷战”这个大前提，一切都必须从“冷战”这个基本现实出发。

“冷战”导致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现实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二者必择其一。《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虚弱状况使中国对“冷战”既无法逃避，又无法免受其害。

“冷战”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冷战”的牺牲品。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中国的主权被美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让给了苏联。而苏联坚持要得到这些权益（确保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占有旅顺大连基地和中长铁路）归根到底是出于“冷战”的需要。

1945年“冷战”开始时的中国，是百年积弱又饱受八年战火蹂躏的中国，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国弱民贫的中国，是对美苏两强中的任何一个均毫无抵抗能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其宰割的中国。作为弱者，夹在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要倒霉：你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劲往自己那边拽，直到把你扯成两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国——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一个全乎的（设想一下两只狼撕抢一只羊的情景）。显然，这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胁。“冷战”期间中华民族最根本、最头号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这种命运。这就必须彻底改变中国民族利益遭受美苏“冷战”主宰的命运，不当美苏“冷战”的牺牲品。

但只要“冷战”还没有结束，只要中国还不够强大，中国就无法抵御美苏的主宰，就无法避免成为“冷战”牺牲品的命运。这就发生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

由此可见，衡量“冷战”期间一切中国领导人历史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解开了这个死结，是否粉碎了美苏为自己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民族利益的一切举措，是否让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左右夹击中突出了重围——一句话，是否使中国摆脱了“冷战”！做到了这条的，就是捍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应该肯定；否则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就应该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废话。

初中生

四、毛泽东时代的序幕——中国避免了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

蒋介石选择了向美国“一边倒”，在他看来，只要傍上美国，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美国强，美国富，美国反共，世界上没人敢惹美国；傍上美国金票大大的，实惠多多的，有美国撑腰，苏联就不敢乱说乱动，自己就可以放手消灭共产党，就不用担心东北、西北出问题。

实际呢？

据《蒋经国自述》，斯大林当面明确告诉蒋经国，苏联为什么一定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蒋经国问，这“第三个力量”是不是美国？

斯大林回答说：“当然！”

斯大林更特别警告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斯大林的这番话充分说明苏联的战略图谋和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的中国在“冷战”中的处境。

中国与苏联有世界上最漫长的边境线，苏联面对中国的部分正是苏联最地广人稀、力量最薄弱、最无险可守的“柔软的腹部”，如果有“军事力量”从这个方向进攻苏联，就可能把苏联横着切开，“大卸八块”。斯大林对蒋经国说的“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并非杞人忧天。

那个“军事力量”即便不进攻，只要沿着中苏边界驻军与苏联对峙，就足以产生足够的威慑，让苏联日夜精神紧张，防不胜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苏联向来把来自这个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视为心腹之患，从不敢掉以轻心——

1941年夏秋，苏联在苏德战场那么吃紧，明斯克战役损兵41万、斯摩棱斯克战役损兵76万、基辅战役损兵70万、维亚兹马战役损兵66万，一线部队几乎打光了，预备队都供应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门户洞开了，苏联仍然不敢动用西伯利亚的驻军。直到获得共产国际佐尔格情报小组的确切情报，得知日本将“南进”而不“北进”，不会威胁西伯利亚时，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亚驻军西调，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前线守住了莫斯科。

要知道，苏联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战役中就已经把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已经知道日军的综合战斗力比苏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日军对苏联的威胁跟德军没法儿比。即便如此，苏联对这个战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轻心，仍千方百计保持重兵。由此可见，确保中苏边界的安全，在苏联的战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既然苏联视这个方向为战略要害，视这个方向上的军事威胁为心腹之患，那么苏联为对付这种威胁自然会不惜一切，决不会有任何顾忌、受任何束缚。

蒋介石显然没听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就要把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其实，只要仔细推敲一下斯大林话语的内在逻辑，就不难看出苏联的战略意图：“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如果要靠“缓冲国”这种办法来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光一个外蒙古够用吗？从中国的东北、西北不照样可以“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吗？既然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对苏联那么重要，那么对苏联而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对此苏联毫无顾忌：战略利益的考量永远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

苏联的这种战略意图自沙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说：满洲将来必须并入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俄国的属国。这就是史称“黄俄罗斯计划”的核心内容。由此又产生了“中国边界在长城一线”之类论调。虽然日俄战争妨碍了沙俄实现这个战略，但从沙俄到苏联，一直都没有放弃把中国的东北、北部和西北这“三北”都变成“缓冲国”的战略设想——所以有了外蒙古独立，所以有了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满洲国”的承认以换取日本对外蒙古的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大国里只有苏联承认了“满洲国”），甚至连新疆也曾差一点“独立”出去。也就是说，正当中国为民族生存跟日本浴血奋战的时候，苏联几乎实现了把中国的“三北”全部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战略意图。

所有这一切，都出自于苏联极端重视确保西伯利亚安全、防范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可能的军事威胁这一战略总目标的需要。雅尔塔协议使苏联有权在中国的旅顺大连驻军，控制了连通中苏边界和旅顺的铁路。就凭这两条，加上苏联二战后巨大的国际政治威望，使得苏联有能力在东北培植亲苏分裂势力，制造第二个“外蒙古独立”。1945年，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势力同样不可小视，要制造第三个“外蒙古独立”也并非不可能。

如果苏联真这么干，以中国1945年的国力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那么向美国“一边倒”能阻止得了吗？白日做梦！当日本制造“满洲国”的时候，美国向日本宣战了吗？美国既然能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的外蒙古当筹码送给苏联、同意苏军占领旅顺大连，本身就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当回事，更不用说为此牺牲自己的士兵跟苏联开战了。

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战略重点始终是欧洲，中国总是排在后面。在二战中，只要欧洲战场一吃紧，美国总是把给中国的物资扣下转运往欧洲方向。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正赶上“柏林危机”，美国全力以赴保欧洲方向，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力度与此根本没法儿比。

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顶多保你的政权而不保你的主权，更不会为了保你的主权而牺牲自己。——美国从来只在中国内战的问题上跟蒋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国主权问题时，比如外蒙古、“满洲国”、麦克马洪线、钓鱼岛、西沙、南沙等等，美国何曾为蒋介石“两肋插刀”过？

“冷战”其实就是美苏两家又要打仗又怕死，于是自己不上阵，雇别人去卖命。也就是说，让别人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国保卫你的主权，就等于要求美国为别人的主权而牺牲自己——这是美国打“冷战”的本意吗？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更广义一点讲，国家关系再好不过如此。即便结盟，那也只管政权不管主权。除非蓄意挑起战争，否则决不会因为“友好国家”的主权如边界领土纠纷之类而卷入战争。

比如，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不管跟印度关系有多好，肯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这样的主权和领土争端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战吗？中国能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战吗？

苏联把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视为“致命的威胁”，对此将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政治影响和压倒的军事实力建立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以应对，决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国。然而，美国把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视为“严重的威胁”但不是“致命的威胁”，对此宁愿封锁围堵禁运而不愿直接对华用兵。

历史已经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分裂并不在意，只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说，处在1945年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固然没好果子吃，向美国“一边倒”则只能落得个国家被肢解的下场。这就是当年的现实。

而蒋介石的账却不这样算。他觉得自己跟苏联做成的那笔交易已经解决了一切：“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用外蒙古换得东北和新疆，再加上苏联保证不援助中共，这就去掉了“蒋委员长”最大的心病：美国已经宣布不跟中国共产党合作，只跟蒋介石合作；现在连苏联这个世界头号共产党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持中共，那中国境内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妨碍他消灭中共了，于是他的政权就坐稳了。牺牲主权保政权，这笔买卖划得来！只是为了显得不那么丢人，在宋子文、王世杰1945年8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走了个“公民投票”的过场：“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不折不扣的“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公民投票”结果：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中国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显然，蒋介石做这笔交易时最优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识形态——反共，是个人私利，是个人好恶，是个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处——不折不扣“浙江奸商”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开”的投机本色：聪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见小利忘大义，顾眼前不顾长远，只知算小账，不知算大账。

蒋介石只顾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却把历史的教训、苏联的战略意图和斯大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脑扔到了九霄云外。人家早有言在先：“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你既然坚持向美国“一边倒”，还能指望苏联信守承诺？何况条约规定的是苏联“不援助中共”，并没有规定苏联有义务帮蒋介石“取缔中共”、“禁止中共进入东北”，更没有规定苏联不得另起炉灶、就地取材培植当地亲苏势力。蒋介石在国内一贯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把别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跟超级大国打起交道来却如此无能。说他“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真是一点不假，看来他的聪明劲只用在“保政权”上，不用在“保主权”上。

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1945年冷战刚开始时中国的处境是何等险恶危急：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立刻将古老孱弱的中国置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冷战的“交叉火力”之下：美国将不费吹灰之力在中国取得最能威慑苏联要害的战略要地，而苏联将不惜一切凶狠反击，利用苏联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苏联在东北驻军的优势，培植和支持亲苏势力，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并且在新疆如法炮制，制造出第三个“外蒙古”；美苏为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将再来一次“雅尔塔协议”，划分出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让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第二个德国。中国的“三北”（东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将遭到毁灭性伤害，从此被分割肢解，绑在美苏冷战的战车上永世不得翻身……

更有甚者，千里长堤一旦决了口，崩溃就难避免了；外来势力操纵下的国土分裂一旦开了头，尔后的进展就殊难预料了。在那种情况下，谁敢担保中国不会被分裂、分裂、再分裂，变成又一个奥匈帝国，又一个阿拉伯世界，又一个南斯拉夫，又一次“春秋战国”，又一次“五胡十六国”？谁敢说届时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会比今日贝鲁特、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的日子更好过？

中国之所以避免了这种不堪设想的命运，原因只有一个：毛泽东。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的历史关键时刻，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扭转了历史进程。

不仅蒋介石和美国的如意算盘里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位置，苏联也一样。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等百分之百听从苏联指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瞎指挥。此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便冷淡而微妙——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公开说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意即“代用品”、“冒牌货”）；抗日战争时苏联给中国的一切援助都只给蒋介石，不给中共；苏联在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明确承诺不支援中共，同意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这一切事先跟中共连个招呼都不打，倒是打电报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甚至还提出要中共学习法国共产党，交出武装去蒋介石政府里做官。

如果当时中共一切乖乖听苏联的，那中国的命运可想而知：毛泽东被缠在重庆没完没了地扯皮，整个中共的重心都放在等待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结果上而无所作为，而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从容不迫调兵遣将对付中共，苏联趁美蒋与中共斗得不可开交之际从容不迫在东北扶植“百分之百”听命于苏联的亲苏势力。

前苏联将军、1945-1946年奉天警备司令А·И·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将军在回忆录中说：“1946年3月9日，我们接到撤出奉天的命令，要把所有权力在3月11日前移交给中国人。这个命令使我们有些感到意外。要知道，在3月5日，抵达奉天的Р·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与我的谈话中，叫我好好安排一下，因为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而3月9日，我们就突然接到紧急撤离奉天的命令，警备司令部全体人员撤往哈尔滨。”——注意这句话“我将在奉天长期驻守”，可见苏军原来的确打算要在东北长期待下去。如果当真如此，那等美蒋把中共收拾得差不多了，苏联在东北制造第二个“外蒙古”的条件也成熟得差不多了，苏联并没有违约支援中共，只是趁美蒋忙着对付中共的时候做了一点“群众工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权不都有类似的经历吗？

然而美、蒋、苏三家的如意算盘全被毛泽东打了个稀烂。毛泽东来了个“针锋相对”：“打的只管打，谈的只管谈”，“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不管苏联态度如何，毛泽东自有主张：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大举进军东北，战略上抢到了先机——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1日朱德即下令进军东北，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30日第一支中共武装即抵达东北，抓住了苏联最高层对中共如此迅速进入东北毫无思想准备、来不及下达明确指示而导致苏军中下层官兵自行其是的机会，于8月31日占领山海关，9月5日进驻沈阳！这一下就使美、蒋、苏三方把中共排除在东北之外“就地解决”的战略计划完全破产，各方马上全乱了套，各种猜忌和矛盾立刻激化，形势顿时改观——

蒋介石认定苏联违约支持中共抢占东北，于是不顾一切请美军直接出动。美军也什么都顾不得了，于中共军队进驻沈阳后不到两周的1945年9月13日在青岛登陆，紧接着于9月30日在天津登陆，10月1日在秦皇岛登陆。同时，美军大规模为国民党军队运送军队，亲自出马打通和抢修通往东北的交通线，美国大兵步步紧逼，美苏间“苏军不入关，美军不登陆”的默契随之破灭。

苏联立刻直接感受到了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带来的威胁，迫不及待急于反击，但“远水不解近渴”，于是苏联不得不放弃原先“利用中共拖住美蒋、在东北就地取材培植亲苏势力、把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的念头，对“不请自来”的中共从排斥转为默认——苏联最高层对中共的态度在美军登陆前后大不相同，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毛泽东一箭双雕：明抗美蒋，暗拒苏联——利用美苏矛盾，逼苏联不得不改弦更张，这就不动声色堵死了苏联在东北培植“第二个外蒙古”力量的机会。毛泽东就这样未雨绸缪，连打带消，不知不觉间便一举消除了严重威胁中华民族民族利益的这一大隐患。

苏联对中共之所以不得不改弦更张，是因为美军突然登陆。而美军之所以突然登陆，是因为蒋介石为争夺东北迫不及待。而蒋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是因为毛泽东的军队抢先进了东北。而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能抢先进入东北，是因为毛泽东的军队与东北近在咫尺，与此同时，蒋介石的部队则远在西南。

毛泽东的军队之所以与东北近在咫尺，是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共坚持敌后抗战，在华北、山东、内蒙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而中共能建立并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因为中共的作战目标是长期抗战，是消耗敌人，打的是人民战争，没有外援也能坚持下去；蒋介石的军队之所以远在西南，一是蒋介石的部队在敌后呆不下去，二是因为蒋介石的作战目标是打通对外交通线第一，而打通对外交通线，是为了取得美援——说到底作战目标是“捞钱第一”。结果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近水楼台，而蒋介石军队望尘莫及，不得不求美国直接插手，引起美苏间的一连串连锁反应，这才让毛泽东抓住了历史的机遇。

