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內再無雨 6000雲南村民大遷徙

pgup

【世界日報╱廣州25日電】       
2010.03.25 04:13 pm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視察雲南旱情時，叮囑幹部要做好最壞的準備，大旱重災區雲南省楚雄州南華縣的幹部們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未來一月若再無有效降雨，將遷徙受災嚴重的村民到水源地，涉及人口估計有五、六千。

南方都市報報導，這一被稱為「人畜靠水」的計畫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實施，南華縣水利局已經做好預案上報等待審批，主要針對災情嚴重的一街、紅土坡、羅武莊、馬街四個鄉鎮不通公路的村莊，涉及人口估計有五、六千。

楚雄州南華縣，96%的山區面積，降水量的時間、地區分布極不均衡。據報導，2005年，南華就遭遇過一次嚴重旱災，當政府組織2000多村民遷徙到水源地搭帳篷駐紮，生火做飯，在野外待了20多天，直到天降大雨後村民才返回村莊。這是該縣首次實施「人畜靠水」的抗旱措施，但受災範圍沒有這次大。

南華縣城其實算幸運的，藏身大山的大部分鄉鎮前景就極不樂觀了，這些鄉鎮很多地方人畜飲水目前已經出現嚴重困難。雨露鄉很久沒有雨露了，其所轄的鉛廠村一片荒蕪，3394畝耕地只有幾畝尚見綠色，全村22個村民小組，只有四個組靠山泉勉強堅持了一個月左右，其他小組面臨斷水絕境。

而比起雨露鄉，一街、紅土坡、羅武莊、馬街四鄉鎮的災情有過之而無不及。據報導，紅土坡大旭村2月26日向縣防汛抗旱指揮辦打了個緊急報告，3月底水源就會枯竭，而村裡的黃家村小學、簪花完小兩個學校共175名師生已無飲用水，準備架設管道把水引入學校。

南華水利局工作人員一再強調，遷徙村民是萬不得已的措施。把人遷到水源生火做飯，森林防火將面臨很大壓力，若未來一月沒有降雨，對那些能通公路的村莊，還是採取車輛送水的辦法，無路的才遷人。

solo

3月23日晚，昆明一处社区发生中水管爆裂，直到第二天9点才进行修复，冒水点的水流了整整一夜。尽管昆明停止了城市景观用水，但并未采取其他相关限水措施。随着旱情加剧，昆明城区的现状与抗旱形势格格不入。图/都市时报 杨赋

2010年3月25日，云南罗平县牛街河水电站快要干涸见底的蓄水坝区。西南地区的旱情还在持续，有限的水如何分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来已久的城乡不均在干旱面前被暴露得一览无遗，城市水资源丰沛与农村干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http://news.163.com/photonew/00AN0001/8511.html

solo

每次发生大旱，我们能够听到看到的多是什么“50年一遇”“100年一遇”等等，造成了多少多少损失。把什么都轻飘飘地推给了那个倒霉蛋天气，反正天气也不会争辩。甚至连昆明的机场发生裂缝也把罪责推给了干旱，背后是否存在豆腐渣工程都可以轻轻掩去。干旱现在几乎都成了一个框了，什么坏事都往里装。在报告损失时，各地也都争相加码，因为他们清楚地了解中国的拔款机制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多哭一些，会换来更多的灾后拔款。

其实有一点大家都忽视了，那就是这些西南地区其实是不缺水的地区，与此相反，这些地区降雨量极为丰富，年降水都在1300毫米以上，而华北地区600左右毫米，西北地区更是200-300毫米。西北华北缺水地区动辄几个月都不下雨，也没见闹出什么动静，原因很简单：西北地区农民都有水窖，在下雨时把水雨储藏起来，等到不下雨时使用。以色列的农业区更是属于世界上最缺水地区之一,常年下不了几滴雨,但以色列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出口国之一，原因是以色列发明上世界上最重要的滴灌技术，用水与用油都珍贵。与此相反，云贵地区是我国最充沛降水地区之一，云南更是水资源总量排名第三。几个月不下雨，发生干旱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其实暴露的更多是人祸，那就是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一直无人问津，年久失修，才导致几个月不下雨就带来这么大的损失。

其实干旱也应该实行问责制，否则地方政府即使有钱也不会投到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上来。因为这些投资对GDP的贡献太小了，不利于政绩，远不如把钱拿出来去经营城市，把房价搞上去赚钱来得快。而农田水利设施就如买保险一样，平时风调雨顺可能没事，但一出问题就会带来极大的损失。所以必须实行问责制，约束地方政府向农田水利设施投资，做得即使发生多少年不遇，也没问题。未来天气异常会经常发生，如何做到人不异常，防患于未然，把农田设施都建好，这样“多下雨涝，不干雨旱”的恶性怪圈就可以彻底解决了。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4408858

Emma

其實我們每天都可以了解這些信息的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00330&sec_id=4104&subsec_id=15337&art_id=13875488&cat_id=6939156&coln_id=3371207