毛泽东之所以能抓住这历史机遇，除了眼疾手快、当机立断之外更多的是靠了无数先前做的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建党、建军、人民战争、持久战、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切默默耕耘在此时此地都得到了回报。许多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互不相干的东西，实际却是环环相扣、因果关系严密的统一体。——毛泽东能抓住这历史机遇看似偶然，实际包含着必然。没有基础，抓不住机遇。要抓机遇，先打好基础。

今天为统一台湾而焦虑的中国人能想象到1945年的中国差一点就丢掉东北和新疆吗？能想象得出失去了外蒙古之外还要失去东北、新疆，国土被美苏两强分别驻军占领，甚至走向四分五裂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吗？

对没有发生的事虽然难有切肤之痛，但只要知道这种情况差一点就发生，这个事实本身就够令人震惊的了。而这一切之所以没有发生，全亏了毛泽东在刻不容缓的千钧一发之际，当机立断，巧妙利用了美、蒋、苏的矛盾扭转了乾坤，又历经三年的血战才使中国避免了这一命运。

国民党总是一口咬定自己失败是因为毛泽东的中共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这纯粹是失败者为掩饰自己的无能而编造出来的拙劣借口。苏联瞒着毛泽东跟蒋介石做了交易，一点风声都不漏，明摆着要给毛泽东一个措手不及。而后又是逼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又是让毛泽东交出武装，说苏联支持蒋介石还差不多！

对苏联来说，这场战争最理想的结果不是中共统一中国，而是国共划江而治，再来一次“南北朝”！这样既能防止美军出现在中苏边境，又能防止将来中国强大起来威胁苏联。如果中共真是靠苏联支持才能打赢，那苏联只要在中共打到长江边时切断对中共的供应就行了。实际呢？苏联只能“劝说”，听不听全在中共。这足以证明苏联控制不了中共，毛泽东保持了完全的独立自主。把解放战争说成“国共内战”不正确！这实际是一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抗击美苏两强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抵抗美苏把中国当“冷战”牺牲品的第一仗。

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而是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民族利益。毛泽东时代先声夺人，还没开始就已经先消除了一场不亚于“九·一八事变”的民族危机，为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 本帖最後由 初中生 於 2012-6-10 11:57 PM 編輯 ]

初中生

五、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一边倒”

在毛泽东时代开始的1949年，中国是什么状况？

——百年积弱的农业古国，在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蹂躏之余，又经历了一场明为“国共内战”、实为抗击美苏“冷战”肢解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实实在在已经国穷民贫、遍体鳞伤、满目疮痍。

——西北、西南、东南战事正酣，国内尚有大量土匪残敌在大肆破坏捣乱。

——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80%，农业靠天吃饭，靠人力畜力，靠铁锨木犁，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而不稳定，天公稍不作美就闹灾，全国年年都有地区不是旱就是涝。

——工业残破不全，不成体系，重工业不值一提。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工业、交通、通讯等方面实际处于原始状态。一切关键都得靠进口：设备靠进口，原材料靠进口，石油靠进口，武器靠进口，汽车飞机靠进口，橡胶靠进口，医药靠进口……连造罐头的马口铁都得靠进口。

——仅有的黄金外汇全被蒋介石运走了，能创汇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原料矿产；有限的欧美海外市场大都掌握在当时亲蒋亲台的人的手里，“来料加工”、“劳务输出”等创汇方式更无从谈起；文盲占总人口77%、被赫鲁晓夫形容为“一堆肉”的中国，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要外汇没外汇，要海外市场没海外市场，有的只是国民党留下的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上街买菜得用麻袋装钞票。

——西方国家和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已经开始。《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规定：“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1949年11月22日，“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新中国刚一成立便遭到美国的“对华贸易管制”，禁止向中国输送包括军火、钢铁、车船在内的战略物资。

1949年的中国，地面是共产党的，天空和海洋是国民党的。国民党空军随时随地肆意轰炸大陆城市，北京上海也不例外——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轰炸了北京。上海自1949年5月27日解放到1950年2月，先后遭到国民党空军26次空袭。刚进北京时毛泽东为什么不住中南海而住香山？因为防空！开国大典为什么定在下午3时而不是后来形成惯例的上午10时？还是因为防空！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海军“永字号”炮舰在天津口外炮击英属埃及货轮，由此开始实施持续长达6年的对大陆港口的全面封锁。从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十六个国家的二百多艘商船遭到国民党海军海盗式的拦截。谁“闭关锁国”？谁“封闭半封闭”？谁“拒绝对外开放”？

1949年的中国尽管已经极度虚弱，但仍然不得不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立即作出明确选择：向美国“一边倒”，向苏联“一边倒”，还是不偏不向？

1949年的中国尚未解决前面所述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因此，1949年夹在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免不了要付代价：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儿收拾你！

毛泽东的选择是：向苏联“一边倒”！理由很简单：这是当时条件下唯一行得通的最符合中华民族最大民族利益的选择。向美国“一边倒”绝对行不通：这是当第二个蒋介石，而且结果绝不会比蒋介石更好！而苏联为了确保中国方向的战略安全是不惜一切的，包括意识形态关系。

斯大林已经怀疑中国是又一个“南斯拉夫”，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马上就会撕破脸皮，象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公开把中共当敌人对待。而美国即便有援助，也决不会比援蒋更积极——想想美国对共产党的态度和蒋介石在美国庞大的“院外援华集团”游说力量就够了。实际上，当时美国与其说试探着和中共拉关系，不如说是“故作姿态”企图加深苏联对中共的猜疑：美国国务院一面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试探跟中共当局接触，一面却又不批准他前往北京，结果什么实际行动都不干，最后一走了之。

美国就摆出了这么个姿态，就让某些人喋喋不休说“美国并非想跟中共对立，全是毛泽东的‘一边倒’断送了机会，害了中国”等等。这些人不希望中共长脑子、长记性、长心眼，可是毛泽东却对美国人的本性一清二楚：几年前刚刚跟蒋介石合作上演过一边“调解”、一边运兵杀共产党的“双簧”，直到当时也一刻没有停止过援蒋反共的实际行动；现在却故作姿态，无非是缓兵计加离间计，另外也是摸底：看中共是否有“共产党员时刻听从美国召唤”的味道，是否被人家杀着头还愿意赔笑脸、三鞠躬、“一边倒”。

如果中共想当宋江，急着“受招安”，忙着跟美国眉来眼去，结果必定是苏联翻脸，美国先坐山观虎斗，然后出来收拾残局，跟苏联再做一次交易，合伙肢解中国——如前所述，1949年的中国是那样虚弱、那样内外交困，抵挡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两面夹攻吗？即便抵挡得了，代价呢？

“不偏不倚”同样行不通，夹在两强当中的弱者“两面不得罪”的结果只能是“两面不讨好”，照样要受到美苏两家的夹击。

而在1949年的具体情况下向苏联“一边倒”则不同。对苏联而言，中国向美国“一边倒”是“致命的威胁”；对美国而言，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是“严重的威胁”而不是“致命的威胁”。威胁的程度不同，反击的力度也不同。苏联的冷战需要是中苏边境方向不受美军威胁，而中国的民族利益是把两个超级大国最终都赶出去。在“把美军赶走”这一点上，苏联的冷战需要跟中国的民族利益不矛盾。只要新中国没有向苏联出让主权，只要没有新的苏军进入中国，那么来自苏联方向对中国民族利益的威胁就不比以前更大！

1949年的冷战形势是美国包围苏联，苏联处于守势，对中国向自己“一边倒”喜出望外，不愿做、也来不及做危及这个大局的伤害中国的事。这就使中国解除了最大的后顾之忧，于是中国要面对的只是来自美国的经济封锁。这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比被两个超级大国肢解那样的命运无疑小得多。“两害相衡取其轻”，对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而言，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共的态度从来都是“国家利益第一”，从来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实际也一样：讲意识形态，但更讲民族利益，否则不会坚持“独立自主”。尽管苏联在毛泽东打天下的过程中捣了不少乱，尽管苏联与中国有那么多的历史恩怨，但毛泽东坚持了一个原则：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超越个人恩怨，决不感情用事。

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并不是无原则地一切都赖在苏联身上，使中国离不开苏联，而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像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就让美军在中国如入无人之境，让美国军舰长驱直入中国长江内河。面对美蒋的海空封锁，毛泽东几乎从零开始，现建空军、现建海军，现学现用、现用现打，非不得已不求于人。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上海保卫战：1950年2月，蒋军飞机炸毁上海发电厂，上海市电力供应下降97%，整个城市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同意请苏联暂时出兵相助，但为期仅仅几个月——1950年2月6日，蒋军对上海大轰炸；3月20日，苏联巴基斯基空军中将率防空集团驱逐机团到达上海担任守卫；6月19日，中国空军第四混成旅到达上海；8月1日，华东军区空军正式成立；9月3日，陆军出身的华东军区空军司令聂凤智向陈毅报告，他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便学会了全部空战指挥课程，开始接手苏军指挥防务，苏军开始撤退回国；10月17日，中国空军接收了苏军飞机装备；10月19日，中国空军第4旅正式担负起了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全过程一共7个月。

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会空战指挥并投入实战——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在1950年的速度。中国的海防、空防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争分夺秒建立起来的。美蒋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就是被这样的军队一步一步打破的。

——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舟山群岛战役。解放军陆军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战，端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上海、长江口、浙江及东海的基地。

——1950年5月至8月：万山群岛战役。解放军海军第一次参战，端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封锁广州、珠江口、广东沿海的基地。

——1950年4月至5月：海南岛战役。韩先楚指挥解放军陆军利用原始的木帆船跨海作战，一举占领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使中国避免了第二个台湾，获得了收复南海诸岛的基地。

1950年至1953年，中国被迫将主要兵力用于抗美援朝。战争一结束，中国立即挥兵东南，重新开始因抗美援朝而推迟的打破美蒋封锁的战争。

——1954年：解放军与台湾国民党军队争夺东海制空权、制海权，击沉“太平号”。

——1955年1月18日：攻占一江山岛。2月：收复大陈岛，打掉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在浙江沿海的最后一个基地。至此，台湾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的海空封锁基本被粉碎。

与此同时，面对金门的福建省，战备工作从基础开始有条不紊全面展开——鹰厦铁路1953年开始勘探设计，1954年全线施工，1957年底竣工，1958年1月通车，1958年夏解放军大举入闽，同年7月与台湾国民党军队激烈空战争夺制空权，同年8月23日大规模炮击金门。

美蒋对中国大陆的海空军事封锁就是这样被毛泽东指挥的军队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粉碎的。“封锁中国”的包围圈就是这样被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不仰仗别人、经过数年的血腥战斗一寸一寸地扫除的。这些历史事实足以证明一切污蔑毛泽东“闭关锁国”、“封闭半封闭”、“拒绝对外开放”的人全是恬不知耻的大骗子。

毛泽东领导中国边打仗边建设。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还如火如荼就已经开始裁军。1952年中国财政预算中军费比例从1951年的50%下降到33%——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家经济建设开支超过军费开支的局面。反观国民党在1928-1937年的“黄金十年”中，军费开支一直占国家预算的80%，但基本用于“剿共”，而不是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对外则“绝对不抵抗”！

1953年，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顺利完成。两年之后，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向苏联“一边倒”从此结束——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共10年（1949-1959）。在这10年中，中国真正用于和平建设时间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外加两年（1953-1959）。也就是说，毛泽东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一个“五年计划”外加两年的建设，就使中国彻底摆脱了1945年冷战刚开始时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摆布肢解而毫无反抗能力的悲惨处境，改变了中国1949年不得不夹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当中“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无奈地位，硬是在一个农业古国中，从无到有建立起了足以抗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面夹击的起码实力，使中国从此能够不再受制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开始走上摆脱冷战主宰的坦途。这样的成果，这样的效率，靠“市场经济”加“民营企业家”能做到否？

毛泽东的“一边倒”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斗争方式，其结果不是削弱了中国的独立性，而是加强了中国的独立性；不是危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而是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利益。

初中生

六、历史性分水岭——抗美援朝

关于抗美援朝，在中国人里争论得最多的大致有三：

1、该不该？

2、赢没赢？

3、值不值？

对这些争论，只有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标准，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冷战时期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摆脱美苏冷战的夹击。

抗美援朝的结果是什么？“赶走一个，送走一个”——美军被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苏军于1955年5月撤出了旅顺大连。赶走了美军，苏军也就没有了继续留驻中国的理由，因为中国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保卫自己。于是，中国被雅尔塔协议剥夺掉的旅顺大连港和中长铁路主权，从此被中国又拿了回来，因为这是对中国抗美援朝的回报，是中国抗美援朝的一个间接的胜利果实，也是一个根本的标志：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的隐患从此彻底消除。这样的结果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摆脱美苏冷战的夹击——是更有利，还是更不利？

有人说因为中国抗美援朝，所以美军才干预台湾，中国是帮了朝鲜，丢了台湾。

这样说的人是瞪着眼说瞎话！朝鲜内战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美国于两天之后的1950年6月27日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开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中国于4个月后的1950年10月19日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干预台湾在前，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在后，这一切不是什么机密。这样说的人与其说是无知，不如说是无赖！

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多余，因为美军没有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的计划。

不知道这样说的人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什么样的铁哥们儿，对人家的心思如此有把握。对这样的说法，最好的答复是萨苏先生在《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评抗美援朝》中的一段话：

在日本，阅读了大量关于甲午战争的史料——出乎意料的是，战争爆发之前，日军不但没有打到山海关的思想准备，甚至没有打过鸭绿江的作战计划！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虽然知道它的软弱，几百年前丰臣秀吉在大明的炮声中忧病而死留下的恐惧，依然使日本迈不开侵略的步伐。

是谁让日本军队杀进了中国？

日本人的记载有些荒唐——因为在平壤缴获了叶志超丢弃的大量装备，日军士气大振。清军陆军的行营炮和连发枪比日军的装备还要先进，却一触即溃，令日军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然而，他们还是遵令在鸭绿江停了下来，并没有敢轻易渡江。

这时，对岸却来了一支清军骑兵——这就是所谓的‘八旗铁骑’了。日军只有三十人的先锋部队隔江开枪射击，并且就地准备掘壕防守。不料清军几百人的马队立即蜂拥而逃，丢盔弃甲！于是日军小队长就自作主张渡江追击……后续的日军随即跟上。

违抗命令如何？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确切地说，这些违抗命令的日本兵只是发现了一个事实。

从那一刻，中国的尊严，在日本人的心中已经荡然无存了。

朝鲜战争之前，这种事几乎每年都在发生的。而朝鲜战争之后，再没有一个国家认真地准备‘征服中国’。即便对于中国的那个政府不满，想要推翻它，也要想出种种制衡的办法来，从政治上，经济上，从各个方面想办法。

要是能用战争解决问题，不是比这些复杂而麻烦的方法简单得多？

正因为无法征服，我们才有了和这些曾被称作‘列强’的国家坐在一张桌子旁平等说话的机会。

而我们这些普通中国人因为这种尊严得到的，就是几十年来不再有战争来破坏我们的家园。

1950年统帅“联合国军”的麦克阿瑟就是个坚信“胜利者不受责难”、谁也不尿的主：不准越过三八线？老子偏过！不准使用美军占领中朝边境地区？老子偏用！不准把朝鲜战争跟蒋介石扯上？老子偏访问台湾！怕引起中国干涉？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不过一群裁缝厨子，只会洗衣做饭，哪敢打仗？如果他们敢跟美国军队较量，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

对这样的将领而言，“没有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的计划”有什么关系？随时制定就是了。如果中国还像“李中堂”时代那样当缩头乌龟、一哄而散，谁能担保当年甲午战争的历史不会重演？

如果麦克阿瑟把“鸭绿江不是不可逾越的边界”的威胁付诸实施，当真过江入侵中国，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军有权出兵。最坏的结果就是又一次“日俄战争”——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不论谁胜谁负，战争的破坏都落在中国人头上。

即便美军不过鸭绿江，只是与中国军队沿江对峙，那又如何？中国必须随时随地防备美军打过来，必须在中朝边境处处设防，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的工厂必须内迁，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都要被打乱。更关键的是：苏联便有理由长期保持在旅顺大连的驻军。这就使中国被牢牢绑死在美苏冷战的棋盘上愈陷愈深，离摆脱冷战这个根本目标越来越远。

抗美援朝最大最深远的影响：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第一次得出结论：“不要进攻中国大陆”、“不要在陆地上跟中国较量”。

列强如果1840年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了。如果甲午战争前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马关条约》了。如果1900年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国联军了。如果七.七事变前就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年抗战，尤其不会有“南京大屠杀”了。可见这个结论何等宝贵！

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列强得出的却是另一个结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

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

“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这个结论是列强“用铁和血”得出来的，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决定出来的。

于是有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有了中国一系列的失败屈辱，有了满清政府七十多年内签订的一千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差不多平均每年14个，每月摊上一个还多！

一百年多来不知多少中国人试图靠“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而不靠“铁和血”来改变这个结论。无论是举人进士出身、八股文倍儿溜的曾国藩、李鸿章，还是留过洋的“蒋委员长”，身边都不乏能言善辩之士，“说空话”、打笔墨官司个个不外行。结果呢？“妙笔生花”和“三寸不烂之舌”改变了列强的“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的结论了吗？仅以1931年到1937年这6年为例：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请西方列强“调停”：“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怒含愤，暂持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列强调停建议：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国际联盟通过了“多数派决议”，“不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结果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多数派决议”一文不值！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签署《上海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签署《塘沽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长城线以南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签署《何梅协定》，中国河北省主权大部丧失。

——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签《秦土协定》，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

……

指望“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的结果，是用“漂亮的书法”在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上签字画押。“铁和血”得出来的结论，只有“铁和血”才能改变。

中国人不是没有试过用“铁和血”来改变——八年抗战中国人付出的“铁和血”还少吗？但是那些“铁和血”硬不过列强的“铁和血”：当美军介入朝鲜、干预台湾、兵临鸭绿江时，满脑子仍然是列强1840年以来“铁和血”的老结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

抗美援朝的“铁和血”彻底改变了1840年以来列强的“铁和血”的结论，从此不再是“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而是“不要进攻中国大陆”、“不要在陆地上跟中国较量”——中国人百年奋斗、八年抗战、牺牲几千万人、不知付出多少“铁和血”都没能做到的，毛泽东领导的抗美援朝用“铁和血”一举做到了！就凭这一条，能说中国抗美援朝失败了吗？

还不止于此呢。

既然推翻列强“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的结论“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这就意味着非打一仗不可。如果在中国领土上打这一仗，即便中国赢了，那中国本土也要饱受战争破坏。而抗美援朝却使中国既用“铁和血”推翻了旧结论，又使中国本土免遭战争破坏——就凭这一条，能说中国抗美援朝亏了吗？

中国大陆在抗美援朝之前战乱不断，从来没消停过。但自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大陆就再也没遭受过任何大规模战争。对于中国，1949年是分水岭：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战乱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和平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是“准战争时代”的中国，又是免遭战祸的中国。扭转乾坤之举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当代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性分水岭！

俞可平说“1949年后的中国”没有了“以人为本”、否定了“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言外之意：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以人为本”的中国，充满“人道主义”的中国，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不受到严重的扭曲”的中国——比起充满战争的“1949年前”，没有战争的“1949年后”居然是没有“以人为本”，可见俞可平不承认让中国人民免遭战争苦难是最大的“以人为本”、最大的“人道主义”、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常情理和心态”。

也就是说，俞可平口中“以人为本”的那个“人”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像他那样的“精英”。充满杀戮、死亡和破坏的战争不算破坏“以人为本”，“精英”感受不自在才算，可见“精英”的幸福感比让中国老百姓免遭战争苦难更重要！对于这条标准，日本鬼子就能满足——当中国普通老百姓惨遭屠杀抢掠时，给日本鬼子当走狗的汉奸们不是过的很滋润吗？虽然在“太君”面前是条狗，但在“不是人”的老百姓面前却是“高等华人”，能充分享受“以人为本”、免受战争苦难的“人道主义”。可见俞可平的“以人为本”中的那个“人”只包括战争中能免受死亡苦难威胁的“高等精英”而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用老百姓的俗话说，这小子就俩字——欠揍！如果这厮领教过日本鬼子的皮鞭耳光拳打脚踢的滋味，领教过“南京大屠杀”的滋味，领教过战火纷飞、朝不保夕、忍饥挨饿的滋味，那他就知道让中国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算不算真正的“以人为本”了，就知道他一脸不屑的“1949年后”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了。

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是上了苏联的当，为苏联当替死鬼，连武器都得自己掏钱，可见中国当了冤大头。

如前所述，中国抗美援朝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既然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那中国就是在为自己而战而不是在为别人而战，就不存在上当受骗、当替死鬼的问题。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利益在“抗美援朝”这一点上一致，苏联提供的武器不少是要钱的，但白给的也不是没有，比如1951年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苏联就一次无偿赠送了米格-15歼击机372架。

不过，如果苏联一切都白给，那反而未必是好事：国与国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宁可欠债，不可欠情。欠债算得清，欠情算不清。一旦有变，欠债可还，欠情难缠。比如两人恋爱，一方为另一方牺牲了一切：前途、机会、专业、工作、财产、亲情……却被对方占足了便宜后一脚踢开，那将会如何？搞不好能出人命！

在中苏分裂后，苏联人对中国虽然恼火，却并不恨之入骨，就是因为当初中国并没有亏待苏联，只欠债，不欠情。赫鲁晓夫撕合同、撤专家，把事都干绝了，又有点懊悔，很有点恋恋不舍当初能从中国得到的好处，结果对美国“联手干掉中国核力量”的建议犹豫了一阵子——就这么一犹豫的功夫，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相反的例子是越南：跟中国打交道时一切白捞，占尽了便宜，很有点沾沾自喜、洋洋得意：看我多能耐！越南不理会“宁可欠债、不可欠情”那一套，当它为傍上苏联而过河拆桥、跟中国翻脸时，中国人从上到下立刻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同仇敌忾，根本不用动员，说打就打，毫不留情。

两相比较，到底谁更吃亏？

最精于算计的当属蒋委员长——抗日战争时吃定了美国的底牌是“不能让中国垮掉”，只要国民党没有投降日本，不管打不打、打得有多烂，美国照样得给钱给援助，这竹杠不敲白不敲！于是一天到晚向美国叫苦要援助，但东西一到手就全留着对付共产党，不对日本动真格的。不管美国如何催促，委员长总是“以不变应万变”，要东西来劲，打仗不来劲；给我援助可以，要我跟日军拼命不干。小算盘是反正美国早晚能打败日本，自己可以稳搭“顺风船”，犯不着拼命，不如趁机发一笔，留着将来消灭共产党用——不愧“浙江奸商”兼“上海小开”，算盘精，“拎得清”。——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回忆，“罗斯福终于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党军队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

1944年，日军到处吃败仗，唯独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之役大获全胜，打得国军一溃千里，望风而逃。美军驻华代表史迪威将军急了，要蒋介石赶紧调兵挽救战局，结果蒋介石说“无兵可调”，史迪威说“你的胡宗南有四十万大军正闲着呢”，蒋介石说“那是对付共产党的，不能动”，史迪威说“既然你没兵，那何不让我用美国武器装备共产党的八路军，由我带出去打日本？”蒋介石勃然大怒，立即以“不撤换史迪威，中美两国即无法合作”为最后通牒，逼罗斯福调走了史迪威。

从表面上看，蒋委员长大获全胜，赶走了对共产党有好感的史迪威将军，自己继续过“仗不打，美援白拿”的好日子，光占便宜不吃亏，让美国当冤大头。结果呢？美国立马放弃了陆地上靠中国军队打败日军的打算，转身求助于苏联。苏联正中下怀：“求我可以，得有甜头——中国的主权。”美国满口答应——这才是最狠的报复！于是有了雅尔塔协议，有了苏联出兵东北，最后的结局——小算盘最精、最“拎得清”的蒋委员长被赶出了大陆，到台湾小岛上斤斤计较“拎得清”去了。只知算小帐，只知贪小便宜，见小利忘大义，总想白捞油水，有此下场奇怪吗？

整天拿抗美援朝“亏不亏”、“合算不合算”说事的人，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找借口“妖魔化”毛泽东而已：现在中国“公款吃喝”每年有多少？贪官弄到国外的赃款每年有多少？“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有多少？中国的买办让外国老板从中国人身上榨取的血汗每年有多少？怎么从来也不见他们着急？怎么从来也不见他们象对抗美援朝那样斤斤计较、“拎得清”？

有人专拿中国抗美援朝的伤亡说事。

首先，战争的目标是胜利。看胜利与否，不是看代价大小，而是看是否实现了战争的战略目标。实现了就是胜利，否则就是失败！——我们能说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牺牲比德国大，所以苏联是战败国而德国是战胜国吗？我们能说中国抗日战争的牺牲比日本大，所以中国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吗？

其次，根据中国的统计，武器装备绝对劣势的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伤亡总数并不比“联合国军”的伤亡总数高。某些人论及中方的伤亡数字不用中国的统计，而用美军的估计，这本身就是偏见的表现。而对比伤亡数字时，故意用美国一家的伤亡总数来对比志愿军的伤亡总数，这实际在耍流氓！因为跟志愿交手的有十六个国家（包括南朝鲜）的军队，这十六家的伤亡数字加在一起与中国一家的伤亡数字相比才能说明问题。在中国出兵时，北朝鲜的军队基本打光了，因此在中国出兵前的那些伤亡数字不能算在中国头上。隐瞒所有这些事实，用美军一家的伤亡数字和美军估计的中朝双方伤亡数字做对比，这难道不是玩弄数字游戏搞诈骗？

有人说抗美援朝招致美国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封锁禁运，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可见抗美援朝没好处。

前面已经说过，只要中国还没有摆脱冷战，那就不可避免要吃冷战的亏。美国干预台湾是因为冷战，封锁中国也是因为冷战，这就是冷战给中国带来的伤害，是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代价。问题的性质是这样的向苏联“一边倒”的代价与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整个国土被美苏肢解那样的向美国“一边倒”的代价孰轻孰重！是“两害相衡取其轻”的问题，而不是在“有害”与“无害”之间作选择的问题。

美国的“封锁禁运”是一柄双刃剑，能伤人也能伤己。本来美国的算盘是封锁禁运能使毛泽东的政权即便不垮也发展不起来。但美国没想到，毛泽东的中共是在被封锁、被围剿的根据地这种环境中长大的，自力更生惯了，封锁禁运别人受不了，中国不但顶得住，而且摸索出经验来了，发展的路子步伐谁也干预不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美国越来越坐不住了：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禁止向古巴运进“进攻性武器”（导弹、轰炸机）。当时美国海军对驶往古巴的中国轮船概不搜查——不是尊重，而是一种无言的轻蔑：谅你中国船上没有“进攻性武器”。但仅仅过了两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1964年）；又过了两年，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6年）；再过了一年，中国氢弹试验成功（1967年）。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仅仅5年，美国就再也没法对中国保持“谅你也没有进攻性武器”那种悠然的心情了。相反，美国不得不扒耳挠腮发愁：如果中国向“不友好国家、势力、地区”提供“进攻性武器”例如导弹甚至核武器，那可怎么办？——实际上，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当时确实曾提出愿意花大价钱向中国买原子弹，但周恩来总理彬彬有礼地拒绝了：“原子弹是不供出售的。”

要求中国同意不出口“进攻性武器”？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会听你的？

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封锁禁运了二十年，能施的压力全施完了，再没什么可施的了。

向中国开战？又不是没较量过！除非核大战，否则还能怎么样？

设法让中国改变政策？美国与中国敌对二十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几乎是零，吃里扒外替美国效劳的“基金会学者”一个都没有，能指望谁说得上话？