探針：西南旱災加劇的人為因素

雲南、貴州、廣西等西南地區的旱情，不但越來越嚴重，更進一步蔓延至周邊的寧夏、湖南等省區。這場「百年大旱」，既是全球氣候變化之下的天災，但也有人禍影子，很多農村甚至在水庫旁邊也無水可喝，為甚麼？


除了六千五百萬人受災、逾億畝農田乾旱等，還有大量村民逃難到大城市，以及解放軍總參謀部下令軍隊及武警協助抗旱，都是旱情嚴重的重要指標。若非地方政府無法應對，北京很少大規模動員軍隊。九八年長江大洪水、○三年沙士危機及○八年四川大地震，中央軍委也下令軍隊抗洪、抗疫及救災。今次西南大旱，北京當局又出動軍隊，可見災情之重。


不過，旱災肆虐西南四個多月後，北京當局才啟動舉國抗災的應急體系，似乎後知後覺，而官方氣象學家把問題歸咎於全球氣候變化，更是連篇鬼話。雨量少固然是原因，但不能把責任都推到老天爺身上，中國人對山河大地作孽無數，不是更難辭其咎嗎？


數以十萬計房屋在四川大地震倒塌，特別是豆腐渣學校，禍首當然是強度極大的地震，但建築質量差、抗震能力不足才是災情雪上加霜的主因。比四川大地震更猛烈的智利地震，就因當地建築物的抗震力特強，僅死亡幾百人。因此，西南旱災如此嚴重，除氣候因素，更多的是人禍。


環保人士批評，西南地區的森林被大量砍伐，改種用來造紙的桉樹。桉樹生長快，但吸水量大，令雲貴高原這個中國水量最豐沛的地區，也無法應付。而且，該區是多條河流的源頭或上游，但近年無數攔河大壩及水利工程，把區內河流弄至面目全非，生態環境大受破壞，泥土涵水能力日差，雨量偏少已可造成嚴重旱災。


不過，更值得反思的是中國官方資源分配體制。中共建政後建立起城鄉二元體制，人才、醫療及教育等資源向城市傾斜，「農業為工業服務、農村支援城市建設」的思想，根深柢固，且成了中共官僚的座右銘：洪水來了，炸堤洩洪保城市；電力供應不足，農村拉閘以保證城市用電。今次西南大旱，當然也是先犧牲農村。


在昆明、南寧等城市，全然不覺旱災，也沒限水措施，桑拿浴室、洗車服務如常開門。相反，廣大農村則是變成地獄，河塘見底、水井乾涸，人畜缺水，連學生也要喝污水度日。更荒謬的是，為保證城市用水，水庫將水閘放下，並防偷水行為，以至庫區周圍及下游村民，也無水可飲。若城市居民能共度時艱，採取臨時限量供水措施，將水庫的水分給更多農村，不少地區災情當可紓緩。

張華
逢周二、五刊出

solo

唉，官棍当道，苦了老百姓。

我最好你最了

好像有下了   上星期就下了 我有雲南佛教群的網友  他們說有下過了

pgup

(2010/04/02 18:19)
地方中方?屏東報導

南部地區已經很久沒下雨，重要的水庫水位也拉警報，在近日天候、水氣配合下終於可望有所改善，空軍439聯隊今天(2日)上午派遣C-130H運輸機從屏東空軍機場起飛，載著兩噸的清水，在嘉義以南的1萬5000英呎高空執行人造雨任務，經濟部水利署預估可為地區增加10%到20%的降雨量，預計將為南化、曾文、烏山頭等3個供應南部地區用水的水庫增加不少水位。

水利署因應南台灣旱象，報請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授權經濟部防災中心執行「2010年春季台灣南部人工增雨聯合作業」演訓，空軍司令部表示，由於上午天氣條件許可，隨即派遣一架次C-130H型機，實施空中人工增雨作業演訓。

空軍司令部指出，該部於2月24日邀集相關單位召開先期任務整備會，重新檢討律訂作業流程及職掌確認，由空軍第439聯隊完成機務整備，遴選機務穩定的C-130H型機，其中3架正選機，1架預備機，並將曾執行人工增雨任務機組員編成5組，針對造雨飛行及飛航安全科目完成學科講授。

這架C-130H運輸機上午從屏東空軍機場起飛，在南部地區主要水庫空域，進行人工增雨作業，運輸機在高空中透過管線採無加壓灑水方式增加降雨機率，負責的軍方人員在1萬5000英呎高空，必須匍匐在機艙口旁，不斷的調整管線位置隨時注意清水噴灑情形，加上攝氏零度以下的氣候環境，作業具有高度的危險性。從上午運水開始，每一個步驟參與的軍方人員都不敢輕忽，就是要確保人工造雨順利完成。

軍方嚴陣以待，空軍作戰指揮部則依權責協助申發飛航公告，並派遣空中預警機進行空管及無線通信中繼，以排除低空或地障可能形成航管盲點，確保飛安。

今天上午的氣候是人造雨的最佳時機，台大大氣科學系教授林博雄指出，「利用這些鋒面來臨之前的西南風，以及鋒面通過一些有利的水氣形態，透過這樣的機會，讓空中降水的量能夠有效擴大。」

如果順利的話，經濟部水利署預估將可以增加10%到20%的降雨量，屆時包括曾文、南化、烏山頭等三個供應南部地區用水的水庫，拉警報的水位將可以得到紓緩。空軍司令部表示，依研究資料統計，人工增雨成效，約可增加10至15%的降雨量，希望能有效紓緩南部地區的缺水現象。(新聞來源：東森新聞記者崔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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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正在下雨。

水呀，水呀！您太珍貴了，萬物萬類沒有您不能生存。

初中生

我国60年抗干旱经验教训

郑风田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西南大旱牵动了全国人民的神经，动员了各界社会力量去抗旱。面对自然界的频繁挑战，人们有理由质疑：中国农业的“命脉”怎么啦？我国的农业基础为什么显然那么脆弱？频繁的干旱是天灾还是人祸？在我国的总体降水量并没有显著改变的情况下，为什么现在经常出现一下雨就涝一不下雨就旱的困境？本文从建国以来60年的视角，分改革前30年与改革后30年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农田水利的相关政策进行反思，也提出未来改革应该注意的重大问题。

频繁大范围的干旱洪涝暴露出的真问题

我国一直是季节性气候很明显的国家，在雨季时会下很多雨，而在旱季时又有可能几个月都不下雨。其实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大到大江大河的治理，小到沟田渠、堰的维护等等。这些设施在有雨时把多余的雨水贮藏下来，到旱季时拿出来用。


目前我国这种频繁的大旱大涝与其说是天灾，还不如说是人祸，它暴露出我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这么多年存在的以下严重问题：多年的投入欠账与制度缺失，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使农民不愿意进行水利投资，也难以投资；国家对水利设施只投大江大河建设，到农民田头的最后几公里无人问津等等。这些原因使不少地方的农田水利设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无法承担更大一点的干旱风险。在风调雨顺时还能凑合着用，一遇到大旱就无能为力了。

90年代的一场大争议：1978-1990年那段农业超速增长究竟靠的是什么？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与政策部门对一个问题一直有很大的争议，那就是 1978-1990年中国的粮食增长率为7.7%,远远高于1952-1978年的2.9%，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的12年中国农业超速增长？主要观点分两大派：


一类叫“改革作用派”，认为1978年实行的分田到户改革，解除了束缚农民的各种不合理限制，使农民在“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强大激励制度下，焕发出了空前的生产热情，所以导致粮食产量大增。


另外一派叫“基础作用派”，却认为农业是一个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的产业，农民即使有再大的热情，如果老天不作美，靠“望天收”来实现农业增产一两年可以，十几年下来根本不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在支撑，那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毛泽东时代经过三十年的大规模社会资源动员而完成的我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这些规模数量空前的农田管网，大大地增长了我国水浇地的面积，显著地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农业生产的基础打得相当牢，所以才回出现数十年的农田基础设施投资回报期，因为基础设施都有一个很长的受益期。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数十年的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根本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的农业超速增长。


这个争议反映出人们对农业生产基础的认识，也就是说什么是决定农业增产的基本动力。其实上述两类观点都有片面之处。


农业改革派的观点看到了制约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关键点，但也有点“人定胜天”的思想，农业生产如果要长期维持下去，仅靠热情是不够的，必须有必要的生产条件，尤其是面对自然天灾时更为重要。因为天灾只能靠大力的工程来进行防护，一家一户的农民根本无能为力。


农业基础派认识到了生产基础条件的重要性，但也不可否认，基础条件再好，如果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也是基本无用的。



改革前三十年的经验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面对特殊的国际封锁环境，当时的农业发展的确有太多的教训，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当时的决定者正确地认识到了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是农田水利，并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进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这些经验甚至今天都不过时。主要包括：

1．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认识到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对农业增产的重要性

针对解放后我国频繁受到外界自然条件的影响，当时的决策者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那就是“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这个口号是抓着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当时的决策者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战略导向，通过各种努力来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条件，通过各种大江大河的治理与沟、塘、渠、堰的建设，浇灌面积大增，使粮食生产不管气候如何变幻都可以长治久安。家庭承包制改革之前30年兴修的水利工程，国家总投资共763亿元，而社队自筹及劳动积累，估计达580亿元。

2．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以极低的成本“固本强基”，快速建起了中国粮食生产的基础

上世纪60-70年代，在农闲时，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修建沟、塘、渠、堰，短短十多年全国建起了3万多座大中型水库，并且大多数都有配套的渠系工程。主要原因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公社体制又客观上使得农田水利设施的外部性有效地内在化了。