被封锁被隔绝的中国成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条约规定的制约。不管是美国还是联合国，不管是国际组织还是“民权团体”，中国可以概不买账。谁也休想对中国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美国越来越痛感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简直不亚于对中国利益的损害，越来越急着改变这种状况。尼克松说，美国决不能让“几亿中国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他的潜台词是：一个愤怒而孤立的中国更能给美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还不如赶紧解除封锁禁运，恢复美国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精英”的影响力。

所以，到后来美国解除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心情其实比中国人自己更迫切，而且更彻底——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最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老布什坚决拒绝对中国重新施行严厉的封锁禁运，他表面上说“不愿意孤立中国人民”，实际是历史的教训领教够了：对中国搞封锁禁运不但无效，而且到头来“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如果封锁禁运管用，美国才不会在乎是否“孤立中国人民”呢。比如对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那就封锁到底，毫不手软。

抗美援朝导致的封锁禁运是坏事不假。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把这种坏事变成了好事，反而使美国从此以后再也没胃口对中国用这招了。一劳永逸——1989年中国就沾了毛泽东的光——这难道不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吗？这难道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民族利益吗？

初中生

七、咬定青山不放松——中苏分裂

中苏分裂表面上是因为意识形态，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民族利益——民族利益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私利！

五十年代初，中国的民族利益与苏联的冷战需要基本不冲突，加上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所以两国关系很火热。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将美国的战略从“遏制”变为“大规模报复”，一切跟核战争挂钩：放弃过去认为在有限战争中不应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决定只要军方认为军事上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包括使用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让“潜在的敌人由于确信美国将以它愿意的方式——首先是核手段——还击侵略而受到威慑，因而不敢轻举妄动”。

面对美国以核优势为后盾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苏联决定“缓和冷战”。在1954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布“大规模报复战略”两年之后，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便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总路线。这实际是要求已经当政的共产党不要得罪美国，而没当政的共产党不能再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其潜台词是：既然“一颗小小的火星就可以引起核大战”，那象抗美援朝那样的麻烦今后不能沾，免得惹火烧身，为了别国的统一而把苏联拖进核战争。

这样一来，中国收复台湾、维护领土完整和统一的民族利益就跟苏联的冷战需要矛盾了：要统一台湾就必须反掉美国的干涉。经过麦卡锡主义肆虐、顽固坚持冷战理论、敌视中国的美国坚决拒绝跟中国做任何妥协，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政府，只承认在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代表全中国。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敌视到这个份上，怎么“缓和”？即使中国放弃统一台湾，美国都不会答应，更不用说中国坚持收复台湾了。

于是，毛泽东面临的问题就是：是为苏联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放弃收复台湾的努力？还是为中国的民族利抵制苏联的冷战需要？

毛泽东“咬定青山不放松”——咬定中国的民族利益绝不松口，这才是中苏决裂的根本原因。

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被毛泽东一口回绝。毛泽东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反应那么激烈？因为这两个建议将严重危害中国的民族利益。

成立联合舰队、平分指挥权不仅意味着中国军权旁落，破坏毛泽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而且等于要封锁中国海岸线——当时中国海军力量很小，要成立联合舰队，中国的军舰都得填进去；而苏联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随便扫扫仓库底子就行了，苏联自己另外仍然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舰队。

所以，所谓“中苏联合舰队”表面是指挥权一家一半，实际上是让苏联拥有了对中国海军的否决权——只要不符合苏联的冷战需要，那“联合舰队”就甭想动。中国不管是收复台湾、护航护渔还是收复西沙南沙之类，都得事先经过苏联批准。这样一来，没有苏联的同意，中国的海军等于说没就没了！没了海军，中国的海岸线岂不等于被封锁了？

虽然理论上中国对联合舰队同样有否决权，实际那个否决权对中国没什么意义——当时中国没什么远洋权益，当务之急是沿海近海权益。中国近海的事跟苏联的冷战没多大关系，苏联却要管；而远洋的事跟中国没多大关系，中国怎么否决？根据什么理由否决？实际的结果是苏联说了算，让中国当冤大头！而且即便中国行使了否决权，苏联也不在乎：苏联除了联合舰队还有的是军舰可用，你联合舰队出不出动，对苏联无关紧要。

建立长波电台的名堂就更大了。长波电台是为潜艇作战服务的。而在中国成立长波电台只能是为远洋作战服务——苏联本土的长波电台已经足够苏联潜艇近海作战用的。当时中国有多少远洋权益？这长波电台实际是为苏联海军远洋活动服务。而苏联海军到远洋活动只可能是跟美国较量，百分之百属于苏联冷战的需要，对中国的民族利益没什么好处。

当时中苏是同盟国，理论上在一方遭到攻击时，另一方有义务参战。但如果一方主动攻击别人呢？另一方就没有参战义务。在陆地上，谁遭受攻击一目了然；而在海上，尤其在远洋，军舰与军舰之间谁攻击了谁，哪儿那么容易查清楚？这样一来，如果苏联与美国发生了海上冲突，不管是谁攻击谁，只要苏联宣称自己是遭到攻击的一方，那中国就得站在苏联一方参战，自己一点作不了主！

当时美国坚持的是“大规模报复战略”，又把中国苏联看成铁板一块，有了抗美援朝结的“梁子”，恨中国胜过恨苏联。而当时中国的防卫力量又远不如苏联，万一美国跟苏联冲突，十之八九“老太太买柿子——专拣软的捏”，首先冲着中国来。如果苏联想暗中使坏，借刀杀人，通过制造一个“海上冲突”，借美国的力量重创中国也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表面上是一个长波电台，实际是一张卖身契，要中国把和战的选择权拱手交给苏联。

苏联关于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的真正效果是把中国牢牢绑在苏联的冷战战车上，休想摆脱苏联阵营。这跟中国的民族利益完全对立，毛泽东为此大动肝火一点没有错。

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标志着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转折点：苏联的冷战需要跟中国的民族利益已经不能再兼容了。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竭力挽救两国关系，试图劝说苏联不要因美国的战略讹诈而改变总路线。赫鲁晓夫说，美国现在碰不得，一碰就要打核大战，为小冲突把自己全赔上不值得。毛泽东说，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是吓唬人的，实用性很有限，它只立足于正面冲突、全面大打，但碰上小打小闹，特别是不牵涉到美国人的局部冲突就不知所措了——你能因为南越一支共产党的游击队伏击了亲美的政府军就往那里扔原子弹吗？不跟美国正面冲突，不等于碰都不敢碰，顶多不正面突破就是了，侧面迂回仍然行得通。

毛泽东如此主张并非头脑发热。在美国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后，毛泽东专门针对其搞了两次火力侦察：一江山岛之战和炮击金门。回顾一下这两次战役的大概经过，不难看出毛泽东胆识惊人，独具匠心。

（一）1954年12月1日，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协防台湾和澎湖列岛；美国有“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四十八天后，即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迅速攻占该岛。

艾森豪威尔马上于1月24日向美国国会提出特别咨文宣称：“如果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不友好者的手里”，那就会“在西太平洋的岛屿锁链中造成一个缺口”，“中共对大陈群岛的炮击是共产党征服台湾的序幕，美国必须对此采取行动”。

美国国会众参两院迅速于1月25日和1月28日分别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即《福摩萨决议案》。美军随即先后出动6个航空母舰群、400余架飞机全面封锁浙东海域，掌握了大陈岛-台湾-冲绳三角地带的制空权，控制了台湾对大陈岛屿的运输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指挥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选定目标。

毛泽东针锋相对，于1月28日接见芬兰大使时说：“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两天后（1月30日）解放军空军猛烈轰炸大陈岛。当天（1月30日），美国命令第7舰队准备帮助国民党部队从大陈撤退，并通过苏联向中国转达这一信息，希望在美军帮助国民党军撤退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采取行动。中国政府接到苏联转达的这一信息后，指示解放军对从大陈撤退的美、蒋军不要攻击。

2月5日，美国命令第7舰队和其他部队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2月25日，解放军占领大陈列岛中最后一个岛屿。浙东沿海全部岛屿均被解放，大陈岛至金门数百公里海岸和近海海域全部被解放军控制，国民党军在大陆沿海所控制的岛屿仅剩下了金门和马祖。自1949年以来国民党对大陆的海空封锁基本被粉碎。

毛泽东冒着核威胁的风险发动一江山岛之战，就是为了打破对大陆的封锁。说毛泽东“闭关锁国”、“封闭半封闭”的人要脸不要？

（二）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数日后宣布暂停炮击，允许国民党军舰向金门运送补给，条件是美国军舰不得护航，否则立即开炮。美国无视这一禁令，公然为国民党军舰护航。毛泽东立即下令开炮，命令只打国民党军舰，不打美国军舰。但如果美舰开火，则允许还击。炮声一响，美舰立即抛下被护航的国民党军舰而去，一炮未放。

这两次战役说明了什么？

1、美台的“共同防御条约”不适用于大陆沿海岛屿。美国只对台湾本岛感兴趣。

2、美国的原则是让蒋介石替美国卖命，而不是让美国替蒋介石卖命，更谈不上“舍己救人”。

3、美国人的决心并没有表面上讲得那么吓人，并不是稍微一碰就当真要“大规模报复”打核大战。美国的战略实际是消极防守的战略，不是主动寻衅，找岔子、找机会跟中国打核战争的积极作战的攻势战略。美国虽然嘴上很硬，但并不打算主动发起对华战争。

4、美国的那个“大规模报复战略”太绝对，碰上小规模局部冲突这样的“擦边球”的复杂情况就不知所措：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左右为难。这样的战略完全对付不了毛泽东最拿手的游击战。

5、“正面攻不动，侧面迂回”。中国没有力量硬打台湾，但可以在其他地方挑战美国利益，让美国没好日子过，最后逼美国有求于中国。

6、美台的“共同防御条约”既不准大陆进攻台湾，也不准台湾“反攻大陆”。其客观效果是让台湾与大陆彻底隔离，最后势必导致台独。美国压蒋介石放弃金门，把所有兵力全收缩到台湾，让大陆台湾老死不相往来，这证明美国在图谋制造“台湾独立”。而蒋介石坚持保留金门这最后的“反攻大陆”的基地，证明美蒋之间的战略目标并不一致。

7、蒋介石坚持“反攻大陆”就意味着坚持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就意味着反台独。如果大陆收复金门，蒋介石就更难以在美国人面前坚持“反攻大陆”的主张。当短期内没有力量收复台湾时，可以利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主张来遏制台独，办法就是炮击金门，保持适当的紧张局势，给蒋介石以“中国内战尚未结束，不能示弱”的借口顶住美国人要他从金门撤退的压力。金门炮战最后演变成“双日不打单日打”，实际是毛泽东、蒋介石在制止台独这个民族大义面前共同放弃了党派私利，联手上演的一出对付美国人制造台独阴谋的悲喜剧，从不同的立场、用不同的方式遵循了“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高于个人恩怨、高于个人好恶、高于个人私利”的共同原则。

8、美国虽然口口声声“美国利益”，但对“美国利益”的要害所在并不清楚。美军登陆黎巴嫩后，中国大陆向金门一开炮，美国就赶紧把航空母舰从中东调往台湾海峡。等弄清楚大陆并不准备攻占金门，又赶紧把航空母舰开回去。哪里吃紧往哪里跑，证明美国的战略虽然是“守势战略”，但对哪里是要害、哪里是重点心中无数，所以全球到处伸手。这样的对手容易被调动。

毛泽东通过这两次战略侦察基本摸清了美国的老底和真实意图，心中有了底，跟赫鲁晓夫争论起来底气十足。但赫鲁晓夫根本听不进去。他只知道按自己的冷战需要来衡量一切：我这里正跟美国人讲缓和，你那里炮击金门制造紧张空气；我正要访问美国谈和平，你那里跟印度发生了边界冲突。全世界都把中苏看成是一气的，你这一打等于让我在美国人面前显成了“一边谈和平，一边动手打仗”的骗子，美国人对我的缓和呼吁不买账全是你给闹的。你再坚持就要搅黄我的“和平共处”的总路线。所以你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打，台湾丢了就丢了，印度要边界领土你让给他就是。总之我的冷战需要高于你的民族利益。

要坚持中国的民族利益，就不能不对苏联的冷战需要说“不”。既说了“不”，那就意味着从“一边倒”走向“谁也不向”。当毛泽东坚决拒绝为苏联的冷战需要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时，赫鲁晓夫明白了：中国不再“一边倒”了。一直以为中国除了把自己绑在苏联冷战战车上别无出路的赫鲁晓夫之惊讶恼怒可想而知，于是立刻开始惩戒中国，再也顾不上意识形态、国家关系了。这就是中苏关系破裂的真正原因。

如前所述，处于美苏冷战夹缝的大格局下，中国“向这边‘一边倒’，那边要收拾你；向那边‘一边倒’，这边要收拾你；谁也不向，则两边一起收拾你——除非中国自己足够强”。1949年的中国极端虚弱，根本经受不起“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的局面。然而过了十年，仅仅十年，毛泽东已经带领中国建立起了足以抵御两大超级大国两面夹攻的必要实力，可以向“谁也不向”、“挣脱冷战夹击”的总目标进军了。

初中生

八、最伟大的阳谋——中苏论战+援越抗美

1959年中苏分裂，中国结束了向苏联“一边倒”，从此对美苏“谁也不向”。如前所述，只要中国不够强大，中国在冷战中就始终处于夹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受欺负的地位：“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中国在中苏分裂之后遭到美苏两面夹攻一点也不奇怪：“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

在一般人看来，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毫无希望：外有强敌，内乏粮草，压力空前巨大，处境极端艰难，“黑云压城城欲摧”。中国既没有力量对抗苏联，更没有力量对抗美国，又没有办法劝说美苏改弦易辙改变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别忘了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

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中国除了屈服投降还有别的出路吗？

历史结果是：13年后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从“敌对”走向“缓和”，从“联苏反华”走向“联华制苏”。中国的“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的处境被彻底扭转，从被“前后夹击”走向“左右逢源”。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包围、孤立从此土崩瓦解。世界政治格局从两极走向“三国演义”，整个冷战局势彻底改观了。