只可惜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吃那时的水利设施老本，自从19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沟、塘、渠、堰的建设维护就没有人管了。这么多年下来，许多乡村的贮水设施都已被淤平了，起不到贮水的作用，一到雨季就发生涝灾，一到旱季就无水可用。


改革后三十年的教训

改革开放后30年来我国农田水利投入呈现逐渐弱化恶化趋势， 由此导致原有的供给设施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水利设施淤塞，农田道路失修，导致农业抗灾能力薄弱，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的持续发展。

1978年的改革开放，农民分田到户，使原来被压抑的生产热情得到极大释放，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不少的贡献。但一家一户的单干，也抽掉了农业发展的基础。农田水利设施天然具有“集体动员集体受益”的属性，而一家一户的模式使这一块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其一，水利投资方向有误，国家只管大江大河治理，使“最后一公里”成了瓶颈。地方政府由于“农水”效益低，不愿意进行投入，导致病库异常多。

我国对农田水利投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有个误区，那就是国家只负责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对农业生产真正有影响也是最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却希望地方政府与集体来投，而地方政府一般优先把投资用在高效率的项目上，农村集体许多已名存实亡，根本无法进行投入。由于市场化条件下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大、见效慢，致使政府官员追求任期政绩的激励，常常把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挪作他用。所有这些使农业面临大的天灾都无能为力。


最近的一项数据显示：我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工程失效和报废的逼近3成，导致个别地区可灌面积减少近半。至2003年，中国19.5亿亩耕地中，还有近10亿亩尚要靠天吃饭。过于粗放和陈旧的渠道系统让中国农村渠道灌溉利用率只有30%~40%。 由于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渠系工程老化失修，干支斗毛渠道输水不畅、跨塌渗漏严重、引水能力不足使得末端渠系配套不完善成为许多地区影响农田用水的一大关键问题。末端渠系不配套导致即使有水也到达不了目的地，或是用水效率低下、用水成本提高。

其二，取消了“两工”，也废掉了农田投入的武功，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资亏空越来越大。

分散的原子化农民因比较利益低和水利设施的外部性而缺乏投入激励。长期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维护是以农民提供义务工的形式提供，是“两工”维系着我国摇摇欲坠缺乏投入的村庄农田水设的维护与修建。1989?2000 年，全国平均每年投入劳动积累工72. 2 亿个工日，如果以目前的每个工日30 元计，则农民每年对水利投入的积累达2166 亿元， 如此推算，1989年至2000年农民对水利投入累计达25992亿元。


国家在1998年开始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逐渐取消了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这样就自动废除了修建农田水利设施的武功，“两工”取消从根本上消除了半个世纪以来长期有效的农村基本建设主要使用劳动力的内在机制；并且，没有及时建立相应的有效替代机制，这样农村公共投入困境逐步显化。“两工”取消以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的投入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全国农民兴修农田水利投工量，1998年超过100亿个工日，2003年减少到47亿个，2004年不到30亿个，国家水利部的一位部长也指出: 2004? 2005 年度, 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民投工比1998? 1999 年度下降近70% ,完成的土方量下降59% , 改造中低产田面积下降38% , 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减少35%。

其三，“一事一议”：成了“一事无成”？

目前替代两工的“一事一议”制度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变成了“一事无成”，组织不起农田水利的建设。在税费改革后，“一事一议”成为进行农村公共投入决策的首推方式。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在执行中遇到高额的交易成本问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多，常导致“一事一议”成功率不高，议事效率低，难以发挥其主体作用。农民间存在异质性，对公共品需求不同。一事一议的所议之事大都难以统一，最后大都不了了之。 “开会难”、“统一意见难”，“一事一议”成本太高，达成协议难。村庄多而分散，“一事一议”管理规范也还未完善，对以上行为进行监督十分困难。


未来该怎么办？

其一、改变国家只重视大江大河治理的投资政策，大力加强小农水的建设，国家应该承担起责任来。

目前首先要改革的是水利部门片面只重视大江大河的治理，忽视对农民关系最密切的沟塘渠堰的投入与建设。政府投资缺位，尤其是在关系农民用水最后一公里的地方严重缺位。

从微观层面来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资金资源与非资金资源主体大致有五种：农民、村干部、乡镇级政府干部（基层政府的代表）、私人业主以及金融机构，其中农民可能成为劳动力资源的投入者，各级干部可能成为组织资源的投入者。但通过实证调研，我们发现这五大投资主体均在利益权衡中选择了放弃投资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但粮食生产又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所以一定要国家来投，来建。目前中央政府承担国家的粮食安全重任，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应该承担小农水的资金投入才能保证小农水建设的顺利进行。小农水修好了，遇到天灾就不用太担心了，国家的粮食问题也就可以可持续发展了。  