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突然自己掉了个大馅饼，让中国白拣了个大便宜吗？是美国突然良心发现，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从此跟中国讲“友好”、“亲善”了吗？是中国运气太好，啥也没干世道就突然之间变好了吗？

如果当真如此，那这个世界就是个“童话世界”。然而童话不是现实，现实中的这一切变化都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白来的，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空前绝后大较量的结果。

尼克松为什么访华？因为美国改变了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改变对华战略？因为第一、美国终于认识到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中国；第二、美国有求于毛泽东帮助美国“体面地撤出越南”。美国为什么会改变对中国的认识，为什么会有求于毛泽东？因为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美国为什么会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因为当时美国认为越南“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为什么当时美国认为越南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因为第一、中苏论战；第二、援越抗美。——“中苏论战”使美国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援越抗美”使美国认为越南是中国破坏美国利益的突破口。结论：美国必须在越南跟毛泽东较量，在越南取胜就等于打败了毛泽东，就保住了美国的“核心利益”。

今天的美国政要精英们一说到越南战争，几乎全部心照不宣地避免提及毛泽东。而整天绞尽脑汁、标新立异的中国历史学者“精英”们虽然连“一个章子怡顶一万个孔夫子”这样的匪夷所思的命题都能挖空心思想得出来，但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与毛泽东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却对美国人非常“体贴入微”、“为尊者讳”，绝不在这个方向上做任何研究和发掘。

中外“学者”们在此空前一致，千方百计抹杀“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与毛泽东的关系”——否认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是毛泽东的杰作”，自然也就否认了“美国改变对华战略、尼克松访华是毛泽东的胜利”这一历史事实。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普通人以为整个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国战略环境根本性改善等等全是美国单方面的恩赐，与毛泽东没什么关系。历史就这样“伪造”出来了！

判断历史，真正有价值的是当时的事实，而不是“事后诸葛亮”们的信口开河。判断美国当年卷入越南战争的真正目的，看看当年美国政要的们为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辩护时的各种讲话、宣言、文件、决定等等白纸黑字的事实就够了。好在这些资料基本都已解密，花不了太大功夫就能查出来。

且看如下事实：

——1959年，中苏分裂，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武装统一越南”。

——1960年，“中苏论战”爆发。

——1960年，中国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外电纷纷报道评论。同年10月17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题为《毛想使美国成为一只“纸老虎”》的文章，称：“毛泽东‘夺取世界的计划’，在要赤色中国人民学习的一本新书中作了概括的说明。”

——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公开接见并宴请古巴游击战英雄切.格瓦拉。顿时，“激进的赤色中国试图用游击战征服世界”的“中国威胁论”风靡一时。

——1960年12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将“大规模报复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要求部下研究毛泽东著作，尤其是游击战的理论。肯尼迪亲自阅读毛泽东有关游击战争的著作，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常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1965年1月，毛泽东会见《西行漫记》作者斯诺时说：“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对付亚非拉的新兴力量，提出了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同年7月26日，程思远陪同归国的李宗仁见毛泽东时，也告诉毛泽东，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是要人们研究中国。）

——肯尼迪任命号称“冷战斗士”的腊斯克为国务卿，腊斯克经常把毛泽东、胡志明比作“希特勒”，把越南比作“1947年的希腊”，把和平抗议者比作“对纳粹德国的绥靖分子”。

——1961年1月28日，肯尼迪刚刚就职一个星期，就向其高级顾问们表示他对越南问题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不久，美国国务院通知驻西贡使馆：白宫已把在南越的“反叛乱”确定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同年4月29日，肯尼迪批准在南越建立一个作战发展与试验中心，用以发展反越共的新技术。5月，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和军事顾问到南越，同时向南越提供财政支持帮助西贡政权推行“战略村”计划。“特种战争”爆发。

——1961年9月9日，肯尼迪在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比较会为他们在马来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和共产党人的手中。”

——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声称：“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我们肯定不应站到中国人一边，同苏联人相比，他们倡导一种至少在短期内对我们更危险的政策”。

——1961年11月下旬，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处、陆海空参谋长、所有美国情报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委员会，对中国的外交意图做了仔细的剖析，认为：“一旦形势适宜，北京就会以常规政治战争形式，支持当地的游击战争和恐怖行动，或充当后盾和幕后操纵者。”

——1961年11月3日，美国国务院智囊班子——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罗斯托（Walt W.Rostow）和泰勒给肯尼迪的报告中认为：“南越的失陷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极度扩张，使东南亚和马来群岛的其他国家处于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战略影响特别是在亚洲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美国军事力量没有实质性的介入，阻止南越失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1962年1月2日，罗斯托宣布，中苏分裂显然是“史无前例的事件”，美国应该支持共产主义阵营中铁托那样的“右倾分子”，而不支持中国那样的“左倾分子”。

——1962年2月，“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在西贡成立，直接统一指挥南越吴庭艳军队和美国“特种部队”作战。

——1962年3月26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所长布热津斯基在《新共和》周刊上发表文章《和平交战的政策——我们如何能从共产主义的不团结中得到好处》，建议美国政府：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极端敌视”，所以应该“把友好和敌视区别对待的政策应用于中国”，“至少在现阶段继续排斥中国”。

——美国中央情报局1963年1月14日的备忘录中指出，“因为北京的尚武和强烈反西方的路线，一个单独在中国领导下的亚洲共产主义集团对美国的远东安全利益有严重影响。”

——1963年10月5日，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我们能同莫斯科交易吗？》称：“中国人的立场是不顾死活的，不负责任的，对谁都是危险的（包括中国自己在内）。苏联的立场却表明它开始认识到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国家在具体的、有限的一些方面可以有共同利益。”

——1963年12月13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说《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宣布：“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苏联在核时代的现实面前似乎认识到某些利益——特别是生死存亡的利益——是全人类一致的。但是，北平（即北京）却仍然坚持正统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强调暴力革命，即使将使世界文明遭到毁灭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它不承认什么超越意识形态的界线的共同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

——1964年3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备忘录宣称：“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1964年3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声称：“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解放和统一’的革命斗争。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1964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的报告结论如下：“南越和老挝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特殊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已经引人注目地公开承担了义务，要阻止共产党人强占这两个国家。失败于此，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在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受到严重的贬低。我们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而在其它国家中，以更大的规模向共产党人靠拢的倾向，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除了北越会因为实现了国内目标而感受到直接的欢欣鼓舞外，中国的共产党人也会受惠无穷。这不仅使他们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助长，而且，也使他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论认为，未发达国家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是一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地区性的暴动和起义不会导致国际间的大战，可以毫无风险地走向最终的胜利。他们早已将南越视为这些理论的试验场，并大造舆论。相比于苏联比较谨慎的姿态而言，南越和老挝的最后结果，将更为显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立场。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结果对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出现更为积极的革命运动，将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4年12月，约翰逊指定的政策研究小组特别报告称：“如果我们不采取足以在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行动，则我们不能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能继续存在下去。”

——1965年2月，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致总统的备忘录说：“共产党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我坚信，如果允许共产党北越统治东南亚，必将给美国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我还认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击河内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规模扩大战争的风险”；“以谈判为掩护把东南亚拱手让给共产党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

——1965年2月，美国开始大规模地轰炸越南北方。3月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方岘港登陆，美军在越人数短短数月之后已达22万（1966年达38万，1967年达42万，1968年达52万。），“特种战争”变为“局部战争”。

——1965年5月13日，约翰逊说：“共产党中国希望战争继续下去，不管盟友支付什么代价。”在约翰逊讲话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南越是东南亚反共斗争的基石，是中共理论的决定性考验的对象。”

——1965年8月，约翰逊在同高级幕僚们讨论是否增派10万美国战斗部队、从而接过地面战争的主要责任时说，若不如此，世界各国会说美国是“纸老虎”，其威望将受到无可挽救的打击，“最严重的打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无法打败一小批游击队”。威廉.邦迪在1967年5月说，越南战争在“亚洲人”的眼里是一块试金石，美国的失败或软弱将使他们丧魂落魄。

——美国前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在一篇题为《我们在越南能够获胜》的文章中指出：“在越南的斗争，是战后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北越胜利，中国的做法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也会被迫采取更好战的立场，盟国将不再相信美国的保证，国内也将要退出世界而实行固守‘美国堡垒’的战略。美国只要坚持下去，是能够胜利的。”

——美国参议员盖耳.麦吉在国会辩论越南问题时发言说，“南越如丢失，柬、泰、马、印（尼）、菲也将丢失；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现在指挥中心正在转移到北京，它的手法是‘最讨厌、最肮脏、最难得出定局的游击战’，因此，“必须在东亚划一条坚定的界线并坚守之”。

——《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斯.鲍德温说：“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

——1965年11月7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说：“中国是威胁到我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国家，其组织整个亚洲反对我们的可能性虽然较小，但威胁性极大”；“……长期以来，有三条防线在竭力遏制中国（另外有苏联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国）：一、日本-朝鲜防线；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线；三、东南亚防线。”；“对遏制中国之事，美国仍需继续给予关注，投入金钱，有时还需牺牲美国人的生命。”

——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中承认：“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们——当然包括我——只能相当肤浅地理解中国的动机，错误地认为，那些好斗的言词中包含着建立地区性霸权的意图。同样，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共产党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产党人对其它东南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备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没有人愿意讨论退出越南。我们认为那将使我们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堤坝出现巨大的裂口，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全文引述这些段落是因为现在回头来看，它们集中体现了当时我们头脑中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想法：‘中国威胁’我国的安全。”；“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和世界上许多地缘政治学家至今仍回答说‘值得’。他们断言：如果没有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共产党霸权——苏联和中国——将会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包括控制印尼、泰国，甚至可能还有印度。”

——1965年4月18日，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摩根索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在越南我们是在欺骗自己》说，美国试图在外围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结果必然导致中美战争，那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海空优势都不会起决定作用，势必要派几百万地面部队到亚洲去。这将是美国最大的悲剧。美国必须适应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在越南达成一个保全面子的协议；同苏联暗中合作来扶植一个“铁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1967年，总统顾问阿贝.福塔斯声称，从南越撤军“这是给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扩大影响的一剂补药，是我们在亚洲多米诺骨牌前的全面撤退。”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华尔特.李普曼著文说：“根据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自从2月以来的3个月中，我们越来越大力地运用这个理论。结果是什么呢？同预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国不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亚洲每个主要国家越来越大的反对。”；“亚洲人民中间的所有这种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一个富有的、强大的、白种人的西方国家对一个软弱而贫穷的亚洲国家进行的战争，是西方白种人对亚洲非白种人进行的战争。”；“我们可以随意大谈我们如何‘为越南人的自由而战斗’。但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这显然主要是一场美国人对一个亚洲国家人民进行的战争。”

……

所有这些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美国当初卷入越南战争确实就是冲着毛泽东来的，就是要和毛泽东“单挑”。也就是说，美国之所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完完全全是因为毛泽东——“中苏论战”使美国认定中国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援越抗美”使美国认定中国的的确确正在通过“人民战争”挖美国的墙角。二者合起来就使美国精英认定：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在越南的丛林中。结果，美国倾举国之力“奋不顾身”地冲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美国几十万大军陷在东南亚的沼泽水网山川丛林中尽情地、无止无休地耀武扬威却又无法自拔。苏联则趁机大举扩张。60年代末，苏联军事力量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在全球到处挖美国墙脚——1967年，苏军进驻中东，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

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咄咄逼人的“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国际主义义务论”。美国精英们此时此刻突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坏了，上当了，上了毛泽东的大当了。原来美国真正的要害利益不是在东南亚的烂泥潭里，而是在中东和欧洲；真正威胁美国利益的不是“好战”的中国，而是美国以为“可以有共同利益”的苏联。美国敢情被毛泽东诱进了越南战争的沼泽地白挨揍，如同老牛掉进井里——有力没处使，进不得、退不得，眼睁睁看着苏联坐大而无可奈何。如果还不顾一切继续在越南硬抗到底，就等于自我了断，把世界霸权拱手让给苏联。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走到这一步。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宣布美国从越南撤军，使战争“越南化”，通过谈判取得“体面的撤退”——不再说“打赢”而说“体面的撤退”，这实际已经是“认栽”了：如果能打赢还用得着谈判吗？还有什么样的撤退能比“凯旋而归”更“体面”呢？

所谓“体面的撤退”真正含义是：不管你南越是死是活，反正我美国得走人了。在我走后，你南越有本事就靠自己活下去，没本事就听天由命。我真正关心的是，不要一垮一大片，弄得我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只要美国脱身后，只垮掉一个南越，那就谢天谢地，就算“体面的撤退”了。而要实现这“体面的撤退”，就只得求毛泽东“得绕人处且绕人，千万别我前脚走你后脚乘胜追击，来个横扫东南亚”。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美国当初因为你毛泽东才掉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现在只好求你毛泽东高抬贵手，让我“体面”地从这泥潭里爬出来，好全力以赴去跟苏联争个高低。

美国既然有求于毛泽东，那就不得不满足毛泽东开出的价码。最终结果：

一、美国得出结论：不要在军事上大规模卷入亚洲大陆。

二、美国重新检讨对华政策。放弃敌视中国的立场。放弃“以冷战为纲”的对华政策和理论思维方式。总统亲自出马改善对华关系。承认中国大陆的政权（从想方设法推翻的准战争状态到不承认，从不承认到最终承认）。原则上停止了直接颠覆、骚扰中国的行为，停止了对流亡的西藏叛乱分子的援助。

三、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同意废除与台湾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80年1月1日正式废除），停止了海军在台湾海峡的巡逻，美军撤离台湾。

四、美国解除了对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全面经济封锁禁运和外交孤立政策。

五、美国承认中国的政治大国地位。支持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和常任理事国地位。

六、美国采取“联华制苏”的战略——这意味着美国不仅实际承认了中国大陆的政权，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更进一步，承认中国已从“前苏联阵营的一员”上升为世界力量中的“一极”，即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开始从“美苏两极世界”演变为“美、中、苏”三极的“新三国演义”（如果仅仅把中国看成世界上一个普通的大国，何须如此大费周折？）