其二、农水市场化的改革该叫停。

近年来我国在“世界银行共识”误导下，进行了许多的市场化改革，但改革之后，中国的农田水利建设管理日趋衰败，市场化成了政府部门“甩包袱”的工具，如果任其长期发展下去，将会严重损害我国粮食安全。作为一种高投入、高风险、低回报的资产，农田水利工程实际上并不完全适合私人经营，当前我国不少地方进行的农田水利建设片面市场化的做法应该予以调整。由于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低成本低代价的粮食安全战略，种粮几乎没有什么效益，所以为粮食生产服务的“农水”也不可能让市场来解决，这些农水一涨价，农民一算账，觉得不合算，就干脆不浇灌了，如果有太多的农民不浇灌，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成大问题了。单从农水的角度，我国不宜进行市场化。   

其三、建立“农民本位”为主线的我国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与管理机制。

中央应尽快改革目前的农田水利设施投入与管理制度方式，重构一个能够代表农民利益、反映农民心声的执行主体，来保证水利设施投资、管理与维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国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与管理，农民的声音一直是缺失的。无论是在水利部门的改革中还是各种水利项目的安排上，虽然项目的申请与安排的名义很可能都是以农民的名义，但在项目的实际执行过程却大都转变为部门利益最大化与领导工程、面子工程，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证，农民的声音一直缺位。未来应该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只有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合理表达农民意愿，降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形成农民参与项目建设与管理的相关监督机制，水利才能真正的搞好。

其四、以工代赈 贮水于民。

为了彻底解决“少雨就旱，多雨就涝”的恶性局面，我建议国家拨出专门经费，让农民农闲时修建沟塘渠堰。比如一个100人的村庄，给他2万元修改资金，以工代赈，让他们把自己村庄的贮水设施都修建好。这些资金投入可以用很多劳动力，因为这是为农民自己服务的，估计农民们都会很高兴。比如每个农民一个月500元，一年下来6000元，600亿元维修资金一年可提供1000万个就业岗位，既能让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在农闲时不用再外出打工，也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国家的粮食生产基础也有保障了。

其五、引导农民合作建水利。

农田水利建设是需要集体行动的，分田到户后的确与过去相比难以组织起大的农田水利建设。但并不是没有任何办法的，这就需要外部的资金投入，还可以借鉴集体化时期动员农户合作建设农田水利的经验，研究如何重构农户合作机制。可考虑当地农村本身的特点，对于合作传统良好的农村社区，可以直接引入用水户协会等合作模式，由政府加以适当补贴，帮助其自立发展；而对于村庄分散现象严重，基本无法合作的村庄，则应该详细考察其分散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对症下药，帮助其解决村庄组织问题。

pgup

* 2010-04-14
    * 新聞速報
    * 【中央社】

    　地球氣候顛顛倒倒，許多天災在原因探明前，往往被歸咎於此，例如中國西南省份最近的大旱。但是環保專家說，除了氣候因素，西南乾旱也與人的作為有關。

    　中國西南地區歷來雨水豐足，今年卻持續高溫少雨，不少地方河塘枯涸、大地乾裂、居民飲水困難，5個省區市計6000萬人受災。

    　「財華網」4月9日報導，北京環保組織「綠家園」負責人汪永晨接受「南方人物週刊」訪問時說，這次西南大旱不能否認與氣候有關，但也要看到河流乾涸所帶來的影響。

    　「一條大渡河，可以建356座大壩，這會對生態、對沿江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她說，長江上游要建8個大的水電站，金沙江上游已經建了8個，一節一節的水都閘住了，下流全都乾涸，影響非常明顯。

    　對於發生旱災的西南地區水利建設，汪永晨直指有3項問題，首先是生態。

    　她表示，1條江河養育的不僅僅是人類，還有野生動植物。但這次旱災有多少動植物受影響，很少人注意。

    　其次是缺乏環境影響評估規畫。例如修金沙江水電站，往往只做局部環評而不做全部流域的環評，「只說這一段沒問題，這一段就可以建水庫，但這一段對全流域的影響呢？」

    　第三是水的所有權問題。江河是公共財產，但中國所有江河現在都被各大水電集團瓜分，「放不放水，農民要看（水電集團）老闆臉色。」

    　除了西南發生乾旱，北方也頻頻出現沙塵暴，中國今年可說出現了「南北同旱」現象。二者之間是否有關聯？

    　汪永晨說，研究沙塵的專家化驗發現，自2006年到今年3月20日，吹進北京的沙塵含鹽量占了2%以上，相較之下，海水的含鹽量也不過只有4%。

    　為什麼含鹽量這麼高？專家追蹤得出結論，就是內蒙古等地大量的湖泊全乾涸了，這些湖泊最後都成了鹽鹼湖，鹽鹼乾了以後會隨風飄揚。

    　這名環保專家說，真的沙子飄不了那麼遠。這說明沙塵其實與人類對沙漠的過度開發、對草原的破壞有直接關係。

小咪

人君不不修德啊！
金星正在靠近紫微帝星自坤向艮而去.忍不住大汗.金星过紫.天下兵戈.紫微乃是帝座

                    悲啊!