所有这一切，都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上海公报》发表和而后的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和证实。这一切都是战胜国才能得到的东西——这才是毛泽东进行“中苏论战”和“援越抗美”要达到的真正的战略目标，才是毛泽东自建国以来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使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两面夹击中突出重围，彻底摆脱美苏冷战的支配，变“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为“谁也不向、两家一块巴结你”，使中国的战略处境从“前后夹攻”转为“左右逢源”。也就是说，根本改善中国的战略处境，捍卫中国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今天要问“越南战争的失败者是谁”，几乎众口一词会说是“美国”——美国自己都不否认美国输掉了越南战争。但如果要问越南战争的胜利者是谁，那答案就各式各样了。有说是北越的，有说是苏联的，就是少有说是中国的——如今中国的官方“精英”对“越南战争胜利者”这顶桂冠似乎毫无兴趣，那当然怪不得别人要贪天之功为己有。然而历史自有其逻辑。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冲着毛泽东去的，毛泽东又从头奉陪到尾。美国失败了，越南战争的真正胜利者舍毛泽东其谁耶？

这个胜利是毛泽东误打误撞、凭侥幸得来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这个“世界头号超级大国”也太徒有其名了，居然稀里糊涂就破了自己号称“建国二百年从无败仗”的历史记录，轻而易举就把有史以来头一个“战胜美国”的胜利桂冠拱手送给了毛泽东。世界上哪有这种美事？！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巧妙运筹的结果，是毛泽东跟美国斗智斗勇斗力、反复较量的结果。

如前所述，冷战期间中国最根本的民族利益是摆脱冷战，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围攻。而要打破美苏对中国的围攻，关键在于美国——中苏是为了美国而闹翻的：对美国对中国民族利益的侵犯，毛泽东主张“坚持斗争”，苏联则主张“中国做出牺牲以适应苏联的冷战需要”。

中苏分裂使毛泽东可以不必再顾忌苏联，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对付美国：要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围攻，就必须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敌视。要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敌视，就必须记住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也就是说，必须让美国吃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败仗，使美国自己得出结论：跟中国敌对没有好处，不得不有求于中国。

然而，要让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号称“建国二百年从未打过败仗”的美国吃个“史无前例”的大败仗谈何容易？既然当年的德国办不到，身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办不到，那么处于美苏两强的前后夹攻、处于三年经济困难中的中国哪有这个力量办到？怪不得国内外当时几乎所有的“精英”都认为毛泽东是“发疯”——中国今天的“精英”们不还在如此喋喋不休地鹦鹉学舌吗？

所有这些“精英”都是“智叟”级人物，他们有知识、懂逻辑、会算计，但算来算去怎么算也算不出毛泽东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当然这也不算多丢脸：从井冈山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所有给毛泽东“算命”的“精英”、“智叟”们哪次没得出过同样结论？所以他们这一次算不出毛泽东能以弱胜强、扭转乾坤也不算太低能。

他们算不到的是“以弱胜强”恰恰是游击战出身的毛泽东的拿手好戏——我弱，那就不跟你正面较量，而是设法把你引到你的强项发挥不出来的地方，使你整体虽强，但局部为弱；我整体虽弱，但局部为强。只要在局部造成如此强弱逆转之势，那胜败就由不得你了。如此持之以恒打持久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局面就必将改观——“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看透强弱的辩证关系，调动敌人为我所乘，这正是毛泽东过人之处。

毛泽东经过五十年代与美国的三次大较量（抗美援朝、解放一江山岛、炮击金门），对美国已经摸了底：美国虽强，但不是没有致命弱点：

第一、骄傲狂妄，自我迷信——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上帝的宠儿”，经济力量第一，军事力量第一，科学技术第一，文化优势、心理优势，世界上没有美国办不到的事。难怪肯尼迪就职演说会如此牛气冲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忍受任何重负，应付任何艰辛，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任何”、“任何”、“任何”，没有“任何”限定词。古人云：“骄兵必败”。美国国力再强也不是无限的。认识不到这一点而盲目妄自尊大，这正是当时美国的致命伤，为日后的失败奠定了基础。

第二、意识形态挂帅，“以冷战为纲”——美国当年把全世界简单分成非黑即白的两大类，不反共者就是共产党，不承认民族主义，不承认民族独立，一切都是“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阴谋”。中国内战是“共产主义扩张”，朝鲜战争是“共产主义扩张”，古巴革命是“共产主义扩张”，越南战争也是“共产主义扩张主义”。麦克纳马拉说：“我们对敌友分析上的失误，反映出我们完全忽视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习惯。”“对于胡志明领导的运动，我们也完全忽视其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将其首先视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把他当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义者。”美国这样简单粗暴地对待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结果只能走到与人民战争为敌的地步。

意识形态挂帅的另一个后果是麦卡锡主义阴魂不散：当年为“谁丢掉了中国”不知整了多少人。从此谁不主张强硬、建议妥协谁就有“同情共产主义”的嫌疑。麦克纳马拉在国会流露出对扩大轰炸效果的怀疑，马上就挨了当头一棒：“部长先生，我对您的话感到异常失望。我认为它会令共产主义者们感到欣慰。这是对共产主义退让的言论，这是一种失败的言论。”结果，美国政府官员明知越南战争打错了、打不赢也没人敢反对，唯恐被戴上“谁丢掉了越南”的大帽子。

第三，唯武器论——只要武器先进、训练有素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看不到也不肯相信人民战争中人心的向背才是最关键的，持久战才是最无法招架的。因为自持武器天下第一，所以敢毫不犹豫大包大揽往越南战争泥潭里跳。

第四，包袱沉重，输不起——“历史上从未打过败仗”这一历史记录谁也不敢破，“白种人优越、不能输给东南亚‘蚂蚁之国’的乡巴佬”的自负谁也不肯破。既然是“自由世界领袖”，那就必须有威信：有“威”别人才怕，有“信”别人才跟。打了败仗就没了“威”，半途溜号就没了“信”。

约翰逊说：“如果我撒手不管这场战争，听任共产党人接管南越，那么我就会被看成是一个懦夫，我的国家就会被看成是一个绥靖者，我们和我们的国家都将发现，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将不可能再为任何人做成任何事情。”1965年3月下旬，麦克瑙在为麦克纳马拉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直言不讳地分析说，美国在越南的目的70%是为了避免“丢脸的失败”，20%是使南越及其邻近地区“不落于中国人之手”，10%是让南越人民享有“较好、较自由的生活方式”。麦克纳马拉说：“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如同黑社会老大，无“威”无“信”今后在道上可还怎么混？所以“面子”比天大，一旦卷入就无论如何不能容许失败，代价再大也得硬着头皮顶住撑下去。

第五，战略重点意识薄弱——在美国眼里，全世界到处都是“美国利益”。结果：美国在全世界到处设防，哪里有动静就手忙脚乱调兵去救火。面面俱到必然顾此失彼——到处都是重点结果就是没了重点。毛泽东通过1958年炮击金门已经发现了这点：美军登陆黎巴嫩，中国大陆向金门一开炮，美国就赶紧把航空母舰从中东调往台湾海峡。等弄清楚大陆并不准备攻占金门，又赶紧把航空母舰开回去。哪里吃紧往哪里跑，证明美国对哪里是要害、哪里是重点心中并无成算。这样的对手容易被调动——否则美国怎么会把越南的沼泽地当成美国的核心利益？

毛泽东不但善于知彼，更善于知己：对付美国，最有效的办法是人民战争，最有利的地方是越南的丛林——作为游击战的大行家，毛泽东非常清楚什么样的地方最不利于现代化武器威力的发挥（苏联就不管这一套，跑到中东的沙漠去跟美国和以色列比试现代化武器，结果人所共知）。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统一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地地道道的人民战争。只要得到中国的大力援助就能够战胜最强大的敌人。中国援越抗美，选择在越南跟美国较量是“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俱全，决不会失败。不怕美国不来，只怕美国不肯上钩。

结果是美国非常合作地上了钩，乖乖地跳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1965年中国国庆时一位西方记者如此评价当时的中国：“政府廉洁有效。外交咄咄逼人。正带着满意的心情地看着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美国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跳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阳谋！毛泽东的阳谋——“中苏论战”+“援越抗美”。

“中苏论战”是虚招，“援越抗美”是实招。毛泽东一虚一实双管齐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虚实结合，出神入化，在全世界眼皮底下上演了一出空前精彩的谋略大战，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玩弄于股掌之上，把美国这个头号超级大国的“战略思维”打翻在地，使其自己闯进越南战争的泥潭里动弹不得，最后不得不向毛泽东认栽求和。

网络小说《新警察故事》里有几段关于“阳谋”极为精彩的描述，不引用在此实在可惜了：

——“所谓阴谋，就是设陷阱，就是无中生有。其中高下就看你设置的陷阱高不高明了。不过，再高明的陷阱都是阴谋中的致命伤，只要让人看穿，这个阴谋就一文不值。所以说，是阴谋就有破绽。而阳谋就不同了，阳谋是把一切都放在你面前的计谋。它没有隐私，没有秘密。它几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没有破绽。实施者只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说它是借势而动，推动一切必然的发展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洪水决堤，谁都知道会死人，可是挡在它前面的还是非死不可，走都走不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毛主席当年和蒋介石争江山，明知道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是争取民心的阳谋，可蒋介石却干看着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他当时照做的话，只有死得更快。结果蒋介石一败涂地，直接逃到台湾去了。”

——“真正最无懈可击的计谋，总的一句话概括就是——你明明第一次中了计，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还是不得不往里钻的计谋。”

——“阳谋最可怕之处并不是它本身有多么复杂的策划，而是它不可猜测的方向。甚至由于它把握了世事的脉搏，所以它的去势是不可逆转的。这就是我前面说的明知道是计，即使再来一次的话，你还是不得不往里钻。”

——“阳谋就是随势而动。没势他都会去造势，来达到他的目的。”

——“阳谋才是真正无懈可击的计谋。”

——“阳谋，策划的滴水不漏。你根本摸不清他的底细，可以说不到事情的结局，你不知道他的目标在哪里。唉，有时候我真希望这中间有什么遮遮掩掩、改头换面的勾当，一个人活到我这个岁数，最不怕的就是别人跟我耍阴谋，因为只要有和客观存在相违背的行为，就会有漏洞，可惜，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阳光下进行的，光明正大。”

——“这就是阳谋的可怕之处了。不管是不是陷阱，你都得往里头钻。因为你不知道他的目的。正因为不知道，才会越害怕。”

对照这些来回顾回顾毛泽东当年的种种举措，就不难理解毛泽东的“阳谋”的高明和厉害。

在外行人看来，毛泽东搞中苏论战纯粹是浪费口舌，徒劳无益！能说服谁呢？说服美国还是说服苏联？凭你一面之词能让人家改变对华政策吗？——又是俾斯麦的名言：“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

即便能说服若干在野的共产党人，那对改善中国的战略处境又能有多大作用？毛泽东早在《反对党八股》里就批评过“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宣传，提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既然中苏论战的长篇大论既不准备说服美国，又不准备说服苏联，那又是写给谁看的呢？所以也难怪中国“精英”们现在还一口咬定毛泽东的中苏论战是“头脑发热”、“左倾冒险”、“思想僵化”、“晚年错误”等等等等。

实际呢？

五、六十年代世界上搞游击战的人多的是，美国并没有那么在意。古巴的卡斯特罗在美国的鼻子底下，靠游击战打得了天下，成立了共产党政权，美国虽然也对古巴又是封锁禁运、又是雇佣军入侵，但力度和决心比打越南战争差远了。为什么美国单单对越南的游击战那么耿耿于怀呢？中苏论战！不是中苏论战，美国不至于把这个问题提到战略利益的高度来对待。

对美国而言，中国1960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最刺激的是什么？“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战争”、“持久战”。为什么？因为这两条直接刺疼了美国最敏感的神经：一旦被当成了“纸老虎”，谁也不买账，这个霸主还当得下去吗？美军只学过如何打现代化战争，对苏联那样的堂堂之阵胸有成竹：“大规模报复战略”。但美军还真没学过如何对付人民战争，从军事理论起就是一片空白，把人民战争视为“最讨厌、最肮脏、最难得出定局的游击战”。——美国驻越军队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后来回忆说，他在越南的游击战面前实在是束手无策。每天晚上，他不得不看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就是美国军方编印的毛泽东的英文小册子《论游击战》。

中国又出“毛选”又援越，顿时使美国感到从理论到实践都被打中了要害：“大规模报复战略”对付不了“人民战争”，普通正规军不知道如何对付“游击战”。这一下子就使美国感到自己原以为固若金汤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大系统原来居然漏洞百出，对苏联信心十足的东西在毛泽东面前竟然一点底也没有。

“理论上讲”，毛泽东可以通过“人民战争”一块一块蚕食美国的地盘而美国却无能为力。这还不是对美国核心利益的最大威胁？这还了得？结果：

——肯尼迪带头学“毛选”，苦心研究如何对付“人民战争”；立即调整战略，把“大规模报复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特地增加“特种战争”这一项以专门对付“游击战。

——公开接受毛泽东的挑战，把位于中国“前沿”、深受中国游击战影响的南越作为“特种战争”的试验场；针对毛泽东“军民关系是鱼水关系”的论述，在南越实施“战略村”计划以切断军民的“鱼水关系”。

——充分发挥美国的技术优势，在南越采用“直升飞机战术”以对付丛林游击战。

……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宣布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之后短短几个月的1961年，可见毛泽东这两招当真戳到了美国的痛处，确实把美国弄毛了——毛泽东的一本书、一个宣言就闹得美国鸡飞狗跳，又是调整战略、又是增添“特种战争”、又是把整个南越变成“特种战争试验场”、又是“战略村计划”、又是“直升飞机战术”……这么多、这么大的动静，换了别人能有此“殊荣”否？