初中生

反思我国农田治水模式水利布局错位

内容提要：政府主要从城市和工业获取利益，也把水利投入的重点放在利益相关的城市防洪与大江大河工程上，对能够发电等有经济收益的水库投资比较热心，与农业产出能力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少之又少，管理日渐荒疏。

采访人：《科技日报》记者 王飞
受采访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副院长郑风田教授

农田水利“欠账”太多

20世纪60-70年代，在农闲时，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都被动员起来修建沟、塘、渠、堰，这些在农村村边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只可惜，三十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吃毛泽东时代的老本，自从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沟、塘、渠、堰的修改维护就没有人来管了，国家的投资都被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近年来，虽然加强了对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建设，但山区丘陵区的沟、塘、渠、堰却被忽视，没有投资建设。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许多山区丘陵区农村的贮水设施都已被淤平了，起不到贮水的作用了，一到夏天雨季，就发生涝灾；一到春夏交替的旱季就无水可用，发生旱灾。


实行水利建设问责制

这个问责制主要针对地方政府。这次西南干旱，一方面是天气原因，另一方面也有政府的责任。由于地方政府对农田水利财政投入不够，特别是没有重视“小农水”的问题，因此这次干旱问题也是责任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责任问题。这个问责制的核心就是对地方政府一把手问责，如果出现严重的干旱问题就要对地方政府一把手进行行政问责，类似于我国现在的矿难问责制，从制度上保证地方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视，逼着政府对“小农水”进行必要的财政投入，保证不会出现严重的干旱问题。



以工代赈贮水于民

为了彻底解决“少雨就旱，多雨就涝”的恶性局面，我建议可以国家拔出专门进行经费，让那些村庄的农民在农闲时进行修建贮水用水的沟、塘、渠、堰。比如一个100人的村庄，给他2万元修改资金，以工代赈，让他们把自己村庄的贮水设施都修建好。这些资金投入可以用很多劳动力，因为这是为农民自己服务的，预计农民们都会很高兴，可以用少量的资金与更多的人力。比如每个农民一个月500元，一年下来6000元，600亿维修资金一年可提供1000万的就业岗位，既能让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解决“生存水”的问题，也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反思我国农田治水模式

从国家层面看，政府过分重视“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在农灌水库建设投入上明显不足，从而导致水利建设中的布局“错位”。由于政府主要从城市和工业获取利益，因此也把水利投入的重点放在利益相关的城市防洪与大江大河工程上，对能够发电等有经济收益的水库投资比较热心，与农业产出能力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少之又少，管理日渐荒疏。基层政府又因资金不足和上级没有要求而难以投入。

同时，由于市场化条件下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大、见效慢，致使政府官员追求任期政绩的激励，对主要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主的水库建设积极性不高，还常常把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挪作他用。

初中生

含泪追问：什么是西南大旱的最坏准备？

司马平邦

2010年4月4日

据新华社报道，2010年3月19日至21日，温家宝总理到西南大旱的重灾区云南曲靖视察。2010年3月19日下午，在陆良县芳华镇狮子口村万亩大麦示范田，温总理蹲下身子，拔起一棵大麦——持续8个月干旱，大麦只长了不到1尺高，麦穗干瘪；他又抓起地里土块，掰了掰，基本没水分。温家宝眉头紧锁，神情凝重。这时有人告知曲靖县数百万亩农作物因旱已绝收，温家宝叮嘱当地干部要做好最坏准备，安排好群众生活。——这篇报道里还类似抒情地描述道：“库容160万立方米的陆良县德格海子水库已干涸见底，库底泥土裂开条条缝隙，‘泥块像梅花桩一样’触目惊心。”2010年3月20日下午，温家宝顶着西南的大旱，踩着库底干裂土块走出了100多米，弯腰捡起一个蚌壳，沉默良久。

我没有在西南大旱现场――好在今天下午我有机会直飞西南采访――还不完全了解真正的旱情，但看到温家宝说“最坏准备”时心里还是咯噔一下：什么是最坏的准备？ 不知道温总理说出这句“最坏准备”是随口还是有心，但以他大国总理的金口玉言，想必不会信口说话的，可惜他没有接着说“最坏准备”到底是什么？

坏、很坏、极坏、最坏。不是我玩文字游戏，“坏”的程度还是不同的。现在的西南大旱，我觉得至少已经到了“很坏”的程度，或者正在向“极坏”方向进展，但从温总理的谈话里看，还没有到“最坏”的时刻。――《2012》的描述算是“最坏”吧？可以想像太长时间的干旱，西南的地壳而不是地表干裂开，地缝可深达数米甚至数十米，会不会有另一种源自干旱的地震发生呢？这样的事在历史上没听说过，但如西南大旱这样的旱情历史上你又听说过几回？

我想，这“最坏”的打算，至少要包含西南的旱情将持续下去，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会持续下去；例如，云南已经被确定为四季连旱，或者西南地区都可能是四季连旱，而且大旱的地域会放大到更多的省份。

昨天看到新闻说安徽现已加入大旱行列，长此下去，西南大旱大有发展为半个中国大旱的可能――这样的事在泰国已经发生――以现在之情况，中国30多个省份，只六分之一大旱，在理论上还有“以不旱济大旱”的可能；但若长此以往，谁还能顾得上谁？即使现在，你让贵州去支援云南有可能吗？不知道国家对这样的危情已有怎样的预警？

以现在的西南旱情，窃以为危机程度已重过2003年“非典”，危及人群范围也远远超过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而且，最厉害的是，它的可被救助、可被援助的难度已经远远高于2003年非典和2008年大地震。

是啊，现在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只能看着同胞遭受旱情而不知所从，难以施救。用水，太远了！只听说有中国有“南水北调”，不知道中国还有“北水南调”，西南受旱人群现在已达5000万，并直奔亿人而去，以5000万人每人两瓶矿泉水的援助量，这1亿瓶的矿泉水光用卡车向西南地区运，每天就是几万几十万辆，而且又能如何分配给居住在大西南山高沟深的广泛百姓呢――我说是每天啊！而且，现在恐怕中国一天也生产不出1亿瓶的矿泉水吧？

昨天，我看到冯小刚、张国立等明星已经张罗为西南旱情募捐，并募得100万元。以前的明星募捐，我会从中觉得感动，但对这次，我却觉得绝望。100万元，即使是1000万元又怎么样呢？对大西南如此大的旱情来说，也是徒然，全买矿泉水也不过1000万瓶，这还不算用卡车或者火车运到灾区所要花费的运输费用和燃油费用呢。慈善，将在这次西南大旱的救灾中除了保持一点儿煽情和感动作用外，一无所用！

而这时候我们能够求助的，一是老天，二是政府。 祈祷老天早降甘霖，不要这说古代帝王们搞的封建迷信，我倒建议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在万般无计的时候也须扶摇登泰山为西南的同胞祈雨降霖。北京奥运，当时动用飞机和火炮打散云层、避免降雨，这貌似“人定胜天”的规律现在对西南大旱来说早不适用，现在的大西南缺少人工降雨的起码条件。——万里无云，降雨弹当然无的放矢。

我想，温总所说的“最坏打算”是不是就包含了人工和科学在西南大旱面前可能要走到头了。求求老天也许还能有点儿用，哪怕只为一份心！如此深重的旱情，其实正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执政能力，治天灾不力，或者比战争内乱更有可能导致政权颠覆。

以西南的旱情长此下去，若发展成为某日人人为一口水而不为任何别的理由而战，人类的生存需要将从精神文明下降到物质文明而再下降到饮一口水，最后可能降为饮上一口随便可以喝的什么饮品的时候，原始部落茹毛饮血的理由也就成立了――再善良的人民也不愿活活坐着渴死。

所以，这大旱这中蕴含的社会乱因将非常复杂而敏锐，而不用什么反革命策划，也不用什么民族分裂的煽动，因为一口水就足够了。我想说的“最坏准备”是不是绝不能旱到让西南人民旱到只为了喝上一口水……

虽然西南旱情如此严重，但国家对西南大旱的定性现在仍然很模糊，非典和地震救助，是灾情被定性为全国性大灾大难之后启动了全国性的预警救灾机制才得以控制的，只有启动了全国情的预警救灾机制，全国的资源和人心才能一心向西南，旱灾才得解，眼前的旱情已经呼吁着只有集全国之力，才可能――我说的是可能――缓解灾情解救人民。

其实，所谓的“西南旱灾”的“旱”，应不只是自然的旱情，亦有西南社会在水资源分配上可能存在的不均匀，至今为止到底有多少人口灾旱？有多少人口勉强有水喝？有多少人口根本无水可喝？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面对如此灾情，忽然想到“战时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是不是西南地区终有一天也要进入“灾时共产主义”的呢？把仅有的水资源做最公平、最集约的分配，这样的事越早从事越早见效，越是拖到最后越是于事无补，那么多人口，那么大面积，谁能完全掌握旱情？这恐怕只有政府和人民互相扶助配合才有可能。

我相信如果现在的大旱再旱上1个月，“灾时共产主义”必然且必须成为抗灾对策的选择方向，现在尽早动手，其实比什么都重要。我也不知道，温总理说的“最坏准备”里有没有这一点？还有，更可怕情况已经在滋生，网上不断有消息称，当前的西南粮价浮动，而且有黑心商人伺机投机倒把――会不会有人在这大旱之时，趁机抬高粮价物价？而如果真的有人抬高粮价物价，政府又会有什么样的对策？这是不是也在温总理“最坏准备”里打算好了？——大灾之时，政府、富人及大企业最需要做的只有放粮赈灾，凡是趁机抬高粮价者，当以危害社会处以乱刀剁成肉泥！但这些道理在现在这个“赚钱有理”的时代听起来都有点儿荒唐了。所以，在西南，这样的危机一样会存在，当前的政府和人民并不以为大灾之年抬抬物价有什么错，商人为赚钱天经地义。