俗话说，“说话有劲不在上粪多少，文章有劲不在牛皮多少”。如今中国的那个嘲讽毛泽东“只游过江、没留过洋”的“作家将军”、“具有革新精神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充满“先进的思想理念和前瞻性”、具有“地缘战略的眼光和独特的战争视角”的“新锐军事理论家”搞出的“现代化军事战略”及种种“特色理论”可曾让美国正眼看一下？可曾让美国也如此大动干戈？

现在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阳谋”的厉害了：我一点也没有撒谎，一切都放在明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战争威力无穷”、“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援越抗美”。这一切都光明正大，一点阴谋也没有，的的确确实心实意地支持越南统一，确实没打算在越南取得任何见不得人的好处。

如果你美国不管，那越南的民族解放战争就必然取胜，自然就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战争威力无穷”，那中国就赢得了中苏论战，顺便打掉了世界对美国的迷信和美国的霸主地位。如果你美国管，那正中下怀，正怕你不肯往越南战争的泥潭里跳呢！

如果没有“中苏论战”，没有毛泽东的这一整套“人民战争”的理论，没有中国公开的“援越抗美”，美国未必把越南战争看成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头等大事，未必会不顾一切竭尽全力卷入越南战争。有了“中苏论战”加“援越抗美”，一切都改观了！

所以说，“中苏论战”加“援越抗美”是一个虚实结合的阳谋。这就是所谓“阳谋是把一切都放在你面前的计谋。它没有隐私，没有秘密。它几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它没有破绽。实施者只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可以说它是借势而动，推动一切必然的发展而达到自己的目的。”、“阳谋才是真正无懈可击的计谋”、“不管是不是陷阱，你都得往里头钻。”、“你明明第一次中了计，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还是不得不往里钻”。

如果美国没有前边所述的那些致命弱点，毛泽东的阳谋未必奏效。但那样的美国还会那样轻率地干预中国台湾、使自己处于与中国的敌对状态吗？然而历史就是历史。面对毛泽东的阳谋，美国的一切致命弱点的致命效果充分发挥得淋漓尽致：

1、“骄傲狂妄，自我迷信”——美国天下第一，所向无敌，岂能怕你搞什么阳谋？“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忍受任何重负，应付任何艰辛，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你毛泽东敢在越南跟我公开叫板，我立马公开就地接招，索性就把越南当成“特种战争”的试验场，跟你当众较量——痛痛快快一下就跳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2、“意识形态挂帅，‘以冷战为纲’”——“南越是东南亚反共斗争的基石，是中共理论的决定性考验的对象。”“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在越南的斗争，是战后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北越胜利，中国的做法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也会被迫采取更好战的立场，盟国将不再相信美国的保证，国内也将要退出世界而实行固守‘美国堡垒’的战略。”

3、“唯武器论”——你靠百姓，我靠“精英”，用“直升飞机战术”对付你的游击战，用“特种部队”对付你的游击队，我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不可能赢不了你的土枪土炮乡巴佬……于是眼都不眨就跳进了泥潭。

4、“包袱沉重，输不起”——“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产党人对其它东南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备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没有人愿意讨论退出越南。我们认为那将使我们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堤坝出现巨大的裂口，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南越如丢失，柬、泰、马、印（尼）、菲也将丢失；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

5、“战略重点意识薄弱”——“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单独在中国领导下的亚洲共产集团对美国的远东安全利益有严重影响。”

……

所有这一切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美国非常自觉地配合了毛泽东的阳谋，积极主动闯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从此在里边越陷越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美国“精英”为顺利实现毛泽东的阳谋、使美国在越南失败而做出的“特殊贡献”。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荟萃了一大批名牌大学毕业、学术学历资格优异的“学者型官员”、“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甚至被称为“哈佛俱乐部”。这些人用中国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精英”。而这些当年的美国战争“精英”跟今天的中国改革“精英”还真颇为相似，值得不惜篇幅对照描述一番。

1、都是凭“聪明绝顶”当“精英”。

中国的“精英”张维迎号称“神童”，美国的“精英”麦克纳马拉也号称“神童”。夸耀中国“精英”“绝顶聪明”的故事满天飞，如津津有味地描述张维迎“获得伦敦经济学院Lionel Robbins纪念奖学金”（还特别注明：面向全英大学的最高奖学金，每次仅授一名）、“获得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特等奖（又特别注明：仅一名）”；夸耀美国“精英”“绝顶聪明”的故事也满天飞，如《出类拔萃之辈》里津津有味地描述某“精英”中学时代的得意之笔：被老师课堂点名朗读自己的作文，于是毫不迟疑拿起本子就念，结构严谨，文笔流畅。老师正津津有味，突然发现其他同学挤眉弄眼，表情古怪，赶忙追问。同学答曰：他作文本上什么也没写，是对着一张白纸现编呢——出口成章，何等聪明。总之都靠“绝顶聪明”捞世界：“你们个人聪明的脑袋与无数颗同样聪明、充满好奇的脑袋相连接，形成了一个智慧之网。”

2、都是“只管理论，不管实践”，只管“逻辑推理”、“想当然”而不管实际后果。

中国“精英”：“我是一个由逻辑驱动的人，好证理论道”、“如果没有了逻辑，这还是社会吗？”、“学术观点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讲的是事物的因果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削减政府的权力，那么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

美国“精英”：整个越南战争都是这种“逻辑驱动”、“证理论道”、“如果……那么”之类“事物的因果关系”等“想当然”的“逻辑推断”“推导”出来的——“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如果美国不坚决有力地在东南亚同共产主义战斗，并且取得成功，菲律宾、冲绳和台湾等海岛基地就没有安全可言，太平洋就将成为‘红色海洋’，美国就不得不退守西海岸。”、“如果我们不采取足以在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行动，则我们不能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允许共产党北越统治东南亚，必将给美国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如果、如果、如果）

战略上如此，战术上亦如此：“美国的司令官们也像许多人那样，喜欢沉溺于一厢情愿的思维之中。”、“根据合理的推测……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获胜”、“美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想当然地认为，美军和南越军队能够迫使越共和北越正规军在战场上进行常规战争。这样，美军的机动性和强大的火力，加上空中轰炸切断来自北越的供应和增援，定会迫使他们寻求和解。如果越共和北越军队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不打常规战争，而是采用游击战术，我们认为美军和南越军队在安民计划的强有力支持下，能够进行有效的反游击作战。”

“事实证明这些假定都是错的。”、“我们骄傲自大，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是陆军士兵或海军陆战队，我们能赢。但事实证明那是错误观念”……（“一厢情愿的思维”、“合理的推测”、“想当然”）

具体的过程更充满了这种“逻辑推理”“想当然”——既然毛泽东说游击战的成败关键是“军民鱼水关系”，那“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反叛乱”的关键是将游击队从普通村民中分开，断掉这“鱼水关系”。要把“鱼”与“水”分开，“合乎逻辑”的办法就是建立“战略村”，把全体南越农民都迁入“战略村”，这不就断了“鱼水关系”了？一连串“合乎逻辑”的结果：对全体南越农民搞“强迫搬迁”：毁了你的家园，抄了你的家产，销了你的“农村户口”，统统“进城”，搬到“战略村”去。这是“改革代价”——不，“建设自由民主新越南”的“代价”。胆敢反抗格杀勿论：“合乎逻辑”的罪名是“反对改革”——不，反对“自由民主新世界”。——这一系列“合乎逻辑”的结果是“适得其反”，“火上浇油”，“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激起了越南人民更激烈的反抗，“特种战争”彻底破产。

3、都是顽固不化，死硬到底。

中国“精英”：改革出问题是因为改革措施不彻底，必须深化改革。美国“精英”：战争没取胜是因为战争升级不到位，必须加速升级。

中国“精英”：“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美国“精英”：“谁说撤军只配坐着撒尿！”（即娘儿们！）

中国“精英”：“倒退没有出路”。美国“精英”：“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美国已投下过多的资金，不能前功尽弃”

中国“精英”：“不争论”。美国“精英”：“没分歧”——记得1965年面对国内一片抗议，约翰逊告诉记者：美国社会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没有分歧，只对具体做法有不同见解。《人民日报》就此发表了方成的一幅漫画，还配了一首打油诗，开头几句是：“下有天，上有地，月亮落东日出西。示威抗议遍全国，美国国内没分歧。任何国家任何人，谁都不准有怀疑！君不见腊斯克发脾气，向舆论表示感激。白宫官员忙着向指责道谢，高兴得有点歇斯底里……”

4、最后都顶风臭十里。

讽刺美国“精英”的书《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直译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用中国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精英”）在美国大受欢迎，几十年畅销不衰。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一开头也承认：“这些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后来我们发现这种称谓具有讽刺和贬低之意）”。可见，“精英”、“学者型官员”、“聪明绝顶”、“哈佛俱乐部”这些东西在美国早臭了。

“精英”这个词在中国现在同样臭不可闻，也算“国际接轨”——见识了中国“精英”的德行，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出类拔萃之辈》在美国如此受欢迎了。看来“‘精英’不是好东西”还真是个规律，不分国家文化背景，“放之四海而皆准”，“英雄所见略同”——不，人民所见略同。

有人说毛泽东一边“中苏论战”一边“援越抗美”是同时向“两强开战”，是“冒险”、“孤注一掷”、“冒核战争风险”，实际呢？
恰恰相反。正是“中苏论战”+“援越抗美”才使中国不但有惊无险，而且稳操胜券。

毛泽东通过五十年代跟美国的屡次较量已经发现，美国对中苏的战略不管是“遏制”也好，“大规模报复”也好，“灵活反应”也好，连同整个“冷战”在内，基本思路就是个“守势战略”：既要打仗又怕死，能不直接上阵就决不上阵。只要自身不受到攻击就不主动进攻。

“中苏论战”开始时，美国认为这是两个共产党巨人在争论用哪种方法搞共产主义，对中苏的分裂高兴还来不及，生怕一不小心做出使这两家和好的举动。当时赫鲁晓夫虽然跟中国闹翻了，但还不敢公开走得太远。美国唯恐如果直接攻击中国会反而逼得中苏和好，再加上抗美援朝的教训记忆犹新，美国不想冒这个险，只敢在南越舞刀弄枪搞“特种战争”。而中苏论战的核心是中国指责苏联“背叛马克思主义，对美国搞投降主义”，而这种指责本身就使苏联清楚中国没打算和美国联手对付自己。如果放着越南不管却跟美国伙在一起收拾中国，就没法证明自己是“正统马列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所以苏联既下不了决心，也没有借口立即进攻中国。

“中苏论战”+“援越抗美”其实是一箭双雕，一下子同时戳到了美苏两家的痛处：美国苏联都是在自己阵营里当老大的主，最怕的是镇不住台——

美国惟恐被看成“纸老虎”而众叛亲离，决心不让南越垮掉，马上跳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从此越陷越深。“特种战争”一输美国登时急眼了，不顾一切扩大战争轰炸北越。

这下苏联也坐不住了：袖手旁观、任凭美国肆意欺负“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北越，那“龙头老大”的面子何在？威信何在？那还不众叛亲离？还保得住“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援助越南对抗美国。而且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正牌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不但援越，而且专给中国当时给不了的先进武器如导弹、飞机等等。

抗美援朝时中国的先进武器都得自己花钱向苏联买，买回来自己学着使用，然后再自己费尽心血送上前线去拼命。现在倒好，毛泽东一个“中苏论战”就让苏联一个子不要还卯着劲地白给，给的还净是当时中国给不了的好玩艺，还不劳中国人冒险，由老毛子亲自出马送货上门手把手教越南人使用，或者直接派人操作——这等于无偿帮着中国实现“让美国吃个史无前例的大败仗，使美国自己得出结论：跟中国敌对没有好处，不得不有求于中国”的战略总目标。

这下中国可省大发了：有人心甘情愿倒贴着白帮忙还不用领情——我不谢你，你也不觉得是在帮我，连“聒噪”两字都省了，代价不过是“中苏论战”的一通笔墨官司——世界上还有比毛泽东的这招阳谋更巧妙更合算的买卖吗？

苏联这一上劲，美国更不敢无限制扩大战争了：要扩大，是扩大到中国还是扩大到苏联？结果战争一直老老实实局限在越南，使越南战争变成了一场符合毛泽东理想的时间、理想的地点、理想的方式的理想的人民战争，没有扩大到中国。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美苏矛盾，限制了战争扩大，争取了时间，使中国得以加速备战、加快“两弹一星”、开展“大三线建设”，使自己的安全有了切实的保障。

毛泽东的阳谋——“中苏论战”+“援越抗美”对美国来说如同斗牛士的红幡，就那么三晃两晃便引得美国如同红了眼的蛮牛，一头撞进了毛泽东为它选好的战场；对苏联来说则如同赶牛鞭子，就那么轻轻一扬便鞭策得苏联格外卖力，为毛泽东实现根本的战略目标——使中国摆脱美苏冷战支配——而使劲拉犁。

中国抗美援朝是被动出战，一切不由己，时间、地点、作战方式全是被动的。援越抗美则是中国主动出击，一切自己作主，完全按中国的胃口选择时间、地点、作战方式。抗美援朝时中国被逼上了第一线，直接承担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援越抗美时中国除了高炮部队、工程部队以外，基本处于二线，伤亡比抗美援朝小得多，而战果却大得多：在越南给美国办了个“思想改造学习班”，专门改造美国社会的“冷战思维”、狂妄自大和反华意识：只要你坚持“以冷战为纲”，坚持目空一切不认输、死要面子活受罪，坚持敌视中国，坚持“中国威胁论“，那你就必然心甘情愿乖乖呆在越南尽情用脑袋撞墙，直到你“思想改造”成功、放弃那些立场为止。而苏联也非常配合，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全球到处挖美国墙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从反面教训美国：到底谁才是美国利益的真正威胁。美国硬着头皮死死撑了几年，最后实实在在撑不住了，终于大彻大悟，彻底认栽，决心改弦更张，从越南战争脱身。

在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后，苏联领导人试图联合美国一同袭击中国，但是这反而帮了中国一个大忙：打掉了美国对根本改变对华战略的最后一点顾虑，促使美国下定决心，改变对华战略。

美国尼克松政府此时已经明白对美国根本利益的真正挑战来自苏联，已经决心从越南战争脱身，已经明白美国在越南真正的对手是中国——没有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后勤、人员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和“不准美军越过北纬十七度线”的警告，贫穷落后的北越根本撑不下去，十个武元甲也抵挡不了美国的五十多万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的进攻和空中的狂轰滥炸。

美国要从越南“体面地撤退”，就不能不求助于毛泽东，就不得不改善对华关系，就不能不走联华制苏的路子。但美国又担心中苏会重归于好，让美国竹篮打水一场空。

于是，中苏在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试探与美国联合袭击中国，这等于向美国证实：中苏同盟关系不会再恢复，中国不会再向苏联“一边倒”。美、苏、中的关系不再是“两极”而是“三极”。“三角政治”的规律立刻开始发挥作用：美、苏、中三家中，中国最弱。正因为如此，美苏两家最关心的都不是中国目前会威胁自己，而是不要把中国推向对方，或被对方一口吃掉，尤其不能陷入跟中国的长期冲突消耗自己的实力，让对方坐收渔翁之利的情况。所以苏联一定要拉上美国一起对中国下手，而不肯自己单干。美国则立即打消了最后一丝顾虑，马上通知苏联：美国认为“中国的安全涉及美国的国家利益”，警告苏联不要对中国下手，并开始认真设法改善对华关系。

这意味着毛泽东的阳谋成功了：中国被美苏两强任意支配的战略处境已经改变，“三角政治”的规律已经起作用，毛泽东追求的“打破美苏两面夹攻”的战略目标已经成功在望。

尼克松访华意味着毛泽东的阳谋大获全胜：美国彻底改变对华政策，从敌视走向缓和。这也意味着整个美国社会对华认识都被毛泽东彻底改造了：在毛泽东的“越南战争思想改造学习班”学习及格，准予毕业。反观现在的郑必坚，他跑到美国苦苦哀求美国人“换一种思维、换一种胸襟、换一个角度”，“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与已经解体的苏联的共产党之间的区别”。其实哪用得着他脱裤子放屁？毛泽东几十年前早就做到了——尼克松访华本身就证明美国对中国和苏联的“根本区别”一清二楚，否则何必那么积极跑到没有外交关系、相互敌对几十年的中国来？正因为毛泽东把整个美国社会的对华认识都彻底改造了，所以尼克松访华消息一宣布，美国社会一片叫好：“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专门通过一项联合决议，要求规定1972年2月21日为支持尼克松访华的纪念日。美国新闻处的电报称，尼克松访华受到‘美国人民压倒多数的支持。两党所有的政治领袖实际上都和尼克松总统一样，具有同中国重新建立联系的愿望。’”

如果美国社会对华的主流意识没扭转过来，像郑必坚那样只知道围着少数几个美国“精英”打转，即使能改变个把官员的对华态度又有什么用？当年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人如谢伟思等向美国国务院如实反映了中共实情，结果还不是都被清洗了？同样让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和苏联的区别，毛泽东用的是“越南战争思想改造学习班”。结果：美国总统亲自访华——到一个没有外交关系、敌对隔绝了二十二年的国家来谈和平，并同意了中国政府的要求：有史以来破天荒头一次，在中国领空上美国总统不乘坐美国总统专机而乘坐中国飞机。不仅如此，尼克松访华是单方面访问，没有回访——也就是说，不对等。（按中国的老习惯，对此是什么个说法？——“来朝求和”。）

而郑必坚呢？七老八十了还梳妆打扮送上门去发公嗲、卖老骚、吊洋膀子、撒媚娇：“面对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结果呢？“热脸贴上个冷屁股”——人家答曰：“中国有人认为，强调经济增长和增强民族主义可维持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

相比之下，谁伟大？谁令人作呕？

毛泽东的阳谋——“中苏论战”+“援越抗美”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绝伦的谋略杰作。美国号称“战无不胜”、“打遍天下无敌手”，偏偏两次在亚洲跟毛泽东交手，两次都栽了大跟头，而且一次比一次惨——朝鲜战争开了个先例：“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但美国好歹保住了南朝鲜半壁江山，还可以勉强用“没有失败”来自慰。而越南战争则连这样聊以自慰的借口都没捞到，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失败了。朝鲜战争还可以推说中国有苏联为后盾，越南战争则连这样的借口也找不到，完全是毛泽东的杰作。越南战争使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战败的滋味：经济衰退、沮丧迷茫、信心危机、国内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一切战败国的特征几乎都占全了。

美国建国两百年，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尤其令美国精英们憋气的是：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干的，偏偏还没法报复。鲁迅说：“譬如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愤。”——如果承认美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惨败是因为上了毛泽东的大当，那就属于“被别人打了，就非常气忿”，必定群情激愤，坚决要求追究责任。那样一来谁也承担不起这战败侮国之责。况且毛泽东的阳谋的特点就是毫无隐瞒，一切都放在明处，是你自己心甘情愿往陷阱里跳，能怪得了谁？所以美国只好说是“历届政府的错误”导致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你错我错大家都错，一推六二五，“老虎吃天——没处下嘴”，最后不了了之——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气和”。

美国连败于毛泽东都不敢承认，那还有什么理由报复中国？如果中国跟美国打堂堂之阵，打不打得过且不说，牺牲无算不说，即便打赢了，也得防备美国会卷土重来变本加厉地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不就是个例子？二次大战后德国被分割占领，目的不就是防备复仇主义东山再起？这条中国能学吗？而毛泽东的阳谋却让美国吃了亏还有苦说不出，根本不存在报复的问题。整惨了你，还用不着担心你报复，不但一点后遗症没有，还让你从此不得不心甘情愿地跟我套近乎——世界上还有比这干得更漂亮的活吗？

还不止于此呢。毛泽东的阳谋让美国史无前例地吃了个大败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打赢了一场“隐形世界大战”，而且自己还几乎没怎么流血。美国压倒一切、举世无双的优势居然毫无用武之地，战死五万，伤残无数，耗费无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一败涂地，而且输得莫名其妙：打赢了每一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

而中国付出的代价呢？援越200个亿，算上“战略佯动”援助阿尔巴尼亚200个亿，总共耗费400个亿。援越部队有伤亡，但比抗美援朝伤亡小得多。就中国的国力而言，这一切代价的确不小。但用400个亿加这些伤亡打败了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彻底改善中国的战略地位，打破了美苏的围堵，使中国从此成为世界大国，成为“三角政治”的“世界一极”，扫清了阻挠中国大崛起的最后的外在障碍。这样一算账，中国赢了还是亏了？

跟这个大帐相比，后来越南跟中国闹翻对中国虽然不是好事，但二者哪个更值？（为什么有人一提援越抗美就只看得见中越闹翻这个战争后果而看不见中美接近、中国变成“世界一极”这个战争后果呢？）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两千万、物质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才当上“世界一极”。德国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牺牲无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没当成“世界一极”。日本更是“偷鸡不着赊了米”，没捞着“世界一极”还吃了两颗原子弹。

中国以弱胜强赢了一场“隐形世界大战”，成了“世界一极”，伤亡代价不但少于上述任何一个国家，而且还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以至于中国老百姓都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隐形世界大战”中——这水平世界上还有第二家吗？

尽管德国日本经济实力比中国强得多，但仍算不上“世界一极”，因为它们属于美国阵营。而中国当时虽然实力弱得多，却硬成了“世界一极”，凭的就是政治上跟美苏谁也不尿，自成一家。想想1945年的中国是什么个地位，想想1949年的中国是个什么地位，再看看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又是个什么地位，谁能否认毛泽东彻底改善了中国战略地位？看看建国后毛泽东经手的几场对外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援越抗美、中苏边界冲突、西沙海战——每打一仗，中国的国际地位就稳步上升一级，一次都不例外。中国就这么从“任人宰割”一步一步上升为“世界一极”。而其他一些国家呢？两伊战争打了那么多年，中东打了那么多年，不知付出多少代价，打出了什么名堂没有？“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一比就能看出毛泽东的阳谋有多了不起，毛泽东有多了不起。

毛泽东的阳谋的胜利不仅仅是有形的，并不仅仅是根本改善了中国战略地位，更深远的意义是让西方精英对中华文明从此刮目相看，由轻蔑转为敬畏；使中国人对中华文明的信心倍增，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文明的“软实力”和凝聚力。

这种改变在尼克松访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尼克松来华途中路过关岛时，透过媒体表示，他期望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尼克松不是学哲学的，身为美国总统，越南战争就够他焦头烂额的了，加上欧洲、中东……全世界不知有多少麻烦让他手忙脚乱，每日每时不知道有多少事等着他急办。在这种情况下，他却要花整整一周，不远万里跑到没有外交关系、互相隔绝、相互敌对了二十多年的中国来，特意提到毛泽东的诗词，而且还专门想跟毛泽东谈哲学。怎么那么闲情逸致？难道尼克松真那么悠闲？开玩笑！谁不知道美国人最讲究实际，哪肯为不着边际的事浪费这么多时间？何况还是美国总统？

真正的含义是：

第一、美国明白在越南战争的真正对手是中国——如果对手是北越，美国与北越正在巴黎会谈。如果对手是苏联，那尼克松直接访问苏联就是了。无论是两种情况的哪一种，尼克松都没必要绕个大圈子跑到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来。

第二、尼克松和基辛格真正明白了毛泽东的阳谋的厉害：美国跟中国主要不是在较量实力，而是在较量谋略。而与谋略关系最密切的不是兵力、兵器、导弹、飞机，而是哲学、文化、文明体系等精神因素。

基辛格也许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能不从字面上理解毛泽东的人。比如，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5.20声明”，谴责美国入侵柬埔寨。“读过毛泽东的声明后，尼克松愁眉不展，满腹心事，以为刚见缝隙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又将重重封闭，自己为此所作的努力，将要付之流水。他心烦意乱，立即让基辛格研究毛泽东的声明，基辛格很快便送来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从策略上看，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肆宣传。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同样的东西在肯尼迪政府的“出类拔萃之辈”们眼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极端敌视”、“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和北越的激烈言词使我们认为：他们将追求一个地区性的霸权”，而基辛格却能看出这许多别人看不出的东西，坚持改善中美关系的既定方针，可见他确实领悟了毛泽东的阳谋。明白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的这一段谈话了：

毛泽东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尼克松说，“还有匪帮，都在打倒之列吗？”

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表面上看，这是在开玩笑。而我理解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双方都清楚，阳谋是虚实结合。虚的部分可以是“放空炮”，也可以是当真的。你不跟中国作对，那虚的就始终是虚的，就成了“放空炮”。但你如果跟中国作对，那虚的随时可以变成实的，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如援越抗美。实际上，毛泽东当面告诉尼克松、基辛格：既然你们改变对华关系了，那我那虚的部分就是“放空炮”了。——这正是尼克松、基辛格最想知道的底，也正是他们对毛泽东最感到神秘的地方：如此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变化莫测、出神入化的谋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西方的哲学体系里找不到答案，古老的东方哲学体系，如孔孟之道里似乎也没见识过。在这样的谋略面前，美国最自傲的、对付苏联行之有效的种种战略理论体系似乎简直不堪一击，轻而易举便被毛泽东玩得团团乱转找不到北，输都不知道怎么输的——像美军在南越，打赢了每一仗，却输掉了战争。这些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找不到先例，在欧洲战场从来没见识过，在军事科学理论上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东西，碰到毛泽东却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才是令美国人最迷茫的地方。

要论物质实力，美国对中国实在没什么可担心的，也并不太放在心上，以至于跟毛泽东、周恩来谈不谈都无所谓。正因如此，尼克松才对跟毛泽东“谈哲学”有那么大兴趣——这样的谋略课世界上没第二家，没第二次机会，也永远不会有不走样的教科书和学习辅导材料——无论从回忆录上看还是从纪录片上看，尼克松、基辛格在毛泽东面前简直带了点学生般的表情。难怪基辛格会感慨：“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的确能让人体会到力量、权力和意志的共鸣。”——如果仅仅为了取悦于人以利谈判，有必要事后这样说吗？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美国最高级谋略家对毛泽东的谋略五体投地，钦佩之至。这背后的含义呢？现代史上第一次，代表西方文明的最高级精英在代表东方文明的最高级精英面前服软认输：“我服了你”、“对你的谋略我甘拜下风”、对能产生这种谋略的古老的中华文明我不由自主肃然起敬。

美国军人说：“美国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过去一般人总是从战略战术、战斗意志等纯军事方面来理解。实际上这句话的含义已经超越了纯军事范围：越南战争之后，毛泽东的阳谋才是令美国军队最敬畏的，这是任何最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也算不出来的，永远不知道如何应付的。毛泽东的阳谋使中国人终于能够扬眉吐气地宣告：中华文明不仅不比西方文明差，而且有自己独到的优势，能令最傲慢的“西方文明优越论者”俯首称臣。不信？看看毛泽东的阳谋，看看越南战争。

重复一遍一开始的话：“衡量冷战期间一切中国领导人历史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解开了这个死结，是否粉碎了美苏为自己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民族利益的一切举措，是否让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左右夹击中突出了重围。一句话，是否使中国摆脱了冷战。做到了这条的就是捍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

尼克松访华标志着毛泽东终于实现了1949年以来孜孜以求的“使中国摆脱美苏冷战的两面夹击”的战略目标。就凭这一条，就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不要以为民族英雄是只会吃苦牺牲、视死如归的“拼命三郎”。不要以为中国只有失败的民族英雄。中国不仅不乏成功的民族英雄，而且有“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智勇双全的高级成功的民族英雄。毛泽东的阳谋不动声色便将实力远远超过中国的超级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让中国人不知不觉间便打赢了一场“隐形世界大战”、让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在战略上彻底翻身、一举去除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最大的威胁、使中华文明在“全球化”的世界大放异彩，空前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和自尊心。毛泽东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而且是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最伟大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