现在，更危机的情况正在演化着，即在天灾蔓延之后，西南几省的社会供给正发生明显变化，若政府在这方面没有科学的、但主要是强硬的应对措施，更危险的商灾、粮灾和人灾也会随时有可能发生。 因为我太知道现在那早已堕落不堪的世道人心了！不知道是不是温总理对此也抱有一份“最坏准备”？全国人民都想知道你的“最坏准备”是什么？全国人民都心里没底。

初中生

云南抗旱救灾感悟

时寒冰

也许，只有亲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到水的重要性。

没有水，生命之树就将枯萎。

为了水，一位母亲不堪水桶之重坠落悬崖，留下一对孤苦的儿女；为了水，69岁的老人蹒跚着到几公里外去挑水；为了水，整个村子的人从早到晚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取水......——水成为生活的终极目的。这些都是我亲耳听到或亲身感受到的。

当我通过亲身参与抗旱救灾，深入旱区调查，我知道了这些令人动容的事情，也找到了一些隐藏在新闻背后的、导致干旱的真正原因。

尽管旱灾的报道，经常被淹没在诸如世博会这样的盛典赞美中，尽管报道大都围绕各级政府对旱情的关心展开，尽管大多数报道疏于对问题的深刻调查、了解，但一些细节依然让我感觉到，真实情况可能要严峻得多。

一旦被水困住，人就会惊慌失措。这就不难理解，在一些旱区村落之间为争水而发生争执的原因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这种状况非常担忧。

取好现金后，我决定去云南，做些实际的事情。在云南6天的经历，让我感慨万千！生命脆弱得不能缺少一滴水，让我们从此学会珍惜吧！

一

在昆明，我拜访了在《云南信息报》工作的一位河南老乡，一席谈话，让我改变了原定计划。
   
我原计划直接交到农民手里，资助他们打井、建水窖。老乡说：“千万别资助打井！这里是中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从不缺雨水，缺的是集水。我不久前刚去新加坡，那里人均水资源居世界倒数第二。但他们通过收集储存雨水、把污水净化、节约用水等措施，解决了生活用水。而我们这里雨季的降水大部分都流走了，由于没有通过足够的水利设施收集储存雨水，因此只好雨季来时防洪、雨季过后抗旱。不是大自然不善待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不珍视大自然的恩赐。比起以色列、新加坡这些国家，我们这里的雨水已经够充足的了！打井是杀鸡取卵，断子孙后路。北京等城市过度利用地下水，已经在地下形成了漏斗，将来面临地面塌陷危机。你可以资助农民建造水窖，千万不要资助他们打井！我们对环境的破坏太严重了，新加坡注重环境保护，胸径1米的大树几乎人均一棵。我们现在的官员，为了让城市迅速变美，已经不愿意栽树了，而是直接从乡下移栽……”

通过老乡我知道，由于物价早已今非昔比，建造一个10立方米到12立方米的水窖，成本也由原来的1000元钱上升到了现在的2000元钱左右——在我后来与村民仔细算每一笔账的时候，这一数据得到了验证；而且，这没有包括人工费用！

我第一次到云南，昆明的熟人很少，由于去灾区非常需要越野车，此前通过一位朋友联系到了一辆，但不能在外过夜，必须当天返回，而租车很难租到这种越野车。多亏老乡帮忙，他们报社的两位记者小陈、小杨要到灾区采访，正好可以同路走一程。

于是，我与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闰土互助工作组的小陶（一位热心的大学生志愿者，曾经多次去灾区送水）等一起，去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叫“三岔角”的村。云南当地报纸曾有这样的报道：“地处山区高地，水源匮乏。村民用水要到很远的地方用马车拉水，其中离水源最远的自然村三岔角村距离水源地足有6公里。”

我注意到，路边的地大都是红色的，让人忍不住想起“赤日炎炎似火烧”的诗句。

初中生

车行大约4个小时，到猴街村的时候，我们接上了当地的大学生村官小简，他任猴街村村支书助理，分管三岔角自然村，与村民打交道非常有经验。我们一起吃了中午饭，他让饭馆记账的时候，我赶紧去买了单。

我们要去的三岔角村分为上、下两个自然村。上三岔角村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地方，接近山顶，前一段时间志愿者去送水，车走到下三岔角村就停下了，还有大约三公里的山路比较险，司机不敢向上开了，只好通知上三岔角村的人赶着马车一点点向上运。

初中生

路上我看到有两口子在烈日下挖水窖，就和小简、小陶下去看了看。两口子干了20多天，才挖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拿起他们的工具掘土，才发现这里的土质很硬，挖这样的一个水窖非常不容易。据村民介绍，这个计划要建的水窖大约60立方，建成需要6000多元钱。他们建这个水窖主要是想搞塑料大棚。